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有的时候
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
话说1966年4月20日，昨日出访归来的刘少奇出席了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4月2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两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2月3、4、5、6、7，五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2月3日急于搞一个5人小组文件（指《二月提纲》——笔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和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4月23日，毛泽东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写了一个批语：
此件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毛泽东 1966年4月23日
4月2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中共中央的《通知》稿和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决定提交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4月24日这一天，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将中央工作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及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4个人的发言材料，还有罗瑞卿写于3月12日的检查，一同呈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4月27日，毛泽东又在江青等修改的《通知》稿上作了部分修改。
4月29日，毛泽东在谈话中继续严厉地批评彭真和北京市委，他说：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地。‘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赞成鲁迅的意见，经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侮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1966年5月4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一共有76人，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外，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以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身份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后来一直延续到5月26日。其间，毛泽东一直在杭州，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这次会议的程序和各种文件的起草，都是由毛泽东安排的。会议的情况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报告。
会前，李雪峰接到会议通知后刚到北京，叶剑英就跑来对他说：
“又发生事情了，你知道吗？”
李雪峰闻言，不由得一怔，说：
“不知道啊！”
叶剑英隐隐约约地把毛泽东批评彭真的《二月提纲》的消息给他透露出来。李雪峰心里暗暗叫了一声：“糟糕！彭真出问题会连累许多人的，因为他那个汇报提纲各大局都贯彻执行了呀！”他问叶剑英：
“彭真和罗瑞卿的问题有没有关系？”
叶剑英说：
“彭真实际上是保罗瑞卿的，这一点，我们都看出来了，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林彪曾经给我打过招呼：要我注意彭真的言行，不要和他拉扯得太紧，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问题。”
扩大会议开始时，彭真紧挨着李雪峰坐。李雪峰看得出来，彭真有许多话想和他讲，李雪峰故意不多搭理他，而且还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会议首先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的讲话，集中批判了彭真、陆定一。
接着，与会者纷纷发言，批判彭真。彭真见康生、陈伯达等人都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立刻和那些人顶起来，他要求中央对他进行审查。刘少奇说：
“你彭真到现在还嘴硬，你的个人主义膨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为什么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骗我们？你就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的修正主义就是你！”
大家见刘少奇说出了这样的话，都跟着指责彭真。
李雪峰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了！人家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彭真根本没有辩护的权利，开始就陷入孤苦境地。彭真一开口，就被康生和陈伯达顶回去了。”
中央决定，停止彭真参加会议。
刘少奇在和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谈话的时候说：
“彭真在历史上和现实工作中都是反对我的，他总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对我搞封锁，不讲真话。我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说过：彭真这个人可是不好领导呀，动不动就以功臣自居，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一次把他揪出来也是我们党多年来争取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对他的黑帮势力的清理和斗争。”
李雪峰也说：
“彭真过去是从来看不起我的，多年来我们对北京市的工作无法过问。名义上北京市属于华北局领导，实际上是北京市在指挥我们。”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1964年底讨论《二十三条》时，刘少奇顶撞毛主席的事情发生以后，彭真批评刘少奇批得很厉害，说这是对毛主席不尊重，还说刘少奇在农村问题上老想单干等等。在农村问题上彭真倒是有资格批评刘少奇的，因为彭真一直是不主张单干的。刘少奇问毛主席，你老说走资派，那到底谁是‘走资派’？毛主席说，张霖之就是。彭真说，你刘少奇这样逼问毛主席，结果是害了这些干部。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上，刘少奇对处理彭真是很积极的。刘少奇说过，彭真不仅反毛主席，而且也根本不把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放在眼里。”
5月5日，毛泽东会见以谢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了会见。毛泽东在同谢胡的谈话中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首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1921年到1966年45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5月6日，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系统地介绍了彭真、陆定一等人在八届十中全会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5月7日，毛泽东看了林彪寄来的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非常兴奋。他浮想联翩，挥笔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当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3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是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2次世界大战的8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3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产品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这封信后来以中央正式文件发往全国各地，成为著名的“五七指示”。
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撰写的署名为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江青在文章中写道：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从1961年开始，就抛出了他们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作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邓拓甚至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听从他们的‘指导’，由他们来专我们的政。”
“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一定要抓住它，识破它，戳穿它，剥掉它的画皮，让邓拓这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欠债总是要还的。邓拓要想‘瞒天过海’，要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绝对办不到的。不仅邓拓滑不过去，他的同伙也滑不过去；不仅《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要铲除掉，《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以及《长短录》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一一铲除，毫不例外。”
文章最后写道：
