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偶
然性的。林彪同志8月9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头一点不能强
调，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谁靠毛泽东的威望，谁将来就会吃亏。”
话说周恩来在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同志们，战友们，时间很长了，江青、伯达、康生讲话我同意，稍微归纳集中到几个问题。
（1）形势任务。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形势的估计，在座的一些人，前些时候的看法是不对。8月5日在天安门上，有一个红卫兵问我：‘是否第3次大串联又要开始了？’我听了很奇怪。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目前形势是好的。去年8月份，红卫兵诞生了，革命的大串联煽风点火，要记上这一功。一年了，全国的火点起来了，机关、厂矿、企业也都起来了，当然还不平衡。一年来全国布局已经搞好，现在第二年就是争取胜利的一年。依靠谁去争取胜利，依靠北京的红卫兵？要相信全国广大群众，全国广大群众是会争取胜利的。全国革命群众都起来，都去争取胜利。当然胜利有早有晚的，但是解放要靠自己，也能靠自己取得胜利。北京的学生应该回本单位，争取本单位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把矛头对准刘、邓、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抓革命促生产。对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就要犯错误。现在是胜利的一年，第3年扫尾。等以后隔几年再搞。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不要主观地估计形势，出了个赵永夫就到处揪赵永夫，出了个陈再道，就到处揪陈再道。当然允许你们犯错误，我们老的还会犯错误的，但要紧跟毛主席，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这样才能保证全国的一致嘛。外事口联络站捉了两个英国记者，要同港英交换，提到国防部就被否定了。香港问题苏修一直搞我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有伟大的战略部署。港九同胞自己起来斗争了，有人建议，派一个营去消灭英国侵略者。我们不要受苏修的挑拨，修正主义骂我们‘天天喊反帝，连个澳门也不敢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能让一个小小战场牵制，要打就大打，最后解决帝国主义问题。这个部署，现在每一步都作准备。有人拿着枪要冲到香港去干，要去受锻炼。我们说小将要锻炼可以，可以编到军队中去作后备军，千万不要到边疆去冲。这个问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经常在脑子里盘旋的，任何人不要去干扰。估计形势要把中国和全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港九同胞也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他们搞得很好。港英封了3个报馆，群众起来了，大字报、小字报、油印传单到处都是，千万人都行动起来了，弄得殖民者没办法。不要认为只有我们才行，别人不行。不要想在北京包办，不要想去一些人就解决某某的修正主义问题。我相信只要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号召，你们大多数人都可以毅然走上战场。消灭帝国主义，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你们总是坐不下来，总是想走，还乘车游行，这样一废油、二废车、三那么多车，易出车祸，应把汽车交出来集中，抓革命，促生产。第二个年头是胜利的一年，主要靠自己，不要去干扰。
（2）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解放军这么好的队伍真正举世无双，解放军在制止武斗时，几十万人被打伤了都不埋怨，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军队的将领大多数都是好的，像赵永夫、陈再道是极个别的人。‘三支’、‘两军’任务一担上，因为多年不做群众工作了，没有经验犯了错误，这不同于刘、邓反动路线。只要主席、林副主席一说错了，他们绝大多数都痛痛快快地改了。我曾问了广州军区等4个司令员，他们当中是受46处伤的，都是身经百战的，即使犯了一点错误，怎能到处去抓大麻子呢？最近广州、徐州、重庆、沈阳、昆明等地都很紧张，有点问题就打倒，怎么谈拥军爱民？一定要写公开信，要支持解放军，我们不要自焚长城，让帝修反哈哈笑，我相信不会焚。最近广州武斗把外国船员都打伤了，我相信具有光荣传统的广州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停止武斗的。你们不要认为在毛主席身边，撒了娇也不批评。
（3）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卫戍区住满了外地群众，你们各红卫兵宣传队动员他们回去。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西单商场毁了多少财产啊！”
康生插话：
“有一些群众团体，中央一支持立即骄傲起来，高兴得过头了。宁夏我们一支持他们，就印了很大海报，马上要斗杨麻子，你们就有人支持他们犯错误。”
周恩来说：
“不准抢枪。夺了解放军武器、粮食、被服的要法办。再做下去就要采取措施，要严防坏人钻空子。有的好人被挑动，在北京要组织宣传队去动员住在革委会的人出去。有说反动话的可以批判，但不要打死人，打死人的要做工作，专政机关拘留进行教育。
