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创新学术讨论会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
2005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总体上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但是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急需解决，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创新”学术讨论会，于2005年9月11至12日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多所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就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应对策略以及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研讨。
南开大学副校长、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致开幕词，并介绍了举办本次研讨会的宗旨与目的。召开本次研讨会，拟定会议题目和相关议题，综合考虑了以下三方面的因素，第一，理论与现实的背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力量不断增强，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大国，但是，从总体来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没有取得与我国的经济影响相匹配的成就和地位。一般而言，在短期内，理论与实践相比，稍微超前或者滞后都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理论发展长期滞后于实践活动，必然难以起到必要的指导作用。改变经济学理论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使中国的经济学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学者共同的庄严使命。第二，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显露。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人均GDP在达到1000美元以后，一些社会深层次问题开始显露，各方矛盾开始激化，整个社会进入危机频发的高危阶段，而我国目前正处于这一阶段，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都将处于这一阶段。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我们作为经济理论工，有责任提出更好的理论和政策建议，服务于经济建设。第三，经济理论发展的问题。理论发展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各种争鸣是正常的现象，这也是不断推进理论发展的动力之一。目前，理论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争议，比如，应当以何种理论作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理论，高校以何种理论作为教学中的基础理论等等，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是很正常的，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通过本次会议的研讨，希望形成比较统一的观点，促进经济发展与理论的繁荣。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柳欣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主题报告。他认为，依据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实际上是有害的。他从货币经济的角度，对当前宏观经济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是经济增长率的问题。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将宏观调控的目标定在实际GDP增长8%左右，实际上，对经济运行而言，重要的是名义GDP增长率，而非实际GDP增长率，这涉及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问题。抛开有关的理论争论不谈，我国目前很多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加速城市化过程，尽快实现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根据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只有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名义GDP增长率保持在15-30%左右，平均每年农业人口比重下降1.5%左右，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农业人口比重仅下降了0.75%，目前每年仅转移几百万的农村人口，与全国七亿多农村人口而言，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通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劳动力转移的进程是非常必要的，人为的将调控目标设置在8%左右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根据估算，要在2020年将农村人口比重降到40%以下，我国名义GDP要实现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
其次是当前的有效需求问题。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有效需求有涨有落是正常的现象，在经济高涨的时期，投资旺盛，增加了资本存量，使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比重增加，而工资性收入比重逐渐下降，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企业破产与资产重组可以使过高的资产值得到调整，工资性收入比重上升，使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得到暂时的解决，经济恢复增长。我国1996年以后，经济进入衰退期，但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过高的资产值没有得到调整，收入分配和有效需求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2002年以后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房地产和汽车等高档消费品行业，这说明我国的消费结构正在向富裕阶层倾斜，这能够在短期带动经济的较快增长，但只能使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加大，并在长期危害到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三是城市化问题。在经济规模快速增长和生产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我国还有一部分农民处于绝对贫困中，为了基本的生存和发展而苦苦挣扎，这是非常荒谬的。在一些高档消费品行业和奢侈品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基本消费品工业却在逐步萎缩，而大部分农村人口还没有用上这些基本的消费品。农村人口的发展不在于农业本身，而在于农民向城市部门和非农产业转移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但是，当前的一些政策实际上排挤农民的，不利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一些城市非正式部门就业的农村人口，拿着很低的工资，只有很低的社会地位。长期以往，可能会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并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鉴于政府在经济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妨将城市化和农村人口转移作为政绩评价的指标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这比单纯的GDP指标更有意义。
中国社科院王振中教授认为，当前应当着力提高工资比重，以促进国内需求和经济增长。按照支出法可以将GDP分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部分，它们也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依靠进出口带动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经济体的增长，是不现实的。我国投资具有政府主导的特征，投资效益没有保障，从长期来看，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也是不现实的，而且会增加经济波动。因此，消费是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但是，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这是由于我国工资收入在经济中比重过低。
按照收入法可以将GDP分为劳动者报酬、利润、租金等项目。我国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大约在55%左右，与美国大体相当，但是，从劳动者报酬的内部结构来看，有着显著的差异。我国工资在劳动者报酬中的比重在15-30%之间，而美国在80%以上，我国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只有12左右，而美国这一比重将近50%。与美国相比，我国工资比重明显较低，而且经常出现剧烈的波动，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有研究表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收入分配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应该尽量使工资收入与非工资收入的比例保持稳定。提高工资比重，并且加大对非工资性收入的调节力度，是在长期促进和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此外，工资比重过低与社会主义彻底消灭剥削，实现以人为本，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宗旨相悖。
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认为，我们的经济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将西方经济理论不加评析的直接搬来，应用于中国的实践，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当前在教学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种整体性的倾向令人担忧。实际上，根据新自由主义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进行的苏东改革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应该深入科学的分析，既不能盲目的排斥，也不能盲目吸收，仍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同时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优秀成分，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的观点，吴易风教授认为应该深刻反思东欧、俄罗斯改革失败的原因。俄罗斯、东欧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国外股份逐步侵蚀国内股份并实现控股，尤其是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的比重占到60—80%，使国民经济命脉实际掌握在外资手中，经济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在私有化过程中，引起了新的经济殖民化，最终甚至可能导致拉美化。
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学需要解决为什么要创新，如何创新以及创新形式的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学创新是改革实践发展的需要，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培养人才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难题，而经济理论尚未对这些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比如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首先要了解社会重要的含义。对于社会主义至少有72种不同的定义，因此，我们必须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和精髓所在。中国经济学创新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学创新是培养人才的需要，中国的发展需要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但现实是高校中讲授的经济学教材却缺乏对中国经济现状的分析，缺乏适合中国的教材与案例。
