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需要对
写作需要对时代发言
──刘继明访谈录
采访人：陈 海（京华传媒网总编辑、著名专栏记者）
陈 海：我们首先谈谈你的长篇报告文学《梦之坝》。这本书出版以后，著名评论家雷达、曾镇南和陈美兰等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被称为“一座文学和史学的巨坝”，还有评论家称你是近两年来报告文学创作界出现的一匹“黑马”。但媒体的反映好像比较冷淡，这与其他几部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反映重大题材的报告文学和长篇小说一出版就受到主流舆论重视的热闹气氛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反差。这是什么原因呢？
刘继明：谢谢你对《梦之坝》的关注。看来，你对这本书在各个舆论层面受到的不同反应和“反差”比我了解的还全面。一本书如同一个人那样，一经诞生，就会有它自己的命运，是无法预知和掌控的。尤其在文学的评价范围和尺度越来越多样化的今天，不管是专业评论界，还是主流舆论或大众媒体，都有各自的审美趣味和评判尺度，它们所关注的作品也就各个不同。很少有一部作品在各个评价范围内都受到完全相同“待遇”的，这都很正常。无论是哪一家媒体，即便它再权威，也无法决定一部作品乃至一个作家的命运，像那种由一种声音或一个人判决一部作品的情形，的确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陈 海：三峡工程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在知识界和民间，特别是一些环保主义者，反对三峡工程的不在少数，前不久，一批知名的作家和学者又发起签名，反对在被称为“长江第一峡”的虎跳峡修建水坝。你怎么评价这种现象？你本人怎么评价三峡工程？
刘继明：环保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工业发达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在整个20世纪，人类对大自然的改变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人在极大地改善自身的物质条件时，使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的面貌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人类由地球上的居住者变成占有者和掠夺者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紧张时期。比如随着土地和水资源越来越贫乏，能源渐趋紧张、绿色植被不断减少、空气质量每况愈下，生态平衡受到日益严重的破坏，人不得不开始反省自己的行为，将目光投向这个业已变得满目疮痍的世界，意识到重新寻求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平等相待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这就是环保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而水库大坝作为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一种现代手段，正是因其为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进步的同时，也给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受到了环保主义者的严厉质疑。也正是因为如此，三峡大坝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从论证到建设时期一直争议不断，包括你所说的虎跳峡签名事件，都是这种争议的合理延续。实际上，我在《梦之坝》中以整整一卷的篇幅，将三峡大坝放在环保主义的视野下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解读。在我看来，环保主义无疑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居住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受日趋严重的掠夺的一种有效遏制，但我不赞同那种用单一标准衡量所有治理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原教旨环保主义立场；同样，我也不赞成用一种泛政治思维来解读三峡工程。像三峡大坝这样几乎覆盖了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工程，需要用一种复合性的眼光来加以审视，仅仅用某种绝对的价值标准去考量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我对三峡工程的认知态度，已经在《梦之坝》一书中做了充分的表达。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种评价。我赞成一位著名水电工程专家的看法，对三峡工程的最权威评价不是我们这代人所能胜任的，或许只能留给时间或大自然去完成了。
陈 海：据说，《梦之坝》出版前经过了中国三峡总公司的审查，你最终对书稿进行修改和删节之后才得以出版，真是这样吗？能否透露一下事件的具体细节？
刘继明：正如你所知道的，我是在三峡总公司挂职期间完成《梦之坝》的写作的。这也是三峡总公司提出审稿要求的理由。但必须说明的是，《梦之坝》是将三峡工程置放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描写和考察的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涉及到三峡总公司和工程建设的内容只占全书的较小部分，再者，我在三峡总公司挂职也只是一个虚衔，我始终只是该公司的一个“旁观者”，从未参加过他们的任何具体工作，连我到三峡库区采访都是自费的，所以，起初我是拒绝他们提出的“审稿”要求的。后来，出版社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三峡总公司方面称，如果不经他们审稿，可能会“诉诸法律”解决），希望我给予配合，在这种情形下，根据三峡总公司提出的若干意见，我对《梦之坝》做了修改，内容主要包括环保、移民、战争及大坝安全隐患等敏感问题，但全书的基调并没有多少改变和削弱。