（4）所有外地串联的马上回本单位。有些组织，中央一支持马上到外地，如武汉的去上海、东北。如二七公社的都要回本单位。红代会、市革委会要作出决定，不要去干涉人家。现在到处告急，福州、南宁、新疆、哈尔滨、济南等等，去串联，号称首都红代会，中央批准的，哪有这么回事？你们去年串联煽风点火做模范，今年搞斗批改也要做模范。在本单位搞斗批改，搞大联合、三结合、也要做模范。希望北航、师大要坚持下去。搞一个工代会又搞一个，应该联合嘛。大家都有共同基础的，为什么联合不起来，两派都要做自我批评。整风是为了做到老学到老、跟毛主席跟到老。我1922年入党，46年了，就我的水平不可避免有错误，犯了不少错误，写下不少错文章，做了不少错事，但是我还是要革命的嘛，可以改嘛。如果是这样，我欢迎。如果是好意帮助，我感谢，如果拿这个来挟我，我反对。不是总有人想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水搞混吗？
（5）大联合、三结合。在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年了，不然怎么算成果。由于前段你们把形势估计错了，不是拥军爱民，到处武斗夺权，不联合，不搞大批判，使生产下降了。
（6）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最后结果。现在铁路运输降到最低指标，港口货物卸不了，天天罚款。如果我们搞得好，用不了半年，生产可以恢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收获很大很大，损失很小很小。煤矿要抓，矿院的同学要去做工作，不要搞派，要制止武斗。只要按毛主席的部署，革命就会搞得更好。革命搞好了，生产就很快上去了。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不符合我们伟大的国家的要求。
（7）1966年毕业生从9月1日起开始按毕业生待遇，已经决定了。正式文件已经批下来了。北京市公共汽车不买票，还打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这怎么能容忍？中学红代会要组织安排军队，作说服教育工作，不要武斗。”
谢富治见周恩来讲完了，便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开了好几个钟头，通过了一项决议，刚才几位负责同志讲了，我没有多少话讲。”
接着，他提出了9条意见，其中说道：
“清华、北大、师大，搞好本单位就是对外地支持。否则，不搞好本单位大批判，到外地去，去干什么？说个不好听的，出风头！江青同志点了，北航、师大，每个学校都应该这样做，所有红卫兵小将都要在大批判、斗批改中立新功。”“主席话不听，总理话不听，中央文革小组话不听，究竟要听谁的话？北京市两大派都是革命的，特别是有个倾向，这一派利用那一派某一个人有什么错误，就想把那派搞垮，这是错误的。就是那一个垮了，也不能把那一个组织那一派搞垮了。江青同志说的我同意。北大聂元梓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但要把人家打倒，我反对。有些大字报很不严肃，我反对。地质朱成昭是坏人，该打倒，但是要把他同地质学院分开。还有个条子，写打倒谭厚兰，这是错误的。群众领袖嘛，不要随便打倒，要打倒也要和中央文革打个招呼。革命群众树立起来，怎能随便打倒？还有打倒徐凯，群众领袖有错误不能随便打倒。委员有错误可以批评，委员不要自己拆自己的台。所有人不管谁有错误，也不要从中捞稻草，还是要搞大联合。”“‘红旗军’、‘联动’都是坏的，不能翻案。可是现在有人想把我们的卫戍区搞垮，北京卫戍区保卫着我们首都，搞垮了怎么行？现在听说是石景山的工人在卫戍区，大多数是保守势力搞，这样做谁高兴？有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但采取造反的办法，我们反对，要爱护解放军，特别是首都的军队。”
“以上有人说是老一套，搞武斗是新一套呀？只能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只能搞这个老一套。有人认为不对，可以提新的。武斗内，加一条，‘不发工资’是新一套。”
9月4日，戚本禹在给毛泽东的检讨信中写道：
“王力、关锋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虽然王力的讲话，关锋的文章我都没有参与，但是我在思想上实际是跟他们一致的。对主席的指示没有很好地去领会，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我也是犯有错误的。”
不久，毛泽东在戚本禹的检讨信上批示道：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主席的批示就写在我给主席的检讨上，由徐业夫直接交给我的。”“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给总理、江青他们汇报了，当场还一起讨论了如何落实主席的批示。他们要我去把主席批示向王力、关锋作个传达。我就问总理，是我一个人去告诉他们，还是谁跟我一起去？总理说，让春桥跟你一起去吧。我就和春桥一起向他们作了传达，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主席称我们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
9月4日下午，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他在插话中说：
“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
“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
“有的‘四大’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
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姚文元撰写、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入了一段关于揭露“516反革命集团”的文字，他写道：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后来在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由陈伯达为组长，以谢富治、吴法宪为副组长。
