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宽宏2
【关键词】 :鲁迅;柔石;朝花社;冯雪峰
柔石是1928年6月,因5月28日老家农民暴动受牵连来到上海的。他8月在上海法租界内完成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的修改工作,随即想见鲁迅,希望得到鲁迅的帮助。1928年9月9日,鲁迅从景云里23号迁居同弄18号后,原23号的房子当天就被王方仁租了下来。王方仁(1905—1947)是浙江镇海人,笔名梅川,1926年下半年因慕鲁迅之名,由上海南洋大学转学厦门大学。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后,王方仁先后回到浙江和上海,此时正希望住到鲁迅身边,在鲁迅的指导下自学成才。一两个礼拜之后,柔石、崔真吾也相继住进了景云里23号,每个人一个楼面,就此以鲁迅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小的文化圈子。
景云里23号里的王方仁、柔石、崔真吾三位文学青年,同鲁迅居住的景云里18号处在同一弄堂,中间相隔4家人。崔真吾3也是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学生,夏大分离后双方书信来往时间已经比较长,此时正要转学附近的复旦大学。柔石4到上海的时间比较短,但他早在1925年就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的课,对鲁迅也算比较熟识了。9月中下旬住进景云里之前,柔石就已同鲁迅见过面。1928年9月下旬之后,王方仁、柔石、崔真吾三人一起在鲁迅家塔饭同吃,鲁迅同三个学生的关系迅速升温。 1928年11月3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同真吾、柔石、方仁、广平往内山书店。”5 这是鲁迅日记中朝花社五位社员在一起同行的最早记载,各方关系密切。这也表明,早在1928年11月初,鲁迅倡导成立的朝花社就已有了组建的基本条件。事实上,早在10月25日,柔石就已致信赵平西说:“近来尚欲与二三位友人,办一种杂志,已得几位先生极力帮助,一月后或能办就”6——由此看来,鲁迅和柔石等人创办朝花社的设想早在10月下旬就已经有了端倪。
一
1928年11月,朝花社正式成立。社名是鲁迅提出来的,出典于《文选·陆机<文赋>》中“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朝花社既没有成立仪式,也没有对外发布任何消息,但根据《朝花》创刊号12月6日的出版时间,推断他成立的时间大约是11月上中旬,基本上是有根据的。因为创办一期文艺刊物需要完成组稿、校对、找印刷公司等很多事情,完成这些事务最起码也得几个礼拜,何况《朝花》周刊创刊号中的作品几乎全出自社员之手。朝花社最初的股东一共有4人,许广平说:“王、崔、柔石三人连鲁迅四人共同投资,每人一股,鲁迅除借垫柔石,自任一股,”7根据许广平的说法,朝花社成立之初的资本是相当有限的,按照每人一股一百元计算,最初的资本一共才四百元。这么一点启动资金,甚至比附近最没经济实力的春潮书局还少很多,这几乎注定了他经不起市场风浪。鲁迅最早付给朝花社的一笔股金是1929年1月10日的50元,第二笔是同月20日支付的50元。加上鲁迅给柔石借垫的股金,鲁迅一人就出了一半。这个时候,崔真吾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王方仁也没有正规职业,两人都依靠家庭接济。最拮据的是柔石,自从来到上海后一直就没有收入,而且家里有老婆小孩待供养。但柔石对这个社团的贡献最大:“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8 显然,就贡献来说,柔石是朝花社除鲁迅之外的“另一个中心”。
成立朝花社的最初动因,鲁迅、柔石和许广平都有自己的说法。1933年鲁迅回忆说,柔石“躲在寓所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91928年10月25日柔石致信其哥哥说:“近来尚欲与二三位友人,办一种杂志,已得几位先生极力帮助”10。这样看来,创办朝花社是鲁迅和柔石两个人主动提出,得到王方仁、崔真吾同意后才成立的。但许广平说,成立朝花社是王方仁提出的。她说那时他们常见面,谈起文化界的寂寞,出版界的欠充实,王方仁“就提议大家来出点书,他说,他哥哥开教育用品之类的店,可以赊点纸,或者还可向拍卖行买些便宜货,用不着大本钱。而且他哥哥的店,也可以代卖书籍,省得另开门面,有批发的,他也可以代收账,很靠得住。”11。1928年下半年,上海掀起了一股文人创办书局的热潮,北四川路底的大江书铺、春潮书店、第一线书店、乐群书店都是这时创办的。受这股风潮影响,鲁迅和柔石创办朝花社的动机应该更强一点,王方仁此时还算年轻,家庭条件不错,未必就有专职从事文学的打算,但他的想法正好为朝花社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朝花社成立,随即开展了工作,“用朝花社名义出了种周刊,印些近代木刻画选,也出些近代小说集。”