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遵义会议》，1977年，彭彬
黔北处于云贵高原向周边丘陵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以綦江至遵义的川黔古道及其黔北的赤水流域则是巴蜀入黔的重要通道，而遵义就是这条重要通道上的地理枢纽，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所以《读史方舆纪要》上说：
“今其地介川、湖、贵竹之间，西北则堑山为关，东南则附江为池，蒙茸镵削，居然险奥，川、黔有事，此亦棋劫之所矣。”
对于长征中的红军，乃至中国革命来说，遵义无疑是一座转折之城。
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进入党中央决策核心后受命于危难之际指挥的第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也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变被动为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光辉战例。
1928年，遵义城全景
1935年1月7日凌晨两点，穿着黔军军服的红军，在俘虏的带领下，赚开了遵义南门。
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拿下了这座贵州第二大城市。第一位进入遵义的红军官长、一营长曾保堂告诉群众：
“我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是领导穷人翻身解放的；我们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我们一不拉夫，二不派款，三不打人骂人，要打的只是王家烈、侯之担这样的军阀恶霸、土豪劣绅。希望大家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和那些多少年来趴在你们头上拉屎撒尿的坏蛋作斗争，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
1935年，遵义城区的德胜门
随后进城的红军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教员何涤宙发现：
“比较大的铺子，家家门口挂了‘溃兵抢劫暂停营业’的牌子，从被刨坏的门板里，还看见柜台里零乱狼籍的模样，似乎要我们替他向王家烈算帐的神气。”
由于红军模范执行城市纪律，公买公卖，市面秩序很快就得以恢复。第三天，何涤宙逛街发现，那些曾经挂有“溃兵抢劫暂停营业”牌子的商铺，都重新开了门。买东西的时候，伙计笑嘻嘻地说，王家烈的兵从来没有对他们那样客气公道。
如果按照今天“果粉”的理论，黔军是贵州人民的子弟兵，怎么可能戕害老乡呢？
长征中的红军
这就是混淆了两支军队的根本属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世界上的军队，都是为一定阶级和政治服务的，所不同的是，反动军队，它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革命军队，它是为人民群众自己争取解放的斗争工具。”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唯一的宗旨。军队的宗旨，即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人民军队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的性质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利益而英勇战斗的武装集团。骑在人民头上的旧军队，士兵大多为抓壮丁而来，贫苦人家的子弟被迫而当兵，本质上就是雇佣军私有化，根本谈不上打仗的目的性，当然不会考虑人民的利益。
