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活动
主题：众口评说〈〈那儿〉〉
时间：2005年1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
嘉宾：左大培、贺桂梅、邵燕君
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到书吧参加今天的活动。在去年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当中，反映工人维权故事的一个中篇小说《英特纳雄那儿》，在《当代》上发表，之后在左岸网站上推出，我们网站作了转载，在网络上受到关注、讨论并形成一个小高潮。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今天请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邵燕君老师、贺桂梅老师，从文学发展和社会问题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这样的现象。
在我个人看来，文学在八十年代是伤痕文学热，九十年代又成了风花雪月、小资情调，而且以反映上层知识精英的生活情调为主，远离了社会的大多数劳动群众，好像文学是堕落了。但是在2004年国企改革大讨论的背景下，出来了《那儿》这样反映工人弱势群体的小说，这有可能是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下面先请各位嘉宾先介绍小说的基本情况和自己的看法。
邵燕君：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谈一篇小说，大概在八十年代才有这样的情景,真是久违了。其实我挺惊讶，像《当代》这样的杂志在八十年代是处于高峰的，发行量也很大。但现在很关心文化的人都不清楚《当代》还办着呢，这也很形象地说明这些年来文学被边缘化到怎样一个程度。这个现象现在各大学中文系师生中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做一个工作，就是组织了一个“当代文学作品最新点评论坛”，对《当代》、《收获》等十大文学期刊发表的最新作品进行逐期讨论点评，向大家推荐真正好的作品。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呢？我们觉得现在文学好不好是一回事，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其实在被遮蔽。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些什么作品呢？现在左右大家阅读兴趣的往往是出版社重推炒作的作品，就是出一本书，先开研讨会请一些评论家来为这本书说好话，扩大宣传，而这本书很可能就是一本写风花雪月的或者浅薄的书，接着读者只能跟着这样的引导去购买阅读这样的一本书，于是书开始畅销出名，之后有了影响，再就是就进入文学史怎样怎样的。好的作品很不容易才冒出头来，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中和容易又被淹没。
在我们广泛的阅读这十种期刊的时候感觉和刚才主持人范先生说的差不多，确实感到很灰暗、很风花雪月，有的甚至格调更低下。假如说一个家长看到自己孩子再在看一本权威文学期刊（当然现现在的孩子也不可能看文学期刊），他会很放心，但是他一定不会想到现在的权威文学期刊的格调已经沦落到怎样一种低下的程度。
也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那儿》这篇小说。我们几个人在看完后都感受到一种很久很久都没有感受到的非常强烈的震撼。这篇小说也引发我们想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样一个应该说很“古老”的一个命题。为什么这十几二十年来文学被边缘化的很厉害呢？让我们大致回顾一下当代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新时期”初期的时候，我们的文学作品，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它们和社会的核心问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样的作用。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逐渐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分离，而且也不可能做到给这个社会一个前进的思想动力。85年之后文学开始“向内转”，出现了先锋小说，开始向形式主义发展。89年之后就更特殊，文学从形式主义发展到“个人化写作”的阶段，文学与思想的距离越来越大。80年代文学与思想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而90年代作家跟这个社会思想前沿、文化发展好像就没有什么关系，是文学圈子的人“自己和自己玩”，要不就是主旋律，或者风花雪月。