12《朝花周刊》创刊号是1928年12月6日出版的,柔石主编,合纪教育用品社发行。但这个期刊显得相当低调,创刊号上既没有《前言》,后面也没有编辑者的任何信息。直到1929年5月16日第二十期结束,期刊后面才有一小段《编辑后记》,但其主要目的,还是在说明这个期刊要改为《朝花旬刊》了——这种创办期刊的态度就令人觉得底气不足。这是一份形似小报的期刊,十六开双面八版,期望能有更好的销路。 事实上,柔石也把他看作是报纸,期刊创刊号出版当日,柔石致信赵平西说:“又与友人办报,事亦稍忙。”13期望以报纸的形式办期刊,思路是好的,但朝花社选了一家不正规的图书发行企业,14没有其自己顺畅有效的图书销售渠道,几乎就注定了《朝花》在上海开拓文化市场要充满艰辛。
《朝花》周刊的主要撰稿人,都是朝花社社员。办刊的“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持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15。封面是由鲁迅设计的,选用了英国阿瑟·拉克哈姆的一幅画做刊头,刊头字也是鲁迅的创作。根据这样的办刊宗旨,鲁迅、柔石、王方仁(梅川)、崔真吾(采石)等几位创始人,开始了大量的翻译工作。柔石则在翻译之外,还发表了很多文学创作作品,因为相对于翻译,他更擅长文学创作。
朝花社成立,为各社员的文学活动创造了条件。最初半年,朝花社的文学出版活动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每周一期的《朝花》周刊虽然销量不多,但从未间断。《朝花》周刊从1928年12月初创刊,到1929年5月16日结束,一共出版了20期。《朝花》周刊发表小说20篇,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各一半,翻译小说的主要是梅川、采石、柔石、鲁迅和岩野,介绍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东欧和北欧的作品,贯彻了鲁迅的办刊宗旨;创作小说的主要是柔石,其他两位玫玫、樵子都是不太知名的文艺青年。当然,除小说之外,《朝花》周刊还刊载了文论、戏剧、诗歌、随笔和其他一些杂文,翻译与创作并重,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播先进文化的作用。
《朝花》周刊最显著的另一项业绩,是他刊载了很多木刻画。20期《朝花》周刊一共刊载了11幅插画,除第十七期是一幅胶版画之外,其他10幅都是国外优秀木刻画。这是鲁迅第一次把外国木刻版画引进中国,有的研究者认为,“《朝花》期刊第一次正式把外国木刻版画介绍到中国,而且引进了一大批国外优秀的木刻版画创作,让人们对“创作木刻”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对恢复木刻版画的创作性,使木刻版画艺术真正地纳入现代绘画艺术有着一定的贡献。”16 确实,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朝花》周刊刊载的外国木刻画不多,但他的开拓者历史贡献是明摆着的。
《朝花》周刊之外,朝花社接着就开始了一系列出版活动。按照其“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的办社宗旨,朝花社“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171933年鲁迅说的这些话,显然还带有一些早期“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的情绪,因为1928年批评他的叶灵凤此时已被左联开除。但鲁迅的这段话的确也阐述了朝花社出版“艺苑朝花”系列作品的初衷。《朝花》周刊创刊之后一个月,朝花社即开始了“艺苑朝华”画集的出版工作。1929年1月26日,朝花社同时出版了《近代木刻选集》(一)和《蕗谷虹儿画选》两种画集。2月26日和4月26日,又先后出版了《近代木刻选集》(二)和《比亚兹莱画选》两种画集。
鲁迅在《近代木刻选集小引》里说,中国的火药和指南针两大发明,后来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攻击中国的武器。西方的木刻最初也是中国传过去的,19世纪中叶之后发展成了创作的木刻——一种真正的艺术:
所谓创作底木刻者,不模仿,不复刻,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记得宋人,大约是苏东坡罢,有请人画梅时,有句云:“我有一匹好东绢,请君放笔为直干!”这放笔为直干,便是创作底版画首先所必须,和绘画的不同,就是以刀代笔,以木代纸或布。中国的刻图,虽是所谓“绣梓”,也早已望尘莫及,那精神,惟以铁笔刻石章者,仿佛近之。
因为是创,所以风韵技巧,因人不同,已和复制木刻离开,成了纯正的艺术,现今的画家,几乎是大半是试作的了。
