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邓小平和毛泽东
2005年2月21日13:48
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邓小平年谱》一书，是一大功德。对于研究当代政治史的人来说，或是对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人来说，此书所披露的一些重要史料和资料，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毛泽东曾以邓公为接班人
毛邓之分歧，毛邓之对立，邓公否定文革之拨乱反正等，早为世人所熟知。但是，毛邓关系之另一面，毛与邓之情谊，毛与邓在政治理念上之共同点，邓对毛在重大理念上的继承与发展，则目前甚少为人所知忆或论及。而此点，实为观察毛去世后邓之复出以及邓主导十几年中国改革开放大局面的关键之点。邓公《年谱》为此问题提供了若干引人兴味的史料。
毛对邓公有一些人所共知的评价。一曰邓「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二曰「绵里藏针」，外面是棉花，内里是钢铁公司。在党内高级领导人中，邓对毛并不曲意迎合，但毛对邓则殊为见重。事实上，毛泽东生前曾三次考虑以邓作为接班人。第一次是五十年代，邓公是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大力推荐的领导人之一。因此八大后邓作为总书记领导书记处主管中共中央日常事务。此举不仅表明毛对邓的信任，也是毛对刘少奇分权的一种组织策略。
第二次是文革初期。尽管1966年夏之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公与刘少奇由于工作组问题及「刘邓路线」并遭批判，但毛泽东对邓却仍别具只眼情有独钟。据当事知情者王力回忆：「1966年7月16日，毛曾对我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我还是会要邓小平出来，至少任常委。」(据《王力反思录》，并参看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邓在运动中遭群众批判后，毛还通过汪东兴向邓传话转告：「第一要忍，不要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毛写信。」(同上)此种关照，实为邓于被打倒后能再复出预埋下伏笔。
第三次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命邓复出接周恩来班。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上宣布：「主席指定副总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称赞小平同志有能力，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以小平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即「三副一正」)。1975年间，在毛泽东、周恩来通力支持下，邓小平实际已作为代总理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据《年谱》，1975年5月3日，毛在政治局会上公开批评江青为首之四人帮，同时着意地当众赞扬邓公，以至毛当时指着邓小平说：「你就是毛派的代表。」考虑到当时海内外舆论普遍以江青集团为「毛派」代表，毛之此言此举殊为意味深长矣！
毛泽东对邓公特殊保护
但是，1975年底，由于邓公试图全面改变毛的文革路线，引起毛再次对邓不满。于是江青试图趁机再次掀起倒邓浪潮，但是此则仍为毛所拒绝。(据《年谱》，75年11月10日，邓与胡乔木谈话，承认自己「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
1975年11月4日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批评邓小平情况。毛泽东说：「我批评某人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至为耐人寻味的是，1975年11月5日，邓在遭政治局多次批评后，写信请示毛，意图逐步退出外事活动，由江青、张春桥取代，此议亦被毛拒绝。据《年谱》：1975年11月5日，邓公致毛泽东信称：「我觉得以后见主要国宾，由我一人出面，过于繁重，故拟请春桥出面如何？请主席考虑指示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审核。」这实际上是委婉地提出淡出或请辞，而毛则明确示意拒绝。毛泽东阅信后批示：「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迎送及宴会。」毛还特别删去了邓信中提出「江青同志会见安排」，并把「由邓小平或张春桥代表周总理主持」、「请邓小平或张春桥讲话」、「请邓小平或张春桥祝酒」中的三处「或张春桥」四个字圈掉，表示一切仍由邓公主持。
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后表示：「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江青在文革中曾数次向毛提出清除邓小平出党。如1969年「九大」期间，江青与林彪就曾联合向毛提出，要像处理刘少奇那样处理邓小平，永远开除出党。但毛一直不予理会。据《年谱》，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江青到毛泽东住地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江青又提出应开除邓小平党籍，毛泽东仍不予支持，不作表态。
天安门事件后，4月7日「四人帮」声称可能有「群众」希望去冲击邓小平，要把邓小平关起来。汪东兴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不能冲击，也不能把人抓走。」毛还指示汪东兴将邓小平转移到安全地方，由汪直接安排、负责。于是，当日下午，邓小平夫妇被迁至东交民巷一住所住下。
据《年谱》，6月10日邓公通过汪东兴致信毛泽东希望与家人团聚：「我到这里来住，两个月零几天了，近一个月，卓琳眼病严重，住了医院。她在医院终日住在一个小房间，除医护人员外，不敢同任何人接触，也没有亲人去看她。这种状况如能改变，对疗效极有好处。所以，我们急切地提出同孩子们同住，或者首先允许她们来看望我们的要求。」
汪东兴将此信报知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即指示，「可以同意邓小平来信请求。」6月30日邓家即接到可搬回宽街住宅的通知。7月19日，邓公夫妇乃从东交民巷搬回宽街住宅。于此可见即使在第二次被打倒之际，毛对邓公仍然有存惜之情。
因此，邓公对毛泽东亦始终有知遇之感，而且始终深怀感念。据《年谱》，1977年9月14日，邓公在会见日本访华团时说：