9月9日晚10点30分，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客厅里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他说：
“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从1911年到1928年，17年的分裂。”
他掰着指头说：
“无非是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曹锟当总统，张作霖不当总统当大元帅，一直到蒋介石。从蒋介石开始统一，但也没有完成统一。山西有阎锡山，四川有刘湘、杨森，西北有三马，云南有龙云。我们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你们议议，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张春桥说：
“我们有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为中心，可以教育全国人民，把各派斗争引导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听到这里，点点头又摇摇头，他说：
“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我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你们将来要吃亏的。你们讲毛泽东，我垮台了，你们要吃亏的。”
杨成武肯定地说：
“主席垮不了台。”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
“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偶然性的。林彪同志8月9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头一点不能强调（即‘头一条就是要靠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笔者注），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谁靠毛泽东的威望，谁将来就会吃亏。”
杨成武说：
“人民要统一，不要分裂。18年来祖国的统一人民是高兴的。谁搞分裂，谁就会被人民被历史所抛弃。”
毛泽东点头说：
“成武这条讲得好，人民不喜欢分裂，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杨成武继续说：
“我们有几百万军队，军队是稳定的，是统一的。这样大的冲击，军队没有垮，坚决按主席‘四不’的指示办。”
毛泽东说：
“是呀，这样大的冲击，军队没有垮，军队还是好的。不能说都好，人武部和部分军分区，还有一些独立师就不大好。野战军队好。”
余立金说：
“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
毛泽东不满意地说：
“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群众大多数是好的，但红卫兵把干部揪多了。”
张春桥说：
“现在的情况跟辛亥革命不一样，地主、资本家都打倒了，没有地主、资本家了。”
毛泽东说：
“对，过去军阀混战，军阀混战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之争，每个派都有帝国主义支持，和现在的局面不同。天下大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七八月份大进了一步。7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是好的：黑龙江省、北京市、山西省、青海省、山东省、上海市、贵州省。还有8个省的问题基本解决：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内蒙、四川、甘肃。河南加上山东就有1亿多人口。湖北、湖南、江西、浙江4个省合起来又有1亿多人口。1亿多加1亿多就是2亿多人口了。今年还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可不可以再解决10个省？北方5个省：东3省和河北、天津。黑龙江虽然算好的，但内部还有点问题要解决。南方5个省：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如果解决了这10个省市，那形势就好多了。解决的方法，一个一个地解决。全国没有几个省嘛，7个8个加10个是25个，其中黑龙江是交叉的，总共是24个省市。全国不过29个省市，就剩下新疆、西藏、宁夏、陕西、云南，何况宁夏和陕西问题已经不大。如果年底10个省完不成，搞9个也可以。9个完不成，搞7个8个也可以。没几个省市了嘛！”
毛泽东吸着烟，提到浙江问题时说：
“龙潜整得过分了！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
张春桥插话说：
“我已经把主席的指示告诉浙江了。”
毛泽东说：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官做大了，薪水高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北京有的老帅就喜欢骂人训人，人家就找机会反你，平时没有机会讲，一有机会就爆发了。过去罗瑞卿、刘亚楼锋芒毕露，盛气凌人，刘亚楼我就批评他几次。”
他指指杨成武、余立金：
“你们搞军队的人，要特别注意，不要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们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
