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现改名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待了四十年的人， 原来在国民经济综合局搞国民经济计划，当过“算帐派”，后参与过起草远景规划(有的只是内部文件，迄今未公布过)、中长期计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及重要专项规划等文件；在综合局计划管理处时，在计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参与经济体制改革、主管计划体制改革方面，做过一些具体工作，替领导参一谋，以便文件报国务院批准公布实行；担任过国家计委同国家体改委的联络员，经常参加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大小会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各部委都把目光转向计委，认为计划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龙头，我非常有幸参与了这项改革工作，是1984年计划体制改革的主笔起草人。最后到计划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前身）专门搞研究。几十年来，结合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写过不少有关宏观经济方面的文章。还参与写过几本书，如国家体改委的《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书的计划体制改革一章，是请我写的。离休以后，继续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和给中央的建议，受到国家发改委和中央老领导的肯定和表扬。因此，对计划改名，以及计委改名的问题，自认为是过来人，结合刘国光经济理论新作，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对我国宏观经济决策的影响，谈一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计划改名——“计划”改“规划”的问题
我国搞计划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编制计划，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仍然编制计划，计划的名称，历史上曾经改过多次。
在建国以后，从1950年起就搞过比较简易的计划。恢复时期的计划，因非常简单，很不全面，只有少数几个主要指标，称之为“年度控制数字”。在政务院的领导下，中财委组织制订了1950—1952年三年国民经济的奋斗目标，制订过1950、1951、1952年三个“年度控制数字”。这是我国最早的计划名称。
1953年起，我国开始用计划指导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当时学苏联，计划的名称像他们的一样，无论年度计划，或五年计划，均叫“国民经济计划”。如“一五”计划的全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名称的这种叫法，一直沿用了三十年。
到1982年，计划改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当时党内文件和宪法都这样叫，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梅行——原国家计委的大秀才起的名）。这是顺应世界潮流，计划在继续注重生产建设方面的任务的同时，开始重视并增加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方面的内容。在世界范围说，例如在二战后四十年代开始搞计划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强调计划的社会方面，把他们的第四个国民经济计划（1962—1965年）改叫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学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六十年代也把他们的国民经济计划，改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苏联，这个计划经济国家的老大，在1979年也将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改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我国无论是叫国民经济计划时期，或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期，按计划所跨时间，国家的计划体系，可分为长期计划（一般在10年或10年以上），中期计划（一般为五年），和年度计划（以一年为期）。中长期计划有时也叫中长期规划。特别是长期计划，习惯上叫远景规划或发展纲要。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经编制过《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1956—1967年）远景规划》，“两弹一星”研制，就是这个规划安排的。由此可见，计划和规划，无论从学术专业上，或日常习惯上，中文或外文（俄文和英文都一样），基本上是通用的，并无严格的区别。
国家计委总结历史经验，指出：“长期计划，具有战略性质，主要是研究提出远景设想。在长期计划中，主要确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经济发展速度和重大比例关系，科学技术发展方向，重大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生产力布局，重大的经济技术政策等。长期计划有的是全面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有的是为解决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中关键性问题的专项规划。”（1984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国家计委编写的《计划工作手册》，第425页，陈先主编，内部发行20万册。）因此，那种认为计划没有、只有规划才具有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是不了解计划工作实际情况的秀才，想当然地编造出来的语言。众所周知，国家计委编制的的计划，都是宏观计划，计划覆盖全国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国家的长期计划或远景规划，规定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其战略性质如上述引文。还应当指出，国家从来不越俎代庖替下面制定微观计划。计划体制历史规定，微观计划由基层计划单位编制。如国营（有）工商业的基层计划单位是企业，交通邮电业的基层计划单位是管理局，由各个企业（管理局）编制自己的计划。农业的基层计划单位是县，由县编制全县的农业计划。按照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家制订的宏观计划，要逐步落实到基层，但并不包办代替他们制定计划。过去某些学者提出所谓“宏观—计划，微观—市场”的改革方案，娓娓动听，但这是不切实际的。宏观、微观两层皮，计划、市场互不联系，那怎么行呢？如果付诸实行的话，很可能是微观真的由市场调节，宏观的计划的计划则落空。归根到底，还是不要计划，只要市场。至于计划的前瞻性，更是计划的题中应有之义，计划本来就是安排未来的事情。一个好的计划，不但要瞻前，还应当顾后，通盘考虑，这是综合平衡的内容之一。因此，计划和规划，就字面上说没有多大区别，而现在一些人大肆炒作，有的是不明事理，有的则是别有用心的。
二、关于计委改名——“国家计委”现改为“国家发改委”的问题
国家计委，是中共中央和政务院1952年11月决定成立的，是政务院（1954年以后为国务院）在计划工作方面的职能机构。几十年来经过多次机构改革，国家计委的具体职责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进行了一些变更，拟订计划的方法和实现计划的手段，也适时起了一些变化，但主要任务始终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拟订国民经济的长期、中期和年度计划，主管综合平衡；负责组织全国的基本建设工作，确定投资总规模和重大建设项目；安排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监督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等。过去的国家计委是这样，现在的国家发改委总的仍然是这样。
国家计委存在五十多年了，但其命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力，计划工作方法存在一些问题，受到毛主席的多次批评。他在1964年8月一次批示说：“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的计委，另立机构。”其实，这并不是要撤销计委，取消计划，而是恨铁不成钢，要求计委改进工作，把国民经济计划搞得更好。结果在1965年成立了“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其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拟定“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等。后来在编制“三五”计划的过程中，小计委实际上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这是顺便说的老话。