不过，我们今年在细读点评期刊作品时，确实看到某种变化和转机。这些年来，作家和社会的思想脱节其实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这个社会缺少一种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有力批判的文化资源。作家没有这种资源因此发表不出对主流文化有力批判的作品。而今年我们在发掘2004年小说的时候发现一批可以称作“三农小说”的作品，《当代》上比较多。比如《刘兰香之死》，是向本贵写的，是个老作家，《麻钱》是宋剑挺的，还有《人民文学》上的一些等等。前半年发表了一些，思想上很尖锐，往往是作家认真和虔诚的态度更纯正，但是后半年有一些三农小说好像是跟风的，这个题材又炒热了有些人又去抢题材。
在这些作品中，《那儿》是我们看到的唯一一篇写工人的。《那儿》这篇小说的艺术性也不错，但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那种思想性，是一种带有深广时代性的时代悲歌。它把思想的前沿性和力度用充满感染力的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今年的一个重要作品。这部作品也又重新引起了一些“古老”又沉重的话题。从文学家角度来讲，就是文学的使命的问题，还有作家的使命和责任问题，作家是作为文字艺术家还是说他同时担负着知识分子的责任，还包括文学的重新定位等等，大家读过作品可以交流交流。
为什么今天又出现了这样一个作品？这大概和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立场的分裂有很大关系，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新左派”开始对现在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提供了一套比较有力的思想资源，《那儿》可能跟这种思想资源有着密切的联系。
贺桂梅：我来说一下小说的内容，小说名字叫《那儿》，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主人公是我的小舅，一个老工会主席。为什么叫那儿，是因为我的外婆得了老年痴呆症，唱英特纳雄“耐尔”的时候唱成英特纳雄“那儿”。
邵燕君：插一句，这个小说原名叫“英特纳雄那儿 ”，后来审稿为了过关就整了这么一个情节叫“那儿”了。
贺桂梅：小说的第一部分讲下岗女工杜月梅因为生活所迫作了“霓虹灯下的哨兵”，晚上回家时被他师傅（主人公工会主席朱卫国）家的狗吓着了。小说主人公想去看望下岗女工结果被对方臭骂了一顿。这个小舅作为工会主席认为自己这一辈子作过两件蠢事，第一是领导要工人掏钱买自己的岗位，这事得工会主席出头劝工人，“小舅”就相信了，说服工人每人掏3000块钱买下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岗位，这些钱之后被那些贪官污吏给贪污了。
主持人插话：这是第一次改革，说为了改革大局，工人要做出牺牲。说工会主席是党的干部就要完成党的任务，他既要代表群众又要代表党，于是他作群众工作说服工人代表接受了改革方案。
贺桂梅：他做的第二件事情是说，有个港商要收购他们那个厂子叫矿山机械厂。小说第二部分是追述厂子的历史，写了“小舅”他如何当上了省劳模和工会主席。之后出现了一个港商要收购他们厂，实际上是要空手套白狼，这里面涉及到一些经济学问题。
主持人插话：就是“管理层收购”。
贺桂梅：这回又需要工人同意，“小舅”又去说服工人代表签了字。这是前头的故事。因此“小舅”去看下岗女工的时候被骂出来说我们都被你骗了。受到这个刺激之后，小舅觉得自己应该为工人做点什么。于是他离家出走去省城找矿山机械厂第一任厂长，老厂长出主意让他上访。“小舅”回来后让“我”帮他写材料。准备材料的过程就是追述厂子的历史，原来是东北的军工厂50年代迁到江南，70年已经成了江南第一大矿山机械厂，80年代时的改革中厂子本来可以搞得很好，可是上头的领导由于自己的私利使厂子衰落，到了90年代又说你们该下海去了，下海也行，可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贪官污吏又想尽办法的捞利益损害厂子。追述完历史材料也写好了。之后，“小舅”先去省城各个部门送材料，受到厂领导的阻拦，把他灌醉、偷光他的所有东西。中间有个国资委的处长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博士，接待“小舅”问他有什么个人要求都可以满足只要不告状闹事，遭到拒绝后，问“小舅”凭什么代表工人代表厂子，“你是工厂的法人吗？”问到小舅的痛处。“小舅”被整得一无所有还是坚持去北京上访，打工、进监狱受尽磨难。
