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老搞死人洋人，我们
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
话说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为了贯彻和配合毛泽东在工业战线掀起的学大庆群众运动，发表了记者袁木、范荣康合写的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通讯中报道了大庆人吃大苦、耐大劳，为让祖国抛掉贫油帽子而忘我拼搏的感人事迹：大庆工人以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夜干和白天干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一个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会战中，创造出了以革命加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的铁人精神。大庆工人仅仅用3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建成了高产、稳产的大庆油田。国家投资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
《人民日报》还在《编后话》中写道：
“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这种精神，这种人，正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
此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大庆油田的报道。
4月23日晨，毛泽东抵达杭州。
4月23日这一天，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自1961年8月向毛泽东请长假休养以来，他已经很少和毛泽东联系了。他写道：
主席：
前几天，我在政治研究室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一本在太行山出版的《抗大五周年纪念刊》，里面第一篇就是您写的纪念抗大3周年的文章。一下子读完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因为这篇文章言简意赅，风骨劲拔，使千载以下人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特别有意义的还是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自然是说在您的文章中，并且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为限）“三八作风”中的3句话。反动派愈反对我们，愈足以表明我们之正确光荣，这个提法似乎也首见于此。此外，这篇文章对目前的青年学生和教育工也很有益。全国都要学解放军，全国的学校都要学抗大，学它的革命性，进步性和艰苦奋斗而又生动活泼的朝气。为此，我要我的秘书把这篇文章抄了一份送给您，请您看看，考虑一下可否收入《毛主席著作选读》？文中用铅笔画的字和符号是我写的，大部分是为了与全书体例一致，仅供您参考。又，这篇文章曾被编入《毛泽东同志论教育》一书（35——37页），但似并未发生多少影响。
敬祝您的健康，并向江青同志问好。
胡乔木 4月23日
这封信是胡乔木发给毛泽东的第一个重要信息，表明他已经可以工作了。可是，不知是因为毛泽东并没有像他认为的那么重要，能“使千载以下人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还是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要他做“一二三年”养病的长期打算？所以，这一封试探性的信息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
4月24日，毛泽东看了3月4日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资料处编印的《会议简报》第一期。他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道：
汪东兴、林克阅后，送江青。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阅后，退毛。
这是一批好材料，易看，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益处。这个问题要在5月会议一谈。
毛泽东 4月24日
4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以及《真理报》配发的反华社论。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
4月28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霍士廉、林乎加、谢富治等人的汇报。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搞得慢一些，是全国最慢的。毛泽东说：
“那不要紧。你们经验不足，‘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
林乎加感觉《六十条》对社办企业劳力的投入限制有问题，他问，过两年是否修改一下。毛泽东说：
“是否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有了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
4月30日，毛泽东就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问题，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写了一个批语，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及召开国际会议的时间问题，他写的是：
“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
毛泽东的预言果然又一次应验了，这个会后来还真的没有开成。
1964年5月1日，毛泽东在杭州度过了“五一”节。
5月2日，毛泽东到了上海。
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民委员会，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按照报告的精神研究执行。
克服中小学校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和片面追求升学的思想，不但是提高教学质量所必需的，而且是关系到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培养坚强的有文化的劳动的革命后代、发展国家科学文化的根本大计，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足够重视。因此，应该在社会上和中、小学校中正确地和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校教育工的积极性，努力改进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注意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切实做到既克服了学生过重负担，又提高了教学质量。
各级教育领导部门还需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好学校和好教师的经验，树立活的样板，做到方向明确，方法稳妥，防止发生另一方面的偏向，例如因为减轻了学生负担，就降低了教学质量，就重新发生开会过多或劳动过多的现象，就把课外时间去做各种各样的活动以致学生不能好好温课和休息，就不安排应该安排的课外作业，就不去督促学生勤奋学习等等。对于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应该用耐心说服的办法，决不可采取简单急躁、强迫命令的办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
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信件的日期署的是5月7日。《人民日报》同时还全文刊登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其它6封来往信件。
