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8日上午9：00举办纪念人民总理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座谈会，北航红旗戴维堤应邀出席，下面是根据发言录音整理的文稿，未经主讲人审阅。
戴维堤：
今天我们在座的，和全党，全国，全世界人民一样，热爱和佩服总理，当然这里面有程度的不同。这两年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确实有几个跳梁小丑或者糊涂虫大放厥词，把总理贬得非常厉害。下面主要说说这个。
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这是我们这些当年的造反派头头们一致的观点，包括五大领袖、四一四的头头，在总理问题上我们两派都没有意见，当然对中央文革有的反对谢富治。无论是天派还是地派都是保总理的。
吴德死了十年了，原北京市的市长，他应该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受总理领导，跟四人帮也是打得很火热。如果说四人帮是坏蛋你吴德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恰恰这个老头子，后来很不像话。在文革时我向他请示过两次电话，我们是保他出来的，他对我们都不错。可是多年以后他来了本书《吴德口述》，里面好多胡说八道的东西。他已经死了，但这书是共产党出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发行量非常大。因为他有权力有地位，讲话有权威，好多人引用他的书中的话批总理，岂不知好多是胡说八道。
其中他说，北京的天派和地派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支持的，这话没错。但说他们在反总理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我觉得老家伙真是昏头了，说你缺德吧，这话什么意思？天地派好多人还活着，怎么能瞎说呢？第一，天地派中没有反总理的，你说说哪个学校的？什么组织？我们北航红旗不算，清华北大，包括四一四，也没有反对过总理啊。所以我开玩笑说吴德老同志这几句话，得罪的人可太多了。当时北京天地派不下五十万人，还不算工厂的人。那我代表这五十万人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吴德，让他承认错误，出版社承担损失，恢复名誉，公开道歉。当然这是个玩笑。但这说明邓上台之后我们的舆论一边倒，这是权力得承认，但你不能太胡说八道了。
还有，他书里说到四人帮被抓后，谢静宜对他说，毛主席大骂江青是女流氓。正好那天下午韩爱晶到我家来了，拿这书我就给他看了，第二天一早韩爱晶就跑到了谢静宜家去核实这件事。问她是不是她说的，谢静宜嚎啕大哭，说哪有的事，吴老造谣，我什么时候说主席骂江青是女流氓了？吴德怎么这么不像话，把谢静宜气了个半死。说这个的意思就是不要迷信，我们的反对派也好，整我们的人也好，敌人也好，有的人水平非常高，像老邓。我就说老邓是政治家，但是用了像吴德这样的人，我要是毛泽东早把他给收拾了，真的不可容忍。
对反总理的问题上，乱成一锅粥了。从抓五一六开始，反反复复，把中国翻了个遍，好像中国有百分之五十的是反总理的，反总理的也抓起来了，没有反总理的也给抓起来了。而且以反总理为罪名抓、整了好多人，有学生、干部、工人。其实这里头谁反总理了？弄了那么多人，这是给总理栽脏。我当时就给我们主任拍桌子，说你们太不像话，你们才是反总理的。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反总理呢？抓五一六一天就抓出一千多来。这不可能是事实。有反总理的我认识一个人，抓起来就完了，怎么有成千上万的？谁发明谁创造的？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
现在左派右派都把抓五一六的事忘了，无人提及了，三十年很少有人提及五一六的来龙去脉，怎么回事。我们的网上也没有一篇文章提到关于五一六的，很少。至少我们这些人还活着，六十多了，再过十年二十年说不出话时候就任人宰割了，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留点东西那。
下面我说说总理在文革开始时做的一些很感人也很重要的事情。所谓总理是主席的拥护者及执行者，这是大量的历史证明了。我举个例子，比如文革的发动，北京清华蒯大富带头造反，反工作组，然后被工作组隔离审查，抓起来。然后蒯大富继续反，最后惊动了中央。这事我是一清二楚，他对我说了。前几天蒯大富在网上专门说了这件事，说得很详细，这个事非常重要。 总理奉中央的指示，7月28日晚上一个人赶到清华园。当时清华掌权的是王光美和老红卫兵头头，工作组把蒯大富抓起来后，老红卫兵头头充当打手和看守，他们是有权和工作组见面的。见总理来了以后，要见蒯大富。贺鹏飞、刘涛就陪着总理见，三人坐下了，总理说，谁让你们坐这了，我和蒯大富单独谈话，你们先出去吧。就把他俩轰出去了。总理和蒯大富谈了很长，一个晚上。半天以后，贺鹏飞和刘涛在外面忍不住，又闯进来了，说让我们听一会儿吧。总理就火了，他说我跟蒯大富谈话，关你们什么事？叫你们出去就出去了，你们怎么回事？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结果蒯大富和总理整整谈了一晚上，当然他主要是告工作组的状了，他们是怎么打击迫害群众的，清华大学整了多少人，多少干部，多少教授，多少学生，抓了多少人。总理就一个人，连秘书都不在场，警卫都不带。现在总理死了，蒯大富说什么都是，但我认为蒯大富没必要造这个谣。他说我就是告的工作组的状，告的刘少奇和王光美的状。他到现在也承认是告状，说了好多好多，工作组怎么打击群众。一直到天亮。