改革开放后，国家计委几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风东渐，这股风慢慢越刮越大。据说两位致力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领导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上层内部都说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解决“计委”的问题。在前台一些“转向”的知名学者包括重量级的老学者，在学术界对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九十年代初期，他们提出，美国搞市场经济，没设计委，没编计划，经济不是发展得很好吗？苏联剧变后，马上撤销计委，取消计划，实行市场经济。中国也应当这样做。有的更具体的放炮说：改革到了攻坚阶段，现在的任务是要“攻克三里河（国家计委所在地）这个顽固堡垒。”面对这种形势，计委还要不要，计划取消不取消？国家计委负责研究计划改革的政研室主任忧心如焚，采访多人，也问我到底怎么办？我说，正面争论，他说不要，你说要，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我以韩国为例，写了一个小资料：《韩国企划院简介》。企划院是日本话，英文是Economic planning Board，应译为计划院，西方国家称韩国这个机构为“超级部”，是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最大的计划机关。企划院拟定并执行了六个五年计划，韩国就由一个农业地区变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中共中央政研室《简报》转载了此资料，中央领导人对此很重视并作了批示。国家计委主任接着布置整了四个发达国家和四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地区）怎么搞宏观调控的资料，上报了中央。这些资料为党的十四大提供了背景资料。于是十四大决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虽然写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要用，“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这样，国家计委总算逃过一劫，在宏观调控中定了位。
随着改革向前发展，撤销计委，取消计划的风浪并未停息。到了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1998年，国家计委曾改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以示现在搞计划的计委，与过去的计委有所不同。其实，计委自成立后之日，就是搞发展计划的，没有搞过倒退计划。有时重要经济指标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如调整时期有些指标下调，那是为以后时期更好更快的发展。我过去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样改名，认为在计委前面加“发展”二字是画蛇添足。现在看到材料，才知道这是学美国的。美国中央没有计委，但城市有“发展计划委员会”。我们的国家计委学此改名，这是那些致力于西化的人顺理成章的事。他们不说，大家一直被蒙在鼓里，莫名其妙。
到2004年，国家计委又一次改名，向全国人大提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作计划报告的，不再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而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其主任了。名称中取消了“计划”两字，一些人又大肆炒作了一番，欢庆改革又前进了一大步。其实，这些人只看形式，不看实际，机关名称尽管没有计划二字了，事实上还在编计划。当然，计划方法也有所改革，计划的形式也有变化，指标的数量也有所减少。但是，如果取消了“计划”，你不是还要搞宏观调控吗？没有计划，你凭什么进行宏观调控呢？
顺便说一下，大体在这段时间，我所在的单位国家计委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紧紧跟风，将成立时起的名称“计划经济研究中心”，也改名为“经济研究中心”，把计划二字去掉了，表示也在大力改革，以避保守之嫌。
三、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作祟
本来，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是天经地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多次指出过，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由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猴子才真正变成人，开始自觉地创造人类的历史。他们并且表示，这样的社会制度，才和人类本性相称。（原话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5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说过，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4页，第1第217页，《列宁全集》第10卷第407页）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下的这个定义，西方经济学也是承认的。如美国人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指出：“Planned Economy 计划经济 一种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有关生产力的布局、生产、投资以及分配的某些或全部决定均由中央政府作出。”（商务印书馆，第332页）英国人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指出：“Market Economy 市场经济 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关资源配置和生产的决策是以价格为基础的，……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而不是由中央经济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经济。”（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75页）
联合国根据东西方的共识，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成员国的分类，将原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分类，改变名称，前者改称为市场经济国家（Market Economies)，又分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Developed Market Economies），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Developing Market Economies)；另一类社会主义国家，改称为中央计划经济国家（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科学社会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并不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只不过不让它起主导作用。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苏联，到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在定期制订计划的同时，对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都作了适当的安排。如列宁经过三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1921年《论粮食税》一文中，提出要利用市场，搞好工农业产品的流转（交换），用工业品去换取农业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从根据地民主革命时期到建国后社会主义时期，避免了苏联走过的弯路，始终在利用市场。在“一五”计划中，对国内外商业，作为专业计划，同工业、农业计划一样，单列了一章，对如何稳定市场，保持物价平稳，考虑价值法则的作用等，都作了安排。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对计划（计划法则）和市场（价值法则）的关系，明确提出：“计划第一，价格第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下〉第494页）。改革开放后，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中，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第一部分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部分），这是基本的主要的；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市场调节部分，就是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让价值规律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加以调节。陈云这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通过党和国家的文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指导作用。
