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天换地》第191讲——
打倒阎王救小鬼，文化革命掀波澜
金戈铁马
同志们：大家好，我是金戈铁马，《改天换地》系列讲座我们进行了190讲，今天第191讲。今天讲讲毛主席解散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批判“二月提纲”的故事：打倒阎王救小鬼，文化革命掀波澜。
话说1966年3月19日，江青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给林彪的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
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二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敬礼！
江青1966年3月19日
3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灵的，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派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1958年研究历史的方法。”
林彪说：“这是阶级斗争。”毛主席说：“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13个没有动。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林彪说：
“报纸是一件大事情，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毛主席说：“还有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他指着《红旗》杂志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接着说：
“尹达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翦伯赞等人。”
关于尹达的文章，《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尹达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的所长，1964年写了―篇《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可是中宣部一直没有让他发表。
1965年12月，尹达把这篇文章送到了《红旗》杂志历史组，历史组经请示领导后，组织范若愚、关锋、戚本禹和杜敬四人与尹达一起讨论修改，后在1966年《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我还保存着他在文章发表前写给我的三封信。主席看了这篇文章，感到满意。”
再说毛主席在会议上接着说：
“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
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写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写等于学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听、写为主。至于写史，到工作时再说。不要只读死东西，不搞应用。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读《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他那样打仗的。”
林彪说：
“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简单一些，按实际情况办事。”毛主席说：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
林彪说：
“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毛主席说：
“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紧。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
朱德插话说：
“打倒那些权威。”陈伯达说：
“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毛主席说：
“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融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陈伯达插话说：
“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毛主席说：
“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工业体制问题，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在南京，我和江渭清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斗争武器。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
刘少奇插话说：
“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员太多，职工80万、家属也是80万。”毛主席说：
“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我们这个国家是20个‘国家’组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
周恩来插话说：“要搞机械化。”毛主席说：
“先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4、5、6、7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鸣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详情请见文字版。
周恩来说：
“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毛主席说：
“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
彭真插话说：
“上海用机器支援农村，由非法变合法。”毛主席说：
“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变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派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皇、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彭真说：
“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上就是工业党。”毛主席说：
“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什么××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个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只生产精神。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央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一粒粮、一颗子弹，只有来源于你们的实践经验，根据你们打胜仗打败仗的经验，出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
周恩来说：
“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毛主席说：
“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要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10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插话说：
“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老产品带新产品。”林彪说：
“老带新，这是中国的道路。”毛主席说：
“这好像抗战时期带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彭真说：
“小钢厂有4000个，给中央统光了。”毛主席说：
“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彭真说：
“明年搞个办法。”毛主席说：
“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周恩来说：
“现在搞农业机械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毛主席说：
“那就叫八机部的×××去当厂长嘛！有的对农民实在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统死。”
刘少奇说：
“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毛主席说：
“你用战争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么？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面无权管。”
陶铸说：
“中央也无权呀！”毛主席说：
“现在我们允许闹独立性。你对官僚主义就闹嘛！要像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对错误的东西闹独立性，你宣传部长不要压嘛！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我赞成挖他们的墙角，包括挖部长的墙角。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角。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没有读过呢！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
林彪说：
“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
“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说：
“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主席思想的种子。”毛主席说：
“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
林彪说：
“这些人只想专政。”毛主席说：
“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判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业机械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在3月20日这一天，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前，还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批评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
我看你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
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
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进步。”
吴冷西从会议厅出来，对周恩来说：
“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周恩来说：
“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回到西泠饭店，又和彭真讲了此事，彭真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毛主席在杭州开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没有回北京，而是去了武汉。
3月22日，林彪在上海接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座谈会纪要》大字排版本，知道已经毛主席亲自改定，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他当然双手赞成，一字不改，就批给了军委常委们。林彪让刘志坚、陈亚丁替他起草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亲自三次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主席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7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此致
敬礼！
林彪1966年3月22日
3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中央“二十三大”的公报。
3月25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年仅54岁因病去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艾思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敬献的花圈摆放在显著的中心位置上。
1966年3月28和30日，毛主席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赵毅敏、魏文伯进行了多次谈话。
