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段落摘自《在人海中》）
张广天现象
在个人主义至上的欧洲社会，年轻人似乎都觉得自己是应当是独特的，但为什么呢？因为在欧洲社会“与众不同”是一种主流规范。于是许多人就纷纷效仿个人主义。但是真正的个人主义恰恰不是追求“与众不同”。个人主义者完全可以和别人类似，只要他是因为自己作出了某个选择而与别人类似，那么他还是他自己，同样个人主义也可能服从集体，只要他是因为自己作出了某种选择而去尊重和服从集体。但是反过来的舍本求末在对个人主义的领会中一样能够消蚀一个人的独立判断，最终在一种“个人主义”的标签下随波逐流。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佛教里有过。为了中止大乘佛教里的文字繁复而提倡见心的直传，所以强调佛祖有“微妙法门，不立文字”，但是弄到最后，废话文字记录得最多的、装模作样的伪大师出得最多的恰恰就是禅宗。大乘佛教传统对佛经的注释固然不少，但是禅宗对装模作样的行为的记录则更是多得惊人。到最后，禅宗为辩而辩的公案就成为了比佛教经论注释更无聊的东西。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西方的艺术里也有过。后现代的艺术原本是为了拒绝约定俗成的艺术标准而露出头角，结果杜尚的《泉》在这八十九年里被改头换面重版了无数次，——事实上，杜尚的作品就是“一个人对约定俗成的艺术观作挑衅”，这个观念是一部作品，而所有别的艺术家在《泉》之后的挑衅艺术全是《泉》的“复印件”或者“重印本”而已，其价值远远不如古典作品的临摹作品，但这些挑衅模仿艺术家却仍然自以为是很严肃的艺术家，他们在根据杜尚的观念而开展约定俗成的运动，然而却自以为是在“拒绝约定俗成”。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拿废料创作，而在事实上他们的作品确实是废料。
同样，在当今个人主义独立性的问题上，可悲的也是这样一种情形，当你正在为自己强调一种“个性”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流水线已经把你的这种个性批量生产了。换一句话说，这种伪个体性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商品时代为那些“渴望确立个性”的公民们定制并对之倾销的符号。这种荒谬类似于一个德国作家写过一篇小说：
一个防毒面具推销员到一个世外桃源推销面具。那里的原住人们很淳朴。当推销员向人们推销的时候，原住人说，“我们这里并不需要防毒面具，为什么来推销它呢？”推销员说，“现在可能不需要。但是以后你们一定用得上它。”果然那里的人们在不久之后都使用防毒面具了。因为防毒面具制造商在这世外桃源里开了防毒面具工厂，而这工厂严重污染空气，所以这里的人们不得不使用防毒面具了。
人类就是这样一直面对着这样一个怪圈：你发现自己被关在监狱里拼命想要逃出来，在你逃过了看守的警戒而混到了大门口时，你觉得你的努力成功了，推开铁门而走向外面的自由世界；就在你觉得你的脚踏上了自由的土地时，你其实是在走进一所监狱，——那出监狱的门事实上是进监狱的门。
我们不得不一直保持着类似于尼采和阿多诺所具的批判眼光，留心着，因为每一次在人们表面上推翻掉一个压制人的自由的上帝或者偶像的时候，往往人们在实际上已经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替代品、一个新的上帝或者偶像、一个新的压制自由的权威。历史最不缺乏的就是这一类例子，人们以为自己是脱离了中世纪的黑暗，但是猎巫运动却在大革命中再次达到高潮；为了消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人间悲惨，人们引入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这却将人类又引向另一个更凶恶的人间地狱。当年人们把基督钉上了十字架，多少年之后人们还会以基督的名义把“爱”钉上十字架、以人本的名义焚烧掉“独立人格”。也是在同样的庸众喧哗之下，自由的强奸者穿着“自由”外衣，正如共产主义的阉割者也曾高举着“共产主义”旗帜。
然而，这一怪圈的背景只是庸众们的喧哗么？我们常常这样去相信：能够帮助人破除愚民政策之蛊惑的人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为人带来启蒙；然而是谁用讲道理“循循善诱”的方式将人骗进愚民政策的圈套的？恰恰也是知识分子。就是说，能够帮助人摆脱蛊惑的这一类也常常反过来可以是大蛊惑者。康德对知识分子反感、基督对知识分子反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反感、希特勒对知识分子反感、禅宗对佛教内知识分子的反感，这些反感的原因在相互间往往有着天壤之别，但这恰恰是需要让我们去对之进行思考的：知识分子这样东西是复杂的。