中共中央5月7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是经过毛泽东作了重大修改的。在信中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关于两党会谈及国际会议的时间问题、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问题这3个要点中，后两个要点都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他在复信的末尾还写道：
“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5月9日这一天，林彪听取了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情况的汇报后，对军队的文艺工作做出了指示，他说：
“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它是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形象地通俗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具。军队的文艺工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要大抓创作。有了好的创作，文艺才能起到教育人民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才能起到改造人的作用，才能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才能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
林彪发出这一指示的时间，仅仅离刘少奇对外宾讲“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要搞也要演出”这些话，只有一个月。
5月10日，毛泽东离开上海北返，一路上先后在南京、蚌埠、济南、天津连续听取了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3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
原来在5月9日，毛泽东接到北京的电话说，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要给他汇报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的第3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毛泽东就让他们在南京上了专列。
5月10日这一天，李富春等人汇报了第3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把农业和国防比作两个“拳头”。把基础工业比作一个“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它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
关于农业方面，毛泽东说：
“要注意种好16亿亩，在此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实行点面结合，这很对。要自立更生，要像大寨那样。”
针对上建设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毛泽东说：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问题，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它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
李富春等人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
“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在谈到如何划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
“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份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份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给了大家。”
5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3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毛泽东说：
“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尖端技术。至于农业，我们要靠陈家庄（山东曲阜的一个农业生产集体典型——笔者注）和大寨。”
他还说：
“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由懒而来。”
毛泽东最后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4条标准，他说：
“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5月14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5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以战备为中心的第3个五年计划，一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6月17日才结束。
5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维托和齐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康克清、罗琼在座。毛泽东和客人的谈话主要内容如下：
维托：没有科学知识，不可能消灭迷信，因此要培养干部，逐步消除迷信。糟糕的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通过电台、音乐、文学影响我们。
毛泽东：这种影响要逐步地加以抵制。我们、你们的国家可以不进口修正主义的文艺作品、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用什么代替它。
维托：特别我国小，人少更重要。
毛泽东：你们国小，可是在世界上表现出不小，很厉害，你们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什么叫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苏联已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当然不能说整个社会结构都变成了资本主义，他还来不及，还有抵抗力。修正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不能代表马列主义真理，只能代表少数人。苏联国内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地存在着。反对赫鲁晓夫的，就要被关进疯人院。这是法西斯专政，很值得注意。我们这样国家要掌握好，我不能保证中国一百年后不出修正主义。
维托：个别的会出，但以你们现在领导，不会发生的。
毛泽东：我们争取。
齐乌：你们不是正在以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吗？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进行教育，承认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存在，适当进行阶级斗争，不流血的，不是开战，但少数破坏分子也得整，反革命、破坏分子、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走狗，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我国社会情况相当复杂，不要简单地看问题，我常劝外国同志不要简单地看中国。有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也有黑暗的一面，虽然是次要，但要注意，社会是由这两面组成的。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有二、三千万人，比你们国家人口还多。
维托：可组成一个一个的师。
毛泽东：可是他们是分散的，其中程度不同，我们有办法使他们守规矩，少数不守的，有办法制服。
