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源：
大作拜读了，以我的孤陋，这还是第一次读到左翼朋友较系统的建设性思考。
建设非当今左翼所长，因为缺少“成功”的实践，一肚子断壁残垣，设计新“太阳城”诚非易事。我读自由派人士文章，每每感觉像T型台上的男女，岂止腿脚轻盈，顾盼间亦多风情；而新左文章则趑蹶蹭蹬，破绽迭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方背负探索的重担，或是隔物看花，或需无中生有，近乎盲人瞎马；而彼方轻车熟路，照着山高水长、广大无边的现状背诵现成的篇章，哪有不抑扬顿挫的？你的这篇东西反映了中国当代左翼思想的艰难跋涉。我想，其价值在此，问题亦在此。我的意见归为两个方面，其中有些针对你的观点，有些只是引发出的感想，提出供参考并请指正。我很珍视朋友间认真的思想交流。
一、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应该说，“继续革命”是“新毛主义”的核心。几个月前你跟新年争论毛时，我就很想谈谈自己对毛、对“继续革命”、对文革的感受。“继续革命”的道理很好，但文革绝非成功的实践。文革前，中国的阶级分化与今天不能同日而语。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官僚阶级问题，若放在大的历史视野里，应该说还没有走到必须采用文革那样休克疗法的地步。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之内，摸索出一种和缓渐进的限制官僚主义之道，并非没有可能。我跟东力、德强、新年、铁山今年冬天有次专门把57年到66年的逻辑线索捋过一遍：从四清到文革确乎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但往前推到57呢？所谓右派（实际上也无非中左路线）真有实力跟共产党轮流坐庄么？就是轮一轮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我们可以说当时国际环境实在险恶，可以说不能为民主而动摇革命政权、延误刻不容缓的工业化等等。但这些是替毛考虑而非毛的考虑，否则他后来便不会发动文革。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派1979年后追剿文革追到1949年（后来上了瘾的又一路追到1789年）并非全无道理。其实按毛本来的设想，文革两三年内结束，对官僚主义在体制上造成一定振荡，为社会主义民主提供制度创新的机会。没想到深创巨痛达十年之久，民主问题非但没解决，反而由着专制政治登峰造极，几十年积累的民心士气被挥霍净尽。中国随后向资本主义的急转直下，以及新生脆弱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土崩瓦解，毛是直接间接负有很大责任的。自由派把文革作为社会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逻辑上或许说得通，但经验上未必站得住，因为类似文革那样的极端手段，在国际共运史上绝无仅有。红色高棉约略仿佛，但恐怕另有复杂的原因，我知之有限，没有发言权。你文中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不少设想，既认真也深刻，与略见一二便高呼口号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我觉得还应沿着文革的失败，再往深挖掘制度上的原因。东力提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缺席，实获我心。
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定义为新毛主义的核心，的确面临着如何用内部的公平而不是效益应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问题。文革前的毛是承认生产力或发展主义的，这种承认既有进化主义的价值取向，又是工具性的，即通过它达到“强国”的目的，为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即所谓“世界民族之林”中争得一席之地。斯大林、赫鲁晓夫、毛泽东纷纷跳到发展主义的秤盘上跟发达资本主义一比高下（“和平竞赛”、“超英赶美”之类），其背后深刻的原因，值得深长思之。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多以快速经济发展而获得合法性。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文革前的毛及后来的邓江，莫不如此。今天在批判发展主义、强调生产关系的时候，也应总结后期毛的教训，注意掌握分寸，避免顾此失彼，使“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对十七年为代表的走发展路线但也能够兼顾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路线，不要轻易否定。官僚特权主义虽然是今天弥漫性腐败的源头之一，但二者毕竟还不能完全划等号。
另外，在一个把经济发展作为基本人生价值之一和主要社会评判尺度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在观念上已经“现代化”了的民族国家，如何能够无视周围奔竟的各国健儿而自得其乐，实行内部和谐，这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最深刻矛盾之一。不独社会主义，标榜天人合一的新儒家，追求绿色发展的环境主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回到列宁主义与第二国际的分道扬镳的地方，重新思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的定性，是有必要的。“新毛主义”如果仅仅面对中国一国而不囊括整个世界乃至全部人类历史，有一些问题就不易谈清楚。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还是有一定条件自行其是并为人类的未来另辟蹊径的。
