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分权制衡”民主制度创新提要
一、党完全退出国家权力机构，主抓大中小学教育和干部培训。
二、各级“人代会”组织延伸到所有城乡基层单位，成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和民主管理的常设机构。
三、变常规陆军为“国民军”（即地方武装民兵），全力发展以海空军、特种兵和国民军为主的新型国防体系。
四、以退役陆军转业组建新的国营企业为示范，推动全国企业重建社会主义“铁饭碗”制度，恢复和扩充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
五、变“九年义务教育制”为包括大学在内的“全面义务教育制”；在贫困地区率先实施“费用由国家全包”的中小学“住宿制”，并逐步推向全国。
六、重建和进一步发展完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把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列为宪法明确规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
七、新闻宣传出版媒体自成体系，独立承担舆论监督和发挥社会主义思想卫士作用。
八、把建立各城乡单位“民主鸣放专栏”，允许出版资产阶级学术刊物，以及恢复基层政治学习和讨论制度，作为进行民主监督和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斗争的主要形式。
九、把培育“懂宪、守宪和护宪”公民意识和建立各级宪法审议庭与最高裁决庭，作为追究“违宪”行为、维护宪法最高权威、确保共和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保障。
十、各级“人大”根据“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宪法总纲提出社会发展目标，各级政府根据“人大”所提目标制定相应规划，组织、领导和协调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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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分权制衡”---- 重建方案的核心
面对左派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根本性缺陷的深刻揭露批判，中国自由主义新右派的惯常回应，就是一面承认“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弱肉强食”制度虽然丑恶，却是人类“最不坏”的选择；一面指责左派虽然长于批判、但根本提不出更好社会替代方案来。
本文的主题和重点，就是以在中国具有深厚社会群众基础的毛泽东主义为指导，在吸取总结社会主义正反经验和紧密结合实际的基础上，探讨在中国能够摒弃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有效替代方案。
多年来，所谓“跟世界接轨”路线在中国贯彻实施的直接后果有四个方面：一、中国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国家之一；造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失业洪水”，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以及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1 二、某些确信“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的自由派著名人士,开始看清并转而痛斥中国可耻的“拉美化”社会转型定局2，发出严重社会不公和尖锐阶级矛盾与利益分化会导致社会动荡的强烈警告3。三、广大工农民众在贫富“两极分化”过程中利益严重受损，争取合法利益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4。这种可能危及社会整体稳定的强烈不满和持续反抗，清楚显示以“发展生产力”为名的“劫贫济富”路线已经难以为继。四，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曾对资本主义充满迷恋向往的青年一代，陷入强烈不满现状却又看不到人类发展替代道路的巨大迷惘之中。此文专为上述三类对象而写。
不满中国“拉美化”现状之自由派良知人士的最大思想误区，是认识不到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他们所向往的、不会导致中国目前各种“转轨病”的“真宗、纯粹”的资本主义理想形态，而只存在受美国特定国情条件所制约决定的美国资本主义现实形态5， 或受中国特定国情条件制约决定的中国资本主义现实形态。因此，面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令人痛心疾首的实践结果，要说服对外无殖民扩张和掠夺资源之路可走的中国新生资产阶级，为求取社会总体稳定而自觉减少其原始资本积累的贪婪残酷程度，注定是白费力气的徒劳。认为毛泽东主义“对旧社会可以进行有效破坏，但对新社会却少有建设意义、……回归毛的意识形态将是中国灾难”的主观成见6，不应该阻碍自由派理性人士以开放型的心态和头脑，对“新毛主义重建中国社会方案”进行理性评估和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
对中国工农大众来说，免遭“吃两遍苦、受两茬罪”的关键，不是听信自由宪政极右派及其“工团主义”追随者的欺骗诱惑，把希望寄托在服务于资产阶级精英主义整体统治目标的所谓 “独立工会运动”和“乡村基层选举”上，而要靠自己团结起来，树立明确的近期和长远奋斗目标，利用现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纲领原则，采用各种可行性方式，逐步清算和扫除新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利益代表，最终把国家政权命脉牢牢掌握到自己手中。
对向往真正民主自由、不满中国严重贫富“两极分化”现状、真诚关注同情人民大众命运和深重担忧中国前途的思想青年来说，本文从目标及手段的正当性、现实可行性和结果对比三个方面，把社会主义制度和新毛主义重建方案，跟所谓“最不坏”的资本主义制度放在一起7，从而提供两种反差强烈、对比鲜明的社会发展模式，供你们仔细全面地加以审视，深思熟虑地作出选择决定。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并不仅仅基于道德良知的诉求，而是基于在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和资本主义“外围国家”内外矛盾和相互关系的客观考察与长远分析。8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诱使和强迫第三世界接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实质是使原有的半外围国家再度外围化，同时在外围国家重新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后备军。通过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自由资本流动等政策，中心国家资本摧毁了原半外围国家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它们再度沦落为在世界市场上靠出口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产品勉强过活的外围国家。而当广大第三世界劳动人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之时，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濒于灭亡的征兆。
作为这种征兆的一种表现，是第三世界各国原有的社会政治系统的坍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已经在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国引起了全民范围的暴动。目前几乎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都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现有体制内部的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包括某些醉心于“民主”选举的“左派”政党）都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些国家，唯一所缺乏的是由新的革命理论所指导的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新的革命力量。只要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不解决，只要这种危机不断深化，只要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那么这种理论和这种政治力量的形成必然只是个时间的问题。这就是毛左派思考构筑重建中国社会主义蓝图的时代和国际背景。
根据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建造成“自由人联合体”9的基本构想，努力创造最终消灭一切阶级、政党和国家官僚机器的社会条件，是中国新毛主义左派坚持不懈的共产主义奋斗总目标。为不断接近而不是偏离这一目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坚持由毛泽东所确立的逐步缩小而非竭力扩大工农、城乡和脑体力劳动之间“三大差别”的基本方针，10 乃是防治社会主义社会蜕化变质、建立真正自由、平等、公正和具有个人尊严社会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要反对旨在维护党内官僚特权利益的精英主义路线，挫败他们一心要扩大上述“三大差别”的企图与努力。而精英主义的本质追求目标，就是要取消以推翻“两极分化”分配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平民革命成果，破坏以社会资源和利益共享为基本要求的社会整合目标，主张采用对人际关系和人类与自然关系破坏性极大的资本主义利益竞争，作为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利益严重分化，阶级矛盾不断积累、激化并引发社会动荡和革命。
