第32章
“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
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
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
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话说在春节期间，回到菊香书屋的毛远新告诉伯伯说，他在寒假期间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感到对“四清”的两个文件的理解不如农民深刻。毛泽东说：
“你回去告诉你的政委，就说是我说的，今后你们每年都应该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很有好处。”
毛泽东认为，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参加社会实践，到工厂、农村，接触工农群众，参加一定的劳动，能增长才干，增加知识，转变思想感情，应当提倡。
春节过后，江青找戚本禹谈话，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对李秀成问题的批示。
《戚本禹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1961年底我受田家英之命创办了专供中央最高层领导阅读的《群众反映》简报。这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读过《李秀成自述》，于是我也找来一些相关的著作阅读，也读了李秀成的自白书。一次，我看到了罗尔纲、吕集义等人之前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考证和评述，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歌颂李秀成是英雄，说他那是曲线救国，伪降（假投降）。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没有什么批示。不过，我知道主席认为太平天国是走了李自成的老路，对李秀成的问题也特别重视。我觉得，要按照主席的思想去看李秀成，那李秀成就是背叛：一个统帅假投降能行吗？可以这么做吗？那么多部下不都是跟你投降了吗？我不赞成罗尔纲他们说李秀成是假投降。”“1963年春节期间，我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主要的观点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场’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我看了李秀成的自白书就觉得气愤，投降了敌人怎么就把敌人说得那么好呢？现在不是把美国人说得那么好吗？”“我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出来后立即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赞成罗尔纲等人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不容讨论，我提出的异议观点是大逆不道的。”“9月，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会，还亲自主持会议，对我的文章进行指斥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刘道生、张友渔、侯外庐、尹达、刘大年、黎澍、丁守和、关锋、林聿时、吴传启、翦伯赞、吴晗、秦柳方、沙英、吉伟青、林涧青、于光远等。由于周扬已经明确发话，会议大体是一边倒，关锋等少数几个人则沉默不语。周扬对文章的批判最为严厉，”“还批判戚文‘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手法。”“在中宣部开了批判戚本禹的会议之后，中央报纸和各省市地方报纸都不许转载我的文章，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专门召开讨论会，讨论李秀成评价问题，会议由所长刘大年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范文澜、牟安世、侯外庐、王戎笙、翦伯赞、张寄谦、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邓拓、林涧青等约一百人。会上一边倒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批判戚本禹的调子很高，总的是说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颠倒历史客观事实’，否定了英雄的‘光辉形象’。”“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1964年春天，毛主席在对新获得的太平天国的资料做了研究之后，对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作出了16个字的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在此之前，江青派人3次找过我，前两次我去了外地，第3次才找到。那次江青的秘书沈同告诉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他带我去江青家里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还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他看了很多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还拿给我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江青还告诉我，主席有16个字的批示，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材料上，批给中央有关领导传阅；批示后面还有‘退江青’的字样，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1966年5月那次我因为主席在上海召见，住在上海锦江饭店，总理从杭州到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曹荻秋、魏文伯宴请总理，也请我作陪，宴会上总理与我说了不少话，还约我第二天早晨到饭店的顶层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8点不到，我赴约去了。总理问我的经历，我告诉他年轻时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搞学生运动，总理说他30年代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对上海很熟。在谈话之中，总理忽然很诚恳地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就是在这次，总理告诉我他当时看过主席的批示。我原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2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毛主席当年一听说周扬他们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讨论就很恼火，以至于1966年3月30号，主席在上海同康老、陈伯达以及一批学术专家等人谈话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说：‘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文章的人。’”