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是教员发起的。
在教员推动下，1958年元旦正式拉开历史帷幕。
由于历史久远和公知歪曲，很多人对大跃进的定义，大跃进的过程，大跃进的纠“左”历史并不太了解，很有必要再讲一讲。
1
教员对大跃进的定义，是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
在苏共“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教员和中国代表团受到苏联最高规格接待。在会议期间，教员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元首最高敬意的礼遇。中国被捧为社会主义阵营二哥，有些大事连苏联老大哥都要仰仗中国。
这个让教员有点不好意思，他老人家总感觉形名不符，有点名不副实。
因为当时新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很低，科技水平很落后，国民经济总量很小，所以他老感觉不踏实，底气不是很足，内心发虚。
基于这种国内外原因，教员萌发了技术变革和工业追赶的想法，希望通过一场技术大变命、工业大跃进、经济大追赶，来尽快摆脱落后贫穷的国家面貌，立志把中国建设成工业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这就是教员发起大跃进的初衷。
当然，在大跃进的动员大会上，例如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等场合，教员讲了些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话，有些话讲得高瞻远瞩，有些话讲到富有哲理，有些话讲得比较浪漫感性。
教员的头脑风暴，成功激发了高级干部的革命干劲，把干部的革命热情成功调动了起来，对后来部分干部头脑发热，不够冷静理性，带来某种程度的影响。
这点也是史实。
大跃进全面铺开后，当各级干部头脑都处于发热状态时，教员反而第一个冷静清醒下来。他在热火朝天的干劲中，看到偏“左”的严重倾向，又开始着手降温，压缩空气。
因为他老人家再一次发现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偏差，部分干部像打了鸡血一样玩命干，指标越改越高，任务越改越重，时间越改越紧，背离了他对“大跃进”的战略构想。
有人说，大跃进就是全民大炼钢，就是“浮夸风”，这个讲法不对。
大跃进并不是浮夸风，“浮夸风”只是大跃进过程中的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后来公知偷换历史概念，移花接木，把二者说成等同关系，误导很多人的认知。
大跃进内涵是一场技术大变革，是一场工业大追赶，是一场经济大竞赛。
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讲：
“毛主席所以发动‘大跃进’，就是要以尽快的事件，使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在世界上无权的状况。围绕这个目的，1956年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9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18页）
1964年12月13日，教员在审阅修改《政府工作报告》时，看到“实行技术革命、采用新技术”的内容时，触景生情，特意加写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是这样写的：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47页）
这就是教员所定义的“大跃进”。
这就是历史真相的一部分。
2
大跃进发起后，进展并不顺利，遭遇到若干挫折。
这个建设挫折，主要聚焦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两个方面，像交通、教育、卫生等事业方面，其负面影响比较小，期间还取得长足发展。按顺序来讲，先讲工业生产，后讲农业生产。
工业方面，主要表现在工业发展指标制定过高，又重点聚焦在钢生产指标制定得过高。
二五计划制定的指标，1958年钢产量为800万吨，因为1957年全国钢产量是535万吨，这个计划是比较合理的，符合当时钢铁工业的产能和供应链能力。
到了北戴河会议上，大家讨论“二五”计划的指标，钢指标又提高了，1958年要完成1070万吨钢，1959年钢产量确保生产2500万吨，争取达到3000万吨。
此时，季节已经转入树木青翠、烈日高照的夏天。
会议结束之后，教员一觉醒来，发现时间很紧，要完成1100万吨钢产量有点难度。
为了完成既定钢铁生产目标，于是大家就开始想办法，想到了群众运动，于是就有了全民炼钢的历史盛况。
根据吴冷西《“大跃进”与大调整》记载：高峰时期，全国有7000万人参与大炼钢运动，全国各地建了上百万个小高炉、土高炉、小煤窑，甚至部分学校和机关单位也参与了进来。
由于技术条件束缚，三大钢铁基地产能有限(鞍钢实现全面投产，包钢和武钢初步建成)，土法炼钢方法又不对路，当年加班加点生产了1100多吨钢铁，其中只有800吨是好钢，其余300万吨都是废钢，只能打锄头。
钢铁工业，并不是几个钢铁企业的独立生产的事，它涉及到铁矿石开采、生铁冶炼、煤炭开采、洗煤、焦煤、交通运输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上下游供应链。