“阶级斗争天天讲”，实质上就是反对精英主义的发生和扩张，就是立足于“防腐拒变”，提醒人们以“精英阶层利益一体化”为特征的阶级压迫，乃是社会走向混乱的主要因素。少数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用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排斥多数人的生存利益，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此乃是社会与国家管理的最大破坏因素。因此，为求取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必须坚持毛泽东所制定的平民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路线，通过“精英集团”和平民阶层的共同努力，寻求方法克制精英主义的利益扩张，以有效实现各社会阶层利益和人际关系的良好整合，使中国走出“治乱交替”的千年恶性历史循环11。明确这一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实质，也就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必定是那些不愿跟平民阶层合作却企图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当官做老爷”的权力精英；就必须坚持文革所提出的“矛头向上才是大方向”的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允许重演把阶级斗争矛头指向普通群众的做法。
新毛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并不在于我们本性嗜好人与人的斗争。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之一，就是主张人际相互合作、和谐相处，还是主张以人与人之间激烈冷酷的利益倾轧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我们确信：“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的解放，是人的复归。和谐，意味着人类最终摆脱动物界上升为人；意味着人类从物质生活领域的异化中解脱，向精神生活领域复归；意味着升华人类生活，进化人性。和谐，将为未来的人类开辟道德与美学的广阔无垠的新天地，那里将是人的乐园。”
在认识到全球资源相对有限、经济发展总量不可能无限扩展之情况下，面对全世界财富总量如果较为均匀分配已经足够全球每个家庭享受小康生活水平之情形12，仍然盲目复制西方资本主义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之竭泽而鱼式经济扩张方针和穷奢极侈型消费模式，固然是人类自取毁灭之道；重复前苏联阵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唯生产力论”社会发展道路，同样是人类缺乏远见和自制能力的表现。
重建和确保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不在于哪种制度更能满足社会成员在追求物质享受方面毫无节制的欲望，而在于哪种制度更能维护人的自我尊严与建立和谐相处、平等合作的人际关系。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疯狂追逐个人利益所造成的高度焦虑、紧张、不安、压抑、沮丧13、尔虞我诈、贫富对立和犯罪猖獗14等社会病相对照，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她致力于提供一种安定、放松、愉快、平静、友爱和能够普世共享的节俭型小康生活，从而使人类能够享受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领略享受得到的、物质与精神相互结合的复合型满足。
人类社会要实现这种满足，就需要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有效“改变人类的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这类“社会关系的变革与社会和谐的实现，又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最终建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实现社会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第一步。只有消除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消除人的物化，才能对整个社会生活及经济活动作出自主与自觉的调控；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克制，自我超越，返璞归真；才能引导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15
毛泽东所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认识到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为使大多数人满足的社会主义，跟把少数人满足建筑在多数人痛苦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思想战线上与多数人利益诉求相适应的格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少数人控制绝大部分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局面难以在短期间改变，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里“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国际资本主义势力无时不刻地进行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和平演变”努力，旧社会的政治经济痕迹和传统习惯势力还存在强大影响。无产阶级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被推翻了的阶级，而来自掌握共产党权力的“官僚主义者阶级”16；他们为维护和扩展自身既得利益，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抱有本能性的强烈冲动和欲望17。
新毛派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方案的核心，就是总结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在文革实践中的正反经验教训，改进超越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18式大规模政治运动模式的局限性，把放手发动与依靠人民群众，和建立从“制度上反对官僚主义统治的措施”紧密结合起来，以挫败“官僚国家使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分离永久化”的企图，确保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进行文化思想和政治经济斗争中的持续优势，确保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主人翁地位，从而根本杜绝“官僚主义者阶级”以权谋私和改变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可能性19。中国以自己的幅员辽阔、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特定的国际地位，依仗毛泽东所留下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和革命遗产，完全可以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陷入严重动荡和空前危机的时候，发动人民重建“分权制衡”形式的新颍社会主义制度，并以此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非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替代道路，在国际范围内，有力推进单靠西方“绿色运动”或“反全球化”运动所无法有效完成的“人类内部和谐及人类与自然界和谐”之伟大革命进程。
以下试从党、政（注：在本文中，凡不注明特指国家行政部门的“政”，均包括“人大”在内整个政府系统）分立和加强人民权力主体与独立媒体监督等方面，勾勒有关“分权制衡”的基本框架：
一、党完全退出国家权力机构，而成为主管大中小学教育和干部培训的、全力塑造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的、对全国人民实施政治思想领导的“教育党”和“导师党”。全党紧紧抓住青少年思想教育、人才培养和建立合格后备干部队伍着手，确保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党在整体上采取这种“退居二线”的做法，可以有效防治党与国家成为一体化行政组织时难以避免的蜕化变质结果，20 也有利于发挥毛泽东所说的“打游击”的方式，通过摆脱具体管理者的角色，深入群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站在“人民代言人”的位置上，对国家官僚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批判21。
二、作为国家权力机构主要代表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不仅全权负责立法和对各级行政首脑的任免评审工作，而且通过在各级党政机构、学校、军队和基层单位设立“人代会”的方式，使覆盖全社会每个组织细胞的“人大”系统，成为人民监督各级党政权力和参与民主管理的常设机构和国家制度。城乡基层单位“人代会”在政治上取代工会、农会的作用，负责对本单位领导的任免、监督与评审工作。在思想上组织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重要内容之一的群众性政治学习讨论活动。在军事上负责基层“国民军”民兵队伍的建设与训练。
三、从国家主席、总理到省、市、县、区、乡长等各级行政长官，一经同级“人大”任命，有权按照立法所规定的公开化选拔制度与程序，自行挑选组建领导班子和下属行政管理干部（但国防部长由全国人大直接任命）。上级“人大”对下级“人大”任命的行政长官，具有罢免权但没有任命权。各级“人大”对同级行政长官选拔的下属官员，具有“弹劾权”但没有任命权。各级行政长官在全国“人大”和同级“人大”决议和立法框架下，独立实施国家行政、司法和社会经济管理目标。基层城乡单位行政领导在不违法国家法律和上级“人大”决议的前提下，按同级“人代会”会议决议，独立自主开展工作。
四、根据现代反侵略战争特点和高科技与“人民战争”并举指导思想，全力扩建和加强海空军与特种兵部队，而把常规陆军尽可能按原有编制转业地方，组建和充实大型工程建筑、交通运输、军工和生产建设兵团等性质的大中型国营企业。并以整建制“军转民”企业的民兵师团为基干核心力量，在各城乡基层单位扩建数量庞大的、具有强大实战能力的“全民皆兵”非常规役民兵队伍，定期接受适应现代反侵略战争要求的严格军事训练。