“我想，如果把当初跟着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看，那么就会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终，多少‘忠王’不忠当然也就谈不上不终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时候，就企图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业开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时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业同时问斩。一些人说了‘永不翻案’，却一朝权力到手，就什么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 案不是翻了吗？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吗？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不是也翻了吗？历史已经证明：不仅在几千年来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新生力量支持的农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就是在有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阶级力量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同样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
再说1964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邓子恢《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办法的报告》写了一个批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邓子恢同志从广东送来的报告，反映了当前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提出了取缔高利贷活动的意见和措施，中央原则上同意这个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有些可供参考。
中央认为：结合当前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高利贷活动进行一次坚决的打击和取缔，是十分必要的。高利贷活动这种对城乡人民的高利剥削，尽管去年以来已经有所收敛，但是仍然严重地危害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影响着集体经济的巩固，助长投机倒把和其他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这是阶级敌人在金融战线上向我们的进攻，必须引起全党的严重注意。
关于打击高利贷活动的办法和措施，除了邓子恢同志报告中所提的意见以外，中央再指出如下几点：
一、必须划清界限，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划清高利贷和正常借贷的界限，分别放高利贷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处理。高利贷和正常借贷的界限，主要按利息的高低来确定，一切借贷活动，月息超过一分五厘的，视为高利贷；月息不超过一分五厘的，视为正常的借贷。关于清算退息，凡是过去借贷双方已经清结完了的债务，除了属于地、富、反、坏、资本家、投机倒把分子所放的高利贷，应当清算退还以外，其他一般地可以不再追究清算，以免牵动过多，打击面过宽。
二、必须在农村认真整顿和健全信用合作社，加强领导，改进工作，充分发挥它作为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组织的作用，巩固农村社会主义的金融阵地，打击高利贷。关于整顿和加强信用合作社，坚决打击高利贷的问题，中央在1963年10月批转过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有关的报告，各地应当结合这个报告，继续贯彻执行。信用社干部调动越级批准制应该建立。信用社干部待遇要及早解决。
三、必须在城市机关企业和街道居民中，普遍建立和健全互助储金会，并逐步推行互助储金小组。这些互助储金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从职工和居民中自愿地筹集解决。为了使这些组织具有一定的周转力量，在机关企业，可以由工会和行政部门从经费结余、企业奖金或福利费中，酌量拨给一部分作为周转金；对居民互助储金组织，可以由民政部门从救济费中酌量拨给一部分作为周转金。必要时，人民银行也可以对它们发放小额的临时性无息贷款。
四、必须尽量安排城市闲散劳动力从事可能的生产劳动，特别是组织困难户的生产劳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酌量情况，实行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以工代赈办法，使有劳力而无收入或收入很少的城市居民，能够通过这些安排，获得一定的收入。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高利贷的有效办法。对于不能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互助以后生活仍有困难的，应当给予社会救济，使他们生活有适当的着落。同时还应当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群众中进行勤俭持家的教育，使群众克勤克俭、艰苦朴素过日子，尽量减少开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困难。
必须指出，高利贷的猖獗，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在给高利贷分子以坚决打击的同时，一定要做好我们的经济工作，包括农贷、信用社、储金会、社会救济，以及安排群众生活，安置闲散的劳动力从事生产等。我们有坚强的国家政权，有庞大的经济机构，国家每年都拿出相当数量的救济款和农业贷款，加上农村的信用社和城市的互助储金会等群众性组织，只要做好工作，我们完全有条件妥善地解决群众的临时困难，打退高利贷的进攻。这是金融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地消灭它。
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最近专门讨论一次有关打击高利贷的问题，并将讨论结果和打算采取的措施，向中央作一次报告。
此件发至县级，传达到有关单位。
中央 1964年2月15日
2月2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他在同金日成的谈话中说：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像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毛泽东还说：
“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这时，参加会见的一些朝鲜客人开始悄悄地交头接耳，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点，喝了茶水继续说：
“我们是打了预防针的。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金日成忍不住问毛泽东：
“中国将来的情况会怎样?”
毛泽东说：
“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金日成又问：
“有这种可能吗?”