杨成武笑着说：
“我们过去都有这个缺点，结果人家口服心不服。”
“是嘛！年轻时都有这个毛病，我拿棍子打我的弟弟，我的弟弟对我就口服心不服。”毛泽东说罢，转向张春桥问道：“你是不是好些？”
张春桥说：
“我过去脾气也很大。”
杨成武说：
“我过去就有这个毛病，碰一碰钉子就好了。”
毛泽东说：
“我跟成武有同感。恐怕人都有这个毛病，碰一下钉子有好处。我要感谢四中全会让我碰了钉子。其实四中全会的决议，比立三路线还‘左’。我们现在有的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不要搞喷气式。总参是否也搞了点。”
杨成武说：
“搞了点，还比较文明。”
“还文明呐？”
毛泽东睁大眼睛，笑了起来。杨成武也笑了，他说：
“是相对群众组织而言。解决军队在支左中犯了错误的问题时，一条经验就是按主席指示的要先做好军队内部的工作，然后再做好两派的工作。”
毛泽东说：
“成武会讲话，你那里一讲，我这里就会想问题。在武汉我们就有这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该找陈再道做工作，可是没有做。结果等到第5天才谈话，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陈再道3次站起来要走，以为我们要抓他。没有先做好部队工作，然后再去做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杨成武说：
“春桥、文元到济南去做得比较好，先做好了部队工作，再去做群众工作。”
杨成武在抗战时期是张春桥的上级，所以对张春桥直呼其名。毛泽东见提到济南，就问张春桥：
“是呀，我不是要你们到济南住到部队里吗？”
张春桥说：
“我们住在军区8天时间，6天是做部队工作。”
“你到南京住在哪里？”
“也住在军区，时间比较短，许世友、杜平没有同我们说什么。”
“那是许世友不跟你谈嘛！”
“杜平同志要我到军区党委扩大会去讲话，我要简报看，不给全份，只给了两期。”
“给你来个下马威呀！”
杨成武插话说：
“有时秀才也很凶。”
毛泽东说：
“深刻。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
张春桥说：
“南京又给许世友贴大字报，不过内容全变了，说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许世友不知是否知道？”
毛泽东说：
“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827’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杨成武说：
“北京也有这种情况，北师大还发声明，有些就是红卫兵自己搞的，未必都受人影响。”
毛泽东说：
“北师大那篇严正声明我看了，第3条说林杰是坚定的左派，谁反对林杰，就是反革命。要给谭厚兰打个招呼。同红卫兵小将也要做工作，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如果不注意，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
杨成武说：
“有人总想做核心，这个问题不解决，大联合搞不好。”
毛泽东说：
“是啊，交大‘反到底’提出要以他为核心。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张闻天、博古，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总之，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化。我们在上海待了近2个月，处理了武汉问题，处理了王、关、戚，处理了温州、抚州、湘潭几处的武斗，找回一个许世友，制止了揪军内一小撮。现在我们可以走走了。成武啊，你准备准备，我们该动动了。”
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
9月16日，毛泽东在杨成武、张春桥等人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了上海。
上午10时，专列到了杭州。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我还是去住刘庄。”
“不行，太乱。就在列车上吧，时间又不长。”
杨成武一口回绝了。
“哎——”毛泽东无奈地叹口气，说：“刘庄是个好地方哟。”
杨成武笑着说：
“下次再来多住几天。”
上午11点整，杨成武引着两名军人走进毛泽东专列上的客厅，他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他们来了。”
杨成武指着第一位军人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位是南萍同志，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
南萍立正敬礼，上前握着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伸出的大手。毛泽东打量着南萍，说：
“南萍，你就是南萍么？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云啊？你就是南霁云的后代，你处理这些事情有经验。”
毛泽东所说的南霁云是唐代安史之乱时坚守睢阳的张巡麾下的一员勇将，他说南萍处理事情有经验，是指制止温州武斗和全省支左工作。南萍不知道南霁云是谁，当然更不知道他是不是南霁云的后代，但他听明白了毛泽东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就说：
“我是照主席指示办的。”
杨成武又介绍第二位军人说：
“这位是空5军政委陈励耘。”
陈励耘立正敬礼，双手握着毛泽东伸出来的大手。毛泽东说：
“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同志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5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是不是啊？”