五、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好、最有思想威望的党内思想理论人士为核心，组建包括新闻报刊和文化出版在内的媒界独立运作系统，负责对党、政、人大日常运作的舆论监督和对全社会的思想引导。媒界领导不再担任党政工作，但具有参加各级党政核心领导会议的列席资格，并享有对重要党政文件决议提出参考意见的知情权和批阅权。
六、维护宪法最高权威，建立确保共和国社会主义性质为宗旨的各级宪法审议庭和最高宪法裁决庭，对“分权制衡”制度执行中出现的矛盾和按常规运作无法解决克服之社会危机，根据宪法精神进行裁决。最高宪法裁决庭由德高望重之国家级党政退职领袖组成。
为确保社会主义“分权制衡”制度“权力分隔”之原则，必须在宪法细则中明确规定：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全体代表以三分之二多数投票表决通过，可以选举中共中央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外，所有党、政、军、媒界领导干部均不得跨系统兼任领导职务。国家主席除依法召集国家安全联席会议之外，只担任国家对外礼仪性工作。中央人民政府由全国人大任命的总理负责组阁，全权处理国家事务管理工作。以下从党、人大、独立媒界、行政、司法和军队等方面，进一步阐述新毛主义“分权制衡”体制的意义作用和具体做法。
一、变执政党为教育党
如何吸取文化大革命正反经验教训，不仅是依靠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而且从国家制度、权力分配格局与相应利益安排上，系统性、规范化和全方位地有效防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窃取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权力，是新毛派在重建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国从革命战争时期承接下来的高度集权型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形式，既有受社会主义特定发展阶段主客观条件制约而必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也存在着为修正主义集团自上而下搞复辟提供方便的致命缺陷。从毛泽东晚年时期梦魇般担忧“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夺权的反复警告看，他显然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高度集权体制是一把也可致革命于死地的“双刃剑”。但在文革后期，基于大多数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理解不深和党内资产阶级力量很强的现实估量，为确保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令畅通和指挥效率，毛泽东还是恢复和强化了具有官僚化本能发展倾向的“党一元化领导”体制，摒弃了上海革命群众在“一月革命风暴”中所创建的“上海人民公社”政体取代方案。
而中国社会主义进程所遭遇到的历史曲折，其正面作用，就是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教育和造就了一大批真正理解和忠实于毛泽东晚期革命思想精髓的新毛主义者。这种从中国只存在一个毛泽东和少数几个思想追随者的不利局面，转变成为今天中国有成千上百个“毛泽东”的历史性转变，为中国革命从权力高度集中模式向分权制衡模式转换，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新毛主义重新确立界定共产党地位和作用的基本目的，一是要造成光凭掌握中央最高权力者“拍板定案”根本无法改变国家既定社会主义性质的势态。二是不仅要从思想教育方面、而且更从利益安排上，建立促使广大共产党干部自觉忠于无产阶级革命理想和信念的有效机制。
全世界社会主义制度遭受重大挫折和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全面掌管国家权力和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其党内各级领导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利益冲动，远远超过忠于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利益坚守。新毛主义重建方案的核心指导思想，就是要通过完全剥离党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做法，使党内各级领导和党员骨干们清醒认识到：要维护党的自身荣誉和对社会的政治思想领导地位，靠权力支配是靠不上了；必须靠他们自身以身作则、名符其实地成为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靠他们辛勤劳动成功培养出一代代忠于革命理想信念的社会主义公民和执掌国家权力的干部后备力量。
变执政党为教育党的第三重考虑是：党完全退出国家行政管理系统，有利于从制度上确保党不陷入繁琐行政事务，全力以赴，抓好对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工作。要把全国大中小学校教材和教育大纲的安排设置，作为“百年树人”的“系统工程”，加以全面规划和精心设计。要贯彻毛泽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紧密结合知识教育和思想战线持久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之中心任务，深谋远虑地设计各类德育智育课程、职称资格考试和定期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使中国每个孩子从上小学起直到大学毕业，从学习到生活各个方面，全面系统地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集体主义思想的潜移默化与培育熏陶。在强调“又红又专”教育方针的过程中，要把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公民跟传统所有制和传统观念实行两个“彻底决裂”，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学校教育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
要发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实行这样一种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每个优秀党员，同时也将是公开佩戴教职标志的、受到社会普遍尊敬的优秀人民教师和政治思想工作干部。他们不仅以自己出众的思想觉悟、文化学识和处处“为人师表”的日常表现，而且通过在全国各地重要工作岗位上“桃李满天下”的广泛师生联系和思想纽带，成为确保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和不断发展前进的领导核心。每个在校学生在没有踏上工作岗位之前，将是配合党组织向自己亲人朋友传播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人生观的工作助手与义务宣传员。在参加工作后，他们跟学校师长和校友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信息交换关系，将是党跟社会保持紧密联系、持续发挥政治思想领导作用的重要渠道。
人类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教育目标，要有最优越的物质条件来加以保证。中国不仅要不折不扣地全面落实“九年全民义务教育制”，而且要在无产阶级重新掌握教育大权之后，立即实行包括大学在内的全面义务教育制度22。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参照资产阶级贵族学校培养资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做法，积极建立推广学校寄宿制度。在贫困地区，要有国家统一拨款，率先实施“一切费用由国家全包”的中小学“住宿制”，并量力而行，逐步扩大，最终达到全国普及住宿学校的宏伟目标。这样做，不仅能大大减轻低收入工农家庭的经济负担，以和平而非革命方式，有效补偿工农底层民众在“改革”过程中所遭受的利益剥夺和经济损失，而且能极大强化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依存关系。这种通过把父母养育之恩改成国家养育之恩的做法，将以渐进温和方式，逐步淡化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利益纽带关系，并且有效削弱家庭政治经济背景的作用，使“唯才德是举”的人才培养和干部选拔路线规范化、制度化。
党无可替代的思想政治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还体现在党掌管全国党校、军校、干校和干部培训班工作。各级“人大”在选拔任命各级政府首脑时，以及“人大”在选举自身领导干部时，候选人在校学习期间所获得的品德评语评分和职称资格考试成绩，将依法律规定公布于众，作为获得候选资格的重要评审依据和竞选条件。各军、政部门在选聘提拔干部时，同样遵循上述资格评审和选拔程序。高中和大学毕业生的品德评语评分，在教师主持下由全班学生民主评议，公布于众和由学校永久备案存档。
各级党委、总支和支部以学校为政治和组织基地。在各个地区和所属城乡基层单位、各级“人大”委员会和政府部门，不再设立党的专职领导机构；省地市级党委一般由该地大学党委联合组建，领导所属区域党的工作。高中中专学校的党组织联合组建相关县区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党委领导班子。初中小学党组织组成所属城市街道和农村生产大队的党支部。
各级党组织的日常工作，一方面是指由学校党组织划片包干，调查分析研究所属地区和基层单位政治经济情况，了解掌握各地干部和群众思想动态，按照党的奋斗纲领和政治要求，积极发现、发展和培训先进骨干分子，高标准、严要求地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必要干部培训，按照“全国人大”的具体立法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为政府、人大和媒界系统培养输送干部后备力量。另一方面是指高中大学党员毕业生仍然接受母校党组织的领导。跨地区分配工作的党员毕业生，关系转入就业地区相应学校党组织。党员毕业生的重要任务，就是建立、保持和发展所在工作单位群众与党的思想联系，加强学校党组织和基层“人代会”的政治配合关系；研究分析和监督汇报所在单位（包括“人大”和政府部门）领导的政治表现和思想动向等。