在这里所介绍的,便都是现今作家的作品;但只这几枚,还不足以见种种的作风,倘为事情所许,我们逐渐来输运罢。木刻的回国,想来决不至于象别两样的给本师吃苦的。18
鲁迅的这段话,因为记错“我有一匹好东绢,请君放笔为直干!”的,后面还有一篇纠错的文章。但这篇文章清晰地传达了引进西方现代木刻艺术的缘由。把西方现代木刻艺术介绍到中国来,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开天辟地的事情,鲁迅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从文化传播的角度上看,1929年初鲁迅开始倡导现代木刻艺术,出版现代木刻画集,开新兴美术运动的风气之先,拉开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帷幕,是有其特殊贡献的。但从经济的角度上看,朝花社的经济效益从一开始就不令人满意。朝花社开社之初是颇想做一番事业的,1928年12月就透过春潮书局的广告发布了相关出版信息。他的木刻画集出版后,又分别于2月、3月、5月、6月在《申报》上多次刊登大幅出版广告,希望加快出售他的《朝花》周刊和其上半年出版的四种木刻画书籍。3月5日,为了支持朝花社的出版事业,鲁迅“下午借朝华社泉五十”。同年4月,朝花社出版了由鲁迅、梅川、真吾和柔石四人合译的《奇剑及其他》(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进一步加大了朝花社的影响。实际上,朝花社出版的期刊书籍的确销售了一点,但并不多,文化市场并没有给予朝花社太多的经济回报。鲁迅多次把朝花社出版的《艺苑朝华》图书赠予朋友,却从未在自己的日记中透露过任何朝花社有经济收入的信息。
二
1929年是上海新书业的黄金期,这年6月是朝花社运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上半年办刊和出版画集带来的风险还没有充分展现,由于人手不够,《朝花》周刊从6月1日起改出《朝花旬刊》;另一方面,朝花社在周边新书店激流勇进的运作风潮的影响下19,加大了一点投资。6月16日,鲁迅“夜代广平付朝华社出版费一百。”20许广平说,这里鲁迅为支持朝华社“自动再加一股,算是我的名义,无非是增大出书能力。”21
自从住进景云里后,柔石在鲁迅的扶持下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在鲁迅和冯雪峰的帮助下,他的《三姐妺》等系列创作和翻译小说得以出版,创作上更加精进;二是鲁迅推荐他出任《语丝》编辑,农历新年后每月有北新书局付给他的40元编辑费,生活短时间稳定了下来。
5月中旬出版的最后一期《朝花周刊》,在其《编辑后记》里说:“小小的《朝花》居然也出到二十期了。这于我们——栽培这小花者自然有不可言喻的欣喜;爱护这小花者也许有和我们同感的吧。朝花周刊自本期以后改为旬刊了。页数,字数比周刊增加一倍,内容也当尽其所能使之更为充实。”22 1929年6月初出版的《朝花旬刊》改为了32开本,页数增加到了28页。这对于《朝花周刊》的长期订户来说,确实还是展示了相当诚意的。
《朝花旬刊》继承了《朝花周刊》的编辑方针,翻译与创作并重,翻译亦以绍介北欧和东欧的文学作品为主。队伍除四位朝花社社员之外,还发表了很多冯雪峰翻译的著作文章。对于续办的《朝花旬刊》一事,鲁迅、柔石、王方仁、崔真吾也都是相当认真的,几乎每期都有他们翻译和创作的作品。崔真吾是7月30日离开上海的,离开上海之前还留下了一些稿件供柔石编辑《朝花旬刊》之用。王方仁则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一期。
1929年6月之后的一段时间,鲁迅对于朝花社,仍然相当热心。他不但推动朝花社出版了本社的译著《在沙漠上及其他》(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二,1929年9月版)、唯一的一本朝花小集——崔真吾的译作《接吻》(波希米亚山中故事,1929年8月版),也把柔石的长篇小说《二月》(1929年11月版)推荐给春潮书局出版,并亲自为《二月》写了《小引》。1929年9月1日出版的《朝花旬刊》(第十期),除了已经出版和正在出版的朝花社著作外,还刊载了朝花社计划出版的五种图书:1. 新俄艺术图录(艺苑朝华第五辑);2. 小彼得(童话),匈牙利·至尔妙论作许霞译;3. 丹麦短篇小说集(上),柔石译;4.挪威短篇小说集(上) ,梅川译;5. 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小说),俄·果戈理作鲁迅译。这个广告一直在9月出版的《朝花旬刊》里刊载,说明至少在1929年9月,朝花社还是有意愿把这个社团运作下去的。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按照林淡秋的说法:“《朝花》销售不大,在当时文坛上也并无权威,经济好像相当困难”了23。
1929年9月,鲁迅正因版税问题正忙于同北新书局打官司。但9月27日,鲁迅还“夜为《朝花旬刊》译游记一篇。”这一事实说明,这个时候鲁迅还没有真正了解朝花社财务状况的严重性,《朝花旬刊》其实已经很难续办下去了。
