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8日上午9:00举办纪念人民总理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座谈会,北航红旗代表尹聚平应邀出席,下面是根据发言录音整理的文稿,未经主讲人审阅。
尹聚平:
简单说几句。说起总理确实是比较怀念的,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参加解决四川和云南问题的代表团会议,主席有两条指示:一是三结合,中央和地方、军队相结合;还有一个是老中青三结合。当时是解决地方问题,大部分是派代表到北京来谈,中央来解决。还有一个方法是派出去,云南两大军区有些矛盾,当时中央派谢富治去。北航红旗商量了28天28夜,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个万人大会,关于两条路线斗争,井岗山做为北航红旗的发言人有一个讲话叫做“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第一次提出。北航红旗在全国影响比较大。我们那时候开会要求工作组回北航写检查,胜利以后大部分人马都回北航了。我和另外几个人就留在军委门前的体育馆,做为联络组织,负责接待好多的上访群众,他们到中央来反映问题。中央不可能都接见,这样就找到我们北航红旗,我们十几个人就在那留下来,一是负责接上访人的信,一是负责给国务院秘书长一个渠道。
四川的刘张当时和李井泉之间有一些矛盾,在那儿认识了之后,我们把他们的材料反映给了中央文革。这个问题受到了主席的重视,亲自批示,然后王力和关锋找他们谈,这些会议我都参加了。后来,中央代表团要到四川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求北航红旗有人去。我参加过四川问题的会,我就去,还有一位北航红旗驻云南的一位红旗战士,当时我们的头头是井岗山,我们三个人。还有一个是北航红旗进驻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我们四个人。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到了四川以后,先在成都谈了几天, 几派代表分别接见,王力代表中央把一些解决四川问题的政策给大家传达。成都解决问题以后我们又到了重庆,只睡了一晚上就接到了关锋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让我们立即赶到武汉去!重庆问题就没有谈。一早就从军区大院坐直升机到了成都,然后坐了中央代表团的飞机直接到了武汉,7月14号到的武汉。
到了武汉,我们一进东湖宾馆,就看到总理已经到了,带着一些人比如汪东兴。他们说主席如何如何,我们就明白了。这是总理的布署,我们中央代表团公开在外的活动掩盖主席在这儿处理问题。为什么主席要去呢?66年7月16号主席游了长江,原计划67年7月16号还要游,名面上是中央代表团在这儿解决问题,实际上是总理在这里亲自主持。我们从14号到20号跟总理在一起。所以我是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在怀念总理。
当时武汉比较乱,武斗非常激烈,学校里、街上到处都是工事,各派手里都有武器,直接威胁到主席的安全。我们一直在做几派的工作,实际上是总理亲自接见了两派军区的负责人,在军区礼堂听取湖北军区和武汉军区的领导汇报问题。解决了武汉的问题。到7月18号晚上,总理做了四个小时的讲话,关于文化大革命,当时主席是在的,他每天都要把情况向主席汇报。总理做了几点指示,最后也没有公开,总理讲的非常明确,就是陈再道犯了错误,压制了造反派,支持了保守派,非常明确。讲百万雄狮是保守派组织。要陈再道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讲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搞,要他们敢于面对群众,不要害怕群众运动。苦口婆心地讲了中央关于武汉问题的政策。另外讲了三结合,就是要团结、禁止武斗。十八号讲完以后他们就走了,我们到了水院看大字报,谢富治他们在水院礼堂讲了话,也是代表主席和总理讲的政策。讲得并不明确,只是讲三新三钢是钢铁的队伍,百万雄师后来就以此为理由,上街示威,
徐海亮在武汉见了百万雄师当年的第一把手,讲到7·20事件的时候,武汉军区有人透露说主席在武汉。军区里也有两派,有一派是支持百万雄师的。群众就想向主席加压,让主席改变对武汉问题的解决方针。这就导致了7·20事件的暴发。我们原计划从20号开始先接见百万雄师,再接见三新三钢等。结果还没等计划实现,19号晚上王力给我们传达主席的讲话,正在讲,百万雄师的人就冲进来了,就把王力给拉走了。当时我们为了保护王力,也跟着一块儿给拉走了。到了街上已经很混乱了,到处都是人,大喇叭,都是百万雄师的人。开始要王力表态,说他是跳梁小丑。这个后来大家也比较清楚了。
当时因为主席和总理在那儿的消息要保密,所以我们虽然在外面出面解决问题,但实际上都是主席和总理在后面组织。这个当时群众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以为是王力做的决定,把矛头指向王力。总理18号晚已经走了,王力被拉到军区批斗,我在走到大街上时,因为道路特别拥挤,我也给拉到车上去了,后来乘着混乱堵车我就跳下车,别的地方不认识,就直接跑到水院去,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给北京汇报,出现问题了,太乱了。当时直接给北航红旗打了电话,让他们紧急转告中央文革,要保卫主席的安全。当天总理就赶回武汉。
总理的第一个指示就是把中央代表团的成员一定要找齐,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他要求武汉军区的负责人把王力救出来,总理这样亲自去把中央代表团的人一个个召回来。这时我们感觉到总理确实是非常可敬。当天晚上人找回来以后,总理坐吉普,我们坐大卡车,一直到军用机场,当晚就到了主席的专列旁。总理去的时候有两架飞机,一是总理专机,另一是八三四一部队的,这是为了怕暴乱,带着中央警卫团的人去的。然后把主席护送到上海,我们回到北京。两架飞机,总理先降落的,然后作为迎接,在机场喊欢迎中央代表团回来。实际上总理是亲自去的,但用的是欢迎的姿态。就是说对群众一直没有讲他亲自在武汉解决问题。
通过这几天和总理在一起,我对总理非常敬佩,非常感激,他亲自解决问题,不畏艰险。因为当时很乱了,群众也有枪,军区又是支持百万雄师的,所以中央是担了很大的风险,下了很大的决心,总理亲自去解决问题。但没想到军区有人透了风,百万雄师包围了东湖,给主席施压,这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如果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再闹下去的话,很容易出乱子。总理几次亲自去解决问题,可以看出,一个是对主席的热爱,一个是舍弃自己的安全,一定要把代表团的人找回来。我一直敬爱、感激总理。尽管我们参加中央代表团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对总理一直是很缅怀的。几次地方问题的处理总理都参加了,我觉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理确确实实是太辛苦了,苦口婆心地为各派群众做工作,总理确实是呕心沥血,总理确实是累死的。他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执行者,很多大小事情都是他亲自去抓,特别是有关主席的安全,他真是一丝不苟。所以我觉得,总理是我们的好总理,我们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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