陈 海：有人认为《梦之坝》是替三峡工程树碑立传，你觉得是吗？你是否写出了逼近真实的三峡工程呢？
刘继明：什么叫树碑立传？如果是指歌功颂德，那我只能认为提出这种看法的人根本就没有认真看这本书，如果是指对某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给予客观公正的记录和书写，我愿意接受这种判定。我在《梦之坝》里写道：“近一个世纪以来，三峡工程作为困扰几代中国人的一个难题，为当代形形色色的政治和利益集团、知识体系、理论话语，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原材料和演习战场。表面上看，它只有三个答案：支持、反对或不置可否，但在这简单的三个回答后面，却是扑朔迷离的历史悖论和理论黑洞。对此，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折射出来的，是中国人百年来从实业救国梦想，到走进工业化，迈入现代和融入全球化的一部奋斗史。”那么，对这样一个极大地影响和承载了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和发展的超巨型工程，用文学的形式进行表述恐怕不仅是一种必要，也是一种责任吧。
我也不敢肯定《梦之坝》是否有效地逼近了真实的三峡工程，尽管这是当初我为写这本书设定的一个重要目标。但“真实”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由于价值立场和文化身份的差异，人们对事物的真实性的认识也会千差万别。因此，我只能说，我只是尽可能客观和公正地记录和书写了一段历史。
陈 海：你本来是一个以写小说为主的作家，却写了《梦之坝》这么一部报告文学，你觉得写小说与写报告文学在心理准备及创作状态上有什么不同？去年文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报告文学的争论，你怎么认识这种体裁的价值？
刘继明：我不认为一个作家终身只能服务于某一种文学体裁，我国古代的文学是一切文章的泛指，哲学、历史等都囊括在内，只是到了近现代，文学的分工才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以至形成了我们现在许多人习惯于把文学仅仅理解为小说、诗歌、散文等体裁。加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坛更是弥漫着一种虚构崇拜症，使得作家的视野和兴趣日益逼窄。这当然与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日益专业化有关。但如果我们承认一个作家对事物的观察视野应该是广阔的，那么供他运用的体裁和表达方式也应该是丰富多样的。
至于说我怎么看待报告文学这种体裁和相关讨论，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只是报告文学创作领域的偶然“闯入者”。我称不上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写《梦之坝》之前，我对这一体裁关注甚少，尽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为那一时期涌现的许许多多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和作家而激动和兴奋过。但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有其兴盛、衰亡和变异、发展的过程，我国199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同1980年代相比，显然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比如虚构成份日益增多，描写手段和对象也不断拓宽和丰富，呈现出一种与其他文学体裁如小说逐渐趋同和交融的态势，以至使报告文学自身固有的品性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这大概就是有评论家对报告文学的独立存在价值提出怀疑的原因。但怀疑并不是取消和否认报告文学的理由，而是重新确认和厘定其文体内核与边界的开始。我个人觉得，报告文学对自身品性的坚持和边界的进一步拓展都是必要的，关键是在新闻媒体和电视电影纪录片日趋繁盛并对公众精神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报告文学如何保持和进一步强化其应该具有的文化品格和社会批判力量，同消费化的传媒文体拉开足够的距离，这也许是重新激活报告文学影响和价值的重要前提。
陈 海：你以前的创作大致属于“个人化”范畴，而《梦之坝》从题材到写作态度都与个人化趣味大相径庭，是一种“宏大叙事”。这是否真的如某些评论家说的那样，你的创作出现了某种转型呢？
刘继明：所谓“个人化”，是现代性语境下重视和确认个人自由或个体价值观的一种表述，我国自1990年代以后，它成为了文学艺术创作和研究的一个覆盖面极为广泛的关键词。我的写作也不例外，但近些年，我开始对这个日益成为一种流行和时尚的思潮产生了怀疑。当然，我怀疑的并非“个人化”的价值立场，而是将这种立场和趣味加以普遍化、绝对化的倾向。面对一个所谓众声喧哗的时代，任何一种单一或绝对的叙述都会面临腹背受敌的窘境，应该尊重每个人选择不同的立场描述和解释这个世界，这也是人类生活和环境多样化的必要保障。消费主义也好，全球化也罢，都不能掩盖当今中国的本土问题和面临的现实困境，中心话语的消散和个人话语的勃兴，也不能被当作规避文学承担人类普遍价值和时代命题的遁词，换句话说，写作仍然需要对时代发言。
至于我的创作是否出现了某种转型，这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一个作家不可能总是在一种既定的认知模式内进行创作，人的一生如同一棵树那样不断生长着，而世界也在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对事物包括艺术的认知也会变化，一些伟大的作家如鲁迅和托尔斯泰，在他们的创作前期与后期之间也发生过非同寻常的“裂变”。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陈 海：在6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中，你的创作风格理性色彩较浓，特别是近些年，你写了许多思想评论和随笔，话题涉及社会、文化、政治和公共知识分子等领域，这样广泛的兴趣在你的同代作家中似乎不多见。这对你写《梦之坝》是否具有影响呢？