对于朝花社运作的经济情况,柔石是很清楚的。9月18日接到老同学潘漠华邀请他和冯雪峰去洛阳高中教书的电报,柔石实际上已经相当心动:“我颇想离开上海,我恋着什么?事业么?爱情么?但我不敢到火线下去走一遭,我真自己太柔弱了!运命判定我一生,莫非禁锢我在“多顾虑的”,“易感动的”的牢狱中终世么?”24这则日记从一个侧面表明,朝花社的财务状况令人心烦,柔石初到上海时拒绝教书,想当作家干一番大事业的想法,在这个时候已经有所松动。但这时“柔石并不因此而感到厌倦,始终用全副精力苦撑这个刊物,那种认真热情,那种切实苦干的作风,实在使人感动。”25
《朝花旬刊》的停编来得这样突然,甚至在9月21日出版的最后一期中没有来得及透露出一丁点信息。这应该是出自发行者合记教育用品社的抉择。因为合记教育用品社清楚,这样经营下去,《朝花旬刊》亏空将更严重。明知道经营出现问题而不多想办法,推卸责任,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应该有的态度。对于朝花社走到这一步的原因,许广平说得很清楚:
最失败的是《近代木刻选集》之类的木刻印本。纸张是A26经手的,从他哥哥的店里或拍卖而来,各种纸都有,很多是粗糙的,不宜于印图。而且油墨也恶劣,往往把细的线条遮抹掉,有时墨太浓,反映出闪光,很不好看,然而还有读者。书和刊物,渐渐被人注意了,那时的A似乎别有所忙,时常往来于上海、宁波之间,有时急待他接洽什么,总老等他不来,责任几乎全落到柔石一个人身上。他很愿尽力,无奈那位A的哥哥店里的关系,柔石去接洽总弄不恰当,结果诸多棘手。卖出去的书,据说一个钱也收不回,几次的添本钱,柔石甚至一面跑印刷所,一面赶译书卖钱去充股本,有时真太来不及了,先生就转借些给他。27
许广平的叙述明确地展示了1929年9月前后朝花社内部的运作情况。对于朝花社的经营,合记教育用品社的一些偷工减料的做法的确是影响朝花社著作销售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更为关键的一点,还是朝花社缺乏更为得力的专业经营者。柔石的确是为朝花社肩负了相当责任的,但他毕竟不是职业图书销售者,在图片销售方面缺少经验和渠道。这个时候,合记教育用品社打退堂鼓的迹象已经显露了出来。也就是在这个月,原计划很快就要在朝花社出版的柔石的《二月》和许霞的译著小彼得(童话),鲁迅已不得不转给春潮书局出版。同样是在这个月,柔石编讫第五卷前半卷的26期《语丝》后,交由北新书局的李小峰续编。
1929年10月,《朝花旬刊》停刊后的朝花社实际上已很难运作。10月9日,鲁迅“付朝花社纸泉百五十”。10月14日,又“付朝华社泉五十”。客观上,鲁迅的行动为朝花社解了燃眉之急。10月14日,王方仁向鲁迅借了30元之后就在鲁迅的日记中消失了。因为创办朝花社的关系,柔石的经济状况也受到了影响,《朝花旬刊》“这个刊物再也支撑不下去,不得不停刊时,柔石个人的经济亏空也很大了,生活是困难的。”28
但柔石作为朝花社后期的一个实际负责人,还为朝花社的运作不断努力。从8月底到9月,为了支持朝花社的运作,柔石2次向鲁迅借钱。为了扩大销售,11月2日,朝花社还特地在《申报》上刊登了朝花社的新书出版广告,以求加大销售力度有一点经济效益。崔真吾自从7月底回老家之后,一直到12月才回到上海。1930年2月再次同鲁迅告别,到外地谋生。事实表明,这一时段他对朝花社的运作已不起任何作用。
1929年10月10日,中央文委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啡咖啡馆第一次召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筹备会议。柔石参与了这次会议。此会之前,冯雪峰在冯乃超等人的介绍下已在北四川路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党组织通过冯雪峰同鲁迅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这次会议之后,基于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情谊,鲁迅与柔石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正是有这层关系,12月,柔石又两次向鲁迅借钱,希望能解决一些问题。
三
1930年1月,朝花社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1月22日夜,久已不在鲁迅日记中出现的了王方仁,再次拜访鲁迅,“还陆续所借泉百五十,即以百二十元赔朝花社亏空,社事告终”。29社事告终这件事,合记教育用品社同鲁迅之间应该是有一个商量的过程的,这天王方仁来只是做了最后的了断。对于朝花社最后的运作情况,许广平有一个说法:
这时A30对于译书事忽然不热心了,颇有十问九不理的样子。在某天,他宣布不能继续了,他哥哥的店不肯再代设法,书也多卖不出去,后来就把剩下的书由柔石托别的书店去卖,款不但收不到,还要每人筹款填亏空。先生担负了巨额的损失之后,得到朝花社遗留下来的黄色包书纸一束,从此关门大吉。31
