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讨刘国光讲话
切实解决倾向性问题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6次研讨会
2005年12月30日，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举行了第6次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深入研讨刘国光讲话、切实解决倾向性问题》。出席研讨会的30余名海派经济学者分别来自各高校、党校、社会科学院、企业等单位。研讨会由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炳炎教授主持。在会议上作重点发言的有：沈立人、奚兆永、何干强、李炳炎、刘东和、陈东林等专家教授。现将主要发言稿发布如下：
真理不辩不明 真理越辩越明
——对马克思经济学命运的悬念
沈 立 人
（江苏省社科院；南京，210013）
《经济研究》这本自称权威的杂志，2005年第10期异乎寻常地终于在头条发表了刘国光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却无封面标题和责任编辑，引发了经济学界和读者的一片揣测和困惑。其实，早在至少3个月前，这篇文章的全稿在另一本刊物和网上流通后，议论已经够热。如果说，“百家争鸣”似乎冷落，这次却是某种回归，值得高兴。但是，决非限于教育和研究，而是关系到我国当下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及其实践评估。因此，这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命运问题，实际上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走向。兹事体大，不容沉默。
要不要重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性？
这个问题，本来毋需再探讨。因为《党纲》和《宪法》都已明确马克思主义是我党和我国的指导思想，区别于当代任何其他政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谁也没有也不敢公开否认。虽然，在现实中逐步淡化，则已引起重视和关切。近年来确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首先花大力量编制4本书，经济学是首选之一，可能也是基本的公共教材，反映了其重要性、紧迫性和不能无动于衷性，即使有大难度。
然而，刘国光竟揭示，在当前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了，甚至边缘化了；相反，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从教材设置到考研，悄悄地成为主流。对此趋向，同仁确有同感，只是忧喜不一。刘国光不禁呼唤出声，一石击起涟漪，导致轩然大波，有人猛醒，有人猛怒，不在意料之外。公开报刊，噤若寒蝉，显得不够正常。网上热闹，支持和反对并见，实属正常。不无遗憾的是缺乏正面交锋，未见同等量的万言长文，却不乏暗箭和空对地导弹。难道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界，仗义者外，没有人能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说说吗？应当肯定，这点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还是有的，不限于网上那片禁不住的虚拟空间。
那么可以设想，从理论界到实际工作部门，从朝到野，从年轻人到长老，承认至少在口头，赞成不放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性和主流性，不排斥经济学也在内，应当成为共识。在此前提下，必须广泛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把西方经济学也“拿来”，同样不会有异议。所以，我们该有共同语言。问题是目前舆论则不尽然，使人们顿生种种悬念，苦思不得其解。不免猜测，是否有人真的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企图以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只是无法启口，仅能旁敲侧击，散播一些迷霾。
另一方面，我们也担心，新编的马克思经济学，必须防止教条主义，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有极大的发展，全面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用之处，并深入总结中国经验，达到经典化、现代化和本土化。
若干说法的兴起及其澄清的不难
在当前这场热论中，涌现若干说法，来自慝名者，也来自公开者，则又不指名道姓。其中一些，涉及对刘国光的人身评价。其实，不难澄清，不必多费笔墨。仅举寥寥几例：
一是把刘国光定性为传统计划体制的维护者，或冠以“最后一位旗手”的称号。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最近，我稍参与《刘国光文集》的编审，翻阅他的几本著作和几百篇文章，进一步认清他是传统体制的批判者和新体制的鼓吹者。中老年同行没有忘记，上世纪80年代初，他最早提出计划要以指导性为主，逐步取代指令性，并因此遭到当时一位理论权威的公开斥责和组织围攻。对此，后来的实践已经拨乱反正，分清是非。也在此后不久，他率组在深圳经济特区研究发展战略，提出“以市场调节为主”，替代当时“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说法；不久后到海南咨询特区建省，进一步建议试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白纸黑字，昭昭在案。如果有什么不同，直至去年他在获奖会上所说，现在似乎多讲市场经济、少讲社会主义（大意）。对此，不妨公开讨论一下。
二是把他对当前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的揭示认为是否定改革。这也是一种误解甚至歪曲。他作为一位改革主张者，多年来对改革有一系列的主张，不少为领导层采纳，起到与其他同行一样的积极作用，为大家所公认。至于当前的矛盾，如贫富不均或两极分化、“三农”始终没有根本解决等，也是朝野共识。所以会这样，有其主客观原因。客观上是积贫积弱已久，人口多和底子薄，并处于转轨期，不可能在中近期都抹平；主观上至少是经验不足，发展和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不能没有某些疏漏甚至错失，带来某些问题。“形势很好，问题严峻”，大家都有此感，决非刘国光一人。以此为理由，说是否定改革，同样是草率的。盛世危言，忧患出自学者，古今中外都是这样，责备贤者，根据太薄了。