维托：专政。
毛泽东：专政总有一个对象，不要信赫鲁晓夫的话，他说专政无对象了，全民党、全民国家是骗人的，没那么回事。他提出这些口号，是掩盖他进行资产阶级复辟，骗人的。要揭露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欺骗，你们大概赞成吧？
维托：完全同意。
毛泽东：有阶级才有党，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那个。不可能两个不同阶级由一个党代表。国家就是专政的工具，不然就不应叫国家。专政还要多少年？现在说不定，可能几百年。要搞共产主义各取所需，帝国主义不打倒不可能。
维托：还有修正主义。
毛泽东：还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还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文化教育达到一定水平，条件具备才有可能。这次谈的太多，太久了。
维托：谢谢，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毛泽东正准备结束会见，原本应该参加这次外事活动的陈荒煤因接到通知晚迟到了，工作人员只好把他安排在外宾后侧的一个座位上。毛泽东看了陈荒煤一眼，问道：
“这位同志有点面熟，是哪一位啊？”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是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陈荒煤。毛泽东说：
“你原来是搞文学的嘛，怎么又搞电影来了？”
陈荒煤一时不知怎样回答。自从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和毛泽东有过几次直接面谈，20多年过去了，他参加了许多会议，听到毛泽东不少讲话，却还没有面谈过。他惊讶毛主席记忆力这么好。毛泽东问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陈荒煤汇报说，大家正在学习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认真检查工作。毛泽东却不高兴地说：
“有些同志老是讲双手拥护我那个《讲话》（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者注），可就是不执行！”
他转对外宾说：
“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的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旧的，旧的没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用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你的，是不会一下子实现的。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之外就是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
毛泽东最后说：
“问题扯得太宽了。向霍查、谢胡、卡博同志和其他同志们问好。”
5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部委、各党组，总政治部，团中央：
目前全国各方面的形势已经开始全面的好转，普遍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在农业好转的基础上，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开始出现了新的工农业生产的高潮。各项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的发展，从总的方面说来，是健康的、正常的，是建立在坚实的工作基础上的。有很多领导机关的干部下去蹲点，深入到车间、生产队参加劳动，进行调查研究，作风有很大的改进。这是压倒一切的主流，是主导的方面、根本的方面。
但是，同时也发现有极少数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或者企业和生产队，发生一些歪风。他们不是学习解放军和大庆油田的艰苦朴素、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而是追求表面的华而不实的轰轰烈烈，滋长起一股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他们滥用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干劲，滥搞集体业余活动，随便加班加点，浪费、消磨和糟蹋群众的热情和干劲。个别单位，也发现不是根据实际可能和必要，制定积极的而又留有余地的可靠的生产指标，而是提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即最后不可能实现，注定会使群众情绪遭受挫折的指标。这些现象，虽然还是部分的、个别的，或者只是初露苗头，但是如果不及时加以克服和防止，任其发展起来，必将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危害。
此外，还有不少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不下去蹲点，进行调查研究，而喜欢靠没有准备的会议、烦琐的表报和冗长的文件来指导工作，爱开那种多、大、长、重、空（即次数多、规模大、时间长、内容重复、内容空洞）的会议，爱发那种又多又烦琐而毫无用处或者很少用处的表报、文件。每个会议不分有无必要，都要层层传达，好些表报、文件还要层层加码。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衙门化的作风，决不是革命的作风。还有些领导机关脱离党的当前中心工作，乱布置任务，乱提过高过急的要求，样样都想打歼灭战，以致使基层单位接应不暇，疲于奔命。这实际上是要使各项工作，不分轻重、齐头并进地“大办”，分散下面的精力，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和部署，抓住中心问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是同中央关于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油田的指示相违背的。这一时期，中央许多部门召开了过多过长过大的会议，不但加重了下面的负担，而且起了坏的示范作用，中央主管机关对此控制不严，是有责任的。
现在，摆在全党面前的严重任务是，在群众革命和生产的高潮面前，领导干部要更加头脑清醒、更加注意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高度珍惜和善于运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领导好，使社会主义的革命和生产建设工作持久的健康的向前发展。
中央认为，有必要向全党领导干部，首先是中央各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提出以下一些问题，请你们注意。
一、精简会议和表报问题。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检查、纠正任务多、会议多、表报多、文件多的现象。一切不是绝对需要的表报，必须全部坚决废除。会议必须尽可能减少，对于中央决定和指示的传达，要有通盘规划，有计划地进行，一切无准备的、没有内容的或者内容重复的会议都不要开，凡是开短会可以解决问题的就不要开长会，参加的人数可以少的就不要多。
二、报刊、广播的宣传问题。宣传，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要做扎扎实实的、科学的、冷静的促进派。要宣传可以普遍推广的先进经验。一切准备公开介绍的先进经验，都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反复核实。省、市、自治区党委以上的负责同志关于重大方针、政策性问题的讲话，除非经过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批准，不要任意登载。一切可能助长浮夸风和形式主义的宣传报道和广播以及文艺作品，必须坚决制止。
三、注意劳逸结合。各级领导在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的形势下，尤其要注意劳逸结合，关心群众生活，关心干部和群众的健康。现在有些企业随便加班加点、滥搞职工集体业余活动的现象，必须严格禁止。确实因生产需要必须加班加点的，也必须尽量减少，并且经过批准。群众集体的业余活动，不得过多，并且必须严格遵守自愿的原则。必须保证职工每天能有8小时的睡眠时间，使职工有一定的业余自由活动时间。