毛泽东熄灭了手上的烟头，摆一摆手说：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
毛泽东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他还说：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都没得经验；苏联先搞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误。我们这些国家怎样搞？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谈到“七评”一文的写作过程时，毛泽东说：
“‘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18次，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后来吴冷西在回忆中也说过：“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
再说毛泽东在同金日成会晤结束后，回到中南海游泳池住所。护士长吴旭君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向吴旭君说起了和金日成会晤的事，他说：
“我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放心，有些事同金日成同志谈了呢……”
吴旭君见他忧心忡忡的样子，劝他注意身体，他却说：
“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吴旭君又劝慰他说：
“主席也得注意身体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毛泽东叹了口气，开始抽烟，继而又说：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吴旭君见毛泽东这个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喃喃地说：
“主席的身体要是出了点什么问题，那可是我的责任。”
“出不了问题，我注意着呢！”毛泽东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答复赫鲁晓夫的信件。信件的署期是1964年2月29日。
前边已经说过，赫鲁晓夫1963年11月29日给毛泽东的求和信，是由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在1963年12月3日送达的。
毛泽东的答复信措辞严厉，实际上是论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答复信的最后部分，对赫鲁晓夫停止公开论战的要求，提出了4点建议，其中一点是于1964年10月10日到1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
3月7日，苏共中央复信给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答复信逐条批驳，指责中国共产党“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
复信中同意在北京进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10月提前到5月。
就在这个时候，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了北京，希望对中苏关系做一些调解。毛泽东等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作了一些解释。
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3月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16期上，就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意见的来信，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刘、邓、彭阅后，请尚昆办。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理局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3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3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泽东 1964年3月10日
这个批示下达后，有一些地方开始进行了教学改革的试点工作。
3月16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问题，他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是非常粗暴、非常性急的，估计等不到我们的八评、九评、十评发表，他就会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会发起一个反华运动。因为他看到罗马尼亚的停战要求被拒绝，我们的立场很坚定，毫不妥协，只有他认错才能停止公开论战。他能认错吗？他不会认错的。这次公开论战，我们已下决心继续下去，而赫鲁晓夫、苏共中央，这个大概也下了。苏共中央这样急如星火，就是要开国际会议，对我采取集体措施。这似乎是下决心准备破裂。信中提出中苏两党会谈，开起草委员会、开国际会议、从5月到秋天（可能在十月革命节）办完这几件大事，显然是要走过场。我们上次在复信中提出了这个会，他不好不提，但并非要解决分歧。看来赫鲁晓夫如意算盘一是应付我，也敷衍反对分裂的兄弟党；二是为公开分裂做准备，把分裂责任推给我；三是转移国内对他的不满。苏共3月7日的信要答复，但是只是简单地答复就行了。主要讲，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没公布，苏共给兄弟党的信也没有给我们看，我们不知道你们怎样的‘坚决反击’，要采取什么‘集体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怎么会谈呢？看来，中苏两党会谈定在今年10月也不行，要推迟到明年5月。来信不是说要在今年5月会谈吗，我们就推迟到明年5月。至于起草委员会，要到明年秋天才能开，后年再开全世界兄弟党会议。他越急，我们越要慢吞吞地踱方步。中国人是从来有耐心的。这个意思可以写到复信里边去。
两党往来的信件要考虑发表，但是要看看赫鲁晓夫对我们这次复信有什么反应，然后再考虑发表。我们目前还要继续评论苏共的《公开信》。现在已经发表7篇文章，再有3篇就10篇，也就差不多了。以后继续写文章，除了写过去已经定的题目以外，还要就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对苏共的错误提出批评。比方说，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两个是大题目，可以写文章。还有，在最近召开的国际民主组织的会议里，苏联跟我们的争论越来越频繁。在这些会议上他们占多数，但是亚非拉一些国家是赞成我们的，所以争论很激烈。这表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国际工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都是这样，世界和平大会也是这样。所以怎么样说清楚在国际民主组织里面的两条路线斗争，也可以写文章。”
3月17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
“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哥穆尔卡3月中旬来信中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我们复信里面，要表示欣赏他说我们有权利答辩这一点。至于他呼吁我们停止论战的问题，我们可以把我们跟罗马尼亚党谈了些什么告诉他，用这个办法来答复他。就是说，我们跟罗马尼亚党是这样讲的，跟你哥穆尔卡也是这样讲的。今年4月是赫鲁晓夫的70岁寿辰，我们可致电祝贺。电报不能是完全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他可能发表，也可能不发表，我们要争取他发表，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态度。”
3月17日晚，毛泽东为“八评”写了一段开篇语，他写道：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后来，康生、吴冷西及写作班子其他成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的末尾增加了两段文字：