邵燕君：这里头这个老劳模身无分文他说没关系我可以靠手艺靠力气打工养活自己，材料没了但他已经背下来了，再找人打印就是，他身上反映了工人阶级的韧性和力量。
贺桂梅：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反讽性细节，就是“小舅”非常相信上访能够成功，因为当他在北京的时候他看到总工会又造了一座新楼，他想到的是“瞧瞧咱工人阶级多有力量”，认为工人阶级地位提高了，你看总工会都盖新楼了。
主持人：其实这之前还有一个插曲。“小舅”上访迁到省城找老领导，他们都是些老革命老八路，出主意让他去上访，说你要相信党相信中央，不要相信下面那些领导，他们已经背叛了工人阶级。
贺桂梅：这是第四部分。第五部分讲他被抓回来后，组织工人搞签名运动想抵制工厂被收购。这也是因为那个海归问他凭什么代表这个厂子和工人，“小舅”就想他如果能发动工厂的3000工人一起签名就能说明工厂是工人的了，就能抵制港商收购工厂。结果让“小舅”非常失望，因为没有多少工人信他关心这事，也派他再次欺骗他们。这对他形成了巨大的打击。这部分就到这里。这个故事里还穿插了一个狗的故事。就是那条小道下岗女工的狗在厂子里肯定活不下去了，“小舅”就把它偷偷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可这只狗却穿过了那么远的路自己走回了家。它有一种对人的忠诚和信任。可是小舅一看到这只狗气不打一处来，他就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因这只狗招致而来，出现了一个人和狗的对峙。围观的工人们也都觉得这狗不能再呆下去了，主人就打算再次把他送走，结果狗从上跳下去自杀了
邵燕君：其实这个狗就是“小舅” 的形象，它的忠义它的心情它的悲愤其实就是小舅的一个反映。最后他就从高高的龙门吊上跳了下来，它悲愤这个世界没人理解它，这个世界在逼迫它，它就跳了下去。是谁逼它跳下去呢，是“小舅”，把这只忠义的狗逼到那个地步。实际上小说中这只狗就是这个“小舅”的形象 ，最后他重复了这只狗的命运。小说后面“小舅”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小舅的绝望就是那只狗的绝望。
主持人：下面一个部分说是工人为了抵制港商收购厂子拿出了自己的房产证。市政府下来了一个强迫国企改革的文件，说企业要搞股份化必须卖掉，说是工人也可以买。但是那时工人已经是一盘散沙，而且为了生活都被迫卖淫哪来的钱呢，他们想的也是工人不可能有钱去买工厂，3000万哪，所以他们除了这个文件显示一下公平。其实这个价钱估得是相当低的，就是去年揭露的MBO（管理层收购），是管理层自己估了一个很低的价格，然后暗地里策划一个家港龙公司披着外商的马甲收购矿山机械厂，其实就是他们自己低价收购厂子，实际目的是要弄到地皮搞房地产，而整个改革、收购都是骗局。这也是很普遍的操作国企改革的办法。
这时工人很激愤尤其是那个下岗女工杜月梅，他提出一个方案，就是用房产证抵押贷款买厂子。这个房产证是怎么来的呢，在福利时代住房分给工人，改革以后工人又花钱“买回”属于自己的房子，得到一个房产证。
邵燕君：“小舅”本想想团结工人干一场，可工人们不信他或者是说算了吧咱们就自谋出路吧 ，那是不可能成功的。没有人愿意再拿出一点力量牺牲来进行这样一场斗争了。可是当那个通知出来的时候，在大家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杜月梅拿出房产证，好像信念一下就被点燃了 ，我们还有最后一张牌，就是把所有人的生家性命压上去我们最后再搏一次。
主持人：这时那个工会主席（就是“小舅”）自身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了，环境已经把人逼到走投无路了，杜月梅就从后台走向前台把工人给组织起来了。
贺桂梅：工人也怀疑工会主席你凭什么替我们说话，你是副县级干部工资比我们拿的高，你怎么能代表我们。他这时就好像那条狗一样不被人们信，好像他出走、吃苦、上访等等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毫无价值，组织的签名还有一些签了名怕牵连又擦掉的，所以他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这种情况下它就说我不干了，你们去反抗吧我也不反抗了。这时候杜月梅拿出房产证说我们还有最后一张牌，3000个工人每人抵押一万我们就可以取得厂子的经营权。
邵燕君：这个时候“小舅”就再一次出来组织工人，在人群中发表演讲说我们收买厂子后如何经营发展、如何在市场上竞争，都有了一个完整的构想。这时候工人们都特别信任和拥戴“小舅”，他们很有信心成功，甚至请了律师来公证。可就是在这时候，上面又来了一个29号文件，说购买厂子必须是管理层持大股，阻止了工人买厂子。然而最后厂子出卖后竟然在“小舅”名下划了3%的股权。“小舅”绝望了，为了证明他的清白他自杀了。他是个工人，手艺非常好，打了一大堆的镰刀斧头丢在地上，喝了很多酒以后，躺在空气锤下砸掉了自己的脑袋。之前他还乞求厂领导把工人的房产证还给他们，遭到拒绝。