“是！”陈励耘赶紧立正回答。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南萍和陈励耘就坐在了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的旁边。陈励耘汇报说：
“空5军党委已作出决定，向20军学习。”
毛泽东说：
“你们空5军支左很有成绩嘛。”
南萍汇报说，20军进驻杭州后，党委做出了向空5军学习的决定。毛泽东说：
“你们20军支左也不错嘛。空5军和20军在支左中要互相通气，互相学习。20军向空5军学习，20军为主嘛，空5军要服从。你服从不服从啊？”
“服从！”陈励耘挺直腰板回答。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个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就是互相学习，进行自我批评，搞好上下级关系。另一个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士兵怕连长，要教育连排长。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一个连长都是了不起呀，如果出了一个营长那就更了不得啦！我那个村子里出了个师爷就了不得了。我们的一些元帅，总是训人骂人。如果你真有理由就不要训人了。现在我们的干部都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我在上海就反复讲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
南萍回答说：“没有。”
“这是一大缺点。”毛泽东又问陈励耘：“你挨过整没有？”
陈励耘回答说：
“三反时挨过整。”
“好！”毛泽东说：“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阮贤榜不要这样搞。龙潜、阮贤榜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什么喷气式、罚跪、抄家、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一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我们对黄百韬、王耀武、杜聿明都不这样搞嘛！对我们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的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上海斗陈丕显、曹荻秋，说比较文明，但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人家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两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了的好作风不利，我们有光荣传统，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被搞乱了，破坏了。”
他点燃一支烟，继续说道：
“许世友不管有多大问题，要保。说他跟张国焘跑，张国焘是他的领导嘛！不跟他行吗？说他1939年要杀我，根本就没有那回事。1939年他就到山东工作去了，这条罪状不成事实。第二条说，不打倒许世友苏浙皖就不能解放，我看不一定，打倒了也不一定苏浙皖就解放了。要保许世友，他打仗时候很凶，但单单一冲不行，要做政治家。我们军队大多数干部都是老粗。他们打倒了许世友，哪个来当司令员？要杜平来当司令员不行吧！这么多年他还当不了嘛。杜平这个人我认识，我熟悉这个人，是阿弥陀佛的人，优柔寡断。汉元帝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还是许世友果断，错就错，对就对。
什么中央苏区了，湘赣、闽浙赣了，等等，我就生怕1、3军团有的同志犯错误。生怕4方面军同志犯错误，结果出了个陈再道。至于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红卫兵要打倒去打他的，我保是保我的，这是一个大局。矛盾是有矛盾，统一还是统一，七次大会选中央委员，八次大会选中央委员，都选了王明。现在我们要恢复那个传统，人家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
贺龙这个人恐怕还要选为中央委员，是2方面军的头子嘛。错误是严重的，只要他愿意改。邓小平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要选为中央委员。
张闻天当了10年天子，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他要管军事。我告诉他，你不要管。结果呢？他到下边去煽动。后来他又和高岗搞到一起，他又批准62个叛徒自首。他在瑞金时，他们内部分化，他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不站在项英那一边的。但遵义会议没有他也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这个传统。他们提出什么高帽子、挂牌、罚跪、喷气式、抄家，他们引证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那是对地主土豪劣绅嘛！现在这是干部嘛！几十年的干部，他是做了一些好事的！
陈毅打过仗，但打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给照会给陈毅本人。现在又搞北师大，并牵扯到蒯大富、韩爱晶。有些学生和工人领袖不稳定。
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可以搞八擒嘛！第1次反围剿杀张辉瓒，我就不赞成，主要是彭德怀要杀。张不仅是个师长，而且是个总指挥。”
关于打派仗问题，毛泽东说：