“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机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他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
3月18日，毛泽东给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高亨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高亨先生：
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
安吉！
毛泽东 1964年3月18日
信中所说的“寄书”中的“书”即后文中的“高文典册”，指高亨的研究著述；“寄词”中的“词”指高亨填写的歌颂毛泽东的《水调歌头》一词。高亨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山东大学校领导不失时机地将毛泽东写在信封上的“山东大学”4个字，复制成了他们的校牌；这首《水调歌头》也因其境界阔大，气韵雄壮，在《文史哲》上发表后流传很广，在传抄流转中有人便误认为是毛泽东的词作。在1966年初，康生曾当面求证过毛泽东。毛泽东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是山东大学一位知识分子写的。康生便建议《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水调歌头》，以正视听。1966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6版右上角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并加了一个说明：“1964年初，《文史哲》杂志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10首的活动，在笔谈中，写下了下面这首词。原刊《文史哲》1964年第1期。
水调歌头
山东大学教授 高亨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3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又给数学家华罗庚写了一封堪称毛体书法精品的回信。
原来，华罗庚在读了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无情地解剖了自己的思想，决心努力进行自我改造。在给毛泽东的信和诗中，他充分表达了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在走向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自觉改造世界观的真诚愿望和坚定决心：
森森白骨堆中，是俺身生所在。皮囊纵然万般改，积垢依然深埋。
妖风易受蛊惑，风起障目尘埃。勤学毛著脱旧胎，才能入得门来。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华罗庚先生：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
敬颂教祺！
毛泽东 1964年3月18日
华罗庚读了毛泽东的复信，异常激动，逢人便说：“毛主席亲自写信教导我，要我树雄心，立壮志，绝旧缘，走新路。”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这一年华罗庚写出了著名的《统筹方法平话》。后来，他还到西南某工地推广“统筹方法”。
3月19日，毛泽东翻阅了中共中央联络部的1份文件，上面载有苏共中央1964年2月12日给印尼共产党中央的一封信。他在文件上批示道：
江青阅。这件很早的文件，仍可以一阅。虚声恫吓，毫无办法，苏修已走入一个死胡同。
毛泽东3月19日
3月21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稿。
吴冷西趁机汇报了《人民日报》筹备《学术研究》专刊的情况。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要抓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
他问到史学方面的情况，吴冷西说：
“史学方面的争论颇多。”
毛泽东说：
“不要怕争论，把争论双方的意见都发表出来，让大家讨论。不少学术问题争论多年，还得不出各方一致同意的结论。”
大概在此后不久，毛泽东便写出了一首新作《贺新郎·读史》，其词云：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是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在这首词中，从人类诞生到生产力发展，从阶级斗争到奴隶和农民起义，一直写到社会主义，纵贯几百万年的历史，而着墨仅仅只有115个字，的确是气象恢宏，古今罕见。
3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党委：
中央早就指出：这次“五反”运动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个运动也像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是重新教育人、改造人的革命运动；是防止和克服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革命运动。凡是认真地正确地开展“五反”运动的地方，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显著的改进，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从而大大推进了生产和工作，出现了一派新气象。经验证明：通过“五反”运动，不仅可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一步，而且可以促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更快地全面好转，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地方的“五反”运动大有放松的趋势。有的地区和单位对“五反”抓得不紧，使运动拖拖拉拉，进度很慢；有的地区和单位，把“五反”运动同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和其他工作对立起来，使运动陷于无人负责的自流状态，甚至半途而废地停止了。如果不及早提起注意，这些地区的“五反”运动就有滑过去的危险。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很不利的。
“五反”运动是推进工作和生产的一个巨大动力。“五反”运动必须坚持进行，搞深、搞透。凡是放松的或者停顿的地区和单位，一定要重整旗鼓，把“五反”进行到底。必须把“五反”运动同执行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同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和开展比学赶帮的增产节约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把它们对立起来和用上述各项运动代替或者挤掉“五反”运动都是错误的。在“五反”运动中要强调干部自觉革命，认真地洗手洗澡，彻底反掉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和铺张浪费，使机关作风革命化、企业作风革命化；要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和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斗争；要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只有把这几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五反”运动才能取得全胜。
“五反”运动能不能搞深搞透，关键在于领导。各级党委要切实引起重视，把这一工作继续抓紧。要全面规划，有步骤地开展运动，力争在1964年搞完或者基本搞完这个运动。要加强运动的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注意总结经验，用具体经验指导运动；要派强的工作组到那些领导力量薄弱、运动开展不好的单位去指导和帮助工作。绝不能放任不管，听其自流。
现在把华北局《关于力争在一九六四年内完成工业企业“五反”任务的指示》和中南局《关于当前“五反”运动的意见》，转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对本地区的“五反”运动进行一次检查，作出具体安排。