党由“居高临下、发号施令”领导方式，转变为以党员先进思想和模范带头作用深入基层、领导发动群众跟一切反社会主义思想行为和权力蜕变作斗争的方式，恢复了中共早期革命斗争时期经常派出党员以教师身分，扎根基层、发动群众对反动势力开展“造反有理”斗争的革命传统。党的自身建设和民主监督问题，通过各校建立互联网“民主鸣放专栏”、定期政治学习讨论和“民主生活会”制度来解决。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由相应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学校同级“人代会”可与“党代会”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但必须在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框架中活动。
为加强党对军队的政治思想领导权，可以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所有军校学生必须努力获得党员身份。凡经学生就学期间经军校党组织考察长期达不到入党标准者，将作退学处理。军校学生毕业后，以所在海军、空军和特种兵部队为单位，建立党小组和党支部，接受党中央军委所派指导员、教导员和政委的领导。上述军队政工人员由军委按照公开的德才评分规则，从军校教职人员以及优秀的军校毕业生现役军官中提拔挑选，轮流述职。军校领导骨干主要从优秀的中高级将领和军队政工人员中选拔任命。
海空军和特种兵部队职业军官的晋升，除实际表现之外，凡是军校毕业生者，所属军校的思想品德评语评分、军事专课毕业成绩和军校党委推荐信，将作为晋级评审主要依据之一。非军校毕业军人在晋升军官职务之后，必须按规定进入军校学习进修，并接受军校党组织的进一步政治思想考察评定。中央军委由全国各大军校党委成员民主选举产生，向党中央全会负责，接受中央全会的领导。党中央主席兼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由全国“人大”直接任命的国防部长兼任。国防部长有权任命海军、空军和各特种兵部队最高司令长官，并接受全国“人大“授权指挥抗击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中国国际利益的军事行动。
二、把各级“人大”组织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堡垒”
毛泽东曾经强调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23 为全面贯彻落实毛泽东的这一伟大思想，由全国劳动大众所选举产生的各级“人代会”，不仅要全权负责选拔任免各级国家行政长官，而且要在选拔过程中，全力破除“唯上智下愚不移”的传统偏见，确保基层工人、农民和士兵具有充分机会获得上述“管理权利”；同时要把提倡“能官能民、能上能下”风气，作为防治掌权者蜕变的重要措施。24
为确保“人大”能够全面有效地行使国家权力，新毛主义改革中国“人大制度”的关键，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树立各级“人代会”的重要地位和高度权威：
1、法律权威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从中央到地方至基层的“人大”系统，拥有不许任何政党、团体、机构和个人以任何理由加以更改的最高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权力来自“人大”授权，接受“人大”决议指令和监督，向“人大”负责。
2、广泛代表性。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由“人大代表”按巴黎公社原则25自下而上按差额选举方式产生。城乡基层单位“人代会”常委会成员和代表由全体会员直接选举产生。每十个基层“人代会”会员，就可以联名提出候选人名单和弹劾本单位“人代会”常务委员的动议。基层单位“人代会”和各级“人大”代表逐级递选更高一级“人大代表”。每十个“人代会”代表，就可以联名提出同级“人代会”常委候选人的竞选名单和相应弹劾动议。上级“人大”可以罢免下级“人代会”的常务领导；下级“人代会”可以游说上级“人大代表”动议、表决和罢免上级“人大”常务领导。
3、社会公正性。各级“人代会”的另一重要职能，就是建立和管理采用“小字报”或互联网形式的“民主鸣放专栏”，以确保每个公民能够以最低廉的民主参与成本，对各级掌握权力的“人民公仆”实施有效监督。这种不加任何金钱拥有量和社会地位限制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体现跟资本主义“金权民主”之本质区别的重要标志。全国人大以确保人民民主监督权利和维护促进社会公正为目标，制定有关“民主鸣放专栏”运作管理和防治诬告与打击报复的详细法规。各级“人大”必须依法及时受理、处理群众通过“民主鸣放专栏”提出的批评、建议和控告，行使“人民群众随时可以罢免不称职公仆”之“巴黎公社”原则。为保持基层单位行政权力的相对稳定，也许还可增加基层“人代会”罢免基层领导须报上级“人代会”机构批准的条款；同时为防治上级“人代会”领导徇私包庇，下级“人代会”通过联系足够多上级“人代会”代表的票数，就可以动议和表决罢免上级“人代会”常务领导。这种由文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演进而成的、上下相互制衡的民主操作方式，不仅是依靠群众监督和遏制权力蜕变腐败的必要手段，也是改进提高各基层单位和社会制度整体运作水平与效率的促进办法，还是保证民意表达有畅通渠道和调整处理人民内部利益分歧和矛盾的有效形式。
4、拥有“国民军”民兵武装的强大威慑性。认真研究总结文革失败和中国社会主义进程出现曲折的原因，一个重要教训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前途激烈较量搏斗时，人民是否牢牢地掌握了“枪杆子”，对斗争结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对“军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活动能量的低估，是导致文革期间大部分军队“支右不支左”偏差、并造成“两派分裂、全面内战”动乱局面的主要原因。26把全国所有陆军转变为跟各城乡单位“人代会”组织“两位一体”的“国民军”武装民兵建制，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革命人民无法低抗修正主义“枪杆子”的软弱地位。
三、全国陆军转为“国民军”的国防和社会涵义
根据文革军队“支右不支左”的严重教训和马克思“组织国民军以根除常备军‘这个一直存在着的阶级统治’僭取政府权力之危险”的伟大远见，27人民不仅必须直接掌握“枪杆子”以保卫革命成果，全国陆军转变为“国民军”性质的武装民兵还有以下几大涵义：
1、有利于大幅度减少军费开支，从而能腾出一大部分资金，优先发展加强海军空军和特种兵部队建设；另一部分被削减军费则可作为启动资金，兴办与国民军主力建制相匹配的大中型国营企业或生产建设兵团的。还有一部分，应用于开办优先照顾转业官兵子女上学的“免费全宿制”学校教育经费。
2、受盲信“世界和平主流”对外路线和国内经济“减员增效”路线方针的双重祸害，中国几百万陆军部队既持续面临巨大裁军压力，又面临部队官兵复员转业后无法确保全面就业的现实威胁，从另一个方面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矛盾和威胁社会稳定。通过输入必要技术和企业经营人才，把具备条件的陆军部队大批转变为大型工程建筑公司和运输企业等，既能在不打散原有部队编制前提下有效解决转业官兵的大面积就业问题，变“纯支出”为“纯赢收”促进国家经济积累创造新的财富，而且能使这些“军转民”单位保持原有军事训练水准和关键武器装备的维护保养。那些分散转入各地基层单位的退伍官兵，则将成为这些单位国民军队伍的各级领导和军训骨干，全面有效地提高国民军的军事素质。
3、面对现代武器装备“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为适应现代反侵略战争特点，把发展机动性强、高科技含量高的空军海军和特种兵部队（空降兵、海军陆战队、导弹和电子信息战部队等），跟建立兼有运动战和游击战能力的数千万国民军紧密结合起来；用全民皆兵、聚散无形、兵民难分、各自为战、遍地开花式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来对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
4、贯彻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群众专政的路线，用纪律严明的国民军力量取代警察担负的社会治安和保卫工作。各地公安局只保留专业化强的刑警特警和交通警察建制，取消武装警察，达到恢复毛泽东时代警察少、治安好和削减警察费用以增加国民教育经费的社会发展目标。
四、社会主义媒界独立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问题
胡风同志曾有过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应该独立运行的主张。毛泽东则表达过辞去党内领导职务专任报纸总编的想法。文化大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司令部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形式指导全国革命人民“对反对派造反有理”的伟大实践，是通过舆论工具直接宣传、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思想和政治领域斗争的有益尝试。
继承、改进和发扬上述想法做法，由享有崇高政治思想威望、但不担任党政职务的无产阶级思想家理论家为核心，建立把各级党政机构作为舆论监督对象的社会主义媒体系统，对于确保无产阶级“分权制衡”制度的有效运作，具有决定性意义。应该考虑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人民出版社等为“龙头”，从组织机构到业务关系，与各地报刊、电（视）台和出版社上下紧密结合，自成体系，组建覆盖全国的思想宣传和信息传递网络。这一网络系统的主要工作职责和宣传报道重点为：
1、配合党在教育战线所承担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工作，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组织领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思想开展深入持久的斗争。
2、根据“分权制衡”制度的内在要求，以提高公开性、透明度、加强舆论引导和思想指导为重点，通过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新闻报道与揭露等，对各级党政领导和“人大”权力运作实施全方位监督。
3、了解民意民情，做好“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工作和党与“人大”、行政各系统之间的横向信息交流和沟通工作。
4、发行“内参通讯”定期向党政系统和国家安全部门提供重要决策建议。
5、从夺取国际战略竞争思想文化主导权高度出发，积极开展对外国际文化交流，广交朋友，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要针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厌恶竞争、渴望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普遍心理，以“社会主义和谐”理论为吸引力和精神感召中心点，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优势地位，有力反击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和平演变”企图。要采取“以开放对开放”的政策，建立第一流的对外电视节目和出口第一流的国产电影，在世界范围与资本主义争夺青少年的思想。
