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简讯：改革开放纵横谈——新改革开放观讨论（四）
两会前夕，媒体把2005年誉为改革年，这是主流精英对04年国有企业改革大讨论结果心有余悸的微露。众所周知，“反对改革开放”在主流精英嘴里已经沦落为打击不同意见的棍子和帽子，“改革开放”成了掩盖他们自身垄断利益的遮羞布，不容得任何怀疑。针对这种旧的改革开放观已经僵化，脱离实际，严重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且已经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危害的事实，一切真正负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人士都应正视现实，反思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地探求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新的出路和方向。在这个背景下，书店和北京大学研究生会联合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德女士（周恩来侄女，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任远征女士（任弼时女儿，中纪委第三监察室原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苏铁山先生（全国工商联）、杨帆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和韩德强先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于2005年2月27日星期日下午2：00在北京大学跟社会公众交流对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的回顾和反思，探讨新改革开放观。
苏铁山先生开场指出，面对现在大批的工人失业下岗，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工人、农民群众在上学 、看病方面的诸多困难，我们不能不反思我们的改革开放进程，难道这就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难道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初衷吗？今天我们大家来到这里，就是要正视这些现实，反思我们的改革开放，认清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追求我们真正共产党人的目标，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并且，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针对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检验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而不要被任何权威所吓倒，不管是什么政治权威或者学术权威，都不必害怕。任何政策，不管是由谁制定的，不管是什么内容，都必须接受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原则的检验，如果它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遭受损失，我们都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如果它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增加，我们都热烈拥护，积极支持。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我们到了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遭受了危害和损失，我们今天需要反思了，需要抛弃旧改革开放观的各种教条，需要提出新的思路，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探讨新改革开放观。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后的周秉德女士和任远征女士表示，她们参加今天的活动，主要是来倾听大家的意见，向群众学习的。
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先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继续巩固和更好地实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当家做主地位，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修改那些弊端和毛病，是找医生治病。可是看看今天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批的公有制企业被私有化掉了，几乎全部的农民集体经济和合作医疗体系被瓦解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丧失掉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享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重新沦落为资本家的奴隶，遭受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主人翁地位丧失殆尽，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各种福利保障全部被摧毁，社会主义不是发展壮大了而是被削弱消灭了，这不是将病人治好，而是将病人搞死，这简直是在犯罪，杀人。这，哪里是什么改革呀？！这分明是造反嘛！是造社会主义的反呀！是一小撮人造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反！这决不是我们真正共产党人干的事！他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多次在政协会议上提议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就公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私有化的进程向全国人民报告，有关部门不但不予理会，而且先后四次派出干部找他谈话，说让他不要反对改革。真是岂有此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搞私有化改革还向全国汇报，而我国居然将要求汇报的政协委员说成是反对改革。因此，他建议在我国设立宪法法院，要审判那些违反宪法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罪人。在谈到教育产业化改革时他痛心疾首，我们共产党历来办学校都是免收学费的，刚解放时，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因为我们共产党办的学校不收学费才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一直到70年代末期，我们共产党办的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上大学还要给予学生伙食补贴，大学毕业后都分配工作，并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不少穷人家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开始大批地失学，流入城市谋生，大学毕业生也找不到工作了，这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呀？这不是我们共产党干的事！就连欧洲社会民主党办学校也不收学费的。这个陈至丽，根本不象我们共产党人，也不象社会民主党人，我不知道她是哪个党的？请她自己来回答。现在，我们不少地方的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还有拖欠的，这真是让人气愤。他说，在历史上，我们共产党从来不拖欠教师工资。四川刚解放时，当地中小学教师拍着巴掌说“共产党真怪，替国民党还债”，原来国民党拖欠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在我们共产党来了后都如数补发给他们了。四川的中小学教师还拍着巴掌说“共产党真怪，先发工资后干活”。我们共产党不但补发了国民党欠下的教师工资，还能不再拖欠，而且保证提前发放，都是月初发放工资。所以，看到这些年出现的问题，他认为这不是我们真正共产党人干的事，只有当年的国民党才干这样的事。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时，他用诸多数字证明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胜利了，而不是失败了，因此，中国应当放弃社会主义转而走向资本主义是缺乏历史根据的。他列举的具体数字显示，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的资金利润率远远高于现在世界500强的大型跨国公司的资金利润率。最后，喻权域先生说，新改革开放观必须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须是实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当家做主地位的，而不能像旧改革开放观那样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屠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等劳动群众。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广泛的共鸣引起了听众的阵阵掌声。