许广平这里陈述的事实,应该是朝花社停刊《朝花》旬刊前后发生的事情了,此时朝花社经营失败的矛盾已充分显现。按照许广平的说法,鲁迅先生创办朝花社,原计划是想替青年们打下一个文学园地的基础。鲁迅在朝花社存在的一年时间里,的确为朝花社的运作“费去不少精力”,然而因为遇人不淑,这个计划终成了泡影。社事告终之后,原计划要在朝花社出版的《艺苑朝华》第五辑《新俄画选》,鲁迅于1930年3月编讫后交由光华书局出版发行。《新俄画选》1930年5月出版,这是以朝花社名义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也是我国第一本介绍苏联版画的画集。1930年1月之后,柔石把朝花社剩下的书交光华书局、明日书店代售。1930年6月24日下午,柔石访问鲁迅,“交朝花社卖书所得十”。这是鲁迅日记中有关朝花社的最后活动记录。关于朝花社关门一事,1930年1月17日鲁迅致信李霁野说,“这是一部分人上了一个人的当”。鲁迅讲的这“一个人”显然指的是王方仁。鲁迅的这种话本身还是比较客观的,如果不是发行企业出了问题,朝花社的文化事业也许就不会那么快戛然而止。
朝花社存在的时间很短,这是北四川路同时创办的文艺社团中运作时间最短的社团之一。一方面是他的经济能力实在有限,又没有前几年在北四川路上创办的良友图书公司那样的融资能力,鲁迅合起来担任了五分之三的费用。这个社团的骨干既要大量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又要抽出时间兼顾期刊、著作的出版工作,能力精力都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这个社团没有自己的图书销售渠道,它委托发行的合计教育用品社,是本行业一家实力较为雄厚的企业。32但这家企业最初愿意接受朝花社的委托,同意尝试跨界经营图书发行业务,或许是考虑到了鲁迅在文化界影响的因素。后期一旦发现朝花社出版的书籍杂志销售不出去,发行者马上就有了止损的想法。鲁迅倡导的现代木刻艺术虽然观点很好,但朝花社没有经济收益,另几位社员的生存问题得不到解决,关门倒闭的事是迟早会发生的;三是朝花社创办之时,鲁迅本人还远远没有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化影响力,当时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大多局限在文学教育界,图书市场对他编辑出版的期刊著作价值有一个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
尽管如此,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朝花社的成立和运作,是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的:一是他为鲁迅倡导的现代木刻运动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此这项艺术运动在鲁迅的持续倡导之下,不断开花结果,发展壮大,为其后中国左翼美术运动的发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贡献了巨大的动员力量。另一方面,借鉴《朝花》期刊发行失败的经验,1929年10月,已经同意参加左联的鲁迅,积极动员同一弄堂的冯雪峰创办《萌芽》月刊,发行了另一种更为权威的左翼文学期刊,使其成为左联成立初期左翼文化运动的另一股重要力量;二是柔石借助朝花社这个平台,得到了锻炼,使自己的创作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在文学界的声望越来越高。单在1929年一年之中,柔石在冯雪峰和鲁迅的支持下就出版了《三姐妹》《二月》《旧时代之死》等多部小说,收获真的不算少。同样是在冯雪峰和鲁迅的影响下,柔石很快就走上了左翼文学的道路,参加了左联。左联成立当月,他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在《萌芽》上发表,显示了越来越成熟的文学才气。1930年5月柔石在冯雪峰、黄理文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同月下旬代表左联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同年6月柔石写作完成《一个伟大的印象》(通讯),报道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实况,在左翼文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同他在朝华社时期打下的基础或多或少都有点关系。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左联文论及其资料整理与研究”(22&ZD281)阶段性成果。