刘继明：影响当然是有的。比如在《梦之坝》中，你可以发现我吸纳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某些表述方法，而不是像其他报告文学作品那样，仅仅是简单地叙写一段历史或一个事件。
陈 海：我最近看到有人写文章说你是“新生代”的叛徒和“彻头彻尾的左派”。你接受这种指控吗？
刘继明：首先应该搞清楚，所谓“新生代”，是一个在写作风格和价值取向上具有共同特征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吗？事实上它不过是评论家们对19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60年代作家的一般指称。如果承认这一点，就不存在什么“叛徒”。记得好像是辛格说过，只有鼠辈才属于“流派”。每一个写都有根据自己感知到的经验和意义写作的权利。
至于我是不是“左派”，这无关紧要。由于历史的原因，左派在中国很长一段时期被严重地妖魔化了。其实在西方，左派始终是站在与主流价值相左的边缘立场上对社会事务提出批判的知识分子。萨义德就不止一次地在演讲和文章中坦承自己的左翼立场。我觉得，提出这一“指控”的人，并没有准确地理解“左派”这个概念，只是按照流行的观点将它作为一个贬义词戴到我头上了。
我曾经对朋友开玩笑地说，如果在50年代，我也许会成为右派，今天则可能成为一个左派。作为写，他始终应该服从良知和真理的召唤，属于哪一种思想派别是次要的。因为，这种简单的划分对任何独立和严肃的思想表达，往往意味着某种遮蔽和简化。
陈 海：今年年初，一场以著名作家张炜的《精神的背景》引发的论争从网上迅速扩散到各大媒体，影响波及海内外，在我印象中，你是作家当中唯一公开站出来支持张炜，对另外两位当事人吴亮和李锐提出批评的人，是这样吗？
刘继明：是不是作家当中唯一公开支持张炜的人，我不清楚，但我的确撰文支持了张炜。这并非人际关联上的“襄助”，而是一种价值理念上的表达。这起论争的另外两位当事人李锐和吴亮是资深的作家和评论家，我对他们并无任何个人成见，记得10年前我在《长江文艺》当编辑时，还组发过吴的作品，对他1980年代的批评活动及后来的文化随笔印象颇深，而且，我在《张吴论争与网络批评》一文中也肯定了李锐的某些观点。我反感有些人将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争论演化为恶意中伤和人身攻击，以及像德里达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成为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和席位的闹剧。实际上，也有人在网上和某些小圈子内对我支持张炜的立场用污辱性的言辞进行谩骂，但这除了暴露出谩骂者心理的卑琐和阴暗，于我何损呢？
陈 海：这场论争还引出了不少花絮，如近来网上传闻，发表《精神的背景》的《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化名“青田”在《联合报》撰文声援张炜，以及前不久有人指出李锐的一篇新作《扁担》，剽窃了你去年发表在《山花》杂志上的小说《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李锐在网上发表申明说，他是根据一则新闻创作的，而你一直未公开表态。借此机会，我想请你谈谈对这件事的态度。
刘继明：我看到了这场 “剽窃之说”以及李锐随后发表的“申明”，的确如他说的那样，这两篇小说都是根据一则新闻创作的，不存在所谓剽窃的问题。有不少网友也马上指出了这一点。鉴于这个事实很快得到了澄清，我的“公开表态”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另外，由于网上发言者大多不署真名和即兴的特点，许多言论甚至带有发泄私愤和恶作剧的特点，其实用不着事事去较真的，特别是当碰上某些无稽之谈时，权当看一场游戏也许更好。
陈 海：你的作品以前在文学界引起许多关注，你本人也被公认为是60年代出生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丁帆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主潮》还专节评价过你的创作。但另一方面，你似乎很少受到大众媒体控制的文学市场的青睐，这与当下有些作家每出版一部作品就开始大肆炒作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否与你的写作长期保持低调有关？你怎样看待目前文化出版界浮躁的炒作风？
刘继明：我谁也代表不了，只能代表我自己。至于我的作品不被大众媒体“青睐”，我想这不能归咎于媒体，而只能说我的作品不具有“炒作”的卖点吧。
我们正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媒体时代，文学受媒体操纵和控制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事实，媒体是大众文化生产的最重要载体，其运作机制和价值选择必然受制于市场逻辑和流行文化趣味。因此，文化出版界的炒作成风毫不奇怪。但我觉得，对于某些恶俗甚至带有欺诈意味的炒作，应该引起公众舆论的足够警觉，如果纵容这种恶习泛滥，最终受害的将是健康的文化市场机制和生态本身。
陈 海：由于个人生活的变故和健康原因，你的创作一度陷入沉寂，这两年似乎有“复苏”的迹象。请问你最近有什么写作计划？
刘继明：也许并不存在你说的“沉寂”或“复苏”。我一直在写作，即使在处于最艰难的时期。只不过写多写少或写什么的区别。
我一向是个疏于“计划”的人，包括自己的生活和写作。我很推崇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蒙田对待生命的态度，他说他总是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过，从不对未来做过多或过长时间的筹划，他每次出门之前都要向家人交代清楚一些事情甚至写好遗嘱，以防不能活着回到家中。我觉得，这是一种真正对自己和他人以及世界的负责态度。
陈 海：在传媒尤其是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对大众生活已经构成巨大影响的今天，你认为中国文学和整个思想文化是否面临着困境或新的机遇？
刘继明：困境和机遇都是并存的。这也许等于什么都没有回答，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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