所以，黔军怎么可能顾及老乡呢？
1949年，流经遵义城区的湘江河
说好的保境安民，不管打仗打得如何，只要开打，就管老百姓要钱要米，名曰“助饷”。这还是有“纪律”的时候，相对体面，当然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伙计都请不起的太平洋药房，也被逼去50块现大洋。说好给钱就不抢的“纪律”与“体面”，等一触即溃的溃军入城，就全然不顾了。向丁字口一带商店抢劫，凡布匹百货商店等无一幸免，铺门打毁，抢劫一空，人人胆寒躲得远远的，听其洗劫。
反倒是被黔军说成是青面獠牙、烧杀抢掠的“土匪”，远道而来多数由外乡人组成的红军，军纪严明，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待人接物，态度和蔼。对被黔军抢劫过的商店，红军派人站岗，在店里收拾好之前，不准外人进去，并进行安慰，宣讲红军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有比较就有伤害，群众心中一杆秤，黔军与红军，孰好孰坏，大家一目了然。
贵州军阀 王家烈
当时遵义城内的药房，有的老板相信了反动宣传，或者出于传统上对“过兵”的恐惧心理，关门逃走了，还有的怕黔军回来青后算账，扣上“通共”的红帽子，不敢营业。唯有太平洋药店的老板谌明道开门营业，红军的卫生部长贺诚听说后，赶紧登门拜访。
一聊大家都是四川三台（今属射洪）老乡，贺诚宣讲政策和形势后，提出买药的想法，谌明道当即表示要把所有药品和医疗器械，无偿献给红军。这可不行，红军怎么能让老实人吃亏？贺诚表示该多少钱就多少钱，谌明道就按进价报价。谁知贺诚不但如数照付1200元之外，还多给了120元，作为合法利润，并不断询问，一份利少不少？要觉得吃亏，我们还可以加！
感动温暖和不同的，还有遵义城中的一群年轻人，大多数是省立第三中学（简称遵义三中，今遵义十一中）、遵义女中的进步学生和青年教师。他们成立了“红军之友社”，在欢迎中央首长入城的时候，差点闹出个大状况。
1950年的丰乐桥（今迎红桥）
毛泽东同志刚讲完话，激动的年轻人们开始呼喊革命口号，结果第一句就喊错了，把“中国共产党万岁”喊成了“中国国民党万岁”。尽管有人迅速做了改正，跟着喊了句“中国共产党万岁”，但全场还是惊愕不已，顿时冷场了。毛泽东同志立刻站起来，笑着招呼大家说：
“没关系，没关系，在白区生活久了，喊错了没关系，口号喊错了，重新喊过就是了！”
还有更多的“干人”，也因为红军长征，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看到了翻身做主人的希望。
所谓“干人”就是穷人的意思，当时黔北一带有首民谣，形容干人有多穷？“大哥当铁匠，没有菜放案板上；二哥当裁缝，穿的是破衣裳；三哥做木匠，住的破草房。”
1936年2月，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在毕节县城福音堂接见大定县（今大方)八堡六寨部分苗族游击队员及毕节县小坝部分游击队员时合影
什么人富呢？与干人相对于的是谁呢？
这就是“绅粮”，地方志中说：“袭冠带者为绅士，有田租者为粮户，统称绅粮。”简单说就是跟军阀、反动政府勾结的“乡贤”，更直白说就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贵州山地面积占全省面积的75.1%，丘陵占23.6%，平地仅占1.3%，耕地面积在地理面积中所占比例甚少。这么有限的耕地资源，又多数被绅粮所把持。
红军长征到贵州之前，贵州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出身地主的军阀利用手中职权和搜刮来的钱财，采取霸占、高利贷、强行低价购买等方式，大肆兼并土地。军阀集团中的官员也对土地投资很有兴趣，同时还有封建旧地主、大商人、教会、以及少数民族的土司土目，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在军阀混战、征税繁重、灾害频繁的背景下，这一时期全省无地少地的农民比例上升到69%。据1938年国民政府中央土地委员会的调查，占全省农民人口44%的贫农耕种6%的土地，5%的地主耕种43%的土地。