「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幺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就我个人来说，对个人安全是放心的。四人帮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我的职务撤掉了，但毛泽东还保留了我的党籍。毛主席指定专人、专门的部队保护我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
邓公后来还对西方记者坦言：「毛在文革中是保护了我的。」
可以断言，文革中若非毛泽东对邓公特别保护，则毛身后之中国历史方向实不可知矣！
邓公评价毛泽东
但是，邓公在若干重大政治方向及理念上与毛泽东确实存在重大之分歧(拟另文讨论)。即使在毛当面，邓对此实际也并未完全掩饰。但是，直到邓公临终，他仍对毛及毛思想表示深厚、忠诚之感情。邓公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不搞「非毛化」，「中国党、中国人民不会作赫鲁晓夫。」
据《年谱》：1978年11月25日，邓公在与中央领导人谈平反天安门事件等问题时说：「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
1978年11月27日，邓公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幺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979年3月16日，邓公说：「我们必须坚持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安定团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影响问题。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段历史。像评价文化大革命这样问题，可以暂时放下。我们的宣传机构包括报纸，要注意这个问题。有些帐讲不清楚就不要讲，向前看嘛。」
「如果要求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不是马列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
这些话邓公生前反复申言，可知并非一时权宜之计，实皆为邓公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公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回答她的提问。在回答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是否要永远挂下去的问题时邓公说：「永远要保留下去。」「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邓公之政治遗嘱
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没有留下正式的理论遗嘱和政治遗嘱。但是，毛在1974年12月26日与周恩来于长沙作深夜长谈，谈到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其中特别提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分配问题。毛说：「列宁为什幺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之前，毛泽东10月20日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也曾论及：「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这一谈话以及1976年毛泽东批邓打招呼的二十条谈话，实际可以视作他临终前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最后思考和遗嘱。
邓公平生言论以1992年的南巡讲话极为有名。讲话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有人把这些讲话视作邓公的政治遗嘱。但是，邓公《年谱》中却记载了南巡讲话及中共十四大之后，邓公过去未见诸发表的几次私下谈话。在谈话中邓公引人深思地多次谈到中国的社会分配问题和两极分化问题。表明邓公之晚年所关注的问题，已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开始关注社会分配的公正性问题，而此则正是毛泽东晚年所思考的问题。
据《年谱》，1992年12月18日邓公阅《参考消息》上《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两篇文章后，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
1993年9月16日，邓在与其兄弟邓垦谈话中再次谈到社会分配和两极分化问题。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小部分人获得那幺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从《年谱》看，这次谈话是邓公在中共十四大后关于改革开放问题最后一次内容丰富而重要的较长谈话，可以看作邓的遗嘱。
这表明，邓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所关注的问题与毛生命之最后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实质是相同的。即社会分配的公正及与此必然相关的社会稳定问题。
邓公晚年的自我反思
1979年3月30日邓公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在提出反「左」的同时，明确提出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此国内外某些舆论一直有所非议，认为此方针与改革开放相矛盾，是自作框架束缚手脚，或指责为邓公之不智之举。
但是1993年9月16日，邓公在与兄弟邓垦谈话时，反思此事而明确指出：「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没有输理的地方，没有什幺见不得人的地方。」「我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幺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当时我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讲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现在经济发展这幺快，没有这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幺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幺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