原文是到他自杀就结束了，后来为了发表加了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尾就说中央来了一个指示，不许搞MBO，处决了几个贪官污吏，退了工人的房产证。
贺桂梅：这个小说还有一个尾声，是“我” 辞掉了自己记者的工作，在那个城市里流浪，一直在等结果。在等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下岗女工杜月梅，杜月梅已经参加了教会。教友们在一起活动时，唱的那首歌是：为了我们的罪恶他受伤，为了我们的正义他。他们唱的是上帝，可是说他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他听到这首歌时想起的是小舅。在这种叙述中她把小舅放到了像上帝一样拯救民众的位置。
邵燕君：还有，笔下的“小舅”他不是一个全知全能视角，所有的叙述人都是“我”，“我”是一个在报社当记者的对普通人的生活形态非常明白的一个人，一个也是比较世俗但仍然良心未泯的世俗的人。所以老是用我和“舅妈”日常生活的言语不断调侃讽刺小舅，产生了一个鲜明的效果，一直在质疑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不是因为杜月梅当年是他的徒弟，当年还有一些爱恋的关系，是不是她受辱了你不能忍受才这样做的。为了说明小舅这样做的行为动机，给小舅设了一个外祖父，她的外祖父是30年代的工人领袖、后来被杀害的革命先烈。如果说小舅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形象，为了使这样一个形象能够成立，给他设立了一个情感传统，另外还给他设立了一个革命先烈的血缘传统，是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今天还能够成立。
贺桂梅：我先说说我的感想吧。刚才我们一直在谈的一个问题是，在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文学有多大的力量来参与社会文化和社会思想的建构？今天的文学和80年代是不一样的，今天能够影响人们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价值判断和世界观的最重要的文化形态，可能是大众文化。只要想一下每天晚上7、8点钟的时候有多少个家庭坐在电视机前看那种电视剧，就可以知道今天的文学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今天的文学没有力量介入社会现实，其实不完全是文学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格局中文学的位置确实是边缘化了。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自己开始做一部分文化研究，不是说去研究大的文化，是研究电视连续剧、研究一个时期的畅销书等等。基本上很少看文学期刊。《那儿》是我从02年以来读的第一篇小说。读这篇小说我一开始是惊讶，惊讶小说是这么清楚地站在底层的立场上，而且把革命的传统给提出来了。它把当代的一个工会主席和30年代的工人领袖联系起来，而且这个工会主席死的时候，身边放的是镰刀和斧头。这些符号再清楚不过的代表着中国革命的传统。在我的感觉中，这种写法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大众文化中好像是第一次。在95年的时候，张洪生写了一篇小说叫《车间主任》，当时就有人骂这个小说左，小说讲的就是一个国企的改革，但是他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是说，我们现在国企的确实是面临许多问题，但我们应该考虑怎样调动工人积极性来同舟共济，来分享国家的艰难，而且小说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转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的职业伦理。另外是一些反腐题材的小说。从96年起，在文学界有一个现实主义的冲击波，在影视界有一个反腐题材热，比如说02年的电视连续剧《大雪无痕》，也讲了国企改革中的一个工会主席上访而且告倒贪官后当了厂长的故事，但最后打了两行字幕说两年以后厂子因经营问题倒闭了。就是说在《那儿》之前的小说和大众文化里也讲同样的故事，但是讲法却不一样。《那儿》这篇小说是这么清晰的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改革”在这样的立场里看来整个儿是剥夺底层的一个过程。