四、参观学习问题。参观学习是反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成功的、有效的方法。但是参观学习必须讲求实效，要派真正能够把先进经验学到手的人去。现在外出参观过多，使接待单位苦于应付，招架不了，妨碍生产和工作。各地在学解放军、学大庆的运动中，要注意学习外地的经验，但主要应该总结本地的先进典型树立标兵，借以推进工作。确实需要外出参观学习的，必须严格控制，人数、次数必须减到最低限度，到外省、市、自治区参观的，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查批准，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进行。
五、增加编制问题。现在，有些企业要求增加职工，中央一些部门也要求增加本系统的编制，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总的说来，我们现在的职工人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1958年以后乱增职工的教训必须记取，一定不能重犯。各级党政机关团体的总编制，非经中央批准一律不许增加。中央主管部门批准增加职工时，应该实事求是地作统盘考虑，原则上应该从严，凡不是绝对必需的都不要增加。少数企业、事业单位要求增加职工的，要由中央主管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派人下去，一个个地深入检查，首先要尽可能通过改进技术、改进设备、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效率来解决。确实非增加不可的，要经中央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并且首先要尽可能从各部门已有职工中调剂，绝不允许不经批准就擅自增加职工。
六、关于“五反”、“四清”和生产问题。必须继续抓紧进行“五反”、“四清”、社会主义教育和反修正主义教育。同时，必须抓紧生产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目前正处在紧张阶段，尤其必需抓紧，一切工作都应该服从生产的需要，只能促进生产，而决不能妨碍生产。革命工作和生产工作，必需密切结合，至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为重点，由各省市区党委因地制宜地决定，并且作具体部署。
以上几个问题，主要是向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机关提出的，中央希望你们详细地讨论和研究，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注意。
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的地方，应当继续努力发动群众。在群众运动已经开展起来的地方，则要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并且对薄弱和落后环节加强领导，继续教育、提高和发动群众。一般说来，现在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还是比较容易的，要持久地保持群众的积极性，把群众的干劲用得合理、“用在刀刃上”，却要困难得多。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很好地总结和吸取过去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好的东西要发扬，缺点、错误要防止。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要做冷静的促进派，把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高潮当中保持冷静的头脑，扎扎实实地在群众中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根据可能和必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还必须注意，各级领导同志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而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待工作中的问题。要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要提倡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做老实事，说老实话，既报喜，也报忧，既讲成绩，也讲缺点，领导同志一定要允许下级干部反映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那种不准别人反映矛盾，听到反映缺点就不高兴，因而使得下级同志不能畅所欲言地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思想作风，是错误的、有害的。
各级领导同志应当切实加强运动的领导，如果发现有上述那些问题，应当采取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去解决。因为上述各项错误缺点，还只是个别的和部分的现象，而且有些还只是萌芽，因此，现在不要开大会、做大报告、笼统地一般地纠偏，更不能向群众泼冷水，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如果群众有盲目提高生产指标、自动提前上班之类的缺点，应当采取启发、诱导、商议的方式，使他们认识缺点，权衡利弊，自觉纠正。
中央认为，在当前大好形势下，只要全党同志兢兢业业地工作，克服和防止上述缺点，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健康地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中央 1964年5月18日
5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三线建设问题。
5月28日，毛泽东与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各中央局负责人谈话说：
“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出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
“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
1964年6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会议简报上给吴冷西写了一段批语，他写道：
冷西同志：
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时间内，在北京地区或天津近郊去蹲点，至少5个月。家里工作可以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就作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另一个冬春，在城市参加“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
毛泽东 6月3日
6月4日，毛泽东翻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6月2日编印的《工作通讯》第131期。这一期通讯刊载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在1964年5月9日听取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情况汇报的消息及林彪对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他对林彪的那个谈话非常感兴趣，就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江青阅。并于6月5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毛泽东 6月4日
6月5日，中央文化部举办的由21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的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
周恩来在会演开始前夕，以书面形式指示文化部说：
“这次观摩演出和领导小组，应该邀请康生和江青两同志为顾问。”
彭真为此对陆定一、周扬说：
“堂堂的一个北京市千万不要让江青给指挥了，我们北京市还是有人才的嘛。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京剧改革的旗帜夺回来。”