经济经济国家，从它的诞生到现在，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起过巨大的作用。世界银行曾经写道：1917—1950年间，占世界人口1/3国家退出了市场经济的舞台，建立另一种经济制度的试验。这项巨大的试验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版图，确定了20世纪的大部分进程。（《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页）应当说，这样的描述是比较客观的，符合实际的。计划经济国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内部领导层犯了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外部帝国主义国家的颠覆，导致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受到莫大打击，目前世界上只剩下中国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了。
在颠覆计划经济国家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哈耶克新自由主义，起了很坏的作用。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并不是主流经济学，是帝国主义利用来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与颠覆的工具。这种新自由主义特别仇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认为那是自由主义的最大障碍，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著作：《通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攻击计划经济的弊病是：1、妨碍市场机制的作用，使资源不能有效配置；2、不尊重消费者主权；3、使基层经济单位的领导人没有积极性；4、经济效益差；5、最严重的后果，是经济上的集中，必然导致政治的极权，最终使个人被奴役。我国前三十年计划经济的实践，彻底驳倒了这些攻击完全是骗人的谎言。如从“一五”计划起的前三十年的建设，使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力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中国历史上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成就，表明我国的资源得到了最有效的配置。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实行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调动了企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他们的拥护，他们感到不是被奴役，而是当家做了主人。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生活总的是不断提高的。至于经济效益，前几年公布的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世界500强的利润率为1.32%，我国国营企业从1957—1978年利润（税）率一直在24—34%之间，到底谁的效益好，谁的效益差，不是昭然若揭吗？
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私有化、市场化、外向化、小政府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官方的政策一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发展多种经济。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迷惑和侵袭，一些人上了他们宣传的当，加上利欲熏心，以权谋私，影响经济决策，致使公有经济大大削弱，私有经济已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我国经济的主要部门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78年77.6%下降到2004年的17.6%了。他们主张市场化，即价格由市场决定，目前我国的价格90%以上由市场决定，政府定价不到5%。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到73.8%。我国经济总的已经外向化，变成了出口导向性，外贸进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近70%，而且在出口额中，外资企业又占绝大比重。他们接过转变政府职能的口号，竭力宣传小政府化，企图解除社会主义国家组织经济的职能。即使这样，西方几个主要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仍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我们的温家宝总理要求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吴仪副总理要求美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他们就是拒不承认。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老是把你当成异类，动不动就对你进行制裁的根本原因。世界银行这个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组织，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1978年开始改革的中国，迄今没有进行脱离共产党对政府领导的政治转轨。”（世界银行的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第3页。）好家伙，这不是公开要我们取消党的领导，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妄图扭转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吗？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这样走下去，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将要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附属国。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几十年流血流汗得来的革命和建设成果，将付诸东流，这是多么可怕啊！
在这样一种总的态势面前，上面讲的我们国家的计划改名，计委改名，是不可避免的。当前迫切的任务，是全力支持刘国光的文章，群起反击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进攻，让“刘旋风”刮得越大越好，变成飓风，吹走一切污泥浊水、歪理邪说，在思想意识领域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战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战胜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重新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这样，有关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决策都好办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至理名言。尽管道路还会有曲折，但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六千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十三亿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决不会允许历史倒退的。
刘日新于2005年11月2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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