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才知主席亲
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市委机关造反大会上的讲话
机关的革命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今天是十二月十八日，从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到今天，正好是四个整月。在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召开这样的革命造反大会，我们的心情格外激动。让我们大家首先祝贺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现在，一场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正在上海激烈地进行着。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在上海取得节节胜利，而上海市委至今仍在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这场斗争必不可免地深入到市委机关这个最重要的堡垒里面来了!
每个革命的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这场斗争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要就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要就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这里壁垒分明，来不得半点调和，来不得半点折衷!
我和市委写作班的全体同志，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上海市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始终贯彻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上海市委文革小组，自从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去北京以后，完全变成了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机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日益深入以后，上海市委书记处由于一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到革命左派的痛剿，日子难过，便推出我们做挡箭牌。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市委办公厅负责人之一苏超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王少庸等决定要你以丁学雷的名义去文化广场参加“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成立大会，不能承认这个组织，要是书记去的话，要表态不方便。”汽车把我送到了文化广场，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当时把我猛轰了一顿，轰得好!轰得对!我既然成了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活该挨轰!轰完回来，张文豹等人还向我表示“慰问”。这种做法是极其恶劣的，他们自己害怕革命群众，还要使我从思想感情上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对立起来。此后，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加加强了对我们市委写作班的控制，要我们充当“消防队”、“灭火机”，杨永直的所谓“检查”要我执笔，曹荻秋的所谓“检讨”也要我们参与修改。可是，你们的指挥失灵了，现在，在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下，在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我觉得再也不能让自己的错误继续下去了，我再也不能充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我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我要坚决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来，我要革命造反，造市委的反，造市委文革的反!
关于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已经揭出了大量的事实，现在，我再来揭发几点：
第一、为什么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刮起了一股阴风，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把革命造反派看作右派?它的总根子在哪里?
这个总根子就是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运动初期，当群众刚刚发动，曹荻秋就在市委会议上说：“要注意他们捣乱，要抓住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市委秘书长李家齐六月底对党刊的三个负责人说：”中央有个估计，五七年反右时，全国揪出几十万右派，这次可能还要多一点。”
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就是用这种指导思想，来镇压在文化革命中冲锋陷阵的革命群众的。
八月二十五日，我们在杨西光办公室讨论批判文章，曹荻秋闯进门来，对北京等地来的红卫兵大为不满，大发牢骚，接着他告诉杨西光说：“我已经和北京通了电话，了解人大附中红卫兵××的政治情况。”曹荻秋热衷于了解红卫兵的政治情况，分明是想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这股阴风自上而下，在上海刮得相当厉害。九月份，北大红卫兵高冀芬同志为了刘贵琴事件，去找杨永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高冀芬还写信给曹荻秋，提出了几个问题，希望曹荻秋和她面谈。曹荻秋把这封信转给了杨永直，杨永直马上找我去，要我打电话给姚文元，了解高冀芬的出身及政治情况；我打了电话，当即给姚文元顶了回来。事后，文化局党委还想直接和北大联系了解高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上海层出不穷，据我了解，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红卫兵许小昆同志第一天到上海，刚参加了一个座谈会，第二天教育局潘文铮那里就派了两个党员干部赶到北京去了解许的政治情况，我亲眼看到过教育局开出的党员身份证明信。
这种把矛头直接指向革命群众，蓄意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做法，完全是由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手制造的。曹荻秋一定会抵赖说：这是运动初期的情况，当时我们认识不够。不对!你们直到现在，还在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企图“秋后算账”，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右派”。这里，我要揭露一件最近的事实：就在几天以前，也就是十二月十三日那一天，曹荻秋的“参谋总部”市委文革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我，要我带几个“左派”同志去市委，参加讨论修改曹荻秋的所谓“检讨”，当时我没有执行。现在，我要责问市委，那天我还没有亮出造反的旗号，你们以为我是忠心耿耿的“保”字号，所以叫做我带几个“左派”去；在你们看来，“保”字号的人才是“左派”，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就是右派了!这是你们仇视革命造反派的又一铁证，这是你们直到现在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堡垒里负隅顽抗的铁证!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十六条》的第七条早就明确指出：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可是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至今还在刮阴风，耍阴谋，坚决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你们的胆子未免太大了!