陆定一和周扬及彭真等人研究后，准备在顾问里加上田汉、阳翰生、老舍、马连良、焦菊隐、陈云卫等人。后来不知道是谁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打来了电话，他严厉地说：
“这次演出的顾问必须是康生和江青同志，这是报告了毛主席的，你们要是不经请示乱加人，要小心后果！”
这一来，彭真只好对陆定一说：
“算了算了，就按照总理的指示办吧，我们只要在整体工作上加强领导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把会演的整体方向把握好，不要出其他的政治问题和艺术上偏差。”
就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现代戏观摩大会开幕前一天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时还说：
“我们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就是既要大力提倡演现代戏，又要整理、加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
再说6月5日这一天，齐燕铭主持了现代戏观摩大会开幕式，由沈雁冰在大会上致了开幕词。
这次观摩大会盛况空前，有29个剧团计2000多人参加了演出，先后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37个剧目。
此前，江青和周扬、林默涵等人之间，在戏剧改革方面曾经发生了不少矛盾。
早在1963年，周扬和林默涵在中国戏曲研究院组织了一个京剧试验剧团，江青建议他们移植豫剧《朝阳沟》，并说一定要在京剧音乐的基础上革新，探索出一条用京剧艺术形式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但周扬和林默涵却要另辟蹊径，要探索新的路子，结果排出来一看，却成了一出不三不四的新戏。江青看了彩排，大为恼火，她说：
“京剧《朝阳沟》的音乐不是步子迈大了，而是迈歪了。我是让你们发展京剧，而不是让你们毁灭京剧。这个戏不准参加全国现代戏调演。”
周扬听了只好无可奈何地说：
“《朝阳沟》不好不拿，好也不拿，江青不同意就不好办。”
林默涵说得更清楚：
“这个戏不是艺术上拿不出去，而是江青同志通不过。以后再拿出去，自有公论。”
此外，周扬和林默涵、张庚等人还精心搞了一个《红旗谱》的连本戏，调集了大量的人和物，精心排练。张庚说：
“从长远的利益来看，《红灯记》不是方向，《红旗谱》才是方向。”
江青听到这些，马上调看了《红旗谱》剧本。她说：
“你们这个戏的基调有问题。”
她拒绝看彩排。康生也说：
“我们提倡现代戏，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现代戏。对现代戏也要一分为二，有革命的现代戏，也有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现代戏，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这一来，周扬又去请示彭真和陆定一。此时，毛主席发出了第二个文艺方面的批示，在这种情况下，周扬等在第二次审查时终于忍痛割爱，把《红旗谱》拿掉了。他们说：
“江青已经露出风来，说这出戏是歌颂‘左’倾盲动主义的，我们不能再搞了，再搞会吃亏的。不过，‘左 ’倾盲动主义也是革命，不是反革命的戏。算了，《红旗谱》不搞了。”
这里也不得不说一说《红灯记》剧本改编的事。前边已经说过了阿甲奉林默涵之命与翁偶虹改编《红灯记》剧本，待他们改编好了以后，又由阿甲亲自执导排演。演员的阵容很强大，扮演李玉和的AB角分别是李少春和钱浩梁，扮演李铁梅的AB角分别是杜近芳和刘长瑜，李奶奶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是非袁世海莫属。其间，林默涵带领《红灯记》剧组到上海学习观摩，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一块儿去，观看了两场沪剧《红灯记》的演出。
江青也在《红灯记》的排演过程中，先后于1964年5月23日、5月31日、6月20日、7月1日、7月13日（这一天先后2次）、11月5日，先后7次到现场观看，并接见剧组成员。
在排演《红灯记》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对剧情细节的安排问题，对唱腔的设计问题，在演员与演员之间，演员与导演之间，江青与演员导演之间，意见相左的事时有发生，见仁见智，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有人记载了不少关于江青对于排练《红灯记》所提出的意见，这里就不再一一附录。
不管在排演《红灯记》中有多少矛盾，都不需拿来说事。但在后来的演出中出现了演员阵容的重大变化，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李玉和、李铁梅的扮演者均由原先的B角钱浩梁、刘长瑜代替了A角李少春和杜近芳。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也挺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出来，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但是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那也是很年轻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所以江青选了半天，最后选了刘长瑜。刘长瑜的唱腔清脆。江青说，我就要这个。她适合演铁梅。剧团的领导说，让刘长瑜演李铁梅，观众恐怕不习惯。江青说，观众的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你叫她唱两三场之后，这个就定型了。你再叫别人来唱，人家还不愿去看呢。观众的习惯也是要培养的。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江青的观点很对。有个省委书记来看《红灯记》，不是刘长瑜演的。他就不满意，一定要看刘长瑜演的，说什么时候她演，他还要来看。刘长瑜后来被称为‘新梅派’。她的唱腔带着点娃娃腔。演李奶奶的老旦，江青选了高玉倩。直到现在，这3个人的组合还被业界认为是绝配。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拍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这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都服。她确实是个内行。”“样板戏确实倾注着江青的心血。连程砚秋老先生都说江青真懂京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江青指导过的演员，绝大多数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关于江青和程砚秋的关系，章诒和在《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的文章中说：“1956年11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两个月后，即1957年1月，代表团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1957年1月18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养病的毛泽东夫人要约见程砚秋。结果，他从1点到5点多，始终没有见到江青的影儿。翌日上午10时，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她又讲了许多戏剧故事。程砚秋很兴奋，他说：江青确实是一个知音。”
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也曾撰文说：在1968年11月份的一个晚上，江青约姚文元一起观看程砚秋主演的影片《荒山泪》，她一边看一边流眼泪，看完了，又和姚文元冒着风雪去看望程夫人果素英，对程夫人问寒问暖，还认真看了程砚秋的剧照。她说：“今天晚上，我在钓鱼台与姚文元同志一起看了程砚秋同志演的《荒山泪》，他的唱功、做功非常迷人，情感与剧情融为一体了，声情并茂，感动人心，我曾被他精湛的艺术表演和情感所打动，流下了眼泪。他对一句道白，一个唱腔，每一个动作都是精雕细镂的，他对京剧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是许多艺术家当之无愧的学习榜样，他对中国京剧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成了独特的一派，也就是别树一帜。”江青还说：“今天晚上我觉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我看《荒山泪》的时候，由于剧情的发展和程砚秋的表演艺术，使得我流了眼泪，同时，也为程砚秋同志这样优秀的艺术家离开了他喜爱的舞台，离开这个世界而难过。高兴的是，今晚看到你的身体还健康，精神也不错，又看到了程砚秋同志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各个不同时期的剧照，好像他还活跃在舞台上。”临走的时候，江青对程夫人说：“请你保重身体，为程砚秋同志好好活着，祝你健康长寿。”程夫人把江青、姚文元送到车上，并说：“请江青同志保重，请你为我给毛主席带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言归正传，再说6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6条标准，他说：