其间，康生向毛主席汇报了刘少奇的情况：前些日子，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宫本显治来到中国访问。日本共产党担心美国扩大在亚洲的战争，所以游说中国、越南和朝鲜，要讨论与苏联的“联合行动”。刘少奇等人对此十分热心。他们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后，在北京签署了一个公报，用以实现“联合行动”的部分目标。在联合公报上，宫本显治坚持不点名批评苏共，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表示同意。毛主席听后很生气，他说：
“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联合公报就不发了，我也不接见宫本显治了。”康生又说：
“彭真在3月11日通过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打电话，质问《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上海市委不跟中宣部打招呼？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毛主席听后生气地说：
“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主席又说：
“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并要求彭真对叫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的事，向上海市委道歉。他还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毛主席严厉地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说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说《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他还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和《北京晚报》上的两个杂文专栏。而《三家村札记》是由《前线》杂志主编邓拓、编委廖沫沙和吴晗共同创办的专栏。三人商定：从吴晗名字中取一个“吴”字，从邓拓的本名中取一个“南”字，从廖沫沙的笔名“繁星”中取一个“星”字，叫做“吴南星”作为三人共同的笔名。三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余字。
毛主席在谈话中还说：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不久，邓小平带着宫本显治到了杭州，在郊外山中一个军事基地附近的安静的疗养所里，见到了毛主席。宫本显治鞠躬刚完毕，就看到毛主席毫不客气地指责邓小平等人说：
“你们在北京制定的公报草案，内容空空，毫无价值。”
毛主席希望公报能号召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共同反抗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日本人拒不同意。
3月30日这一天，林彪发给军委常委的《座谈会纪要》已经为中央军委常委们圈阅通过，刘志坚、陈亚丁奉命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请示报告：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旗帜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委1966年3月30日
此时毛主席不在北京，这份报告照理应送给总书记邓小平，可邓小平也不在北京，所以就送到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手里。彭真读罢《座谈会纪要》和信件，大吃一惊，但他还得公事公办，要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座谈会纪要》，内容无非是例行公事的几句话。刘志坚不敢怠慢，急召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起草了批语。
3月31日，康生从杭州赶回北京，将毛主席的谈话内容，立即向周恩来、彭真等人做了传达。他又向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作了传达，要王力整理一份文字资料，以便他在4月初向政治局传达，还要用于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的蓝本。
1966年4月1日，彭真把《座谈会纪要》和中共中央的批语，以电传形式，直送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因刘少奇自3月26日至4月19日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电传就没有给他发送。
毛主席当天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4月1日这一天，张春桥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总结了《汇报提纲》的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4月2日，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同时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
4月3日，中央工作组写出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还附有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四个人的发言材料及罗瑞卿于3月12日的检查。
4月5日，署名为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4月9日，邓小平乘飞机赶回北京。
此前，康生在北京给在陕西的邓小平打电话说：
“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书记处开会，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邓小平一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批评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
书记处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对彭真进行了批评。会议决定：
1、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
2、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报请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邓小平根据上述决定，叫列席会议的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王力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话，他写的是：
“中央于2月12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4月10日，王力起草的一句话通知送到了杭州毛主席处，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他说：
“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应当重新起草。”他还指定要陈伯达负责重新起草《通知》。
4月10日这一天，毛主席多次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座谈会纪要》及中共中央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迅速转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可以适当放宽。”
下发文件的唯一变化是：刘志坚原来按照彭真的意思所拟出的中共中央批示，换成了刘志坚在4月3日起草的另一个批示，这个新批示对《座谈会纪要》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批示中写道：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座谈会纪要》的核心内容是这么写的：
“17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4月11日，邓小平在北京再度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陈伯达和王力一起起草的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第二稿。康生提议说：
“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彭真说：
“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于是，陈伯达和王力重新修改《通知》稿。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在书记处会议结束后写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彭真和到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
4月14日，邓小平把重新修改后的撤销《二月提纲》《通知》稿，再送杭州。
毛主席看了《通知》稿，仍不满意，还是以为太简单。他作了部分修改后，提议扩大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为组长，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10人为成员，一共11人，在上海继续修改《通知》。
接着，毛主席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学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4月16日晨，廖沫沙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了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广播声。他后来回忆说：
“江青和一些人讲话时，动不动就说从战略上看，文化战线将会给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如何如何，用的词全是军事方面的术语。她在毛主席身边多年，这一点没有白学。说老实话，我对江青很了解。江青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女子。她到我家来住的时候，随身带的有一个皮箱，里面全是书籍，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著作家的经典什么的，每天也是抽出许多时间来看书。这一点，应当肯定，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从参加文艺活动的时候，就是主张文艺为现实的斗争服务，她从来不演和现实斗争没有关联的戏剧和节目。当然我后来知道，她到上海之前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思想非常激进的女人。她身上，反抗的性格非常明显，是一个丝毫都安静不下来的女人。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她当然对文化界和艺术界不满意了。从那个时候就不断地向文艺界发难和开刀，目标不完全是对准一些作家和演员的，而是对准了彭德怀和一切为翻案的中央领导的。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对准刘少奇和彭真这些人的。”
4月16日，中央文件11人起草小组集会于上海锦江饭店，因陈伯达、康生去杭州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就由江青主持了文件起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由此，中共中央历史上一个非同凡响的《通知》起草工作，再次开始了。
4月16日这一天，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和各中央局负责人来到杭州，出席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彭真和《二月提纲》。刘少奇因出访未归而缺席。
4月17日，在上海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写出《通知》修改稿后，由张春桥派人带往杭州，直送毛主席。毛主席作了重大修改后，也派人直送张春桥，再行修改。
同志们：毛主席在1966年4月14日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文字虽然不多，却是一篇有关教育革命方面的很重要的文献。他说：“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学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你看，这不是与后面将要讲到的“五七指示”的基本精神和对学生、学校的要求完全一致的吗？！
同志们：毛主席指出：“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关于教育革命的思想、关于医疗革命的思想、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也许多当权派不能接受，但是广大的人民大众是可以深深理解毛主席的良苦用心的，今天那场大革命已经过去将近六十年，人们从现实中猛醒，毛主席比我们何止早看了五十年！
谢谢聆听，下期待续，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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