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文艺”研讨会纪要
方闻 整理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由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发起的“抗日战争与文艺”研讨会于2005年7月9日在北京召开。在京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及其他文艺界、理论界人士贺敬之、魏巍、陈明、胡可、郑伯农、卢之超、李正忠、徐非光、涂武生、吴元迈、马蓥伯、余飘、石英、程树榛、董学文、刘润为、王啸文、郑恩波、陈飞龙、韦明、刘贻清、苏引、熊元义、李心峰、祝东力、陆华、范景刚、鲁太光、郭建业、李云雷、李祖德、邓友女、王静、丁爱霞等出席了会议。
研讨会由郑伯农同志主持。他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生死决战，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大动员、大洗礼，经过这次战争，民族面貌有很大改变，文艺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文艺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自救自强的精神空前发扬、空前高涨，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文艺的形式也空前的生动。文艺的深入人心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文艺与人民相结合，追求通俗化，让群众喜闻乐见，纠正了五四时代的一些偏颇。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财富、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发动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二战之后，这一矛盾并未根本消除，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20世纪30年代需要国防文学、国防文艺，今天仍然需要21世纪的国防文学、国防文艺。
魏巍同志说：如今，世界仍不太平，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比较严峻，在这样的情况下，纪念抗战特别有意义。我们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现在回想，那是个伟大的时代，非常吸引人，我非常感谢那个时代，怀念那个时代。个人是吃了一点苦——当时也不觉得苦——但是，我得到的锻炼、思想收获、对各方面的了解远远大于付出的。我认识了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这都是那个时代给予我的，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在文艺方面，举一个例子——当时的歌咏活动：出现了那么多的音乐家，那么多的好歌，对抗战起了伟大的动员作用。延安那么苦，但从早到晚没有停止过歌声；敌人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我们也没有停止过歌唱。老人、妇女、小孩，没有不会唱歌的，这是多么大的鼓舞力量。革命的深入带来了文化的深入，革命文化深入到了穷乡僻壤，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文艺当年那么有力量，但如今没那么有力量、有光彩了，很苍白，原因是什么？革命是文艺的灵魂，革命的火焰在心里熄灭了，文艺作品也不会有什么劲。革命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本质的要求，否则，怎么会有力量呢？
胡可同志的发言题目是《抗日战争与戏剧》，他说：现在，日本否认侵略，蒙蔽青少年；中国在那场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由于教育上的忽视，中国的青少年也不很了解那段历史。部分年轻人居然认为，如果不抗战，让日本占领中国，也许中国早就现代化了。他们不知道“三光”、不知道“无人区”、不知道“慰安妇”。现在没有一部电影描写中国的“无人区”，没有一部电影反映八路军作战的情况。像“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这样的辉煌战例都很少有文艺作品涉及。我们要通过戏剧、影视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由于环境动荡和直接为战争服务的需要，抗日战争中的不少戏剧作品是急就章，已经不能满足今天观众的需要。希望中青年剧作家能够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反映中国人民经受考验、为挣脱枷锁而战斗，中华民族获得新生的历史。
石英同志作了题为《诗歌在抗战中》发言，他说：抗日战争本身，就是一首以炮火与鲜血谱写成的壮烈史诗。壮烈史诗的岁月产生壮烈而灿烂的诗篇。全面抗战开始后，不少有民族良心和胸存正气的诗人先后写出了有关的诗篇，表现出在平常岁月所难以达到的思想境界与特定的艺术感觉。如田间、艾青、臧克家、贺敬之和魏巍等诗人都为抗战岁月留下了“诗化的实录”。应该特别提到年轻的英烈、诗人陈辉的作品，他的诗不只是激情的产物，也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诗的艺术的独特魅力；他的诗的想象力张扬而贴切，诗句不失奇崛却又流畅自然。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诗没有被置于应有的地位，许多文学史不置一词。今天的诗歌创作，从总体上说不令人满意。有良心、有作为的诗人在诗的领域中也必须坚持“抗战”，以改变生态，使诗成为真正的诗。
苏引同志说：抗战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精神，就难以支持。没有国格，哪有人格？现在，许多人将社会主义看得很轻，这是中国当前最严重、最大的悲哀，有如一种集体无意识，任其发展，可能会有民族大灾难再度出现。相应地，如今，讴歌社会主义精神的艺术也受到轻视，“主旋律”成了一种需要“鼓励”的东西，而“辅旋律”涌动，接受者年轻化。社会主义文艺能否傲然挺立，担负起教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任，值得关注。
陈明同志在发言中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92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小读三年级时举行“国耻纪念周”所唱的《国耻纪念歌》，“国破家何在”，“挥戈终退日”，这些歌词，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他还回忆了青少年时代在北平和上海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所见所闻，特别是自己追求进步、奔赴延安的难忘历程；回忆了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李劫夫等文艺工响应党的号召，认真学习民间小调，加以改造为抗战服务，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事迹。他说：日本亡我之心很早就有，至今不死。但是，文艺界有点溃不成军的味道，令人担忧。
徐非光同志作了题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发言，他说：抗日战争不但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上，而且在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上，都堪称绝无仅有的历史奇迹。中国人民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做出的牺牲和付出的代价，产生的巨大历史作用，决不应当低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战中的地位、影响和作用不容贬低；毛泽东在抗战中的伟大历史作用和巨大贡献，无法抹杀。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极为光辉的一页，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动员、团结、鼓舞的作用。
余飘同志说：抗战文艺是中国文艺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削弱敌人的作用。抗日战争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巨大奇迹，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文艺实现了比五四时代更伟大的变革。抗战文艺最大的特点就是崇高和壮烈，今天仍然非常需要发扬这些特点。抗战文艺的艺术性也很强，有许多新的艺术创造。
鲁太光同志的发言题目是《吁请一种人民大众的文艺》，他说：在抗日战争中，连绵的战火、持续的动荡，把中华民族推入到深重的苦难之中。然而，这苦难又激发起中华民族的斗志，使其从残酷的遏制、包围、屠戮中杀出一条血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新生。在这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政治或文学观点不同的作家纷纷捐弃前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实现了统一，并从亭子间和书斋出走，自觉地拥抱生活，与人民大众结合，不仅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且赋予中国文学崭新的想象方式和主体内容，实现了由“人的文学”到“人民的文学”的转变。在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中，才子佳人、地主老爷、太太小姐们通通被赶下舞台，而劳动人民成了这个舞台的真正主人。这意味着一种新历史观的出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贺敬之同志最后发表了讲话，他说：抗日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场民族战争，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非常重要、非常辉煌的一段。抗战文艺是中国文艺史上，特别是中国新文艺史上非常重要的篇章。抗战文艺的经验告诉我们，文艺离不开大的历史行动，文艺与国家的命运、历史的步伐，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只有与抗战、革命、历史前进的巨大步伐相联系，才能成为人民群众最欢迎的文艺。抗战文艺是民族的、人民的文艺，爱国主义、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文学应该是人民的、民族的，这是永恒的东西。高扬的思想境界，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抗战文艺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方面应该得到肯定。在抗战时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从“人的文艺”走向“人民的文艺”这个问题。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毛泽东同志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样一部无产阶级文艺纲领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近年来，一些被人民、被历史肯定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被歪曲和颠倒了。有人为汪精卫、王克敏翻案，提倡“民活主义”，这不是一般的噪音。是非善恶的颠倒不仅使人们认不清历史，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无法认识现在和未来，我们要努力工作，将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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