在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要继承和进一步改进毛泽东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和文革“四大民主”做法，把建立社会主义思想和言论自由制度，作为提高社会主义公民抵御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思想侵袭腐蚀的重要手段。
要贯彻毛泽东“让人说话天不会垮下来”的方针，允许中国资本主义思想代理人和自由主义新右派的理论家们，不仅能在互联网思想学术交流网站上自由发表“压迫有理、剥削有功”的歪理邪说，而且在文科大学里给他们保留一定比例的教授职位，让他们办几份公然鼓吹资本主义、诋毁社会主义的学术刊物。如果不让人们接触反面的思想，无产阶级思想媒介对资产阶级思想开展批判斗争的时候缺乏“活靶子”，没有种过“思想牛痘”的年青一代，就很容易在我们继续“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必须建立在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才能收到教育人民的最佳效果。要允许思想右派的辩解反驳，并善于从右派的批评攻击声中，发现我们自己工作的缺陷和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改进的弱点。要完整登载他们的反面文章，利用发表报刊文章到开展互联网思想论坛交锋，以及全面恢复机关单位政治学习和思想讨论制度各种思想斗争形式，广泛持久深入相对从道理上，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根本缺陷以及在中国实施的黑暗结果与事实，反反覆覆地说清楚，使这些以理服人的批判揭露，逐步成为社会大众一致公认的思想共识。
各级媒介机构要建立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和思想吸引力的互联网思想论坛；同时要组织力量深入基层搞“流动串联”和“中短期蹲点”，配合各单位“人代会”组织，积极引导群众开展卓有成效的政治学习和思想讨论活动。全国各单位政治学习和思想讨论的重点，一是批判上述右派学者所公开发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言论；二是讨论“民主鸣放专栏”中所揭露和触及的重大问题和现实矛盾，广泛发表意见建议，为有关“人代会”机构正确处理问题提供群众基础。三是对照单位和社会实际，学习宪法条款、提高“维护宪法权威”自觉性。
在学习讨论过程中，要允许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毒害者充分发表观点，以平等说理与和风细雨的思想批评方式，耐心细致地、与人为善地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媒介领导要在互联网思想交锋和单位学习讨论活动中，善于发现类似“数学（陈必红）”一类思想觉悟高、笔才口才好、善于深入浅出讲解革命道理的人才，把他们重点培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媒介的骨干力量。并通过这些思想理论骨干，在基层单位发现培养大批工农思想理论骨干和“工农兵业余通信员”人才。这一工作做好了，完成上述1、2、3、4方面的任务，就有了可靠人员保障。高度关注和及时收集、报道、追踪从各级党政机构与城乡基层单位“民主鸣放专栏”中出现的情况，则是做好这四方面工作的前提要求。
媒体文宣系统与党组织之间的相互协作与互为制约，体现在党所掌握的文科大学，根据确保中国媒体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要求，为媒体文宣系统培养输送大量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中国正反经验教训的党员毕业生；同时为媒体选拔的“工农兵通信员”和基层理论骨干，按特定法律规定进行业务培训。全国人大在新闻立法中，明确规定文科大学毕业生下基层单位工作锻炼的必要年限，以加深他们跟底层民众的感情和思想联系，增长思想斗争经验和理论才干。文科大学毕业生参加媒介工作后，虽然仍然保持跟原学校党组织的关系，但在上下级关系上，接受媒体文宣系统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领导。媒界人员通过与原属学校党组织的联系，与党保持沟通和相互监督的关系；也通过聘请“工农兵业余通讯员”的方式，与各基层单位民众和军队基层官兵保持密切联系。
在媒界参与领导意识形态领域政治教育和思想战线斗争过程中，必须分清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改造目标的三个不同层次。
对党政领导干部这一层次来说，要从科学性和价值论相统一的高度28，不断提高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依靠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创新，有效指导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
对广大人民群众这一层次，要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自私自利思想观念腐蚀侵袭的同时，强调建立在“大公无私”基础上的革命大道理和思想信仰，在本质上是维护而不是剥夺人民大众合法私利。所谓“大公”，其实是把每个底层百姓处于一团散沙状态下的“小私”，集中整合成统一的意志，以对付推翻社会精英阶级所要维护强化的“大私”，建立与巩固不受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公正社会。在引导基层群众开展政治学习和思想讨论的过程中，要特别强调“斗私批修”是群众用来要求和检验领导干部日常表现的民主监督武器，而不是强求群众自己必须达到思想标准。
对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较多的知识分子这一层次，要摒弃强迫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说教”和“世界观改造”的简单粗暴做法，相信他们受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环境影响和感染，凭借自己的知识理性和善恶辨别能力，通过细致深入的思想讨论和引导，一定会逐渐认清发扬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扶助合作精神对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意义，看透认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弱肉强食”竞争必然会导致社会畸形、人性扭曲的恶果，最终认同毛泽东平民主义发展路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思想深处跟必然会导致中国“治乱循环”的自由主义精英治国路线划清界线。通过成功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与有效改造“资产阶级旧人”，确保“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情况不再重演。
五、重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
中国自由主义新右派崇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所谓“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动力，并在此基础上引进整套“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然而，追随这一理论之俄国、东欧、拉美诸国经济和中国之“转轨变型”尝试无不陷入巨大困境的事实，以及震撼动摇市场经济楷模之美国经济运作根基的“企业经济犯罪”，却把“自由市场之手”可以自动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神话，无情地打得粉碎29。
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风雨飘摇”的处境30，新右派只能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原则”和“性恶论”，作为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天然合理的依据。他们抹煞人类具有超越动物“兽心”一面的、以思想文化承继为主要特征的、把追求“真、善、美”作为不懈奋斗目标的社会理性。而理性，恰恰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必然试图用常识和理性规划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
中国有些人只要一提到“计划”，就会条件反射性地立即联想到令人憎厌的“官僚”。在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中，制订和推动计划落实的各级党政官员，对计划经济运行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大跃进”起中国计划经济所出的一切乱子，固然有高层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也有“经济规模越大，计划就越不灵光”的客观因素。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作为各级计划制订者和执行者的中共官僚阶层素质，无法满足确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效运行的客观要求。
这种困扰和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建康发展的矛盾和差距，越来越尖锐地集中表现为：掌管“计划经济”操作运行的中共官僚阶层，到底是遵循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理性，把个人所掌管部分的经济活动，立足和服从于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还是听从“兽心”的摆布，追求个人名利或小团体的利益，甚至私欲膨胀，一有空子就“化公为私”、转“公有制”为“官有制”。