第二、上海的机关工作人员和部分群众为什么长期以来把红卫兵看作是洪水猛兽?上海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之间为什么连续发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根子又在哪里?
根子在上海市委书记处，它直接制造了攻击红卫兵的舆论，挑动群众斗群众。
大家都知道，九月三日有一张市委机关工作人员五十一人署名的传单贴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题目叫做《关于八月三十一日一群学生冲进市委机关的事实真相》，这张传单把北京红卫兵诬蔑为一群“造社会主义的反”、“造无产阶级的反”的暴徒，这张传单通过组织系统发给各级党组织，还一直发到郊区各县，在广播台连续广播，而且还在北京、广州等地到处张贴散发，影响极为恶劣。
八月三十一日的事件，是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端害怕红卫兵，对红卫兵采取堵、挡政策的恶果。上海市委罪责难逃。在传单上署名的绝大多数机关干部，受了反动路线的蒙蔽，做了市委对付革命群众的挡箭牌。但是这张传单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出来的。这张传单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红卫兵联络站主任张文豹提议写的，具体组织者是市委直属机关党委，由党委副书记励敏之和党委宣传部的干部执笔；在传单上署名的有市委农村政治部的副部长陆康常。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竭力促成这张传单的诞生。当时机关党委还告诉署名的人说，市委书记王一平同意发这样的传单；而这张传单的最后亲笔改定者，就是杨西光!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传单，这是市委一手搞起来的镇压学生运动，把北京红卫兵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阴谋! 我们要责问曹荻秋和书记处怎么样讨论这件事的?你们对这张传单作过什么指示?我问过王少庸，他承认杨西光亲笔修改，宋季文积极支持。另外，市委办公厅党委副书记刘冠英已经交代了：这份传单，是书记处决定下达指示到各个里弄大量翻印张贴的。由刘冠英布置过电话通知，而且还有电话记录!
铁的事实证明，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是制造舆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第三、为什么上海市委如此处心积虑地镇压群众运动，实行白色恐怖？为什么市委对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控制这样严密，群众始终发动不起来？根子在哪里？这是因为，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隐藏着极为阴险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市委要保他们。市委要掩盖自己的严重问题，害怕别人揭露，所以对外镇压，对内控制。市委机关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要革命的，但是其中还有一小批资产阶级保皇派，他们死保住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死保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举一个突出的事例，这件事我在上个星期才得到证实，使我非常震惊：一九六五年，杨永直在电影局看了《柜台》的样片以后，作了一个发言，这是一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他污蔑工农群众水平低，只能学学“老三篇”；他叫嚷“毛著没有学好就少用用”，直接攻击林彪同志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指示。这样的东西，理应让电影系统的革命群众进行批判，做出鉴定。可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黎家健竟伙同处内的一个干部将这份重要的材料从过去天马厂的艺术档案中偷出来，以后又送给杨永直看，使东方红电影制片厂联合战斗队的同志遍找不着，我希望宣传部的那位干部站出来清算自己，进行揭发。我要责问杨永直、黎家健等，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们这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吗?不，你们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在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你们却用尽了这种偷、骗的恶劣手段，去保卫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就是这个黎家健，过去在解放日报担任文艺部副主任时有严重的问题，放出了大量的毒草，可是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却把他保着。同志们想一想，这难道是黎家健一个人的问题吗?这难道是杨永直一个人的问题吗?不，这是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内部的当权派从上到下所贯彻的一条黑线，你们上保下，下保上，一级保一级，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自己!保修正主义!
第四，为什么上海市委长期以来敢于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上海市委长期以来敢于大胆地包庇大叛徒常溪萍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背后究竟有什么人?
我们要问：陈丕显在这中间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据说陈丕显一直在生病，但是，在上海发生的许多事情，陈丕显却一清二楚。九月初，北京红卫兵进入市委机关的时候，陈丕显一再叫秘书打电话到华山路370号的大楼指挥部去打听情况。市委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陈丕显也逃脱不了责任，必须检查交代。
常溪萍的问题被北大揭发出来以后，陈丕显和曹荻秋一再保他。长期以来市委对常溪萍的调子基本不变，但是到了最近忽然急转直下，陈丕显和师大少数派说常是坏人，提拔常溪萍是瞎了眼睛，等等。
你们从保常溪萍到抛出常溪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你们保常，仅仅是瞎了眼睛么?不，你们保常是因为你们长着一双修正主义的眼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眼睛!这笔账我们一定要算的!