知识分子这样东西是复杂的，而且不管是对着那个方向，它的力量不亚于庸众，因为它能够对庸众发生影响。张广天现象不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启蒙现象。一方面他就是一面除了恶作剧之外毫无意义反光镜，然而正是由于这种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在社会里萦绕，这种恶作剧就其本身而言是毫无意义的上蹿下跳就在这同一瞬间获得了尖利的意义。你不是要以自由与平等来启蒙民众吗，那么我就让你在我的这面毫无意义的镜子里照照自己的本来面目，为什么照出来的是一张奴役和压迫的嘴脸呢？你不是人道主义者吗，为什么换了一个主子就恨不得马上去镇压掉新主子眼中的异见者呢？这恶作剧之镜并没有说自己是在进行启蒙或者反启蒙，你觉得眼花缭乱吗？只是在这样一个“不是黑的就是白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要么站在我们这一边，要么你就是站在敌人的一边”等等这一类口号嘹亮歌声雄壮的世界里，因为它这样毫无意义地晃动了几个回合，有时候又进一步恶作剧地把自己打成碎片，人们就不自禁地看出了：除了黑的和白的之外，还有绿的和红的；敌人的敌人也可以是更凶恶的敌人；其实真正与他们的敌人站在同一边的人们其实就是他们自己。
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从这面镜子里也会跳出一张温柔的笑脸：你不是想做领袖吗，好，我让你很舒服地作领袖；你不是想做明教教主吗，好，我让你感觉到人们真的以为你是玉皇大帝或者佛陀化身；你不是想要有领袖带领你前进吗？好，我就振臂一呼让你兴奋地感觉到你找到了自己的革命队伍；你不是想要找一个真理化身来顶礼膜拜吗？好，我就让你心灵激荡地崇拜。你做吧，做吧，你可以哼哼哈哈地做到高潮，但是你要明白这种集体蒙昧的亢奋只是一种虚构。张广天的“戏子辩证法”就是：如果你忘乎所以？在我使得你最舒服的时候，我会给你一巴掌，我会踹上你几脚。这其实不算什么，因为，如果你仍然还是要把虚构当现实的话，那么这个在镜子里“作秀”的戏子打你巴掌踹你都只是预备性体操，等到了下一场，现实就会来把你打入火烧油煎的十八层地狱。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人类引向了另一个更凶恶的人间地狱，于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又返回来为自己唱赞歌，仿佛自己是洁白无瑕的福音；而这时人们也往往会忘记当年为什么会出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恰恰是因为人们想要消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人间悲惨，所以才搞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于是就一窝蜂地奔向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现实下，出现了张广天现象，所以我很高兴能够看见这种专门打断人的思想惯性的“戏子辩证法”。在八十年代在写诗的人中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以“小丑就是我”的方式，通过灭掉自己而去灭掉那想要来“统一”自己的大同意识形态，因此出现了“撒娇”的诗歌行为；但是在八十年代的地下集体主义（或者说民间集体主义、亚文化集体主义、非主流集体主义、第三代集体主义、另类集体主义等等）的大一统运动之下，各种文学上的命名定义到最后都成为集体主义党同伐异的装备，同样的人格有了新的西装领带或者唐装长衫，新的酒瓶里装的是陈年的党派理想之酒。然而，现在我在这种自己砸自己“戏子辩证法”中却真正看见了当年撒娇理想中的“个人小丑主义”精神。
对于这种“戏子辩证法”，“戏子”本人张广天同志认为：这样“后现代恶作剧”是一种游戏于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以及各种集体意志的极端个人化行为，因为，所有的不理解，恰恰就是八十年代集体理想主义的遗患带来的，现在这些集体理想主义者们仍然希望在红色政治之后建立完整的唯一叙事的兰色或白色集权意识，他们不能理解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意志建设的自由社会，他们管那样的社会叫“后现代碎片”。那么，“戏子辩证法”干脆就端出一面打碎了的恶作剧之镜，让单色的大一统思维彻底受不了。他在网上有一次答复朋友时写道，“那么，我就算是‘恶作剧碎片’吧。当一个人解放了，他就可以随意玩弄政治和一切严肃的集体单位、集体生活、集体情绪，而我恶作剧碎片的目的就是把一切弄碎，让一切大不同，很象巴别塔的寓言。人们害怕混乱，但‘恶作剧碎片’不怕。人们常说‘惟恐天下不乱’，但实际是，天下同而乱，不同而和。孔夫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