谈完了，总理走了，第二天晚上请蒯大富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主席出来见了面。那天晚上我在北航，我知道。当时北航也有代表参加大会。
蒯大富回忆，这个时间是六六年7月28号，文革开始前夕。蒯大富向总理告一晚上状，过了不到十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写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把刘邓司令部判了死刑。这说明，第一，这里面总理起了很大作用，总理听了蒯大富的话，跟毛泽东汇报了，而且汇报得非常详细。这里面若论功劳，总理和蒯大富都有功劳；若论罪过，蒯大富和总理都有罪过。这是历史事实。不管功和过，说明当时总理是站在主席立场上的。在对待刘少奇的态度上，总理也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当时蒯大富的汇报起了一个按现在右派说就是什么告黑状、打小报告的作用。我们北航闹得没那么严重，工作组整了几十个干部，真正要把我们当成右派处理的不多。当时整了我，我很不服气，很恼火。当时我们在北大清华听了报告以后，回来也不疼不痒地写了几个大字报，希望党委站出来闹革命，炮轰党委什么的。工作组来了几天，就把矛头指向了群众。我当时给工作组贴了两张大字报，我们班老师也写了一张，说工作组是一条黑线，这条黑线还没头，是一条无头黑线，应该追下去。于是他们说大字报反党，追到哪？党中央？而第一个支持这个大字报的就是我，后来我又写了一个大标语，说工作组已经无资格领导北航闹革命，建议上级另换负责同志。其实我反工作组主要就是这么个事，要赶走工作组。相信上级，希望上级另派工作组来。
这样当时把我们几个就打成反革命，我们叫他们十大牛鬼蛇神，实际他们不承认。整我们的那天晚上，围攻斗，不让休息，我火了，爬到楼顶上去了，当然不是想自杀，小伙子心里有气，非常感慨，因为他们又斗了我一天，批了我一天。但是没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这是实事求是。我站在楼顶上，遥望中南海，心想，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我就成反革命了？非常难受。下午没人时，拿了把刀子就把手指头给划了，写了份誓词，誓词中写到毛主席，我永远不变心。那会儿还怕人看见，不好意思。那时已经半夜了，没人来了，等血书干了以后收起来，第二天一早工作组一上班，我就一脚把工作组的门，也不是踢，就是这么推开了，心时憋着火。当时两个人在屋，其中一是李敏。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女的是李敏，一看这人长得雍容华贵的，长得像主席，很富态，但当时没想到她是李敏。我就说，赵局长，我写了个东西给你看一看，要求你上交领导，上交中央，表个态。当时赵局长还很感动，说“好的，好的”，也没说批评我，就收起来了，交给了李敏。我就出来了。如果说在控告工作组镇压群众、反对学生上，蒯大富是立了大功的。那本人呢，也是有责任的。工作组迫害我的结果，导致了我写血书。而且我的血书最后不可能亲自交给主席了，但后来闹得很大，因为是李敏处理的。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儿，她回中南海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要提起北航文革来，要提起有个学生逼得写了血书，是个烈士子弟，全家被国民党杀害了，给工作组提意见给打成反革命了。李敏对毛主席汇报的事我没有证据，也没有必要去找李敏。但事实证明，这个事闹得比较大。
拿毛泽东来说，接到了蒯大富的控告，也知道了我戴维提北航的事，导致毛泽东作出结论“工作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干部群众”。我们给毛泽东提供了材料，提供了炮弹。可以这样说，我现在也承认。原因是你先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现在呢，一面之辞，只把我们批判刘邓作为错误，作为五一六罪行，作为造反派罪行。那你工作队把我们平白无故地打成反革命，剥夺权利，限制自由两天，让我们天天蹲在地上，不让参加政治活动，天安门游行也不让我们去了，准备劳改。人权是一样的，法律是平等的，你整我们就对了，我们反抗一下就成了反革命？现在这个理还讲不清，我们还是“反革命”。所以我认为，后来的当权者完全是以派性对待派性。如果说我们当年有派性，那后来老邓上台以后，重要的这些打手们的派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看他们的批判文章，他们的发言，有些简直令人可笑。
