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讨刘国光讲话
切实解决倾向性问题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6次研讨会
2005年12月30日，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举行了第6次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深入研讨刘国光讲话、切实解决倾向性问题》。出席研讨会的30余名海派经济学者分别来自各高校、党校、社会科学院、企业等单位。研讨会由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炳炎教授主持。在会议上作重点发言的有：沈立人、奚兆永、何干强、李炳炎、刘东和、陈东林等专家教授。现将主要发言稿发布如下：
改 革 游 走 谈
沈 立 人
（江苏省社科院；南京，210013）
【点 题】改革是当前中国的最流行词，人人有话要说。但是，最近有人认为“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定、反对改革的思潮”，却不得不令人惊讶。凭直觉和深思，把这顶帽子戴给一贯坚持改革的著名经济学家，显然是上纲错了。究其藉口，无非是指出了前进过程中还存在某些矛盾和问题。这有原因，既有客观的难度，又有主观的疏漏，亟待在与时俱进的改革中解决。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对此，经济学家有责任，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要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反对两个教条主义。谈到改革，联想翩翩，信笔游走，并不高尚，更不全面。
【关键词】改革，发展，经济学家，贫富分化，新自由主义
“十五”计划辉煌谢幕；“十一五”规划锣鼓登场。在此承前启后的重要时刻，党中央隆重推出新的《建议》，激励着全国人民继续奋勇迈进。回顾过去，眺瞻未来，经济学界也一如既往地关注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按照自己分担的专业职责，殚智竭力，献计献策。但是，忽然传来一阵噪音，有人高喊“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如晴天霹雳，令人惊讶。本来，从学术到政策，在大方向一致下，存在不同见解是难免的，引发讨论也是好事，亟需各家争鸣，因为真理不辩不明、越辩越明！
谁在否定和反对改革？
建国以来，经过反复探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终于拨乱反正开新路。短短20多年，仅是纪元一瞬，只能以“翻天覆地”来形容其变化。这不仅在中国是有目共睹，在世界也是有耳皆闻；不仅在中国史上是史无前例，在人类史上也是一大创新。神州大地的和平发展，被叹为“奇迹”，进而给以种种预测，是以实践检验真理，百颠不破。
所以取得丰功伟绩，归根结蒂，来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自三中全会制定的基本路线，来自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来自坚持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开放也是改革。改革，只有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中国的蓬勃发展，再一次验证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正是这样，全党和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除了故意掩目塞听者外，无不肯定、赞成和称颂我国的改革及其带来的发展。20多年来，有人否定和反对改革吗？恕我自称并非孤陋寡闻，举不出什么人，也没有听说过。时至今天，提出有人否定、反对并成思潮，实在骇人之至，肯定不会博得回应。发此言者，调门虽高，五音不全，看来临门一脚是射空了。
这是因为，改革的成功，既靠党的正确领导，又集中了全民的智慧，从工人、农民到干部和知识分子，包括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者，经济学家更不例外。无论是农村改革先行或企业改革攻坚，都是从实践来、到实践去，从群众来、到群众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成为大伙，都是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参与者。即使闻道有先后、贡献有大小，决不能一分为二，分为肯定与否定、赞成与反对两派，那不利于团结起来，同心改革。
应当相信整个经济学界都为改革出了力、立了功。更不能把功劳归于孤家、归于寡人。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宏宏微微和方方面面、条条块块，亟需群策群力和集思广益。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大家都动过脑筋、挖过心思、写过文章、吐过话语。现在有人表功作秀，似乎只有他单枪匹马、冲锋陷阵、突破壁垒、占领阵地，似乎别人仅是摇旗呐喊、旁观尾随。这不符合事实。
笔者不才，本来不想多言，但是有人丑表功，不能不略仿一二。如谈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为主、为辅的易位，似乎是他在1987年提出的；其实，早在1982年，我和梁文森在香港《经济导报》第22期上写文，就主张“市场调节为主”。又如谈到指导性计划，似乎也是出于他同年的建议；其实早在1981年刘国光就已提出，后来受到围攻，我从1983~1986年，先后发表了《论指导性计划》之一、之二、之三。再如劳动力也是商品，也有市场，似乎是他在1993年力排众议，才能写入《决定》；其实，我在1984年12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上就提出《更加广泛的市场新领域》，列出包括职业、劳务市场的生产要素诸市场，后来更有长文专论劳动力市场。旧话重提，不为争功，而是揭破一些谎言。其实，在咱俩之前、之后，类似观点都有不止一二人想到，正是大家想到，各抒已见，相互补充，才能既高又全，然后形成党和人民的共识。任何争发名权，贪天之功，都该羞于启齿。