[2]俞宽宏,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史,世界华文文学。
[3] 崔真吾(1902一1937),浙江鄞县人,1924年秋考入厦门大学,1926年下学期鲁迅到厦门大学教书时,在鲁迅的指导下,同俞念远、王方仁等人组建泱泱社。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后崔真吾从厦门大学退学,1928年春插班转入上海复旦大学文科四年级学习。
[4] 柔石(1902.8—1931.2),浙江宁海人,1928年出任宁海教育局局长,6月到上海谋生,结识鲁迅之后开始了专职文学生涯,1031年2月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牺牲。
[5]《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00页。
[6] 赵帝江、姚锡佩编《柔石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7] 《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337页。
[8]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96页。
[9]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96页。
[10] 柔石:《柔石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682页。
[11] 许广平:《欣屚的纪念》,《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2页。
[12] 同上。
[13] 柔石:《柔石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684页。
[14] 朝花社选择的上海合计教育用品社是一家专门经营教育文化用品的企业,对图书出版发行业务并不熟悉。虽然这家公司经济实力不错,朝花社选择这家合作企业可能有点能借以依靠的想法,但事实证明这家公司并不可靠。
[15]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96页。
[16] 郭伶俐:《<朝花>期刊对中国木刻艺术的贡献》,《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第26卷第四期),2016年12月,第103页。
[17]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96页。
[18] 鲁迅:《近代木刻选集小引》,《朝花》(第八期),1929年1月24日,第61、62页。
[19] 这个时间段,附近的大江书铺、乐群书店、水沫书店、春潮书局、南强书局等都在加大出书力度,力争最大限度地占领上海图书市场。
[20]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39页。
[21] 许广平:《欣屚的纪念》,《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2页。
[22] 《朝花周刊》(第二十期),1929年5月16日,第160页。
[23] 林淡秋:《忆柔石——纪念柔石过难十六周年》,《文萃》(1947年第二卷第18期),第33页。
[24] 柔石:《柔石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666页。
[25] 林淡秋:《忆柔石——纪念柔石过难十六周年》,《文萃》(1947年第二卷第18期),第33页。
[26] 指的是王方仁。
[27] 许广平:《欣屚的纪念》,《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3页。
[28] 林淡秋:《忆柔石——纪念柔石过难十六周年》,《文萃》(1947年第二卷第18期),第33页。
[29]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79页。
[30] 指的是王方仁。
[31] 许广平:《欣屚的纪念》,《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3页。
[32] 这家公司创办于1909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上海教育用品行业的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排名上海本行业企业中的前五名。参看乔丽华的《关于朝花社的合“合计教育用品社”》,《上海鲁迅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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