“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是个必然的规律。在我们内部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污蔑和攻击，只不过是几个苍蝇嗡嗡叫而已，丝毫也无损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辉。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登姚文元撰写的长篇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严厉地批判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三家村札记”专栏上所发表的杂文。姚文元在文章中写道：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
5月11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刊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
5月11日这一天，《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戚本禹撰写的题目为《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讨论过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则是与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等人一起讨论的。因为是登在《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所以大家讨论得非常认真。在讨论的时候，康生提出，要彻底批判邓拓，就一定要联系他的历史来批。他说，你们不知道吧，邓拓是个叛徒。康生说，这是听彭真说的，邓拓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在受审的时侯，他把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招供了。所以康生说，在我的文章里要加上‘邓拓是叛徒’这句话，在场参加讨论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康生又对我说，关于邓拓的变节问题，你要跟安部长（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核对一下。于是，我就在康生那里用红机子给安子文打了电话，一位姓陆的秘书接的电话，她是个女同志，之前我们都认识。我说，我想请示一下安部长，现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讨论一篇批判邓拓的文章，在文章里要指明邓拓是叛徒。这件事须要跟你们核封一下。我还说，这是伯达、康生提出来要核对的。隔了一天，陆秘书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安部长已经看过档案，据档案材料，他在敌人那里是招供了，所以可以说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这个问题，这个要由中央来决定。我说，是要请示中央的，谢谢你的提醒。这个稿子定稿出清样以后，由陈伯达签了名。然后就直接送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送上去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在清样上画了圈。我们特意在‘邓拓是叛徒’这句话下面加了横杆，他们也没有提出异议。清样退回来以后，我问，还要不要请示主席？陈伯达、康生都说：不用了。安子文都说是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看过了，都没有意见，这就是通过了。对邓拓变节的事，当时我也没有产生过什么疑问。因为那次我和关锋在彭真家里的时候，谈到了邓拓的文章。我们都说邓拓的文章写得不好。彭真就悄悄地跟我们说，邓拓以前叛变过，只是没有给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本来‘八大’要选他为中央委员的，是他自己给中央写信，说他在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中央委员。”“对于邓拓和吴晗、廖沫沙，在《北京日报》、《前线》杂志上发表的讽刺现实的文章，有的我赞成，有的我反对。而且早就写过批评他们的文章（是发表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的）。他们不仅仅是在发牢骚，有些地方可以说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攻击，而且攻击得很过分。邓拓在大跃进期间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人民日报》上大量登载了‘放卫星’，‘假高产’的消息和报道，他是有责任的。当然，当时在中央分管《人民日报》工作的邓小平也有责任。毛主席早已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就把他的总编辑撤了。这也可能引起了他对毛主席的不满。邓拓在1966年5月18日凌晨自杀。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想到，他是不是因为看到5月11日我的文章，受到了刺激，因而自杀的？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我后来知道，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他已经写过很长的东西，表示要自杀了。文革被否定后，负责我专案的审判庭在准备审判我的时候，也把我这篇点邓拓是叛徒的文章作为邓拓自杀原因而定为我的一个罪名。我跟他们说，关于这件事的经过，你们可以问安子文去。他们去问了以后，安子文倒是说：有这事，戚本禹是来问过我们的，是我们跟他讲邓拓历史上有过背叛行为的。当时他还请示过中央书记处，后来审判庭就把起诉书上的这一条拉掉了。”
再说5月12下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戚本禹，通知说：
“主席有重大的事情要召见你们，要你和陈伯达、杨成武3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戚本禹放下电话就通知了陈伯达，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
“我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你和陈伯达明天一早去北京郊区的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
《戚本禹回忆录》记载了他们此次上海之行的整个过程：
5月13日凌晨3时，杨成武打电话催戚本禹和陈伯达出发。戚本禹、陈伯达坐车来到机场，与杨成武会合。他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这是一架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里面还有可以办公的小房间。戚本禹心里一直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现在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了3小时左右，杨成武一行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他们。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徐业夫把印好的林彪转呈给毛泽东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以及毛泽东在5月7日为这个报告写给林彪的信，发给了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要他们先看看这些文件。
毛泽东也是刚从杭州抵达上海不久。大概清晨7点左右，陈伯达一行到了毛泽东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此时毛泽东还没有起床，但他事先有交代，说陈伯达3人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护士长吴旭君请陈伯达等人在客厅里先坐下，转身去叫毛泽东。
这间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端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3人沙发，在沙发的两侧各有一把椅子。杨成武硬要让戚本禹坐沙发，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戚本禹想，你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发，让你坐椅子呢？一番推让，最后还是戚本禹坐了椅子。
不一会儿，毛泽东穿着睡衣从客厅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出来了。他通常都是晚上工作，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他和陈伯达3人一一握手打招呼，对戚本禹说：
“好久不见了。”
入座后，毛泽东拍了拍他旁边的单人沙发，让戚本禹坐在他身边。此时，江青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戚本禹马上起身让座，请她坐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以手示意，要戚本禹还坐在他边上。江青在3人沙发一侧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戚本禹叙述至此，在《回忆录》中加写了一段话，他说：“我从秦城出狱后，听到了邓小平一次讲话的传达，说什么早在建国初，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是已经离异了。可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住在一起。那时主席73岁，江青51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4岁。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两人感情是很好的。主席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江青也经常和主席住在一起。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常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仍见到她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虽然江青平时住在钓鱼台的11号楼里，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的。”
接着，戚本禹记载了毛泽东会见他们的情形和谈话内容：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毛泽东送来了早餐。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着几片烤馒头。毛泽东喝了几口麦片奶，开始讲话了。他说：
“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看的文件。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
他问陈伯达等人看了文件有什么意见？陈伯达首先发言说：
“文件刚拿到，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在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杨成武说：