世纪初年，《切·格瓦拉》刚一出现，白色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们怒火中烧，他们不去想一想，当年共产主义运动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撒烂污严重残害人性侵犯人权现象逼出来的，而一味地要去捍卫他们心中理想的资产阶级；于是还没有弄明白戏文是怎么一回事，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喉舌就向“新左派张广天”集体开火（当时我在一家论坛做版主，看见右派们“反张批张”贴文的口气之专制武断不亚于当年各大报纸“批林批孔”的社论，只是他们多了一些人身攻击的措辞）。当然，我也看见一些作为独立个人的知识分子对“格瓦拉剧事件”的比较清醒的分析批评，比如说，一个现今住在美国的女经济学家所写的对“格瓦拉”的感想文章就明白地指出了此剧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间的关系。
到了零五年，《切·格瓦拉》又上演了，这时人们则带着一种革命狂热的期待，希望听见切的呼唤而能够回报以“带领我们去干革命”表白。但是观众们又失望了，因为在这一次的亮点之下观众们看得更清楚的是：切被出卖了，切被无产阶级的阶级成员出卖了，并且更沮丧的现实是切成为了无产阶级为换取生活水平而向小资阶级旅游者们兜售的廉价旅游品。（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陌生的事实，在圣经里就有过：出卖耶稣的犹大是耶稣的门徒，而彼得则三次不认耶稣。新约里的救世主深知人性的脆弱，所以在事先向彼得预言了“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共产党宣言》的创们却想不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不是对“无私”和“团结”的担保，只要有利益驱使着他们，他们一样会成为帝国主义的马前卒）。在台上，切被无产阶级出卖；在台下，许多新左派的观众则认为自己被叛变革命的导演出卖了。这个阶级异己分子！
关于格瓦拉这个剧，我也许又一次可以引用张广天同志自己的解说来作为说明：“我就是要否定以前的革命色彩，因为革命色彩和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有问题，当时在改革开放某一阶段出现了贫富分化，并不是说现在就没有贫富分化，而是当时被关注的比较少，大家漠视贫富分化，尤其是知识界提出贫富分化是自然现象，这个观点刺激了我，使我揪住不放，去写。但是这个问题也许与切无关，也许与我也无关。今天也许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但至少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这个问题，因此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已经是多余的。我的戏剧如果还想站到前沿说话，我应该关注比贫富分化这个问题更前沿的问题。在新版切中，我主要力度是关注人的思考，切作为一个纯粹的人，他不断地否定他自己，不满与庸俗生活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对庸俗世界提出自己的抗议，这一点是今天比较深刻的话题。另外一个反思就是革命之后的腐败现象。”（见胡赳赳《张广天推翻张广天》）
去年年底，广天同志来访丹麦，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过讨论，固然，在这里他的“戏子辩证法”是对于个人主义的自我反思是一种很有启发性的东西，但他的各种具体想法，比如说，个人理想主义、三国演义，等等，我认为应当由广天同志自己来讲述。不过，我手头正好有哥本哈根丹中爱华协会寄给我的《中国杂志》，上面刊登的丹麦文学理论家劳淑珍采访张广天的文章，我就把它翻译出来附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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