承前启后要顾后瞻前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当时有人不甚理解。实践证明，改革属于制度创新，没有足够经验，没有现成模式，不能一步到位，不能一举获胜。环顾古今中外，改革固然常是胜利之本，但是也有不少终于失败，如王安石和前苏联。即使成功，也非轻而易举，大多经过曲折。所以，我们不取“休克疗法”，而按“渐进”方式，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并且一步一回头，总结经验再予推广，接受教训随即调整，积小胜为大胜，防小错成大错。在用语上，“回头看”或“反思”是必要的、积极的；相反，认为“一言既出，驯马难追”，盲目坚持，终付代价。所谓改革采用“试错法”，也不外这个意思。
20多年来的改革，在坚持市场取向的前提下，总体上获得成功，才有今天的成就。没有人否认，没有人反对。而具体地说，则有多种情况：一是初试即灵，坚持不懈；二是反复实践，最后成功；三是屡试不成，推倒重来；四是还有歧见，继续探讨。第一种如农村改革，第二种如宏观调控，基本上有结论。第三种如企业改革，从放权、承包到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制度以及战略调整，至今迄未到位。第四种在争论，如对医疗保险和教育改革，有人说过没有成功，有人又说基本成功，存在不同评价。
当前存在不同评价，主要不在理念，而在现实生活。本来我国改革的成功，一条原则是使全民共享发展成果，以调动大家的改革积极性。改革必然触及利益结构的变化，得益不可能平均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在过去多年，基本上做到了。邓小平有预警，防止两极分化。这几年出现拐点，一是贫富分化后，差距扩大，但对基尼系数是否已经突破警戒线，还有不同检测；二是不管怎样说，出现和存在相当数量的穷人即贫困户或称困难群众、弱势群体，徘徊在温饱线上下，但是标准不同，量化也有多少。又如社会学者指出：改革发展的就惠者分几类：暴富者有，不是多数，约占5~10%；得益较多的，人数也较多，至少在50%以上；虽也得益，可是不多，约占20~30%；另有未得益、反受损，可能也占10%，至少有上亿人，包括失业和半失业者、部分农民和失地农民以及农民工。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薄弱环节和难点，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所以导致上述情况，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怀，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客观的，积弱积贫的基础，加上人口多；二是主观的，觉察较迟，对策不力。后者，反映在改革上，主要又有两点：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保障未及跟上；二是企业改制转制有偏，经营管理层得益，而改革成本由下岗、买断者承担。这些问题，社会学家揭示在前，经济学家接茬在后，逐步形成共识，当然评估会有出入。
近两年来，经济学界的争论，热点正在这里。关于分配，围绕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人提出，世界各国都奉行两者的平衡，我国过去推行平均主义，提出效率优先是及时的、必要的；但是经过多年实践，可能强调效率够了，兼顾公平不足，现在要作调整，回归到效率与公平并重。因为缺乏公平，不利社会和谐。关于企业改革，围绕国有资产流失，以及改制后职工的基本权益维护，有不同的表述和建议。前者，不仅是刘国光；后者，不仅是朗咸平。当然，可以有不同判断。但是，认为效率与公平并重论是否定和反对改革，认为国有资产流失论是抹煞企业家的贡献，论据不够充分。中央在“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强调“注重社会公平”，有关部门对大企业的卖给经营层叫停，难道也是否定、反对改革吗？
“摸着石头过河”，有人认为，已达彼岸。这有一定依据，因为已经择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并且基本上构建了市场经济框架，改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都加强了。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改革尚未有穷期。即使形势大好，仍要正视和“解决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议》中的这句话，告诉我们，承前启后要顾后瞻前，只有处理好前期改革遗留的矛盾和问题，才能与时俱进地把改革推向深化。
警惕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所以出现和存在若干矛盾和问题，仅用经验不足来铨释是不够的。这不排斥有新自由主义对改革的影响。前两年展开一场讨论，获得了一些结论，但是，停留在理念，没有结合实际，于是还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没有人公开承认信仰新自由主义，却是我行吾素，潜移默化，导致上述严重的后果。直至最近，还有人公开说，批判新自由主义可能错了，其潜台词是主张奉行新自由主义。我们批判新自由主义，不否定内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是整体地看，它与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不能合辙。主要表现：一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共识；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不能抹煞的区别。反映在改革的某种迷失上，可以略举一二：