“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
毛泽东插话说：
“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
杨成武接着说：
“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
毛泽东听了，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杨成武回答说：
“已经送上去了，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戚本禹开始发言，他从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批语说起：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 “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戚本禹说到张鲁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时，毛泽东插话说：
“就是不要当官的，‘皆以祭酒为治’。‘祭酒为治’就是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物。”
戚本禹说起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时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他在杨成武讲战士学文化时心里就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他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他说，前些天刚去“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没想到，我们的战士也会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毛泽东很注意地听了他复述的战士的话，问道：
“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
戚本禹说，这个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毛泽东说：
“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老残游记》上也讲 ‘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陈伯达说：
“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
毛泽东说：
“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也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戚本禹说：
“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要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主席描绘的这种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这次谈话，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他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毛泽东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这次也一样，一直是毕恭毕敬地在听。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毛泽东让陈伯达3人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汇报，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的，然后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毛泽东那儿出来，陈伯达3人就入住到锦江饭店。吃过午饭，他们3人就一起坐下来讨论毛泽东的讲话和文件，对毛泽东的批示没做什么改动，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的标点、字句做了一点小的修正，接着又讨论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5月14日，毛泽东的回批就下来了，说陈伯达他们写的东西可用，让他们当天上午带回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戚本禹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便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并正式下发了这个文件。
戚本禹叙述了这件事后，还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坚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曙光，我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地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像瓦解苏联那样，演变与分裂中国的不祥之兆。”
就在5月14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林杰撰写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一文。文章中写道：
“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一批所谓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材料，并且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两个编辑部的按语。无论是按语，无论是所编的关于《燕山夜话》的材料，都是竭力掩盖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着斗争的幌子，干着包庇的勾当。”
“1962年2月22日，邓拓发表了《智谋是可靠的吗？》。这篇杂文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呢？邓拓大肆议论所谓当皇帝的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即借古讽今地评论说：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
“人们自然会想起吴晗在《海瑞骂皇帝》中所说的：‘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邓拓说的‘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这是对吴晗的《海瑞骂皇帝》的进一步发挥。邓拓所说的‘群众’，就是邓拓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家。”
“在《“伟大的空话”》这篇杂文中，邓拓更露骨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邓拓说：‘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伟大的空话’，是‘无济于事’的‘陈词滥调’，‘越说得多，反而越糟糕’。”
“上面这些咒骂，邓拓认为还不足以发泄他内心敌视我党的资产阶级仇恨。1962年7月25日，他在《前线》发表了一篇叫作《专治“健忘症”》的杂文。”“文章引了《艾子后语》中一则故事，据说，齐国有一个人得了健忘病，去请‘滑稽多智’的艾子治病，刚出家门几十步，自己的屋子、自己的老婆就认不得了，甚至连自己刚拉的屎，都不认得。邓拓说，这是‘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在这篇文章里，他用了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辱骂我们党‘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装疯卖傻，不堪信任’。”“邓拓还编造了‘专治健忘症’的所谓‘积极的’方法：一是用狗血淋头；一是用棍子打击病人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邓拓竟要对我们党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是多么的恶毒！只是狗血淋头、打棍子还不够，邓拓这位‘专治健忘症’的专家，还命令‘病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一切听从他这位‘高明的医师指导’，‘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邓拓所攻击的‘健忘病者’就是我们伟大的党。他要我们党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完全休息’，这就是要我们党下台。”
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欢喜有人愁。物极必反尔可知？自作孽时祸临头！
欲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开展，情况怎样？请看本传第九卷：玉宇澄清。
东方翁曰：关于党内在文化战线上发生的那些斗争的起因，叶永烈曾经引用过史学家黎澎的一段话。黎澎说：“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她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黎澎的这些话，是针对毛泽东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在文化艺术上的不同立场和观念而说的，无非是要说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党内的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叶永烈似乎也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就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情况看，如果说彭真的《二月提纲》是直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的话，那么可以说，江青的《座谈会纪要》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颗重要信号弹，而后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则无疑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进攻的大决战的宣言书，从而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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