著名非主流学者杨帆先生春节前夕和韩德强先生在首先提出了新改革开放观，这次他发表讲话时进一步明确指出，新改革开放观顾名思义是针对旧改革开放观提出的，是要取代旧改革开放观。什么是新改革开放观呢？我们先认清什么是旧改革开放观。杨先生说，旧改革开放观的本质是权力资本化，明显的开始于1995年，主要的表现包括，第一，将乡镇集体企业和除少数军工等系统的大型国有企业外的大批中小型国有企业大规模地搞权贵私有化，廉价出售或者干脆白送给当权者，形成腐败的权力集团对公有财产的血腥瓜分和掠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给工人群众应有的补偿；第二，教育产业化改革，把教育资源当作赚钱的工具，剥夺穷人家孩子的受教育机会，还造成大学生人才泡沫，这个过程培育了一小撮富人，把知识分子收买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再给工人和农民群众说话，权力、资本、知识相互勾结形成精英联盟，成为独占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垄断利益集团；第三，医疗产业化改革，把工人和农民群众逼到“小病熬着，大病等死”的境地；第四，住房改革让工人拿钱购买本该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不是明抢吗？取消福利分房后多少大学生也买不起房，更不用说进城的农民工了，这就造就了城市的大量贫民窟。这个权力资本化的改革是在资本逻辑的指导下完成的，就是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经济人假设”，其结果是形成了一小撮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内欺压老百姓，贼横贼横的，可是对外却软得没种，不像个男人，哪里还算得上什么精英，纯粹一群软骨头，只会用自己的热脸帖人家的冷屁股，一厢情愿地跟人家结为战略伙伴，结果却老是挨人家的打，被人家耍弄，这纯粹是给中华民族丢脸，让中国人民遭受耻辱。这种旧改革开放观就是假设外部没有敌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内部腐败势力肆无忌惮地欺压老百姓，侵吞公有财产肥了私家，不给老百姓应有的补偿，实在是太不象话了。这几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台湾独立、日本进犯，我国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假设不成立，必须做出调整，只有如此，才能清除腐败，补偿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的利益，才能构建出和谐社会。与此对应，杨先生指出，新改革开放观就是要假设外部有敌人，建立在国际环境不利的基本判断之上；在这样的前提下，倡导爱国主义和尚武精神，注重发展国防，发展以军工为核心的国家战略产业，大幅度提高军费比例；动员群众大反腐败，清掉这一小撮卖国的腐败利益集团；不能再谈效率第一，必须改谈公平第一，树立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给予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应有的补偿，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于反腐败问题，杨先生说这是新改革开放观实施的核心内容之一，只有首先清理腐败，才能为顺利实施新改革开放观的其它内容创造条件。现在，清理腐败问题有的是办法，关键是看最高层有没有最终的决心。杨先生说，如果他担任中纪委书记，三个月就能清理腐败问题。这话，给大家莫大的鼓舞。杨先生最后说，大家应该注意到了，自从新一届中央执政后，基本上不再谈“效率第一”，开始谈科学发展观了，最高权力顺利完成交接后，又开始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了，现在又在搞保持先进性教育，重新树立我们共产党自己的信仰系统，这正是新改革开放观的一些迹象。最后，杨帆先生明确指出，所谓2005年是改革年的说法，是主流精英制造的话语陷阱，是旧改革开放观的顽固，我们应当提倡2005年是“爱国年”，我们要大规模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要把岳飞作为民族英雄来隆重纪念，每年两次纪念毛泽东。杨先生的激情睿智让观众百听不厌，频繁的热烈掌声不断将会场推向高潮。
在北航教授管理学却以批判西方经济学著名的韩德强先生演讲时指出，从刚才喻权域先生提供的数字来看，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是既有效率又有公平，那时的效率和公平跟理想标准相比也许都还有点差距，但是要跟今天的现实情况相比，却都要好得多，真是既有效率又有公平。实际上，公平与效率未必一定成反比，而是恰恰成正比。在今天，正是因为缺乏公平，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收入低下，造成他们的消费水平低下，从而对商品的购买能力不足，也就是市场需求不足，这样就造成企业效率低下。如果现今的工人农民群众能够大幅度提高收入水平，缩小国内的两极分化程度，减轻社会的不公平程度，那么就能极大地扩大市场需求，提高城市企业的效率，消除不少企业的库存，提高生产能力的利用率。韩先生接着说，刚才喻权域先生提供的数字显示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资金利润率很低，这是为什么？韩先生认为这是管理问题，他说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管理效率远远高于跨国公司。实际上，美国人在1980年代面对大批的日本货进入美国市场时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管理不如日本，而日本人又承认他们的管理是向中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学来的，学习的典型经验是“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日本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办法就是学习我国“鞍钢宪法”的结果，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年工序列制也都是学习我国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做法。为什么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能够创造很高的效率呢？因为那时我们具备良好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企业的领导干部具备共产党的理想信仰和道德品质，企业的职工具有爱厂如家的集体主义精神，工人群众享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方，丢掉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去学习别人的所谓“先进经验”，只懂得企业制度一手，不懂得企业文化一手，结果就把一批一批的社会主义公有企业搞跨了，工人群众也就丧失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因此，我们需要走出只片面强调制度作用而忽视甚至排斥文化作用的旧改革开放观，应当走向强调文化作用兼顾制度作用的新改革开放观。眼下，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保持先进性教育的关键就在于重新树立信仰，注重文化作用，这场学习运动可能有一点新改革开放观的意义。韩先生说，现在的国有企业不是没有搞好的可能，如果他担任国资委主任，三年内能把全部国有企业扭亏为盈。韩先生认为，新改革开放观的核心在于要看到人的作用，看到道德文化、价值观的作用，不能以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作为改革开放的指导，而必须确立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信仰。
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受学校团委的派遣代表书店和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持本次活动，其间，他受到喻权域先生讲话的启发而向政协委员们反映了广大学生的心声。他讲，2006年国家就要对全部研究生开始高收费了，根据他们的调查，有相当比例的穷人家子弟将要面临辍学的厄运或者压根不敢再报考研究生。他希望政协委员们把他们的心声反映上去。
嘉宾们做完了主要讲话，跟广大听众朋友进行了一段热烈的交流，由于时间关系大家感到有无穷无尽的话没有说完，只好抱憾而终了。这次活动将成为我们告别旧改革开放观，走向新改革开放观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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