高文谦的书我是仔细看了，因为用列宁的话，你要了解敌人。高文谦可以说是我们的死敌，我就说说他怎么回事。我的书里专门追加了一章“话说周恩来”，专门驳高文谦的。高文谦是什么人呢？用我们这一代人的话说就是老红卫兵，也是联动分子。他父亲是个正局副部级的高干，我这样说是不带偏见的，历史上因为在白区工作，所以一直受审查。文革前就审查，文革当中又受审查，受到迫害，这是历史的事实。他母亲是个局级干部，是林则徐的后代。文革初期，我们这些造反派红卫兵和那些干部子弟红卫兵开始是一家的，观点也一致。后来我们没有没有保爹保妈的问题，他们却有保爹保妈派，这就分手了。
后来高文谦的父亲在五七干校呆了几年，打倒四人帮以后，他父亲就死了。所以高文谦对他父亲被整，最后死亡的事情梗梗于怀，文革初期他就是反对主席文革路线的。后来，他飞黄腾达了，当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记组的组长，地位非常高了。你父亲受了点冤屈，也不是给你打死了，枪毙了，现在共产党中央又重用了你，那你应该站在中央立场上，站在毛泽东立场上，状且让你写周恩来的传记。他把自己的个人恩怨全部加在历史上了。所以说这个人差距就在这儿。共产党中央那么重用他，他不领情，而一直走到极端，走到反面。六四时他在他们那儿带头闹，玩了以后受了审查，审查完了以后也保了他，继续编写周恩来传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人有点良心，邓小平的中央这么重用你了，你给邓小的中央留点面子行不行？他不。
他走了有四五年了，利用公派出国的机会跑到美国去了，第二个李志绥嘛，从中南海跑到美国去的，也不是政治避难。他后来书里写得很清楚，这个党，这个国家，我寒心了。他这点好，赤裸裸的。因为他见了很多资料，就花了些时间把这个书写出来了《晚年周恩来》。这本书起的作用比李志绥的书还要大一倍，因为李志绥的书主要是对毛的私生活丑化，这个究竟是个私生活，政治上没有什么，慢慢消声逆迹就完了。但高文谦不同，写作水平很厉害的，加上他确实掌握一些数据资料，再加上他的品质不正，所以这本书非常地恶毒，非常地具有欺骗性。打着权威、专家和占有一手资料的旗号写出这么个东西。有些他写的是事实，而且大部分是事实，长征时期、战争时期，谁都会写。关键是建国以后和文革以后，我看了每一句话都可以批驳他。
他最恶毒的有这么两条：第一，说毛泽东“阴险毒辣，狡猾政客”，什么“刽子手”，什么“杀人狂”，全用这种词，跟希特勒一样。用在周恩来身上叫“卑躬屈膝，卑鄙无耻，小人君子”什么什么，他赤裸裸的。他说毛泽东看周恩来病重了，巴不得周恩来早死。你说这句话谁信？但是看了他的书后绝对有人信。所以在周恩来病危病重的时候，毛泽东竟然下了四条命令：第一，不准做手术，不准开刀；第二，什么什么，四不准。结果由于不准做手术导致周恩来死了。他又写，周恩来死后，毛泽东在游泳池听说了，就下令春节时在中南海大放鞭炮，第二天早上，有关人员拉走了一卡车鞭炮废纸。这一卡车得多少鞭炮？还不把整个北京给炸遍了？这话谁能信？
事实上我查了周恩来保健医生的回忆录和网上几篇文章，确实有四项指示，但是这么回事，政治局关于总理手术的报告递上来后就是说快做手术，开刀开刀。而主席这个人不太信西医的，不信开刀的。主席看完报告以后很生气，说你们就说开刀，你们开死了一个谢富治，开死了一个陈毅，现在你们又要把周恩来给开死？所以不同意，因为没有把握，前面两人开刀死了。还不如保守疗法，保留生命。实际上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多活些日子，根本不存在要把他治死。周恩来死询传来时，主席在看电视，听说后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脸上流下泪来。这就够了，不需要追悼会出来喊几个口号，而且他本人确实动不了了。后来做文章也就是这么两件事，为什么你不参加追悼会？大家对总理感情都是非常好的，但大家都不知道主席身体很差，动不了。知道的就几个人。但是在高文谦的笔下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说主席不愿意去。高文谦的原话写的是：我为什么要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你们不要逼我嘛，我有不参加的权利嘛。你想想毛泽东是不是那么说的。他这话非常迷惑人，一般人以为这就是历史事实，高文谦不可能造谣吧，看来毛泽东确实对周恩来没感情。
他一般引用的话都有真实文件，说是一九几几年，高文谦访问过胡某，说是胡某听见毛泽东说过的一些话。结果有好事者查到中南海，其实我也可以查，结果中南海根本没这个人。他书里这种东西多得很，你要不揭穿它的话好多人上当。像我好多老朋友，清华北大的教授，我问他们这书看了没，他们说没法看，那简直对主席的印象是一落千丈，对总理也没有好感。我说你全信？他说那是第一手资料，不信也得信。连我的老同学们都这样。何况年青人呢？所以强奸历史很好强奸的，就这么就成为“历史”了。所以我准备联络几个人，专门驳他这本书，准备花一年时间。太恶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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