三是对他协调效率与公平斥之为倒退。这又是一项“欲加之罪”的“何患无辞”。在他前期的文章中，针对过去的平均主义分配，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无不同看法。只是十多年来，强调效率不错，兼顾公平较逊，导致贫富分化过度，弱势群体始终庞大。对此现象，不仅是他，还有多位良知未泯的学者，都有同样的呼声，博得多数劳动者的欢欣和期待。认为注重公平就是倒退的学者，既是脱离现实，又是脱离群众。至于公平是否不利效率，起点、过程和结果公平是否统一，这在理论上也是清楚了，相反的判断正是倒退。最近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要求注重社会公平，正如温铁军所说，是“一锤定音”，虽然还有不同声音和阻力，是不可能再逆转了，我们静待其贯彻落实。
此外，还有左与右的问题，意识形态与立场、观点、方法问题，说来话长，暂且打住。
正视现实的并非杞人之忧
刘国光的文章，从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以及队伍、领导权说起，决非坐而论道，而是从此切入，延伸到不少对现实的忧患。这些，其实也是朝野一致的感觉。笔者迟钝，同样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显学，如何抉择，影响到党政的决策和有关部门、地区的实施，不管其自觉或不自觉，都有不可阻挡的导向功能。沿着刘国光的一些指点，近几年来，在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中，不少情况值得回头看，不妨略举一二：
一是国有和公有企业改革，要不要坚持主导、主体，还是或明或暗地推行民营化即私有化？国企改革是整个改革的基础或中心，20多年来施尽解数，但是由于反腐的败退，千方百计，尚无成功。退而求其次，各级地方政府以顺德、诸城为榜样，“国退民进”、“一卖了之”、“卖光算数”，有其苦衷和难言之隐，也有官商勾结而成暴富，并把改革成本推给职工，让他们早退、买断和减薪、加班。对此，我写过文章，在省内外都无法全部发表；了解情况也难以上达，因为做的人不公开讲、不落字迹。直至郎咸平来，为我们和职工们出了一口气，虽然他知悉的不及我们的百一。对此，江苏省委党校的李炳炎是苦心人，他写的《中国企改新谭》问世，估计将有人雀跃、有人跺足。
二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不要去其冠词和定语？这在开始就有争论。如邓小平所说，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后来文件都保留，而实施都抛掉，已如上述。另一方面，则在市场取向是不是绝对自由化，还是要有国家干预即宏观调控。前两年批新自由主义，有人说可能批错了。其实，自凯恩斯以来，西方国家无不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国家干预，即使如美国，在标榜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背后，也有对人、对已的双重标准。刘国光强调宏观调控以补市场的不足和失灵，有专著和系列论文。吴敬琏以市场为已任，也说有好坏之分并防止“权贵资本主义”。现实情况则是：国家要调控，地方在博奕；市场要法制，有法也不行；运行要规范，企业在对抗。归根到底，来自市场理论的纷乱，各取所需，各执一词，把市场竞争搞成一场裁判员和运动员的混战与无规则游戏。
三是在分配问题上，多年来也有值得反思之处，特别是陷入了“马太效应”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这几年开始注意基尼系数，得自西方经济学之赐，使均富论或共富论有了量化检测。但是政府部门一直讳言突破警戒线，群众则已不满两极分化，出现了不少“自救式犯罪”。前已述及，此处从略。
四是在劳资关系上，多年来纠纷丛生而常遭掩饰。或是否定剥削；或是鼓吹廉价劳动力；或是肯定原始积累；或是盛赞贡献在企业家；或是认同工会不作为。其结果，不仅农民在“一国两策”下处于（绝对和相对）弱势化和边缘化，工人（阶级少提了）也同样处于“三化”状态。
还有其他一些矛盾，如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过热、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的过份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组织的落后，除了历史积弊外，不少源于指导思想特别是政府行为的欠端，而寻根溯源，不能不与实际奉行的经济学原理攸关。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较量，在神州大地已经见其分晓了！
经济学家与他们的话语权
奉行什么经济学，学校教材和考试导向起到相当决定性，并培养出来一代又一代的执政者即党政官员。在此进程中，经济学者，作为老师或智库，举足轻重，片言兴邦或片言丧邦。
经济学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向来有“依附”和“独立”两说，而前说比较可信。过去依附哪个阶级，要求从“资产阶级”转换为“无产阶级”， 不知到了哪一步。目前则已多元化。内有官房经济学家，为各级党政领导献计献策，又有两类：一是顺势而言，遽登龙门，身价百倍；一是小骂大帮忙，有时会碰一鼻头灰，都无可厚非。还有财富经济学家，为企业家当门客，本也不坏。两者，都能成为改革开放的获利者。刘国光近言，如吹捧不法资本家，就不配这个称号。至于为中下层代言，则往往不成气候，人员屈指可数，又不被认为是公共或独立的知识分子。可见，知识者不是一个阶层，各有其主。
但是，近来有人否定其为经济学家，只承认不到5人，标准是能否在国外几本所谓高端刊物发表文章，或者说能否与国际接轨。此说甚奇，但不免带洋奴气。崇拜诺贝尔奖也大致相同。可是，前几年把文学奖授与国内并不看重的华裔作家，却又无人吹捧了，不亦怪哉！
近闻一说：经济学界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的掘墓人，不仅是张五常，值得沉思。
刘国光在2005年11月23日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话语权问题，反映了又一种怪现象，表明当前连他的话语权也不充分了。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不妨重申“双百”方针，不仅网上，并在纸上、讲坛上开展正面的、公开的辩论，因为真理不辩不明，真理越辩越明，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悬念，终将通过辩论，得到澄清和释念。
（2005年12月20日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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