中国的改革如果不断地推进私有化进程，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会使得一种阶级意识逐渐明朗，，而且象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是靠革命起家的，革命的传统总有一天会浮现出来。而在这篇小说里它是非常彻底非常清晰地把这一点讲出来了。这是让我比较震动的地方。但就文学品味上来说我其实并不怎么样喜欢这篇小说，因为它在塑造这样一个工人领袖的时候，小说的感觉和视点是比较外在化的。当然我这样说不简单是强调我个人的文学习惯，这里我可以提一个参照系。200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为一篇小说大声地叫好，是诗人白连春所写的小说《拯救父亲》。那篇小说是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第一次尖锐地提及农村问题，而且小说里揭露社会苦难的程度不亚于这篇小说。它讲到在河南的一个村子里面，农民连五毛钱都拿不出来交提留，村里的村支书因为不想去压榨村民而自杀了。最后是这个村里的村长带领农民到深圳去打工。那篇小说里的问题的程度不亚于今天这篇小说，只不过他不像这篇小说那么直接地把革命的传统提出来。相对来说，我更喜欢那篇小说，那种情感的投入、那种文字的叙述方式还有整个小说的叙述结构，感觉比这个小说要好一些。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贺桂梅：作品呈现出一个革命的立场，但是并不代表本人。其实在这篇小说里是有张力的。它不断地有“我”的想法的出现，还设置了一个作家叫“西门庆”，他靠写社会苦难出名，小舅的事情发生后，“我”就去求“西门庆”写小舅，作家说你小舅有什么好写的，都那么老了又没有魅力，我们写的是一些抽象的超越了人的苦难，不写这么当下这么具体的。从这种叙述方式上看，小说中总是在和自己对话，在说服自己。自己说小说是一个“背叛和承担”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准确。否则他不会同时设置一个关于狗的同步的故事，并说明工会主席的绝望就是那条狗的绝望。他开始要救这些工人但工人怀疑他，最后发现自己救不了这些工人。
邵燕君：我以前也阅读这样的小说，它有一个体系就是思想的体系，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逻辑，这个逻辑可以支撑所有的一切，在这个逻辑下工人出一个领袖带领工人进行阶级反抗自身就是成立的。这篇小说里它是努力地为这样一个形象寻找一个我们今天的世俗人能接受的一种现实逻辑，表现为一会儿是杜月梅的命运，一会儿是忠诚和背叛，而且还用了血缘关系的逻辑。他是想怎么样把阶级的逻辑转化成世俗和伦理可以接受的逻辑。比如忠诚和背叛：我不能骗这么多人骗三次。这是今天我们能接受的世俗逻辑不是革命逻辑。但是他的这个转化的过程应当说没有做得特别好。因此表现出的思想上有困惑。
听众A插话：是这样的，“我”在故事中是逐渐认同“小舅” 的立场的，但是也可以看出来“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一种逃避的态度。
听众B插话 ：小说我没看过，但是听你们讲的内容，我觉得是用一种近似黑色幽默但有沉重的手法写工人的反抗命运。我觉得的立场是很坚定很鲜明的。其实这样的事情我老家就发生过。那是在矿山，和小说中的类似。结果是矿场的头抓了，但矿场卖了落到私人手里赚了大钱，工人头头也抓了，等于是工人什么也没得到。
听众C插话 ：我看了这篇小说，从来没有这么感动过。与其从文学角度不如从社会政治角度去理解。去年发生了国有企业改制大讨论，但是很多人竟然不知道，而这篇小说正是用文学的手法很形象地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人们，作用可能胜过洋洋洒洒几百万的学术专著，很明白的告诉人们“ＭＢＯ”是什么。另外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地位的下降。原来工人阶级的地位是靠意识形态和传统形成的，当代工人更是处于权力核心之外是一盘散沙的状况，要组织起来成本是相当高的，小说中也有描述。这样他们没有力量组织起来博弈，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地位下降好像是必然的。
邵燕君：小说中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概念里工人阶级是当家作主的。如果不用这么革命的词语的话，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里，每一个人应当被当作人来对待，但在资本主义里工人就是生产工具，你就是下等人，说你竞争力差、没读书所以你就是下等人，就因该受贫困、被人使换，这就是资本式的逻辑。在这篇小说里，有一句话就说：我们工人只要有活干就能把日子打法得快快活活的。而且回忆以前工厂里的生活觉得很快乐。还特别强调“小舅”为什么能当上劳模，是因为他活干得非常非常好，是一种工人里的“高等能力”，是有能力的比表现。