赶猪少年
红军刚到这里不久，就出现了一首新民谣：
“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
以回龙乡革命委员会为代表，遵义的一些乡、区也先后建起了红色政权，查抄了军阀和土豪劣绅的财产，将其侵占的田土财物分给农民，烧毁了契约。种田的人分田土，卖水果的分果树、果园，种菜、卖菜的分菜园。同时组织了“插田队”，削制了若干一尺多长、二指来宽的竹片，写上农民的姓氏、名字，“插牌分田”。以回龙乡为例，农民的 “插田队”在红军带领下，忙碌了三、四天，将城南属于军阀、地主的田土，基本分头插完。
挑油篮的苦力
为保护群众的胜利果实，同时配合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在黔北地区组建了多支游击队，这其中既有中央苏区来的老红军，也有红军之友社的师生，当然更大量的是工人农民。他们打土豪，斗土匪，传播革命思想，播撒红色火种，常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反动武装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虽最终弹尽粮绝，大多数牺牲而失败，但还是有部分转入地下，继续斗争。直至1949年11月，遵义再次解放，最终等到了天亮。
1935年5月，习水东皇黄家坝后山，黔北游击队与川军的战斗中，一分队长宋加通左脚负重伤，同志们把他安顿在贫苦农民冉启才家。部队给了冉启才两块大洋、一箩筐米、半箩筐盐，又给了宋加通两块大洋，一件便装上衣，临走前告诉他：“等你的伤养好了，再来接你。”
游击队刚走，敌人就来了。眼看藏不住，随时可能牺牲，宋加通把两块钱和上衣送给了群众，脱下破破烂烂的军装上衣裤子当枕头，身上盖着一条血迹斑斑的旧毯子。进来几个敌人，连这些破烂都不放过，统统抢走，还要把宋加通拽出去杀掉。可负重伤的宋加通实在坐不起来，更走不动，一用劲便昏死过去。
1929年，贵州军阀在赤水合影，前排右三为侯之担
冉伯娘赶紧哀告，说人都死了，你们就别折腾了，我去把他埋了就算了。
川军一看宋加通是重伤员，怎么也不可能救活了，就去抓捕其他红军掉队伤员了。
看川军走远了，冉伯娘赶紧烧了姜汤，喂宋加通喝。好一会儿，宋加通才缓过劲，冉伯娘讲了这些情况后，掉着眼泪叹息道：“红军哟！你差点被杀了。我讲，你已死了，他们才没有动手，你呀！今天不遭杀，明天也难免要遭杀呀！”
宋加通安慰冉伯娘：“老伯娘，红军多得很呀！他们是杀不尽的。”
反动派对留下的红军伤员非常残酷，动辄虐杀。掩护红军伤员，在当时也是大罪过，与“供匪”同罪，要杀头的。但冉伯娘全家却敢于冒死救红军，好不容易请来个医生，人家张嘴就要五块钱。冉家只有游击队给的两块，就向医生求情，说您看病救人，剩下的我们再补。可这个医生拿了钱走后，再没回来。眼看的伤越来越重，伤口生了蛆，蛆在伤口里钻来钻去，痛得宋加通呲牙列嘴，更被说恶臭味了。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遵义“海龙坝”，受到老区人民热烈欢迎
宋加通想自己是死定了，冉家就是想救自己，穷得都揭不开锅了，哪里有钱再请医生？
冉家人也纷纷落泪，冉伯娘不断叹息：“红军哟，你要烂死的，真遭罪，怎么办呀？”
冉家大儿子冉海清又想办法，跑到几十里远的买药，终于买来了高锰酸钾粉。冉家男女老少齐上阵，阿婆的幺儿冉启才扶着宋加通，冉启才媳妇烧开水，化了高锰酸钾，放闻了端来，冉阿婆轻轻抬起伤脚，冉海清负责清洗伤口。他们都不嫌脏嫌臭，对待宋加通像自家亲人一样。
冉家穷的连都饭吃不上，连高锰酸钾粉，后来也没钱再买，两个儿子干脆每天上山挖草药，嚼碎了给宋加通敷在伤口上，每天换药。就这样过了九个月，宋加通的伤好了，但却跛了，一走路脚就疼。
