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发表刘国光讲话

编者按：如何看待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今天，特刊登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对此问题的系列看法，以廓清当前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

一段时间以来，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有被削弱和被边缘化的倾向。对此，有必要谈谈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我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指导、是主流，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参考、借鉴。

关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我很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同志的分析。他说，无论从经济理论的发展史看，还是从经济学发展的层次看，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他自己说就是政治经济学，斯蒂格利茨、萨缪尔逊等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政治经济学。但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在体系、理论框架、理论观点等方面有差异性，比如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差别。习惯上我们所称西方的经济学是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从西方来的。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理论研究中的关系，因为我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这种关系就应该很明确，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指导、是主流，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参考、借鉴。现在我们的大学里有两门基础经济学或者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事实上是双轨制，这是根本错误的。

我认为，应该有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导向。这门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国际经济。当然这其中有些内容会交叉重复，逻辑上怎么处理、体系上怎么编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的精华，把西方经济学当中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内容吸收进来，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新的内容。至于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和其他内容，可以开设一些课程,比如西方经济思想的课程、西方经济思想流派的课程、西方经济思想名著的课程等来对专门的学生介绍。

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份值得我们借鉴，但其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与我们根本不同，所以整体上它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

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由古典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古典的西方经济学中科学的成分已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有科学的成分，如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分，值得我们借鉴，但其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与我们根本不同，所以整体上它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主导。

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括：第一，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这个假设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其实这些假设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者，垄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等等。这几点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自然不可以为我所用。

有许多我们尊敬的学者都受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他们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问题上是一致的。早在1983年，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就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因为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理论；第二，在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可以为我们参考借鉴的地方；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技术性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外国经济学说的内容的取舍，根本的原则是以我为主，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经济学的教育既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国界的问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天文学与无产阶级的天文学、中国的天文学和世界的天文学之分，因为自然科学主要是分析工具的问题。但社会科学不同，它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同社会阶层阶级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对于历史、对于制度、对于经济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点也不讳言意识形态的问题，同时也非常注意分析方法和叙述方法。西方经济学虽然极力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宣扬所谓抽象的中立，但是经济人假定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私有制永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市场万能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这些都是它的前提。所以经济学教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经济学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实质是去马克思主义化。

有人主张，经济学教育应该是以分析工具为主的教育，特别强调逻辑方法包括数学逻辑的教育。当然，逻辑方法是很重要。但是逻辑方法是不是经济学惟一的方法？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有两套，即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资本论》就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就是研究和叙述经济学要有逻辑的规律次序和历史的规律次序，要有一个历史的价值判断，而且要把两者统一起来，即在强调逻辑抽象的同时，还要强调历史的实感、质感、价值判断。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以什么理论为指导？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涉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第一，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期间经历了曲曲折折，主要是我们中国人总结我们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不出西方经济理论有什么指导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1979年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副总编、1985年接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计划与市场是方法和手段问题，不是姓“社”姓“资”问题。这些重要的创见都不是西方经济理论，怎么可以说中国改革是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再从参与、形成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来说，薛暮桥、孙冶方、顾准、卓炯等一大批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功劳的开拓者，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受西方理论左右的人。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工虽然受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第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因为，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断向私有化演变；要坚持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万能论，把国家的一切正确调控说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预；坚持为保证效率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同时要强调社会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极力扩大社会鸿沟，为暴富阶层说话。要做到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指导，而不能用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

以上谈到的主要是理论经济学领域、教育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能被取代，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在政治、法律、军事、文化领域，经济本身也有意识形态问题，而且非常非常重要。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明白。（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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