一曰私有化。虽然没有人敢打此旗号，更不会形诸笔墨，但是口述心领，却非少数；也有故弄玄虚，妄称民营化或非公有化。见诸行动，说法更多，如“公退民进”、“（公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市场）”等。主要是通过改制、转制，公然主张“卖光”，从集体到国有，从中小企业到大集团公司，从经济单位到学校、医院和其他事业。更多的是暗箱操作，限期完成。内行人称，这比前苏联的“休克疗法”（据说又是上了美国学者“颠覆”的当）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曰原始积累。表现在劳资关系上。世界历史，前期是彻头彻尾的雇佣劳动，伴随着超经济剥削；后期是经过斗争，劳资谈判并订合同，旨在缓和阶级矛盾，对工人有所让步。据说，我国处于前期，不能超越卡夫丁峡谷。因此，虽有《劳动法》和《企业法》，却没有贯彻执行和监督检查。最低工资线是虚设，加班加点普遍而偿付加班费的不到1/3（报载）。以致10年来，物价上涨多，工资上涨少，多数是未动，有的还下降。一些地方政府着眼于“大力发展私营企业”（中央文件不这样说），职工怪话是“嫌贫爱富”，而部分学者肯定要有“原始积累”，无异于初生的资本主义。
三曰完全市场化。这是针对宏观调控而言，流行的说法和做法是“宏观调控是中央的事，地方政府管不着也犯不着”，“大家下，正好让我上，这是一条重要经验。”经济过热从投资膨胀起，“投资饥饿症”久治不愈；具体途径表现在低水平重复建设，仍在愈演愈烈，新兴的是汽车、石化和钢铁；结果是物价稳步上涨，反正受害者是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特别是房价，听任房地产商炒作和某些媒体、学者助阵，地方政府在中央表态前显得暧昧，表态后显得无措。对谋财害命的假医假药也一样，媒体借广告牟利，政府视若无睹、出手无力，受害者投诉无门。
四曰全球化。世界舆论，批判占75%，赞成的25%是少数发达国家；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之列，有人却附和后者。拉美有教训，我们有些人仍尾随。科学发展观有要求，但一些地方却不响应。到处是片面追求招商引资和加工出口，只问“所在”，不问“所得”，把利润拱手让给外国人，满足于表现数字为洋人打工。所谓“选资”，仍让位于来者不拒和多多益善，包括转移污染和能源多耗的重化工一类项目。也不敢与小国韩国比，不敢讲世界通行的“管理贸易”和“适当保护”。
经济学者的社会责任
新自由主义之得以在中国有所流行，其载体无疑是经济学工（简称经济学者，尊称经济学家）。刘国光指出在经济学教育和研究领域，西方经济学渐占主流，马克思经济学被边缘化，并预料未来，非杞人忧天。有人说他否定和反对改革，与此有关，更表明有一股思潮，将引向经济学和经济工作连同改革的非马克思主义化和非社会主义化。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展开正面的讨论。相反，有人不敢公开站出来。同时，有关报刊只是悄悄地剥夺揭露者的话语权，进一步反映了当代中国经济学界及其延伸已为西方经济学者所主宰。
与此相配合，又有人扬言，中国的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位。论据何在？十分模糊。标准之一是以在不在国外的高端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或者以是否与西方经济学“接轨”为取舍。后者的另一说法是能否与马克思经济学“脱轨”。换言之，则是以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经济学。我们为之担忧。这不是说，只要马克思经济学，不要西方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也产生于西方，与古典经济学有继承、批判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要发展，必须吸收当代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成分。目前在编这方面的教科书，我们认为，必须避免封闭的教条主义，而要兼收并蓄，广纳百川。可能要有三方面的内含：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西方经济学的各派精华；三是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概括的新经验和新观点。
谈到经济学和经济学者，又一问题是应当代表谁，为什么人做发言人。本来，经济学者应当代表最广大人民，或者说不代表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要求他们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也是对的。按照一种传统说法，知识分子包括高级学者，只是毛，附在别人的皮上。于是，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分。前者是原创，后者要经艰苦的改造，才能脱帽。现在多数经济学者，生出和成长于建国后，似该是无产阶级的了。也不尽然，不仅所受的专业教育，并且接受社会影响，特别是留学而“海归”，就不同了。在社会阶层分化后，各有投靠，也属必然。于是有官房经济学者，有教学经济学者，有企业经济学者，各事其主，无可厚非。因为权力、财富和技术，作为三大社会资源，对学者有无可拒绝的诱惑力。至于还有不在少数的穷人，谁当志愿者，不是很多的，“穷人经济学”只能是少数学派，不会成为主流。其中，已经受人指责的，则是为老板所雇佣，屁股决定脑袋，利益指挥嘴巴。或者家属、子女、亲友从事某种热门行业，更要为他们造势，鼓吹股市要牛、房价要高、学费要收、医药要贵以及“原罪”要赦、避税有理等，不一而足。有人指出，为非法行为帮腔的，不应当算是经济学家。斯言虽微，得罪却众。一片浆糊，一地鸡毛，使经济学家在群众心目里的声价大跌。
千言万语，归于一句，经济学者要对社会负责。至于怎样负责，欲说且休。起码要求归到：与时俱进，深化改革。不会否定、反对改革，也不要给同行乱戴帽子。唯我独改，唯我独革，迟早会与最广大人民特别是困难群众疏远的，可不戒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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