制约传统型计划经济正常运行的主要矛盾和弊端还反映为：人工制订或修改计划无法适应瞬息万变市场需求变化；企业领导为防治“鞭打快牛”而隐瞒生产实绩与能力的动机，和为求升官提职而虚报生产完成指标的利益冲动，两者同时并存；各种统计测算误差加上本位主义和“长官意志”干扰，造成计划失真、失灵和失控；计划与实际生产需求关系脱节，国家计划调控难以克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锢疾；投资滞后短缺所形成的“瓶颈制约”和重复性无效投资两者并存，导致巨大浪费和产品积压。这些矛盾和弊病的存在，是推动中国走上“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客观动力之一。而现代大型计算机突飞猛进的网络技术，为改进计划经济运作方式以克服根除这些矛盾和弊病，提高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除了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传统职能之外，新毛主义重建方案所关注的国家行政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运用现代大型电脑网络技术，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作方式进行革命性改造。同时需要强调的，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人大”提出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和近期与长远要求，按照优先发展教育卫生事业和科技、国防与环保产业的总方针，制定相应社会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发展实施规划和财政预算方案。新毛主义重建方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恢复和不断发展完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各级人大要把加强工农联盟、扶助乡村集体企业、整修水利、科技下乡和提高农民收入方面的成果，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是否称职的指标。
2、各级政府机构在全国“人大”和同级“人大”的指导监督下，根据“人大”决议和立法规定，独立实施国家行政管理、司法执法，以及贯彻落实经济发展计划。城乡各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接受上级政府计划经济统一管理和指导；但在组织关系上接受同级“人代会”的职务任命、工作审议和民主监督。
3、政府部门在贯彻实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过程中，可根据下级单位行政领导的执行计划能力和工作表现提出相关任免建议。下级单位“人代会”否决上级政府部门这方面建议时，必须提出充分理由，并取得该单位全体会员三分之二无记名投票的表决支持。
4、政府制定社会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方案时，必须遵循“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缩小‘三大差别’、确保人权基本权利之一的就业权（即‘铁饭碗’）”等宪法纲领，以不断促进“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之社会发展根本目标。必须强调：作为社会主义重要标志的 “铁饭碗”制度，不仅是确保低收入社会成员生活稳定的重要福利保障措施，而且通过使人们享有免于忧惧的自由和获得“归属感”，成为管理成本其实是最低的社会保险方式。它对于形成稳定预期保证、促使人们行为长期化、提高社会凝聚力等，都具有关键性的正面作用。对于某级“人大”通过的具有“违宪”性质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施政要求，该级政府有责任向上级“人大”、或宪法审议庭乃至最高宪法裁决庭提出抗诉。“人大”对违反宪法规定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行政长官，行使撤职罢免乃至向宪法庭提出刑事起诉的权力。
5、政府根据“人大”各项立法规定，执行“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司法权。各级党组织、人代会、军、政部门和媒介组织都必须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行事；以此形成党、政、人大和媒界相互监督、分权制衡的局面。
6、组建由党、政、军、媒界代表组成国家安全联席委员会，由国家主席主持日常运作，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以此加强“分权制衡”情况下必要的集中，确保国家安全决策的迅速、及时和有效。
7、国家主席、总理和国防部长由全国人大代表以差额选举方式获三分之二多数票直接产生。除国防部长外，总理全权任命部长人选，以平衡“分权制衡”制度下的权力分散，提高行政效率。
国家行政计划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从国民经济体系宏观运行和满足市场个体消费需求微观领域两方面着手，利用现代大型计算机网络技术，革命性地改变和提高计划经济的运作效率与可靠程度。
在满足个体消费者市场需求方面，可以通过建立大批装备计算机销售扫描终端的超级市场，经过大型计算机网络的即时处理，使市场需求信息在24小时之内自动输入生产计划部门。依托同样的计算机联网技术，生产厂家能够按设定程序和指令，迅速作出投产、限产或停产的决定。与人工制订和修改投入产出计划的传统做法相异，国营超级市场计算机销售扫描终端可以根据电脑程序设定，当A商品超过最低存量警戒线时，就能向所属地区计经委大型电脑中心自动发送定购信号。该中心则通过预定软件程序的人工或自动搜索和优化处理，在本地生产A类商品的厂家中，按各生产要素配置状况等因素，选择最佳供货厂家自动发出投产指令。如果本地相关厂家因超负荷运转或其它原因无法接受投产指令时，该指令就自动转发到省计经委电脑中心在全省范围寻找最佳供货厂家。如省级范围求购落空，相关指令即自动转送到邻省或国家计经委信息中心，以求在更大范围落实合适供货厂家。如果由国家级信息中心发出的求购指令仍然无法落实生产厂家，国家级电脑中心将按预设电脑程序，自动编发警示报告或报表，发送到国家计委有关部门提示A类商品出现生产能力短缺情况。有关部门依靠同一家或另一个计算机中心的特殊编程功能，从国民经济体系宏观配置领域，在全国范围进行相关信息的追踪和汇总处理，并根据汇总结果和对宏观经济规划方面因素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作出是否新增A类商品生产厂家或在某一厂家扩充生产能力的决定。
以上用传统计划经济方法可能耗时数周数月才能落实的订货投产的过程，运用现代计算机信息网络处理技术，短则24小时之内就能完成。用传统方法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落实的A类商品扩建生产能力的决策过程，长则一周之内也可完成。而在两个性质不同的计划经济实施过程中，一律以规范化的电脑预设程序，进行可行性评估和经济效益分析研究，从而完全排除了“长官意志”的人为加入和干扰。生产企业接受或拒绝订单的过程，也由相关电脑中心根据数据库所储存的该厂相应数据，自动分析处理作出决定，从而有效杜绝了企业领导有意隐瞒或夸大A类商品生产能力导致计划失灵、经济失控的弊病。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电脑化计划经济决策过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取决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按照国民经济运行要求，建立全面配套的、反映灵敏、信息高度完备的全国性电脑化数据库管理系统。例如，中央计划经济决策部门必须通过这类数据库配套系统，确切完整地掌握某地乃至全国所有A类商品生产企业的生产规模能力几相关情况，才能在在增加A商品投资方向和规模方面作出最优决策。反之当市场出现“供过于求”信息返馈时，同样依靠上述信息积累和处理流程及时作出减产和调整决策。这就需要利用“互联网”（INTERNET）等现代信息传递技术，从中央到地方设立设立覆盖全国所有大中型国营集体企业状况和农村人民公社主要经济资料的信息输入网络网点。
为保证电脑化计划管理系统的配置质量和运行效率，全国人大要根据计划经济运行规律和专家意见，制定有关电脑化计划经济信息管理的专门立法。要考虑在大学设置相应专业，揉宏观微观经济学、统计学、计算机软件编程与数据库管理、计划经济信息管理法规以及市场调研、企业管理等为一体，培养高素质的电脑化计划经济管理系统分析师（System Analyst）、软件工程师（Programmer）以及信息输入员（Data Specialist）。经过上述专业训练并通过职称考试之信息输入员的职责，就是严格按照有关经济信息立法规定和规范化程序要求，及时输入跟宏观微观经济运行有关的各类重要信息和数据。地方政府经济主管部门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法核查企业所报信息和数据的可靠程度，以防信息输入失真导致计划经济决策失误。
以上经济信息输入经各地计算机处理中心汇总、分析、加工后，分送各级计经委作为组织、领导和协调本地生产过程的重要参考资料；并按照上述经济信息立法规定，有选择地通过计算机网络自动送报中央计划经济部门信息中心汇总处理。
中央计划经济部门根据“人大”提出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通过对全国各地计经委电脑信息中心所报送的资料进行规范化、程序化的分析处理，外加必要的实地复核和调查，编制短期、中期和长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决定投资项目，并对闲置生产能力和企业随时进行“关、停、并、转”的宏观调控。
传统计划经济由中央少数人制订、修改和平衡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安排的繁复工作，绝大部分将由预先设定的计算机程序所承担。由于经济部门和专家误判经济情况而作出错误决策的可能，将会降低到最小程度。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形之手”所决定的 “先天性”周期经济危机和巨大浪费31相比，自由派所竭力贬否的社会主义“理性建构”，无疑将比盲目性极大的所谓“自然演进”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
六、树立宪法最高权威，发挥宪法统率作用