我私见以为，所谓四个坚持，实际是邓的政治改革理念之底线。四个坚持一方面以维护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即国家主权制度为核心，另一方面则坚持国家的主体意识形态及经济制度，从而方能保证国家在改革开放的震荡中仍能维持大局稳定。这正是深刻的国家主义理念，目光至为深远！
在同一次谈话中，邓公还谈到个人进退说：「我退休是党中央全会认可和批准的。我的意思是要建立退休制度。没有退休制度，我们的事业难以为继。长久下去，会背起一个大包袱，一堆老人。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又据《年谱》，1993年11月11日邓公曾对身边人员谈论当时的西雅图会议和香港问题。邓公表示：「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这是老年人心态，今后不宜再过问政治问题。」
这一番话实际是邓公对自己近期一些政治活动的一种自我反思，其涵义至为耐人寻味！
(04年8月14日，写于北京)
有人说，提出新国家主义有标新立异之嫌。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博大精深的伟大社会哲学，但它并不适合作为一种治国理念。为什么？因为它过于深奥而复杂，对它的理解、研究和解释分歧太大。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而当今世界上关于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流派？有多少歧异的解释和学说？从青年马克思主义到晚年马克思主义，从恩格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至甚至还有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如此纷歧复杂，如何统一之而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呢？（为了统一思想，难道也要开一个"白虎观"会议吗？）
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几个简单的信条，那就是斯大林主义。如果承认它的多元性和学术争论的自由性，那就是修正主义。如果以之作为治国理念，究竟以哪一种"马克思主义"为准则呢？
而国家主义只有一个信条，一个最简明的信念，这就是国家神圣，国家主权至高无上。一切与国家相关的事物、荣誉以至象征，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你有意损毁污染一张人民币，毁坏一面国旗，国家就有权问你罪。
但是，像张五常那样的弱智文人，他写文章骂"最蠢无过马克思"，他在公然亵渎当今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是，你虽然可以蔑视他，却无法问他的罪，因为国家已承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否则你就是在侵犯他的自由信念，国内外就会说又会回到中世纪的宗教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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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立定为治国理念。那么好，一场文化革命式的意识形态大辩论就会出现。许多人（多数知识分子）都会公开或私下说；对不起，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你的国家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那么，我有权不爱它，也有权不效忠你。（包括香港人、台湾人。）
但是，如果国家以国家主义为本位，那么对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信仰，什么教派，什么意识形态，爱国都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律令！只要是中国人，就有义务和责任无条件地效忠这个国家。这就是宗教改革以后，近现代国家之所以将宗教与国家相分离，让国家回归于世俗基础，而不再以教派或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分类的高明之所在。
中国今天为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却一直乱象不已，社会危机山雨欲来？当前政治思想的混乱正是其主要的根源。
今天中国的干部、官员、领导人，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信仰马列毛的马克思主义者？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国理念，那么对这么多不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官员怎么办？劾夺他们的任职资格吗？清洗和抛弃他们吗？这种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在当今已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文革全盛时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当时如此，何况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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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复杂高深的学说，对它的解释极其分歧！以之作为治国理念，难免会陷入学院式争论，导致理论理解的政策歧义和修正主义。宋丞相赵普说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真是高明之论！治天下的原则愈简明，国家愈易于实现思想统一！若他当时以儒学十三经治天下，则天下人心必乱矣！
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从来未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因此，当作为一国治国理念的思想和精神垮掉时，这个国家也就垮掉了。