中央 1964年3月22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各地委、县委，各大、中工厂、矿山、交通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党委、党组，各大、中学校党委，科学、文化机关党委党组，省、专区、县3级政府党委、党组：
我党从1963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至少要3年到4年）。地方要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解放军也要学习地方的经验。中央的3个社会主义教育文件（五反指示，决定草案，规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县以上机关以外，其余两个（即所谓双十条）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这种队伍，要使一切能讲（即能看懂文件）会讲（即政治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机会去讲。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
现将两个文件发给你们。一个是解放军总政治部1964年3月16日的报告，一个是孔夫子故乡山东曲阜县委1964年2月10日的报告（即总政治部《关于全军学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总结报告》、《曲阜颜家村大队根据中央两个十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报告》——笔者注）。请你们研究这两个文件，从其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中央 1964年3月22日
3月24日，毛泽东听取了薄一波、谭震林的工作汇报，他在谈话中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做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上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
3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讲到了老粗和知识分子问题，他说：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3月25日，毛泽东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即“九篇文章”）一文，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两个批语，全文如下：
一 刘（少奇——笔者注，下同）、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康（生）、陈（伯达）、（吴）冷西各同志阅。请提意见，准备修改。
毛泽东 1964年3月25日
阅后退毛。
二 送陈毅同志一阅。退毛。
3月26、27日下午，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在会议上说：
“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个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依我看，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手毛脚，引起强烈反抗。搞上一个人来，可能比他谨慎一点，但也可能搞的更凶一些，更厉害一些。要估计到两种可能性。从现在情况看，出来比他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赫鲁晓夫70大寿，要考虑对赫鲁晓夫本人表现一点友好之意。还要拉赫鲁晓夫一把，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用拖的办法。赫鲁晓夫在3月7日的信里表示，要在秋天开国际会议。看起来也可能是一种讹诈，估计不至于马上公开破裂。我们力争推迟就是了。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我是交过锋的，但是内部谈话，公开的没有跟他交过锋。少奇同志是交过锋的，在莫斯科会议上交锋的，但是也没有公开地在报纸上跟他交锋。恩来嘛，我们的总理是交过锋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说我们总理给他上大课。总理在‘二十二大’上致词时也不指名地批评了他。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我们都是妖魔鬼怪。但是现在这个洪太尉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还得感谢他把我们放出来，可以跟他进行公开论战，因此要给他发个贺电。我们讲过，赫鲁晓夫现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人推翻。但推翻他之后，一个是可能出来一个比他好一点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出来一个比他更坏的。从现在情况看，出来比他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拉赫鲁晓夫一把，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用拖的办法。现在中苏会谈没有什么好谈的，是谈不拢的。与其谈得破裂，还不如推迟谈判。今年不谈，明年再谈，明年谈不拢再推迟，尽量推迟分裂。但是我们思想上也得准备，准备赫鲁晓夫贸然搞分裂，不分裂最好，看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推迟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3月27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工作。
3月28日，毛泽东途经河北邯郸，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召集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及河北省5个地委的负责人开“四清”工作座谈会。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说，山西全省从去年12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前十条》、《后十条》，在点上的公社里正在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
陶鲁笳回答后，毛泽东嘱咐说：
“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有人在汇报中说：
“教授下乡搞‘四清’，他们说自己什么也不懂。”
毛泽东想起毛远新说对‘四清’文件的理解不如农民深的话，便插话说：
“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有人汇报到一些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
“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前十条》、《后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
陶鲁笳在汇报中说现在自留地减少了，毛泽东说：
“自留地不能太少了。”
陶鲁笳汇报到水灾后农民互助建房，毛泽东说：
“农民要合作修房，最好改为砖房，土房顶不住水。”
陶鲁笳提出干部是否可以实行选举制，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先从公社这一级做起。毛泽东说：
“公社干部应该选举，为什么不能选举呀，脱产干部也是选举的呀。”
陶鲁笳在汇报中介绍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经验，说陈永贵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领群众苦干实干，深受群众爱戴。大寨党支部有这样一个口号：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毛泽东说：
“很好嘛！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指挥战争呢？”