对于杨西光，市委也一直死保。复旦的革命造反派九月份就要求杨西光去检查，但是杨西光一直拒不肯去。市委不但不采取措施叫他去做检查，而且让他一直留在书记处里面出鬼主意，做军师。我在前一段时期到市委书记处集体办公的地方去，总看到杨西光翘着脚惬惬意意地坐在软沙发上，抽抽烟，听听汇报，替书记处出谋划策。
市委过去死保杨西光。十一月七日陈丕显和复旦红革会同学谈话时，还在替杨西光辩护。可是当复旦革命师生把杨西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揭出来以后，陈丕显又改了腔调。他在十二月十一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根据张文豹的传达)：“杨西光的问题很多，很严重，抵制毛泽东思想，有许多话是修正主义的，贯彻的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中态度不好，叫检查他不去，靠多数派保……”又说：“书记处对他是有批评的，他不听，发脾气，说他在领导文化革命，不去检查。我们对杨西光的问题有一个时期认识不清。”请注意，陈丕显的这次讲话是在为书记处开脱责任，撇清和杨西光的关系，这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抛出常溪萍，割断和杨西光的关系，下一步你们准备怎么办呢?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曹荻秋想要滑脚了。十二月七日，曹荻秋向上海的党员负责干部做了一个不象样子的检查，检查完后，他在会上调子低沉地说：“这个检查要是能够早些通过就好了。”(请注意，这话在录音里被删去了，十七级以上干部听录音传达时是没有的。我是当场听到的。) 曹荻秋这是想蒙混过关!但是他混不过去，于是就由陈丕显替曹荻秋出了一个漂亮的题目：《向党请罪，向人民请罪》，重新找人给他做检讨文章。可是，题目再好，你们不把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彻底交代出来，彻底清算，想溜是溜不走的；不把你们包庇市委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行彻底交代，不把你们怎么和他们共谋镇压群众运动的内幕老实坦白，想滑是滑不过去的!
最后，我想向机关工作的同志们谈一谈我的心情，谈一谈我为什么要革命造反的。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自己的思想处在一个极度矛盾的状态中，用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教导，对照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际状况，我对上海市委的问题的严重性，逐步地有所认识，但是，自己又处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之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自己想起来造反，但是私心杂念很多，怕这怕那，千怕万怕，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怕造反的人，他们“私”字当头，不是“公”字当头。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特别要苦学“老三篇”，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要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市委文革小组经常把我推出去做挡箭牌，倒使我接触到不少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我本来在思想感情上和他们有距离，但是越和他们接近，越觉得他们革命造反精神强烈，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正确。他们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我和他们相处多了，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冲破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和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
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到复旦大学去，在那里进行革命造反的同志，对我痛加批判，深深触及了我的灵魂。这时我才认识到：要造别人的反，首先要造自己的反——破私立公，彻底打倒“一口观”!
不过我还发现，和“一口观”相联系的，在我身上存在着严重的奴隶主义。长期以来，习惯于上级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按照上级制定的一整套条条框框往下灌，觉得日子很好过、挺舒服。这完全是一种反群众路线的恶劣作风。也不想一想，这个上级的布置，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符合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照此下去，必然要出修正主义。
当我下定决心要造反的时候，革命造反派的战友送了我两句话：“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我感到又激动，又惭愧，前一时期，我们背离毛主席的教导已经够远了。我们应当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来。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决不做假革命派，假造反派，一定要做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们决不做半截子造反派，要做一辈子造反派，用毕生的精力革命造反到底!
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前面引路，我们豪气万丈，信心百倍。那些阻挡革命群众前进的花岗石、狗屎堆，将被摔得老远!“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直须斩万竿”，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将如顶天立地的新松，万世常青；一切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恶竹，将被斩尽砍断丢入历史的垃圾堆!
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一九六六年《 中共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大会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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