其实黑格尔正是深刻观察了自宗教改革、新教革命以后到法国革命欧洲一系列国家发生革命和政权颠覆的历史教训，才总结出这一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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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过去一向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国理念，因此要颠覆这个国家的人就常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他们说：好啊，马克思主义是如此这般地描述社会主义的，你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符合标准吗？不符合，因此你的社会主义是假的，你这个国家的存在理由是假的。看看香港那些反共刊物，天天讲的无非就是这一套。
也正是这一套把赵紫阳、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最高领导人讲糊涂了，以至连他们自己也在怀疑这个国家和现实制度的合法性。赵说，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说，我早就将自己向上爬的目标确立为摧毁这个制度。连最高领导人都动摇了，还有什么样的国家体制能够不崩溃解体？所以说，国家制度的确是建立在思想之上，即政治信念的统一和认同之上的！
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国理念，当马克思主义受到普遍怀疑时，这个国家就只能面临着颠覆。前苏联及东欧的解体，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失败，都提供了眼前的教训！而许多人却至今未从中觉醒！
历史在当代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门槛上--要么是以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为至上原则的国家主义统合国民意识，要么就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歧义纷争和分崩离析中，最终陷入国家动乱与分裂的恶性循环！我们准备作何选择呢？
因此，现在到了应当还"国家主义"这个词语以本来应有的地位的时候了！
那么是否可以不要马克思主义呢？不！虽然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一种治国理念，但是由于这个学说所具有的丰富深刻的真理内涵，它所具有的深湛人文精神，它应当作为一种指导施政者认真研求的政策理念。一种有弹性的规范性和指导性的国家意识形态理念。
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意义有所类同。那么为什么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较为熟悉的词语呢？很简单，因为爱国主义只是一种情感，而国家主义却是一种理念，在内涵的深度上它涵括了爱国感情，但包容却还要更丰富。
――――选自《论政治国家主义》
……
九、当代问题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
1、回顾与反思
记者：通过前几回的访谈，我们对您的个人经历已有较深入的了解，那的确是十分独特。 人们知道，您治学范围非常广泛，视野也十分开阔。但是，人们还会想了解您的治学历程，也就是您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 您能否只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您的思想的发展历程？
何新：回顾我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寻求破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寻求立的时期。 破，就是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桎梏。这个阶段从1967-1987，约略为20年。 立，就是在面对文化虚无和意识形态真空的废墟上，探索维系、延伸中华文明生存发展的新价值体系，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寻找连通华夏传统思想与现代革命、华夏传统思想与外来文明，使之衔接连续的桥梁。
记者：从您出版的著作看，您的涉猎几乎涉及人文学术的各个学科。 在这些学科中，究竟什么是您治学的主干呢？
何新：我是《伊索寓言》中那个蝙蝠，因此既被动物界也被飞禽界所驱逐。（笑）
我治学的过程，在70年代，主线是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哲学史、宏观中国史与世界史。1980年进社科院后，我得以接触各种西方现代思潮，一度对存在主义、语言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解释学这类新玩意（当时所谓"新方法"）颇为迷醉。同时也特别注意西方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 1982年秋，我曾出席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研讨会。在这次会上发表的论文中，我在当时首先提出应当进行"文化反思"的命题。 但是在那前后黎澍先生的一句责骂：你通读过24史吗？你读懂了13经吗？对我乃如醍醐灌顶。 离开黎澍以后，我即试图以新的学术眼光，包括学习西方人类学、语言分析方法，深入读史、读经。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诸神的起源》等著作就是这一研究过程的结果。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和重新认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同时我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意义重新解读近代中国革命，我日益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并且决心致力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由此而有了我九十年代的两部重要著作《东方的复兴》（1988-1990），《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1996）。 在此之后，我十分鄙视那种主张引进西方价值改造中国文化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至于一些人指责我的"保守主义"、"反动倒退复辟"等等，只令我感到自豪。