“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成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形左而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
南萍解释说：
“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派他们去主持温州。”
毛泽东说：
“越瘫痪越好，烂透了的就好解决。为什么‘温联总’又分3路向温州城反攻？”
南萍说：
“‘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对‘温联总’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对待‘温联总’。”
杨成武插话说：
“杭州也有标语要打倒南萍同志。”
毛泽东说：
“这个好。要一分为二，一家也分两派，两派意见都要听。我家里就有两个孩子是造反派，两个孩子是保守派。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
毛泽东在7月22日说过军队要调防并且可以从杭州开始的话，现在他要先给南萍吹吹风了，他说：
“军队在一个地方久了不好，他舍不得亲戚朋友，姻兄大姑，金银财宝，包袱太重了。可以寄给家里嘛！或者是送给贫下中农嘛！不要爱财如命。”
毛泽东最后说：
“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去了3个月了，7、8、9，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
在和南萍、陈励耘等人谈话后，毛泽东在杭州没停多久，就去了南昌。
9月17日上午9点40分，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南昌机场附近的干线上，江西省党政军负责干部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等人，鱼贯上了专列。陪同毛泽东接见的有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毛泽东在同他们的谈话中说：
“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要批判‘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这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
他接着一个一个点名：
“程世清，你不要一个人站在那里发号施令，你过去一直在26军当政委，你并不了解江西，不了解情况么。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加强调查研究。”
“是，主席。”
“杨栋梁，你这个师过去在朝鲜战场打得好嘛。奇袭白虎团，机动灵活。要继续实事求是，要机动灵活。许多事不调查研究不行。总理讲，抚州是军事叛乱，你们解决得好；不伤人，又解决问题。解决得好。”
毛泽东将目光移到他红军时期的警卫员陈昌奉脸上，说：
“陈昌奉，你是江西人，你在江西也要很好地注意调查研究。因为你当兵，就是一个兵么，对地方情况，你并不是都了解。”
“是，主席！”
陈昌奉现在是江西省军区的副司令员。毛泽东接着说：
“总之，要团结大多数。过去我们多少山头，许多互相都没有见过面嘛！红军时期有江西苏区，有湘赣，有闽浙赣，有湘鄂赣，有鄂豫皖，还有陕北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有晋冀鲁豫，有华北和山东的好多根据地。你们除了陈昌奉，我一个也不认识嘛！你们的总长杨成武同志，我在长征中才逐渐熟悉的嘛。要拿一个纲领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还能挽救的都要挽救，极少数人要顽固下去就顽固下去，也要给饭吃。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
9月18日上午10时20分，毛泽东的专列停在长沙南郊大托铺。湖南领导人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应召来到专列上谈话。毛泽东一边和他们握手，一边问：
“有什么新闻呀？湖南形势怎么样？”
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原47军军长黎原说：
“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5万多，数量比较大。”
毛泽东说：
“要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对他们的头头就尤其要政策恰当。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为两大派呢？两派之间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华国锋说：
“下边有些县城还比较紧张，还在打仗。”
毛泽东说：
“打一仗也好，将来一旦发生战争，有经验了，不会慌。是不是这样？”
杨成武说：
“是这样的。我们闽西的农民部队刚刚改为红军3纵队时，兄弟部队送我们3句话，说是：行军走不动，吃饭打冲锋，枪响发妖风。”
毛泽东说：
“农民进城，很多县去一去也好。现在他们动员农民进城，每天15到30个工分，有的一天给100元钱，打死了作为安葬费，没打死就白拿了。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动员农民进城，和成武那个时候不一样。”
黎原说：
“常德保守派进攻常德城，经过说服以后撤退了。结果左派又报复，向农村反过来进攻，打死几十个农民。农民就又向城里进攻，后来我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农民说服回去了。”
“好，这个好。农民并不总是保守。”毛泽东说完，转向华国锋问：“有一个毛华初和戈凯，就是毛泽普，他们怎么样？”
“都还好。”
毛泽东又转向以敢字当头而闻名的章伯森，说：
“以后你反张平化，你同军区顶。‘工联’没有后台是不行的。”