陶鲁笳还向毛泽东汇报说，在1963年的抗洪斗争中，陈永贵总结出“自力更生十大好处”，硬是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他还告诉毛泽东，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有效。陈永贵在依靠政治挂帅、防止出现高工分阶层问题上，解决得好，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毛泽东问道：
“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
陶鲁笳当即在纸上写了“陈永贵”3个字给毛泽东看，并说，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毛泽东听了十分感慨，他说：
“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指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路》及《人民日报》社论——笔者注）我没有看。”
陶鲁笳让秘书把2月10日的《人民日报》找来，连同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一并交给了毛泽东。
第二天，毛泽东在同陶鲁笳等人谈话中说：
“看来农业要学大寨。”
在离开邯郸去郑州的途中，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
后来周恩来指示廖鲁言带领3名助手于在4月下旬到5月上旬，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调查研究了20多天，于5月25日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告说，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典型，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3月30日，毛泽东抵达郑州。这一天和4月1日，他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先后开了两个下午的会，座谈“四清”问题。他在听取汇报中插话说：
“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地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能滑过去。两年不行搞3年，3年不行搞4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3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八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八评”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措辞也愈加尖锐。
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到了武昌。
这天下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湖北这一年计划50%的社队要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他：
“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程？”
4月3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中写道：“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
面对苏共采取的使论战升级的这一步骤，毛泽东决定，一面继续写“九评”予以反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绝妙的一个措施，就是给赫鲁晓夫发一个70寿辰的贺电。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越要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态度。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
4月5日、6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发表讲话中放肆攻击中国，他说：
“中国认为斯大林好，攻击我在苏共中央“二十二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有人认为斯大林时期好，想复活斯大林，那么想复活斯大林的人就把斯大林搬走，和他一起生活吧。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他们说一个人有一条裤子就够了，就是说，他们觉得把自己羞耻的部分掩盖起来了就够了。也许在一些炎热的国家里，有一条裤子就够了，可是我们这些北方国家，需要更厚实的衣服。否则，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冻僵的。”
4月9日，刘少奇在接见朝鲜文化代表团的时候，公开了他和毛泽东在文艺上的不同观点。他说：
“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要搞，也要演出。不演出不是我们的方针，不能绝对化。中国资本主义的，我们叫新民主主义时代的音乐、小说、诗歌、戏剧，在艺术水平上讲，不如封建时期的高，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这话刚刚传下来的时候，吴晗和夏衍等人都非常高兴。他们说：还是刘主席说得比较客观。当他们正要准备新的活动时，又传下来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
“刘少奇讲的算放屁，他懂得什么艺术和政治，完全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张目。”
这样一来，文化部的人又不敢动了。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开会，讨论给赫鲁晓夫贺电稿的修改及其它问题。他首先说道：
“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种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提出了4点意见：1、贺电中不必多谈分歧和争论；要点出一个意思：尽管我们有分歧，但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2、在报刊上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3、对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的复信修改后再发。到时候可以把去年11月29日的来信一直到我们这次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来往的信件，全部公开发表。4、继续写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九评”、“十评”要抓紧，今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
4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签署的给赫鲁晓夫70寿辰的贺电。
此前，毛泽东特意嘱咐，贺电发出以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发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欲知毛泽东后来又有何重要活动，且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请读者细细地琢磨一下毛泽东在解释他为什么要提议给赫鲁晓夫写祝寿贺电的那些话，因为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又一个不可忽视的预言。不久，在苏联高端发生的反赫鲁晓夫政变，以及政变后上台的苏共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对华态度和他推行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无不证明了毛泽东那神奇的远见卓识和他那惊人的预见性，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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