2、政治启蒙是双刃剑
记者：何先生，我想向您提出一个敏感的问题。您愿意回答就回答，如果不便回答，就不作回答。
何新：（笑）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
记者：您现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您是否仍然真诚地信仰这一学说？
何新：（沉思良久）马克思主义，是19-20世纪，对全人类生活和社会变革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我个人一直在研究它。 至于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都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有人说"共产主义是幻想"。但是美国当今向世界传播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自由市场"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形态，也是欺人之谈和幻想。凡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美国自己的社会现实就远不符合这种幻想。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多数领域，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直到现在，仍然不是真正客观的科学理论，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主观的，可以由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主观价值偏爱去选择和解释的意识形态信仰。 关于信仰与科学的不同，18世纪的康德已经作过非常深刻的思考。他在研究认识论时，指出感性、理智性（知性/悟性）是可以依赖的。但他认为理性是不可依赖的，因为理性具有借助思维符号（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进行自由构造的功能。因此在理性的推论――即理论意识形态中，总是矛盾歧出，而且难以确切地得到事实的检证。正如黑格尔所说： "人们以某些思想和可能性为依据，作出这样一种推理；人们也同样可以再提出另外一种推理来与它针锋相对。这两种推理，谁也不比谁更高明。"（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08页。） 所以康德主张放弃理性，只以感性和理智性作为认知工具。而把理性的领域保留给信仰。康德是近代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所意识到的问题，即划分知识工具和理性信仰的问题，也就是工具理性和宗教及意识形态的歧异性问题。
记者：那么您今天如何看待启蒙精神？
何新：启蒙即思想解放是两头锐利的双刃剑。五四激进的启蒙思潮，在反封建的口号下也否定了华夏文化传统的一些基本价值和精神支柱。 《狂人日记》说："翻开5000年史书，只看到两个字'吃人'。"这种彻底否定中国历史传统的看法，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但无疑是非常极端而片面的。 70年代末兴起的"思想解放"（新启蒙）也产生了一些极端和片面的东西。例如，彻底否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就是一种片面而幼稚的政治理念。 意识形态不应当随意干预学术自由、文化自由以及世俗生活领域，但这绝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应该彻底放弃意识形态。
3、意识形态的涵义
记者：人们经常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怎样产生的？
何新：对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我所知，那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马、恩在1844年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这个术语的涵义指社会对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 例如，我国现在的意识形态，自我表述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美国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则是"民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这都只是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象征和虚拟的体系。或者说，是一种主观的社会自我表述。马克思说： "在现实中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说法为依据。同样，在历史中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也不能以它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面具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学却还未具有这种常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德意志意识形态》P.46。） 所谓"社会科学"的多数领域（包括被某些人奉为圭臬的"经济学"理论），也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即属于社会中某些阶层/利益集团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述。 例如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和自我陈述。所谓"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有时是一种极端的个性主义，有时又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反对公共威权/确立自我威权）。 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极大的价值偏见和排他倾向。它很难中立。 但是，科学这个术语具有中立、客观、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识和某种利益）为根据等等涵义。所以培根将之称为"工具"，后来有人将科学称为工具理性。 科学是科学，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它们各有自己的领域和功能。它们常常被混淆。但是二者实际是非常不同的。 工具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功能有时很容易被混淆。但如果在政策的施用中，决策者对二者的功能发生混淆，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4、警惕意识形态的误用