章伯森说：
“‘湘江风雷’一派掌握实权的是张家政。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少校军医，有许多会他父亲都参加了。现在‘青年自卫军’、‘孙大圣’、‘井冈山’等都退出了，只剩下十几个一般的组织。叶冬初是湘派里的另一派，实权不如张家政。”
毛泽东说：
“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我看保派是上面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湘潭那么多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对他们的头头，要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干部大多数是好人，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被群众斗了的，向群众检查了就完了嘛，不要揪住不放。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过宽了不好。对干部，除了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是做过一些好事吧？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你们可以告诉造反派，要加紧学习，对造反派也要加强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青年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的传统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两派都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黎原说：
“‘95指示’大家都很拥护。群众开始想枪，抢枪，抢到枪后又怕枪，怕被抢去枪，枪就变成个负担。”
毛泽东说：
“群众运动有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解放军有40多天不敢拿枪，解放军不仅‘四不’，还有‘五不’呢！不敢拿枪！过去军区设巡逻队是示威的，结果没威信了。”
黎原说：
“浏阳现在有1千多人带枪的保守派组织，是副省长孙国治带着跑到那里的。”
“他身体不好，何必斗得那么苦。问题是军区错了，影响他们，他们又影响军区。”毛泽东说完，问华国锋：“农业生产怎么样？”
华国锋汇报说：
“农民照样种田。今年可产粮250亿到260亿斤，去年产230亿斤。今年棉花可产180万担，去年是150万担。”
毛泽东高兴地说：
“地委、县委级都瘫痪了，现在照样种田。什么农口、农业部、农垦部，什么宣传部、组织部、文化部、高教部，都不起作用。我们是有意识叫他不起作用。过去是庞大的组织，还有坏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在领导，还有公检法，没有他以为不得了，我一听到公检法垮台我就高兴！听说谢富治同志这次说了几句话。”
黎原说：
“湘潭军分区司令赵仁山不好，在北京还欺骗总理。”
毛泽东说：
“大多数要教育他们，其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越压越是反抗。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压出来几十万红军。不然，只叶挺1个团。以后自己又犯错误，打败仗，长征实际是被蒋介石赶出来的。你越摸不得，人家越要摸你。全国抢了30多万支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350多万支枪。”
黎原说：
“他们会造枪炮坦克等武器，这次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英雄所见略同，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正式谈话结束了，毛泽东问黎原：
“戈凯现在干什么？”
戈凯是毛泽普南下到湖南后改的名字。黎原回答说：
“戈凯在省科委任副主任。他是主席的侄子还是弟弟？”
毛泽东笑着说：
“不是侄子，是堂弟。他原来叫毛泽普，比我小20多岁，但论辈分我们是同一辈的，他的父亲叫毛麓钟。过去我们韶山只有一个秀才，就是戈凯的父亲，这个秀才是我小时候的塾师。”
黎原等人下车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长沙，驶向武汉。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南巡谈话中说：“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寥寥数语，堪称至理名言！像华国锋一类人，何德何能？一上台就称“英明领袖”、“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还鼓吹什么“领袖风范”、“统帅威望”，的确“是最蠢的”，徒留笑谈耳！毛泽东还说：“王明、张闻天、博古，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是啊！想当年王明一类政治骗子是多么的专横跋扈，不可一世。他们这些留苏青年从苏联一回国便夺取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后来王明第二次从苏联归国，党内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又立马反水，拥戴他搞了一个事实上的“第二中央”。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垮台了，最终成了一个老死异邦的孤魂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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