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指出：“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和人民顶住外来的种种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涌现出无数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时代精神。”“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等共产党员，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向‘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贫瘠土地开战，连年战胜自然灾害，使生产获得很大发展。全国上下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远不会过时。”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山村。从1952年底到1956年，大寨响应“组织起来”的号召，走过了（农业合作社）初级社到高级社的道路，依靠集体的力量做到粮食生产自给有余。1958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一位既有政治头脑、又有组织能力、而且能够严以律己的领头人。
1959年，《山西日报》发表《大寨年年有个新套套》通讯，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1960年2月，山西省委向全省农村基层干部发出了“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山西日报》、省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也加大了对大寨的宣传力度。陈永贵的事迹开始在山西各地引起轰动。此后，山西的媒体一直跟踪报道。其中，1963年夏大寨大队在遭受特大洪灾后，坚持“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大灾之年夺得大丰收，更是被称为“创造了一个奇迹”。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向全国广泛宣传了大寨群众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事迹，并配发《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的社论，号召全国“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
1964年3月29日，毛泽东外出调研期间在邯郸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5》记载，“陶鲁笳也汇报了一些问题。当汇报到自留地减少了时，毛泽东指出：自留地不能太少了。当汇报到灾后农民互助建房时，毛泽东说：农民要合作修房，最好改为砖房，土房顶不住水……陶鲁笳提出干部是否可以实行选举制，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先从公社这一级做起。毛泽东说: 公社干部应该选举，为什么不能选举呀，脱产干部也是选举的呀。 汇报中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的情况，毛泽东表示要看看陈永贵的材料。”
据陶鲁笳的回忆，他向毛泽东汇报了陈永贵带领大寨大队创造奇迹的几个重点方面。比如，陈永贵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领群众苦干实干，深受群众爱戴。大寨党支部有这样一个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泽东听了大加赞赏，说：“很好嘛！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指挥战争呢？”
毛泽东的赞赏不但来自于他认为农村基层领头人首先必须带头干活外，还来自于他对所有干部都应该参加体力劳动的一贯重视。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曾有这样的解释：“干部参加劳动，就不会变懒，就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工作和斗争，与群众的关系就会更密切，对生产的领导就会更具体，实现领导与技术的结合，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干部有了劳动的习惯，就不会去贪污、浪费、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
另外一个受到毛泽东赞赏的是陈永贵的领导能力。陈永贵能够把“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生产上的科学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陶鲁笳说：“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知道后，立即绕山路回到村里，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结果，除了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里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改观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个奇迹！”陶鲁笳还向毛泽东汇报说，在抗洪斗争中，陈永贵总结出“自力更生十大好处”，硬是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陶鲁笳还告诉毛泽东，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有效。
毛泽东的这两点赞赏，应该说着眼的还不只是大寨，而是全国。简言之就是：作为共产党的干部要始终密切联系群众、要以身作则；作为一个集体要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要有所作为。如果再从全国一盘棋看，发展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为的是能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国家更为急需的工业和国防建设上去。毛泽东在后来提到大寨的时候，都体现了他的这些战略思考。
毛泽东问陶鲁笳，陈永贵的名字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上写了“陈永贵”3个字给毛泽东看，并对他说，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毛泽东听了十分感慨：“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说完这些，毛泽东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指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路》及《人民日报》社论）我没有看。陶鲁笳让秘书把那天的《人民日报》找来，连同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一并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此次外出调研是3月27日从北京出发，途经邯郸、武汉、长沙、南昌、上海、南京等地，一直到5月13日回到北京。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时，说：“要注意种好十六亿亩，在此基础上建设四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实行点面结合，这很对。要自立更生，要像大寨那样。”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到大寨。5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当汇报到工业、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尖端技术。至于农业，我们要靠陈家庄（山东曲阜的一个农业生产集体典型——引者注）和大寨。”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提到大寨。在这次提到大寨时，毛泽东还说：“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由懒而来。”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提到大寨。1964年10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是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1965年计划安排问题。当汇报到第三个五年计划集中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增加工业交通的投资时，毛泽东说：是要这样。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1965年1月27日，毛泽东批转了李富春的一份关于计划工作的报告。该报告说，经过会议讨论，共同商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规划的重点，是准备战争，依靠第一、二线，努力建设第三线。农业，第一是靠大寨精神，抓见效快的，第二是抓三线的农业。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杭州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和谷牧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时，毛泽东说，“农业要搞大寨精神，农业靠学大寨。”
毛泽东在1964年3月29日听了陶鲁笳关于大寨的汇报后，在途中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中卷》记载：（1964年）4、5月间，廖鲁言（时任农业部长——引者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带领三名助手到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着重调查大寨自力更生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具体办法、措施和物质技术条件等方面的材料。五月二十五日，廖向中共中央报送《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典型，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1964年12月21日至22日，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肯定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还把大寨的经验概括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这样，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式在全国农村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是从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举行的。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毛泽东邀请了参加会议的农民代表陈永贵、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大庆“铁人”王进喜等人，还有几位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
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陈永贵的孙女陈春梅写的《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书中写到了陈永贵参加那次毛泽东生日宴会时的情形：“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永贵好啊’。宴会开始后，毛泽东举杯风趣地说：‘今天不是祝寿，而是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席间，毛泽东见爷爷很少动筷子，就热情地说：‘永贵，吃菜，吃菜嘛！’随手为他夹了一筷子，招呼道：‘这个菜好，吃这个……永贵同志别客气！’毛泽东知道爷爷已50岁，于是风趣地说：‘五十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很好。’”陈春梅在书中还写到了1967年劳动节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拉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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