记者：您能否举一个实例？
何新：例如国家统计局是国家的经管部门之一。它本身是一个政策工具部门。但它所发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具有为现行政策提供经济业绩数字，以动员人们支持现行政策的宣传意义。 但对于决策者来说，来自统计局所提供的统计数字，又具有社会经济的"压力表"的仪表作用，为决策者直接提供对于社会经济进程的量化监控。这种监控的可靠性，取决于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通过这些数字的及时反馈，决策者才能准确地了解经济和社会运行状态，随时对经济运行状态进行调整。
记者：但是，出自自身"政绩"的考虑，统计局往往"报喜不报忧"。
何新：问题就出在这里。这种有意的误报，实际上是统计部门误解了自身的真正功能，它是统计局，不是宣传局。它的责任只应该是真实地、客观地、尽可能准确地、至少也是不失实地，像计算工具一般地统计和汇报数字。对国家不利的数字，它可以不对外发布。但是它无权，也不应该由它为某种政策目标，直接政治化地处理统计数字。这种利用统计数字进行加工而进行宣传的工作，应当由专业宣教部门、意识形态部门、传媒部门去作。 如果对统计局给予可以自由加工处理、以至歪曲粉饰统计数字的授权，表面看来会有利于当局，实际是遗患无穷。让统计局利用所加工过的数表搞政治宣传，以支持现行经济政策，这就是将统计部门由工具部门变成意识形态部门。对于决策者来说，这意味着为自身制造一种极为危险的信息污染。
记者：为什么？
何新：因为决策者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把虚假的向外宣传当成了真实的现实。自身也被虚假数字和虚假经济情况所误导。 同时这种功能误用也为统计部门提供了机会，提供了行为范例，使它可以随时编造真真假假、半真半假、似真似假的宣传数字，为阿谀和支持现行政策方针而上报当局，以此讨取执政者的欢心。 其结果必将导致决策者对社会经济形势的严重误判。使得需要及时调整不良政策的时机被错过，使得需要纠正的政策失误得不到纠正，最终酿成重大的社会危机。 在共和国历史上，由于决策者被虚假统计所误导，而作出重大错误判断造成经济灾难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58-1959年的"大跃进"。
5、信仰与理性
记者：宗教与意识形态一样吗？
何新：宗教是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在传统社会中，例如在中世纪欧洲，宗教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是，意识形态也可以作为哲学、文学、经济学或其他学术而出现。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孔孟之道，即儒教。
记者：宗教与哲学等学术的区别在哪里？
何新：简单说，世俗的宗教不要求理性。对于宗教来说，信仰比理性更为重要。 宗教对其教义，要求人们整体地接受它，拒绝任何分析和批评。而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理性的本质就是分析和批评。
记者：您可以举个例子吗？
何新：例如对待马克思的著作。如果把它当作宗教，就要整体接受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神喻或圣喻。不能分析，不能讨论，不能存疑，不能批评，更不能否定。但学术理性则不同。
其实马克思与马克思也不同。毛泽东与毛泽东也不同。他们是人，是思想家，但不是神。他们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对事物的看法，在生活中也是不断变化的。
在东北的时候，我当时通过直接研读马恩列斯的原著，已注意到，马克思的理论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不完全相同。而且，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早期、中期、晚期也有所不同，有所变异，有所发展。 马克思早期是激进的启蒙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中期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晚期，在《 资本论》后期手稿中，马克思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可能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阶段。 这与他早期发表《共产党宣言》时的激进主义立场已有显著的不同。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前也曾激进地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倾向于"左派共产主义"）。但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面对落后的俄国迫切要发展生产力的现实，他就主张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实行名叫"新经济政策"的让步政策。 不仅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也如此。毛泽东在50年代初期，曾认为中国应当搞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而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可以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产阶级存在的。 但在1954年后，他又主张加速过渡。1958年甚至主张提前结束过渡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试图在中国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消灭三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斯大林，以及30年代他所培养的一批理论家(如尤金、日丹诺夫等)，将马克思特别是斯大林的思想宗教教义化，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政治信条，变成政治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制造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多次大清洗。发起了许多次整肃科学异端和学术思想异端的运动（如在遗传学、控制论等学科中）。中国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重蹈了这一覆辙。 在文革中，尽管我自己早已成为一名异端分子，但我当时却有决心以一种反迷信的态度去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
