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出自唐代诗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该诗的最妙的一句是“曲径通幽”，妙处在于最美好的景致，不能直接展现在人们面前，而要通过弯弯曲曲的小路之后才能看到。
中国人做事讲究委婉，曲折，一般不会直截了当，一语道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界兴起一股“伤痕文学”的风潮，那些能拿起笔写文学作品的人，使用文字表达自己在那场运动中遭受的“苦难”。还别说，这样的哭哭啼啼，还真的赢得不少同情，同情之余又被带入另一种境界。
谁给知识分子造成如此的苦难呢？当然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那么，谁发动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呢？后面的“曲径通幽”就不用说了，最终的结局是，一盆盆脏水泼向了伟人！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汉奸”陈永贵是怎样过关的？》，内容是这样的：有人在“文革”中举报陈永贵在抗战时期充当过敌伪情报员，山西省委核实后报请中央，周总理指示“不要扩散”，毛主席特批“不要再提了”。
文中指出：通过查证，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
这篇文章，从真实性，到观点没有丝毫问题，但我却看到了问题。一个问题在我的脑际升腾起来：为什么有人在这个时候放出这篇文章？
“文革”期间，清理阶级队伍，甄别党内的异己分子，大搞阶级斗争，在那种形势下，不放过一个坏人，这是共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陈永贵的那“真实”的历史，根本不算什么，因为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百姓在形式屈从，并非“汉奸”行为，因为他们没有实质性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
如果陈永贵给日本人做过跑腿的差事，可以被认定为“汉奸”，那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给蒋介石做过事，还不是一般的事，都是大事，他们不照样是革命家吗？就连“文革”期间的样板戏《杜鹃山》里也有类似的情节：为土豪做事的大江被雷刚抓住，决定以土豪类处，被党代表柯湘阻止，大江成了农民自卫军的积极分子。
既然陈永贵的“汉奸”黑料并不黑，也影响不了他成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更影响不了他在新中国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基层干部，更更影响不了他成为贯彻共产党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的先锋模范，那么这篇文章的“玄妙”之处在哪里呢？
谁都知道，陈永贵是毛主席亲手树立的榜样，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曾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不仅让大寨人过上了幸福生活，还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伟人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在中国大地上，尤其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深入人心，并且成为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对中国的农业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文革”被否定，接着新中国前三十年被抹黑污蔑直至被否定。
几十年后，“人间正道是沧桑”，真正让中国走向富强的不是公知吹嘘的“自由经济学”，不是精英推崇的的“谁跟美国走近，谁就会成为发达国家”，更不是全面私有化，而是重新走“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忘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历史重新把伟人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民歌颂伟人的丰功伟绩，赞美伟人为中国制定的社会主义制度，称颂老人家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可以说，美西方不怕中国现代化，最怕中国毛泽东化，这已经是我们的共识。
中国那些曾经上蹿下跳，抹黑污蔑伟人的精英，也从形式上偃旗息鼓了。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他们一定会换一种方式，更隐蔽，更难以让人辨别地去实现他们的罪恶目的。
大寨倒下了，大庆倒下了，鞍钢宪法倒下了，接着就是陈永贵倒下，“铁人”王进喜跌落尘埃，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刘胡兰等一大批被伟人树立的人民英雄被质疑。
其实，这些都是前奏，最核心的是向伟人本人身上泼脏水，最终达到彻底否定共产党，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让中国成为少数精英的天堂而已。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项庄舞剑志在沛公”，“醉翁之意不在酒”，古代这些妙计，只可惜被少数奸佞之人使用得炉火纯青。
但是，人类历史滚滚向前，公平正义浩浩汤汤。污蔑抹黑伟人的技巧无论如何巧妙，如何精致，其结果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无耻之辈只能徒唤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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