他这里其实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是说在资本主义下不把人当人，把人当奴隶、当资本的机器。然后社会主义是怎么反叛这种制度，它是真正把人当作人，而且社会的幸福应当是社会整体中大多数人的幸福。而的矛盾就在于，所有的社会主义试验以及今天我们的状况会使人们怀疑：这是不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在资本主义这种强大的逻辑之下，我们是不是没有一种可替代的方案；这是资本的罪恶，但是不是世界只能如此，没有一个可以替代它的更合理的方案。可能全球的知识分子都在这样的困惑之中。我想今天虽然强调了其作品的强烈的革命标识，但是他的困惑他的矛盾，应当也是这种对于根本问题的矛盾。
听众E：我有六十了，也快退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那儿，对我震动很大，业余也看些文学，但感觉文学离生活越来越远，还有玩世不恭，还有纯粹的自我感情的宣泄等等。《那儿》主题很鲜明，用文学的形式展现了当代社会中作为弱势者的工人的境遇。小说把国有企业怎样一步步走向衰败的脉络交代得很清楚。这里头有两点我要说，一个，原来的公有制经济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到后来不知怎么样就偷换概念弄了一个“国有”概念，“国有”好像就不是人民的了。在一个，明明是私有还说什么“民营”，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更不是全民的打着人民的旗号骗人。小说以矿山机械厂为例把国有企业前旺后衰的历史和他为何一步步衰败的原因写得很清楚，说明集体经济有活力，我看衰败都是那些当权的弄的。还有对那条义狗的描写，是对人对“被判了的”贪官污吏的讽刺，是人性不如狗性。
主持人：左大培左老师也读了这个小说，请他谈谈。
左大培：我30年没读小说了，因为我们这专业太牵扯精力，不敢读小说，一读就得读下去，太花时间，特别长篇。我为什么看它，因为我是研究国企改制的，小说讲的就是这个。看了以后很受吸引，但就是对最后这个结局不太相信。现实生活中要真自杀一个，报纸肯定要大量讨论的。当我相信写得之前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工厂里的那些东西我都见过，我家在大连，是老工业基地都见过。特别是工厂里头那些生活，那是绝对的真事。我不懂文学不懂艺术，更别提什么各个流派了。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讲，这篇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一是他能吸引我，二是，20年前拨乱反正时文艺界有一次辩论，有人说要写自己熟悉的，左派说你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知识分子是小资，那就不写工农兵了？我觉得这里有个矛盾，非左派的人讲的也有道理，自己不熟悉的你也写不好。但是要解决这个矛盾怎么办，还这是毛泽东那句话：你到工农兵去学习工农兵，那就可以写你熟悉的东西了。否则就是自我呻吟了。但自我呻吟还分情况，像曹雪芹的自我呻吟还真是可以自我呻吟的，这一点上我偏向人性，确实能写出东西来。但是一般的、小知识分子，你没有曹雪芹那种经历没有大观园里那种能震撼人的东西来。所以你要震撼人，就确实得找，没有生活你找生活。现在社会上说小品衰落了、文学衰落了，就是没生活，就是那几个演员就是那几个导演，演了半天题材就那么点儿，他们也就剧组那点事，要真演剧组那点事陈佩斯肯定会演得惟妙惟肖，就是剧组演员，那才是我熟悉的生活。但是你说社会上闹就你们剧组这点事吗？就是你没生活了，大量的老百姓的事没了。所以赵本山为什么厉害，农民里头来的，我当兵的战友就是铁岭的，说话连荤带素张嘴就叫你笑，赵本山就是那种环境里出的。他肚子里有一大堆，而且他在农村里有积累了大量东西。他把世界名模说成世界名劳模，到铁岭去说是到大城市去，没有当地农民那种生活他出不来。就是那句话，写他熟悉的东西。他参加文艺时都三十多岁了，那时他三十多年的积淀，否则绝对没有他的那套东西。别的人都不行了，因为他绞尽脑汁没东西了。左翼出东西了，我相信这个很有生活。所以毛泽东讲的那个话是给80年代的争论解套子。要写熟悉的东西，到你最后没有波澜壮阔的可以拿出手的东西那可不行。所以毛泽东说到工农兵中去，我扩展以下，“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也不一定非得是工农兵，但是别再关在书斋里关在剧组里绞尽脑汁觉得自己能创造出什么东西来。我就讲这么多。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