贵州土城，因伤掉队的老红军何木林为年轻战士讲长征
老话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冉家这样的干人更是如此，冉家老少四口人，没有被子，也没有棉衣，寒冷的冬天，全家人烧一炉火，火边摆上几根宽长的板凳，晚上就睡在板凳上。冉海清春夏秋冬穿一件长衫，从来是不洗的，没得替换，也怕洗多了洗烂怎么办？冉启才媳妇稍微“富裕”，才两件衣服。宋加通的衣服，早就被川军扒走了，冉家好不容易给他凑了几片破麻布，拼成衣服，也仅仅是遮羞，不耐穿补了又补，破成一条条，只能披着。冉启才媳妇脱了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宋加通穿。
吃饭更困难，游击队留下的米早就吃光了，半箩盐换了高锰酸钾粉，他家的饭，就是用青菜、萝卜加点玉米面，煮成一锅粥吃。
就这样，冉家养了宋加通一年多，晚年的宋老提起此时就感慨不已，说：“冉家是我的救命恩人，人民是红军生存，发展、壮大、胜利的基础。没有冉伯娘一家，我不被敌人杀死，也会因伤口化脓贫病交加饿死冻死。”
娄山关战役中帮红军带路的女向导傅伦英
后来，附近的几位流散红军游击队员，听说冉启才家藏了红军伤员宋加通，就找过来，约着外出做裁缝，顺便找队伍。为了减轻冉家负担，宋加通拄着棍子，告别了冉家。冉伯娘说啥不让走，实在拗不过宋加通，最后还嘱咐，外面待不住，还回来一起过，咱们是一家人！
在外奔波六个月，宋加通跟着几位流散红军，四处讨生活，裁缝没学成，就给人打短工。后来，国民党的赤水县长陈廷刚搞了个“保商队”，把当地的流散红军，强行集中起来，都给编进保商队里。
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赤水县保商队常驻古蔺麻柳滩。
这里有古蔺地下党——古蔺县委领导， 主要负责人，一个叫熊少阳，一个叫王国风，他们既是同志，也是翁婿。
解放初期的老红军宋加通
熊少阳是当地名人，别看只是个乡镇小学的校长，却跟古蔺黔军驻军——川南边防军第七团团长侯相儒是同乡、同学关系，熊少阳还曾在侯相儒手下当过营长。黔北军阀侯之担，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川南边防军总司令，盘踞川南黔北几个县，既是侯相儒的长官，又是亲戚。有这层关系，作为古蔺县委创始人之一的熊少阳同志，在当地开展工作，岂不是如鱼得水？
但是光有关系是不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工作的生命线，地下党员也可以给军阀做思想政治教育。当时红军长征到川黔，突破乌江，进占遵义，侯之担残部向赤水方向溃逃。侯之担这边伤亡惨重，王家烈和蒋介石却都想着趁你病要你命，地盘和兵我全都要！结果，不但侯之担成了蒋介石排除异己的牺牲品，连王家烈也成了中央军并吞杂牌的下酒菜。侯相儒是侯之担的亲戚，侯之担残部被中央军改编过程中，营长以上军官，十之六七被替换，原有下级军官亦所存无几，凭啥能独善其身？
古蔺县委首任书记熊少阳（熊绍阳）
讲明白这些，熊少阳向侯相儒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后者就听得进去，也大受启发了。不但没有阻击红军，而且逐步遣散全团官兵，为中央红军进军川南减少了阻力。
以熊少阳为代表的古蔺县委的同志们，为红军长征到川黔，做了大量工作。王国风同志就是古蔺红军之友社的创始人，这对翁婿同志，在红军长征走后，为流散红军继续服务。
红军走后，在古蔺境内也留下了大批伤病人员。川南的群众和川北的群众一样爱红军，千方百计进行保护和救助。皇华乡的树坪村，有位泸州籍的医生李培生，不计报酬，冒死掩护下36位红军伤员。得知消息后，熊少阳赶紧来找李医生，表示感谢，同时慰问伤员，做好善后工作。不少红军干部战士，重回组织怀抱，甚至再上疆场。
1958年，习水部分老红军合影