你的“新毛主义”不仅仅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核心的新毛主义缺少“继续革命”的前提条件，即“无产阶级专政”。1966年的前提是1949年（结局尚且是失败），而绝不可能是1979年、1989年，更不会是2003年。你的规划让共产党退出权力领域而专事宣传教育，有些近乎异想天开：共产党是一个靠牺牲两千万条性命取得天下的组织，而不是玩具店的积木，我们怎么能让她连在野党都不当，专干讲师团或捡废塑料瓶子的志愿者呢？你的“分权制衡”“最高宪法裁决庭”诸计划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说到1949年这个前提，我对很多左翼朋友开谈必讲“继续革命”、甚至把对文革的态度当成甄别左右的体温计不能赞同。因为1917或1949并非我们的今天，也未必是我们的明天。谁能担保中国会直奔1949？没有1949，谈何1966？此其一。文革有许多积极的因素，但毕竟以惨败告终，这不以毛的年老点年轻点，坚定点迟疑点为转移。也就是说，即便有了1949，以毛晚年的思路，以文革的搞法，大概仍不免1976。几次会上，发现一些老同志不知今世何世，还拿戈尔巴乔夫影射当今，批什么“社会民主党”。中国要真施行社会民主党政策，岂不谢天谢地！我觉得还是从中国的现状出发，探索道路，整合资源，不要先假定一个1949年在那里。如果“新毛主义”无关实实在在的今天，而属于尚说不太准的明后天，那意义就要打折扣了。正是因为1949 既非今天，也未必就是明天，各种思想资源如社会民主、参与式民主、新儒家、环境主义、自由主义，包括你所鄙斥的“工团主义”，就都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毛的遗产，无论前期的还是后期的，能否搬过来作为分析当代中国现实（而不是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之前的现实）、指导未来实践的基本方法，是值得商量的。我们不要像右翼人士抄录柏林哈耶克那样抄录毛泽东马克思。而应在实事求是上做艰苦的努力，不让旗帜挡住视野，不被主义限制思路。
二、关于毛的旗帜
毛带领中国人民涉千难万险，一雪百年屈辱，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他后期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制度探讨，在人类文明史上相信也是会有公论的。毛的遗产，无论是理论上的，实践上的，还是道义上的，都值得当代左翼珍视。毛一身承载几个时代，双脚走过无数情境，内心极为丰富而环境又过于复杂，致使变量太多，言论每出人意料，行动时不在情理。故宫的文物从25年起到今天还未能盘点一过，清理毛的遗产，只怕是一件更浩大的工程。坦率地说，我对打毛的旗帜有一种怀疑。从理论上讲，毛的许多思想毕竟属于他那个特定时代的许多特定条件，于今天未必适用。关于法制、发展、资源、环境等等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毛的一些言论固然能启发心智，但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相对系统的答案。这个说来话长，在此不赘。从群众心理上讲，文革留下的伤痕为时未远，中国三十五岁以上的活人，根本不用自由派人日夜提醒，大概都能记忆犹新。究竟有多少人打心眼里希望他重返中南海，希望他晚年的政策重返大江南北，是需要冷静分析的，不能听的哥说句“X他大爷，要儿毛主席在”，便气为之粗，血为之沸。我有一个当工人的亲戚，四十多岁，哪次见面都要痛骂当今领导，一句一个“毛主席那会儿”。但说老实话，这样的怀念毛，跟古人讲“三代”，今人“就说人老美吧”，意思差不了太多。仔细想想，现在一些较为底层的群众固然喜欢逛毛的老字号，但去了也只是摩挲公费医疗、铁饭碗、社会治安那几样东西。这些东西说来不算毛家特色，刘邓、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摊儿上也都有（老工人最爱回忆的时期是五十年代，最信任的领导人是“老的”），就是毛本人也不十分看重。也就是说，一些群众需要的那个“毛”，跟“新毛主义”所要提供的那个后期“毛”，其实有很大出入。说到后期毛，我还真不记得文革十年周围哪儿开工给老百姓盖过房子。至于时尚小青年，虽不是个个，但起码在很多人那里，毛的酷毙人生经历同比尔盖茨的神话、张惠妹的超短裙，并无本质区别。春季过了，谁知道夏季他们要掀起什么？自由派对“毛泽东热”的大呼小叫，既有不明就里神经过敏的一面，也有向上面和外面谎报军情以多得兵粮的意思。
如上所述，毛的旗帜，尤其是印着毛的头像、写着“继续革命”的旗帜，能否有效地指导当代左翼，团结广大群众，走对外不让虎狼、对内和谐均富的路线，是值得怀疑的，起码应当好好论证一下。
你我网上神交，虽未谋面，但你文字中透出的血性正气乃至酣畅淋漓的风格，我都非常钦佩，私心引为同道，所以这次才口无禁忌，一气讲了这么多。不当之处还请批评。
祝好
黄纪苏
附记：此信写于2003年，是对宪源先生新毛主义设计方案征求意见稿的回复。小范最近建议刊登出来，我则因无法联系上宪源先生而迟疑不决。近见李、杨二位网上争论正酣，不禁也做抛砖引玉之想。信中思有未周、理有未澈处所在多有，还望朋友不吝指正。另外，原本私人间通信，发表出来，个别词句不免稍作改动，还望宪源先生不以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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