当时，在各方面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钢铁工业占用了大量资源，就会导致其他行业资源减少。
这样一来，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大炼钢铁虽然提高了钢产量，但导致其他行业投入减少，这样就造成了若干经济损失，打乱了国民经济发展秩序。
农业方面，情况相对比较复杂。
这里牵涉到人民公社的初建、农业基础建设和农业生产、三年自然灾害等多个方面。
这段历史比较复杂，既涉及到人的主观因素，也有部分客观因素，还有中苏关系恶化的外交因素，多种因素相互叠加糅合，给人一种一团浆糊的历史视觉感。
《矛盾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一团乱毛线，只要找到线头，就很容易把它理顺。
我们要理顺这段历史，就要牢牢抓住人民公社这条主线，整个思路就会变得清晰明朗起来。
大跃进时期，农业生产方面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民公社初建时期出现“一平二调”的乱象;二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出现“三高五风”的官僚作风;三是部分省市遭遇自然灾害，诱发了大面积的饥荒。
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是从高级合作社转型升级而成。教员觉得人民公社模式比较好，满足了他对农村变命的战略构想，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1958年~1960年是人民公社初建期，当时没有搞试点，一哄而起。加上大家都缺乏相应经验，对人民公社性质的理解产生偏颇，错把农村集体所有制当成全民所有制，于是出现“一平二调”的乱象。
什么是“一平二调”?
“平”是指国家无偿抽调公社的土地、资金等资源，以及公社无偿征调社员的农具、牲口等私人财物，强行拉平贫富差距，搞平均分配。
“调”是指上级单位无偿征调生产队的集体财产，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
你把农民私人财产无偿征调到集体，无代价地调拨给其他人，等于公开合法侵占私人财产。贫农肯定开心，富农和地主就不爽了，这样就搞乱了农村的生活秩序，严重侵犯了农民的根本利益。
什么又是“三高五风”呢?
“三高”不是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而是指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五风”是指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
“三高五风”的根源是官僚思想泛滥，引发了干部脱离农业农村农民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高指标，就是指农村生产指标定高了。
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3700亿斤，1958年谭老板制定的产粮指标是9000亿斤，后来打折改为7500~8000亿斤，直接翻了一番。
教员听到这个数字之后，没有丝毫的兴奋，反而觉得头大，立马提出质疑。语重心长地对谭老板讲：
“真的有这么多，我也高兴，我怕的是这里面有假。粮食在中国是带根本性的问题，增产太少不行，作假太多也不行。如果按作假的数字做明年生产计划，肯定完不成;如果据此做销售计划，那就危害太大了。”(《“大跃进”与大调整》，吴冷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35页)
可见，教员对农业高指标是持怀疑态度的，听到谭老板的农业生产计划之后，内心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浮夸风”就是夸大虚报农业产量，弄虚作假，虚报政绩。
其中，河南、河北、湖北等地是“浮夸风”的重灾区，牛逼一个比一个吹得响，还登了报纸。
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合作社5亩小麦试验田平均亩产2105斤，河北魏县一块试验田亩产2394斤，湖北谷城红光社一亩试验田亩产4353斤，先锋社亩产4689斤，河南商丘一个社试验田亩产4412斤。(《“大跃进”与大调整》，吴冷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2页)
还有更离谱的，湖北省麻城县建国第一社早稻亩产36900多斤，被吹捧为“天下第一田”。
教员看到报道之后，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农民这么牛逼了吗?对此表示质疑，但又没有确凿证据，于是派秘书和吴冷西等人下去搞调查。
吴冷西是老革命，1952年任命为新华社社长，还来教员让他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在著作《忆毛主席》《“大跃进”与大调整》中记载了他调查“浮夸风”的历史情景。
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对人民公社产生不好的印象?