新毛主义反对片面强调“法治”、轻视思想觉悟和发挥人民民主监督作用之错误思想，蔑视法律条规越订越多、公民自我约束能力越来越差、“法近虚设”现象越演越烈的所谓“依法治国”路线。通过总结吸取文革时期强调群众运动而忽视国家法律功能的教训，我们也认识到：建立充分体现无产阶级统治意志的、具有国家权威和强大约束力的、为人民高度认同和自觉遵守的、简明扼要不搞“繁琐哲学”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确保立脚未稳的社会主义新思想、新观念战胜传统旧思想、旧观念的必要手段。文革时期所流行的以“毛主席语录”来评判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做法，实践证明具有很大局限性。不要说在毛泽东逝世后，左派右派一如毛的英明预见都会以他的“光辉教导”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就是毛泽东健在的文革时期，对毛泽东思想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的现象，就已经相当突出。显而易见，我们必须把毛泽东宏大理论体系和表述中所包涵的核心思想，上升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意志，以用词高度精确和极为严谨的、党内“走资派”无法任意曲解利用的法律条款形式，明确载入任何人不得违反和挑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在宪法中明文规定：随胆敢挑战修改之，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根据以上指导思想，新毛主义重建方案把提高公民社会主义觉悟和民主意识，与树立宪法最高权威、订立以宪法为核心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两者紧密结合，谋求建立以下一整套相辅相成的民主法律保障机制：
1、把社会主义追求“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奋斗目标，作为根本大纲在宪法中明确固定下来。以此为基础，把新毛主义重建方案有关“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缩小工农、城乡、脑力体力劳动‘三大差别’、确保人民群众民主监督权利和就业权利”等各类构想，提交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深入讨论，广泛听取社会公众意见，拟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体条款，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2、把确保科研、教育经费32和国防预算投入比例不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前十名的要求，以宪法条款形式明确固定下来。为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和连续性，必须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哪些宪法条款可根据宪法总纲适时修改，对包括宪法总纲在内的哪一些重要条款，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修改的限制性条款。
3、要重视人的思想觉悟与道德水准对调节人际关系、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重要作用，把“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系统工程，跟提高全体公民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和发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互爱精神相结合，作为确保法律有效性的社会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好。
要彻底扭转凡事依赖律师“打官司”和迷信法律制裁手段的“法治病”，恢复发扬毛泽东时代注重思想教育和协商调解的做法，有效化解和正确处理好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和利益纠纷，从而在大大降低社会犯罪率的同时，大大降低国家司法成本。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跟向富人利益高度倾斜的、诉讼费用极为昂贵的资本主义司法制度，彻底划清界限。
4、提高公民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的关键，就是要把人民群众参加政治学习讨论和运用“民主鸣放专栏”的过程，作为培育公民“懂宪、守宪、护宪”意识与习惯的最佳场所。除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和国防机密的情况外（由“人大”制定“国家保密法”明文界定），一切立法、司法和国家经济行政管理过程必须公开。对于各级党政部门所通过的不利于促进“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宪法要求的政策、规划和决定，所有公民都有权在“民主鸣放专栏”提出批评、质疑和控告并要求正式回应；媒介和有关“人代会”负责公开报道与处理。
5、按照“人与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目标和宪法要求，全国人大要对缩小全国城乡差距和地区贫富收入差距，提出明确具体的目标要求，并以此作为考核中央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之一。各级政府部门的经济政策或基建投资决定，必须有利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差距。每一个出台政策和措施是否对缩小“三大差别”有利，应成为单位政治学习讨论内容和“人大”评议政府工作实绩和表现的主要指标。
6、国家级党、政（包括“人大”）、军、干部的工资水平，与全国工农实际收入平均指数挂钩。政府财经部门按照国民经济再投入和消费比例，设定全国最高工资和最低收入限度，根据职业性质制定收入级差规定报“人大”审议通过。如可以考虑军人、科学家、技术专家最高工资不超过工农平均收入（？）倍，工程师、医生、作家等不超过（？）倍，教师（党务人员）、政府官员、媒界人员、高级技工最高工资不超过工农平均收入水平的（？）倍，城乡最低收入（即社会最低贫困线标准）不能低于上述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地区性收入级差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等。
7、人民群众评估中央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之一，就是检验其在稳步提高国家经济、科技、国防、教育卫生和国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前提下，每年公布的地区收入级差缩小了多大百分比。评估地方政府工作成绩标准之一，就是在稳步提高本地城乡居民收入总水平的前提下，每年拉低工农和不同职业收入差别为多少。凡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名，人为扩大地区收入、工农收入和脑体力劳动收入差别者，视情节轻重和实际后果，由“人大”给予免职处分直至交宪法审议庭追究法律责任。
8、根据“人与自然和谐” 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宪法要求，各级政府部门的经济政策和决定，必须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反对只顾局部效益不顾社会效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经济决策。
譬如，在产业扶持和轻重缓急次序安排方面，必须优先发展有利于节能和环保的公共交通设施产业行业，严格控制包括发展小汽车在内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要坚决摒弃资本主义“唯利是图”人为制造市场、制造消费的短期行为，鼓励企业在产品经久耐用方面下苦功，在讲究部件替换匹配性以使产品自动升级方面动脑筋。要在全国造成“节约光荣、俭朴是明智，浪费可耻、奢侈是愚蠢”的全民共识。企业领导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促使企业职工设计制造产品时精益求精，力求同样是一台电视机或电脑，资本主义国家为所谓“鼓励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使用几年、十几年就报废换代，中国人则要制造换一些部件能够用几十年、上百年的产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要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雄心，不仅体现在社会制度、人际和谐方面对人类发展道路作出示范，而且要在充分利用和节约地球资源方面为全世界树立先进榜样。
9、各级宪法审议庭和最高裁决庭，将为人民群众和媒界对各级党政部门实施宪法监督，以及党政（包括“人代会”）之间的互相监督，提供制度性的法律保证。宪法审议庭和最高裁决庭的职责，是审理追究通过一般行政渠道无法解决、纠正和惩处的（特别是党和“人大”部门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违宪”行为，以司法判决形式，维护宪法最高权威，确保共和国社会主义性质。
由三名终身职务成员所组成最高宪法裁决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投票表决，选举德高望重之国家级退职党政领袖人士担任。如因特殊情况需要弹劾最高宪法裁决庭成员时，必须由中共中央常委和人大常委会同时动议，并同样经“两代会”全体代表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投票表决通过。最高宪法裁决庭其主要职责，一是依法复审各级宪法审议庭的判决结果并作出终审判决；二是协调和裁决“分权制衡”制度运转过程中无法按常规解决克服的重大矛盾和社会危机33。
结语：愚公移山，坚韧不拔
新毛主义重建方案的第一重大特征是，在强调开展“兴无灭资“思想斗争作用、强调人的思想觉悟对捍卫社会主义制度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注重从利益机制上，把党、政、军、文化知识界等各界人士的切身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紧紧捆扎在一起。要通过明确立法，采用“水涨船高、一损俱损”做法，把党政军领导和社会各界精英人士的工资收入水平，与工农大众收入平均指数挂钩、同步浮动，以促使处于社会优势地位者放弃在利益分配上“自我优先”的精英主义取向，把维护社会大众利益、支持提高广大工农整体收入水平的平民主义社会发展路线，作为自觉的思想追求。
在党的职能改变方面，党的领导干部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权力把持者，转变为脱离国家权力之后，他们必须依靠支持人民群众跟权力蜕变分子作斗争，以及成功培养出一代代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的成果，才能有效维护和强化自身政治领导地位，扩大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否则就会被“边缘化”。