太平渡有位流散红军干部，叫刘湘辉，原来是八军团二十三师六十七团团参谋长。在湖南和贵州两次负伤，二渡赤水跟着红军总医院夜行军的时候，从马上掉下来，昏死过去。第二天天亮，群众发现他还有有口气，大家凑钱安顿在客栈里。遇到民团搜查，正要出来，不连累群众，客栈老板娘反而教训起团丁来了，说：“红军是好人啦，红军打土豪，分财物，是顾着穷人的。我们穷人哪个不想过好日子？你现在抓人家，二天国民党抓你去当兵，你又怎么办呢？”
搜店的团丁也是受苦人，想想的确如此，就走了。民团走了，老板娘和街上的大爷、大娘一起救助刘湘辉，送草药、稀饭、醪糟、鸡蛋、豆腐的，络绎不绝。刘湘辉随身没带钱，按照红军纪律，不能白吃群众东西，他就不要不吃，有位大娘着急了，对他说：“孩子，快吃吧！你要多吃一点东西，伤才好得快。红军迟早还要回来的，我们就盼着那天，红军来了不再走。”
慢慢伤好了，刘湘辉想回江西找党，本地有位何石匠，劝他不要贸然走，别说讨饭不容易了，到处都是白狗子，弄不好革命干不成，先被白狗子害了性命就蚀本了，不如在我家住下，跟我学石匠，攒点钱，人也熟了，路了好走了，就好办了。
曾流落太平渡的老红军刘湘辉
在何石匠家，何家上下对刘湘辉同志像一家人。后来刘湘辉干活太累，旧病复发，病倒后，何家到处求医问药。有人说体内有淤血，出不来就会要命。情急之下，何妈妈干脆用嘴从刘湘辉肚脐眼，一口一口地吸出淤血，才把人救回来。事后，刘湘辉认何妈妈当了干娘。
太平渡街上有位小药店老板，叫张泽轩，也来看刘湘辉，还提着东西，说：“我从内心欢迎你们红军，这样好的军队，天下少有。”
刘湘辉说啥不要这份礼，还向张泽轩解释红军的纪律，对此张泽轩更加感慨：“你刘红军今天成了无人管的人了，还这样念念不忘上边的话，国民党的军队就办不到。”
接着，张泽轩就讲了自己对红军的亲身观瞻。
古蔺太平渡渡口
“红军走后，我从乡下回来，发现楼上的二百多斤黄谷没有了，心里老是感到不舒服。直到快过年了，打扫神柜，才在香炉里发现一个纸包包着几块大银元。纸上写着：‘老乡，吃了你家二百多斤黄谷，现按市价付钱。主人没在家，没当面说清，务请多加原谅。红军留条。’真叫人感动啊！这样好的军队你到哪里去找？”
太平渡的群众，家家都热爱红军，张泽轩的弟媳妇也姓刘，干脆认了姐弟，请刘湘辉搬到张家住，张泽轩兄弟还为刘湘辉提供本钱，让他做小生意。每逢吃点好的，要是刘湘辉不在家，总要“给刘红军留一点”。刘湘辉则不时给张家老小，讲红军的故事和宣传党的主张，引导他们同情革命。
太平渡街上，还有位开茶馆兼饭铺的老板，叫柳淮清。
1966年，习水部分老红军合影
听说街上有位“刘红军”，每次刘湘辉卖菜从这爿小店门口过，就非要拽进来，喝口茶歇歇脚。
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国共两军的不一样！
柳淮清说，红军三过太平渡，从来不扰民，向来公买公卖，和颜悦色，更从来没听说过，红军抢劫群众的事情发生过。有次，几个红军战士去他店里买吃的，先问清价钱，然后付钱取物，分文不少，不收还不行。而四川军阀刘湘的军队经过时，十多个官兵一窝蜂拥进他的店里，不问青红皂白，一下子就把店里的货物洗劫干净，东西拿走不说，他还差点挨了打。两种军队，谁好谁坏，一见分明。
说起这些，刘湘辉可是能说上三天三夜，毕竟他就是红军，更是红军铁的纪律的执行者，所以一有空，就来柳淮清这里闲聊天，实际上是向群众宣讲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
娄山关红军战斗纪念碑
潜移默化之中，后来柳家父子都参加了革命，入了党……
地头熟了，生活有了着落，刘湘辉开始在群众中做些工作，联络红军掉队人员，并相机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暗暗寻找党的组织。就这样，刘湘辉在太平渡扎下了根，当地群众和失散红军，都紧紧围绕在他的周围。
听说太平渡有这样一个党的坚强堡垒，古蔺地下党负责人熊少阳就找过来，跟刘湘辉建立了联系。
刘湘辉的名气大了，麻烦也来了，乡公所多次胁迫他去当乡丁。
忆秦娥 娄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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