是的，如果历史就在这里打住了，人民公社就不值得我们去研究，也就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历史贡献，纯属一波骚操作，就是瞎折腾农民。
很多人，之所以对人民公社没有啥好感，就是因为他只了解了人民公社初建时期的历史。恰好这段历史是最揪心的，连我这个强烈支持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人都感觉头大，也被气得拍桌子，因为我自己就是农民。
但是不要忘了，人民公社有26年的历史，从1958年组建，到1984年解体。
1958年底，教员就发现“大跃进”偏离他的战略构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有计划、有目标、有步骤地纠偏纠“左”和调整优化人民公社，并不是发现问题放任不管。
到了1963以后， “一平二调”、“三高五风”等糟心问题基本解决，人民公社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开始发挥了农村集体经济的优势。
过去，公知讲人民公社，都是掐头去尾，只讲前三年的历史，不讲后面23年的历史，只挑错误来讲，从来不讲成绩，完全是片面的观点，带有刻意的偏见。
那么，人民公社具体有哪些历史功绩呢？
人民公社期间，修建了总库容量达4000亿立方米的水利工程，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约7000亿元的原始积累，在农村创办了500万个社队企业。
其他历史成绩就不提，仅这三项伟大功绩，就足以让人民公社彪炳史册，因为他开创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加快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影响深远。
这里就不赘述，具体详情可以参考阅读我过去的文章。
盘点人民公社
社队企业，经历3个阶段，您知道吗?
诚然可见，那个时期的农民真伟大，他们像一头头老牛一样，默默地做贡献。这些贡献，连农民自己都不敢想，也不太清楚，他们只知道自己日子过得苦。
那么，为什么部分农民对人民公社没有好感呢？
寒牛认为，部分农民对人民公社没有好感，是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结果。
1.因为人民公社前期的各种骚操作，把农民折腾得够呛，让农民有情绪。
2.人民公社为集体和国家积累太多了，农民个人获得很少，基本都是为国家集体做贡献。
3.人民公社有点起色，后来又拆伙解散了，大部分农民做了历史贡献，并没有享受到集体经济带来的历史红利。农民不是圣人，他们要养家糊口，只付出没有回报，吐槽骂娘是正常的。
4.人民公社是新事物，新事物发展肯定有个成长过程，试错成本全部转移到农民身上。而农民习惯旧事物，习惯自由自在地单干，对新事物有排斥心理。
5.农村环境闭塞，农民眼界有限，农业生产的辛苦艰难，使得农民更关注眼前的利益，不太看重长远利益。人民公社向农民拿得多给得少，农民自然不待见。
上述五点，就是部分农民对人民公社不感冒的原因。
我们要坚持辩证法，坚持唯物史观。
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认识历史，既不全盘否定人民公社，也不全盘肯定人民公社，既不要粉饰人民公社的挫折，也不要掩盖人民公社的成绩。
不唯书，只唯实。
3
1958年底，教员开始艰难的纠“左”工作。
之前，我曾讲过教员纠偏纠“左”的历史，读完吴冷西的《“大跃进”与大调整》，又发现一些有价值的新史料，今天重新补充讲一下。
1959年初，教员为了纠偏纠“左”，决定坐火车去全国各地跑市场，亲自找当地省、地、县、公社、大队各级干部谈话，了解人民公社及农民生活状况。
教员先后去了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西、广东、四川、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市搞调查，基本摸清了人民公社的情况。
先后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武汉会议、上海会议、颐年堂会议和广州三南会议等。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中，教员力排众议，提出坚持“三级核算、队为基础;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方针。
此次会议，大家达成若干共识：恢复商品交换，停止产品调拨;恢复正常家庭生活，反对拆散老人孩子;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停止“一平二调”。
教员在会议上说：“你不能做到按需分配，却要把农民的产品全部调去。调拨者，剥夺之谓也，这不是明摆着吗？我们在三大改造时对资本家采取赎买政策，不是搞剥夺，现在怎么可以剥夺农民呢？”(《“大跃进”与大调整》，吴冷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14页)
在武汉会议中，当教员看完《十五年建设纲要》之后，大脑又一次发麻，因为工业建设指标和农业生产指标订得太高了。
他在会议上开门见山地讲：
“《十五年发展纲要》使人高兴，又使人担心，我就是这样。十五年搞到年产4亿吨钢、25亿吨煤、32亿吨石油，说是天下第一，但都还在纸上。有无必要，我怀疑；有无可能，我更怀疑。今年搞1070万吨钢，闹得6000万人上山，天下打乱。要搞4亿吨钢，比今年多40倍，要多少人上山，能不闹翻天吗？”(《“大跃进”与大调整》，吴冷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24页)
教员在会议上，呼吁干部们要压缩空气，首先是高级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冷静些。