上述利益机制，也同样适用于人大、媒体和宪法法庭系统人士。如果拆毁这一社会主义“分权制衡”体制，以左翼思想文化人士为主体的独立媒界系统，将失去“无冕之王”的权威身份和独特地位；各级人大将失去从立法到任免行政长官和掌握全国民兵武装力量的巨大权力，重新成为无足轻重的“橡皮图章”；由法律界人士和革命老前辈所组成的宪法审议裁决系统，将再次成为“权大于法”的牺牲品；包括广大陆军退役官兵在内的占全国最大人数的工农大众，将会失去由社会主义“分权制衡”制度所确保的“铁饭碗”、全面义务教育制和“学生住校制”等制度性利益保障。在这种制度下，权力和利益唯一受损并受到很大制约的，是马克思所反感的、毛泽东对之充满警惕的国家行政官僚系统。即便官僚精英阶层在共产党掌管学校中受到良好思想品德教育，他们中某些掌权者“以权谋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利益冲动，仍然会顽固地高于廉洁奉公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自觉；但是受到党、人代会和独立媒介的三重制约，加上各级“人代会”不断选拔大量工农兵群众加入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掺砂子”，国家行政官僚阶层的精英主义自发倾向，势将受到有效遏制。
新毛主义重建方案的第二重大特征，是注重现实可行性和具体操作性。这一给中国绝大多数人以明显实惠好处、使极少数非法暴富者利益受到沉重打击的社会发展替代方案，不仅可以在中国贫富“两极分化”路线最终引发社会动荡和革命形势下，成为左派组织动员人民大众重建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具体奋斗目标，而且能在意识到社会危机的中共党内人士试图调整施政路线、化解社会紧张状态时，作为可行性很强的左翼改革渐进步骤，逐步扭转中国在“拉美化”泥坑中越陷越深的困境。
譬如，为加强遭受严重削弱之国营企业的实力，完全可以在裁军过程中，不事声张地把几个或十几个陆军师，改变为恢复毛泽东时代“生老病死有保障”之“铁饭碗”制度的、必定为深得广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人心的大中型国营企业。
为加强媒体监督，可以选派坚信社会主义的党内高层理论干部，组建掌管由《人民日报》或“中央电视台”和省市级报刊与电视台合编的、不受地方行政管辖的“垂直领导”独立媒体系统，实施对各级党政领导进行媒体监督的试点工作。
也可以根据“反腐肃贪”、追索国有流失资产需要，订立必要法规，在条件成熟地区从事建立“民主争鸣专栏”的政治实验，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有条不紊地、有步骤有重点地依法开展“反腐肃贪”运动和收复国有流失资产斗争。
还可以针对城乡贫困家庭孩子“上学难”的突出矛盾34，有国家通过大力压缩公款消费、征收“高消费税、遗产税”等取得资金来源，统一拨款，有选择地建立一批“一切费用由国家全包”的“住宿制”中、小学校，给穷人后代以接受“有教无类”待遇和“教育脱贫”的机会。这样做，不仅会大大增加市场有效需求和就业机会，而且能够以不致引发社会大规模动荡的渐进调整方式，补偿工农底层民众在“改革”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利益剥夺和损失，从而大大增强这些年来因阶级和利益分化遭到空前削弱的社会凝聚力。而根据2003年美国侵略伊拉克战争的情况看，有无这种凝聚力，乃是现代反侵略战争中能否树立全民精神防卫能力的关键。
上述这些举措，均可以在不发生急风暴雨式社会革命和巨大政局变动的条件下，通过左派力量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推动与不断施加强大民意压力，由党内左翼调整路线制定者采取谨慎试点、逐步推广的方式，在保持基本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情况下，稳妥渐进地扭转“拉美化”社会发展方向。
在党内左翼力量一时无法占据上风情况下，中国左派应援引宪法有关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力的明确规定35，以据理力争的方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全国各地建立“毛泽东主义学会”、“维护社会主义宪法联合会” 以及“维护民工权利协会”等基层性“社群组织”，以合理合法的方式，促成必要的思想整合和组织整合。在这一整合过程中，要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风气，对各类左翼社会发展模式和方案进行广泛深入讨论，逐步建立起包括新毛主义重建社会方案合理构想在内的牢固共识，使之成为中国左派宣传社会主义政治主张和具体奋斗目标。要拟定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生动鲜明和简洁扼要的战斗口号36，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重建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可以根据现行宪法所明文规定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37”原则和“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38之条款，对借“推进企业改革”为名大搞“化公为私”、“买断工龄”逼迫国企职工“下岗”等明目张胆的“违宪”行径，在民众觉悟和组织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单位或部门，借鉴上述“民主鸣放专栏”做法，深入基层，组织发动群众通过贴“小字报”、宣传讨论宪法原则和中央高层“维护宪法权威”讲话、在互联网左翼论坛大造舆论，群众投告请愿乃至正式提出法庭起诉等合理合法手段，跟党内外资产阶级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名正言顺地提出清算剥夺“化公为私”私有化成果的斗争目标。
根据现行宪法“国家保护公民合法收入”39之条款，中国左派也可以维护宪法权威为号召，利用互联网、学术讨论会思想座谈会、发动请愿示威活动等，对拖欠农民上城打工者工资之严重社会现象，不仅追究资本家、包工头等肇事者的经济责任，而且追究有关政府和司法部门默许纵容这类剥削抢劫行为者的“违宪罪”和“渎职罪”。
必须高度关注和重视九亿中国农民的生活疾苦和利益困境。要充分发挥某些大学已存各类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研究学会等组织，联系和扩展更多类似组织，发现和培养思想进步的各地大学生，通过他们在暑假寒假时期深入广大农村，宣传跟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新毛主义重建方案主张，并建立密切的固定联系。对于向农民肆意转嫁国家全民义务教育经费负担，以及各种“土政策”横征暴敛、侵犯剥夺农民“合法财产所有权”的行为，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动群众，跟为非作歹的农村贪官污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国思想左派应该积极运用现行宪法中“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的明确规定40，针对报刊、电视、文学和互联网等思想意识形态阵地资本主义卖国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思想攻势十分猖獗的现象，坚决揭露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包庇纵容和公然与宪法“对着干”的“违宪”责任。
根据现行宪法“反帝、反霸、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正义斗争”原则规定41的“违宪”行为，我们也可借时事讨论会和互联网上贴开展舆论谴责和思想批判的形式，直至向法院提出正式起诉等合法手段，把中国政界学术界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亲美派人士推上“违宪”被告席。
参照上述重建方案中所强调的培养全国人民“懂宪、守宪和护宪”公民意识之要求，针对现实斗争和长远斗争的需要，紧扣维护现行宪法权威这一中心大造社会主义舆论，不仅有利于发动群众，大大增加反动势力镇压左派力量的难度，而且有利于中国人逐步加强社会主义宪法意识，为新毛主义重建方案的实施前景，在全社会打下良好思想基础。
总之，要把毛泽东时代在现行宪法中所存留的一切社会主义因素，转变为有效反击“拉美化”路线的思想动员手段和斗争武器，选准中国资产阶级最容易突破的基层薄弱环节，在党内外左派力量比较强的地区和单位，开展成功机率较高、容易取得广泛社会同情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局部抗争。在每一场斗争中，组织领导者要以毛泽东所提倡的“五不怕”精神42为自我武装，首先在斗争气概上勇敢无畏地压倒敌人。而在策略上，要抓住党内走资派还不敢公开抛弃社会主义旗号的致命弱点，精心设计使敌人“狗咬刺猬无处下口”的公开口号和合理合法的具体斗争目标，营造一种“朋友跟我们靠近不必害怕丢脑袋、敌人对我们仇视却难下手”的有利势态，以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和斗争积极性。要遵照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力求使每一个斗争回合，都能争取到党内各级左派力量和思想学术界良知人士以及社会舆论的广泛呼应、同情和声援。要向最好处努力，作最坏打算，制定进退有据、能够充分应付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的对策，明确胜利时要达到打击削弱敌人、壮大人民力量之成效，失败时能达到迫使反动派暴露真实面目、擦亮人民眼睛和保存自身力量之结果。
在历史所赋予的重建社会主义中国伟大事业中，我们要继承毛泽东所倡导的“愚公移山”43的坚韧不拔精神，深入底层用最通俗的语言，坚持不懈地宣传我们重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各项具体主张。增强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要使所有党内外左派人士、一切不满资本主义自私贪婪“两极分化”路线的进步知识分子，沟通那些渴望人与人和谐相处、希望共同致富的中国人，与憎恨靠巧取豪夺少数人致富、反感人与人互相竞争搏斗之社会模式的绝大多数民众一道，共同“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44 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面对现在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国际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和“国内资本主义拉美化”这两座大山，我们“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2003年3月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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