“1、要看贫下中农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否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没有参加劳动。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6月8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到应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说：
“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
陶铸、李雪峰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说：
“那没有东西嘛！”
接着，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
刘少奇插话说：
“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会出。”
毛泽东说：
“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少奇插话说：
“现在下边出现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
毛泽东说：
“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
“宋任穷同志的一个材料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大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置，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
毛泽东又谈到了文艺问题，他说：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汇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也要对革命斗争和建设有益处。”
毛泽东还谈到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他说：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
原来，杨献珍于1963年2月在党校讲《唯物主义引言》一课时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概念，他说：“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1964年4月，杨献珍在给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又说：“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
据曹轶欧回忆说，毛泽东批评杨献珍的起因是这样的：“1964年，有一个叫林青山的人和一个叫艾恒武的人，写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熟悉背景的同志都知道，‘合二而一’的观点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发明，这个观点是明显地反辩证法的。情况反映到康生那里，康生对我说：‘为什么政治上叛党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在学术上都要和毛泽东唱反调呢？这如果不在理论上找到原因，就会使我们的绝大多数同志认识不了当前的形势，就会在大风大浪中迷失方向。’此后，康生直接报告了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周恩来总理，大家都认为应当批判。毛泽东听了康生的汇报后，在中央会议上说：‘康生的意见是对的，任何理论和学术都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问题，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还特别指示说：‘要采取学术讨论的方式，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弄清这场讨论的来龙去脉。’于是，康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了一些人开始写批判和讨论的文章。”
就在这6月上旬，章含之参加完“四清”运动又来到菊香书屋，继续教毛泽东学英语，可她看到毛泽东是越来越忙了，学习英语的情绪也不如过去那样安逸轻松了。据章含之回忆说：有一天，毛泽东在学完英语后对她说：
“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上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
章含之忙说：
“主席事情多就不要再学了。”
自此以后，章含之在6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机会再见到毛泽东。
6月11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尔后，毛泽东作了简短的总结，他说：
“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好一个“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不知读者诸君您信不？反正我是相信的，有小诗为证：
戈氏叶氏原形现，苏联东欧变了天。谁言人心死如灰？世道从来有循环。
一从普京评章后，不朽马列上史篇。毛公斯言立存照，留与后人细细观！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批判修正主义，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3年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1964年又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及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通过这一系列的树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宣传教育，的确使全社会的人们无不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从而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和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即使在那种物质并不发达的条件下，人民群众也都自觉自愿地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克勤克俭，无私奉献，努力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形成了毛泽东时代人人遵奉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准则。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道德水准，已经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也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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