其次，经济理论的创新应该坚持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中汲取营养，并注意学科之间的结合，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之间和流派之间进行比较，汲取合理成分。马克思主义注重从事物的本质出发，研究具有深刻性，而西方经济理论从经济现象出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无论是哪种理论，我们都要以批判的眼光来分析、学习和运用。
再次，就创新的形式而言，可以有以下几种形式，即以中国经济或转轨经济为主，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先进的方法和分析工具，实现中体西用；完善分支和分类教材，以中国经济发展作为案例分析的主要来源；在方法论上要以哲学为基础，以经济学、数学为工具和方法，形成中国学者自己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邹东涛教授认为，当前的教学科研中存在着严重忽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被不断的边缘化，原因在于主流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工具性，便于解释经济现实，而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却不能突破原有的一些过时的结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锁定在19世纪，应该加强国内学者的协作，以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为依据，尽快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和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新主流经济学要避免所谓的“帝国主义”倾向，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要有广阔的胸怀，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优秀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认为我国当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应当进行适当的修改。在很多时候，效率和公平并非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无论是效率还是公平，其含义都隐含了一定的价值判断和规范，离开这种规范谈效率和公平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我们应当以“有效率的公平”或者“公平前提下的效率”作为我们发展的原则。
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认为应当以大城市为依托，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是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加快城市化进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至2050年我国城市化程度要提高到75%以上，这意味着城市人口要净增8亿，其中至少有7亿由农村转移而来，平均每年要转移1550万人口。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具有以下优势：第一，大城市群具有集聚效应，有利于经济增长。美国和日本三大城市群所占GDP比重都在70%左右，而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三大城市群仅占有35%的比重。第二，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通过有效的规划，大城市可以有效地解决污染和交通问题，但是小城镇这方面能力较弱。第三，从城镇建设用地的角度考虑，大城市人均占有土地面积较少。根据测算，4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仅有小城镇的三分之一（按人口16000人计算）。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均耕地较少的国家，发展大城市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国城市化政策有必要由城镇化改为城市化，放宽对发展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限制，以“大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代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骏民教授认为，经济理论的好与坏要以实践作为判断的标准，俄罗斯的教训证明现存的主流经济理论存在很大的缺陷。在市场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如何避免金融危机是转型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面对主要问题。尽管中国的银行存在高的呆帐坏账，但正是这些呆帐坏账在中国没有实现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解决了中国的金融压抑问题，很好的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出现，而根据主流经济学是无法解释这些问题的。
南开大学罗润东副教授通过对宁南山区案例调查，论述了市场化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问题。他认为，农业劳动力数量相对过剩是我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矛盾，劳务输出也就成为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的一个显著特征，同时也是我国西部农村地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农村劳务输出在我国由来已久，它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迄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外地输出是以“自发、零散”流动为基本特征，即农村劳务工通过亲缘和地缘等社会关系外出打工，集聚到经济增长速度快、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区域。这本质上属于一种市场行为。值得思考的是，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劳务大省的地方政府以劳务“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形式，积极介入到劳务输出活动中，使劳务输出呈现出“成建制”流动特点。无论这种干预以何种方式或身份出现，政府的干预实质是公权介入市场经济活动，它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南开大学刘刚副教授研究了外商在华投资与技术控制的问题。他发现外商在华投资并没有引起预期的技术扩散。外商对合资企业在不断的进行股权与技术的双重控制，使得合资企业出现了严重的技术依赖和依附现象。外商技术控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产业分工，将高利润的研发部门留在本土企业，而将低利润的加工部分留给中国企业；研发机构独资化或控股化运作；设计研发机构在研发链上的位置以实现控制目的；申请专利并设置技术标准；技术人才的逆向扩散。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教授认为经济学的创新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反映现实问题。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在这一过程中改革中的矛盾不断积累并不断显现，一旦爆发对经济发展会造成阻碍。作为经济学者应该对现实进行全面综合深入的思考研究。对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尽管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改革的方向应该坚持，国有企业应该确立长期机制，进行战略性重组，而经济学界应该回答如何使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问题。
逄锦聚副校长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认为本次会议对很多国内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应当继续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实践对于经济理论研究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很多现象是西方经济理论没有涉及和不能解释的，我们应该建设和发展中国经济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坚持以下两点：
第一， 增强社会责任感，为建设中国经济学作贡献。
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关系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但是，现阶段是中国经济与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一个特殊时期，经济结构、收入分配、三农问题、产业安全等重大问题亟待解决。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但是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在科技方面有领先优势，并在全世界范围具有竞争力的行业。我国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群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而苦苦挣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经济学者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应该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创新更好的理论，并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好的咨询和政策建议。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其基本原理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特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政治立场是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最明显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理想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原因。
其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我国的基本国情不仅包括经济发展状况，也包括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指导我们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将指导我们实现强国富民和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这同样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国《宪法》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和创新经济理论，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反对两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从整体上进行把握，而不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字句或具体论断为依据，要与时俱进，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同时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也应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在一切问题中都将西方经济学奉为圭皋的教条主义。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作为全国最早成立的经济学研究机构，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以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为己任，愿意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一个宽松、和谐的氛围，共同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学创新的重大问题。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