在上海会议中，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教员做了重要讲话，批评了其他同志，也做了自我批评。期间达成了若干共识，形成了18条会议纪要。其中讲到：
“县和公社无偿调拨下面的物资和劳力，除无法弄清和无法处理的以外，一律要如数归还和退赔，一时还不起的可以打欠条，分期还清。原属社员的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经集中饲养的要归还社员，不能归还的要作价还款。”(《“大跃进”与大调整》，吴冷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79页)
在颐年堂会议上，教员谈到计划指标太高、下放权力过多、人民公社发展过快等情况，明确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一些错误，并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把纠偏纠“左”工作推向纵深。
教员作为领路人，在团队遭遇巨大挫折的时候，除了总结失败教训和经验之外，还不忘安抚团队的情绪。
我们来看教员富有哲理的谈话。
“第一仗就打胜仗是侥幸的，现在向自然界开战，第一仗也像秋收起义那样打了败仗，看似巧合，似是偶然，但仔细一想，做事情第一次失败，因为没有经验，是必然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
“搞社会主义是新的大课题，必然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是我们过去从未见过，从未解决过的，因此也会是一时难以解决得尽善尽美的，今后要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大家仍然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解决好新问题。跌了跤子要重新站起来，挺着胸膛向前进。”(《“大跃进”与大调整》，吴冷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04页)
这就是教员的大格局，在创业过程中遇到问题，不会甩锅给下属，而是认真地总结经验，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值得每个创业者学习。
责人宽，责己严。
在纠偏纠“左”和调整优化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教员深刻地感触到，经济工作要做细点，越细越好，越细越合乎实际。这跟做诗是两回事，不能搞浪漫主义。
他还提出一个重要建议，经济建设不仅要有战略布局，确定路线之后，还要有相应配套的具体计划、政策、法规，这些东西越详细越好，这样才能把工作做细做好。
在教员和周总等人的推动下，各级干部群策群力，结合实际情况和问题，编写出台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农业60条》《商业40条》《手工业35条》《科研14条》《工业70条》等政策文件。
这些带有法案性质的文件，为国民经济全面调整和有序发展，提供了法理依据和政策护航。
在教员和团队的努力下，大跃进的偏航得到及时纠正，人民公社化得到适时调整优化，国民经济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社会主义建设再次踏上正确而光明的征途。
在教员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激情燃烧，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立志把中国建设成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历史，不要听信地摊文学及历史虚无主义的虎狼之词。
我们要采取辩证法态度，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要全面联系地看，不要片面孤立地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也是我们劳动人民应有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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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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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有以下四个：
第一，吴冷西同志，是历史见证人之一，他是当年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曾深度参与了当年的“大跃进”，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很清楚。
第二，吴冷西的文章，讲到了当年很多历史细节，重点记载了教员的许多谈话，部分谈话内容连《毛年谱》都没有甄选，补充了部分重要史料。
对部分事情，部分历史人物的评价，虽然也有所保留，文笔比较温和，没有批判性的语言，但总体上比较客观，采取了辩证法的态度，值得我们慢慢细读。
第三，这本书2001年就定稿了，直到2024年才出版，出版单位是中央文献出版社，说明部分历史档案已经解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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