记者：您的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很勇敢的。
何新：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勇气，在理论上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独立思考。
6、科学精神的特征是理性主义
记者：这么看来，怀疑主义，理性主义，是宗教信仰的敌人。
何新：是的。康德说过，所谓启蒙精神的特征就是以怀疑为先导的理性精神的觉醒。 马克思本人年轻时代写过一篇著名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中也贯穿着一种理性主义的启蒙精神。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讲过一个名言。他说：老实说吧，我憎恨所有的神。又说：那些摒弃世俗所信仰的神灵的人，并非是渎神的。只有那些迷信这种神灵的人，才是亵渎神的。这些话，当时也深深地激动和鼓舞过年轻时代的我。 在70年代中期，除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书外，对我影响较大的书籍还有一些历史书。例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法国革命史》(马迪厄)。我这个时期也比较注重对法国18世纪启蒙哲学例如孟德斯鸠、卢梭的著作，以及对休谟、康德哲学的研究。这些书中都贯串着启蒙的精神。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对这些书特别感兴趣呢?
何新：《第三帝国的兴亡》，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根据二战后美国缴获的希特勒德国档案资料所写的一部纳粹德国史。这本书在1965年第一次出版，文革中后期的1975年出了新版，作为"内部读物"在内部发行。我通过父亲的帮助，搞到了这部书。 在这个时期，几乎一切书不可能自由出版的情况下，官方居然出版这样一本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色彩的书，似乎是意味深长的。
记者：您认为意味着什么?
何新：《第三帝国》一书记述了希特勒个人崇拜的形成过程和法西斯政治极权体制的形成过程。记述了戈培尔制造纳粹意识形态，实行思想专制，毒化德国社会舆论的过程。书中指出"第三帝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是以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革命"("褐色革命")的名义而进行的。 这些历史资料，使生活在文革政治气氛中而具有政治敏锐性的人，不可能不产生非常切近和具体的联想。 事实上，法西斯主义，这个字的拉丁语源，就是棍棒与斧头，就是政治暴力。党卫军，就是制度化的"红卫兵"。法西斯蒂的实质就是以暴力和恐怖维持的绝对极权主义，绝对专制主义。而这也正是文革时代以四人帮为核心的新政治体制的特征。 当时出版这部书，我认为这是党内反对文革派作出的一个有意识的文化动作。
7、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虚拟的象征体系
记者：这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您反对政教合一，另一方面您又认为一个国家制度不能放弃意识形态。
何新：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应该为信仰和理性划定各自的领域。 国家不是一个自由组合的社团，不是所谓"自由契约"（卢梭），也不是一种暴力机器（列宁）。国家是一种制度，一种有机有序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组织制度。 这种制度中需要有权威，需要有权威的象征符号（如国徽、国旗、国歌、领袖），也需要有支持合法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理念。这种原则和理念就是政治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虚拟现实，它是被设定的一种政治理想。它不一定真实。也不必要求它一定是真理。 关于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马克思讲过一句经典性的话："它（意识形态）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5页。） 现今的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制度，有多种多样的政治意识形态。 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是意识形态，《圣经》是教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亚当夏娃的故事以及上帝七天造人的神话是真理呢？美国总统就职前要到教堂中去作礼拜。这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仪式。 日本国家认为天皇不是人而是神。至今日本国家仍以神道教作为国家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靖国神社就是其象征之一）。难道天皇真的是神吗？追究统治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问题，常常蕴涵着推翻和否定国家现实政治制度的涵义。 国家意识形态是超越理性的，它是一种政治信仰。它不接受追究，不接受质询，但是它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承认它，接受它，信奉它。就像国徽、国旗、国歌一样。因为它是国家权威、国家统一的象征体系。
8、启蒙思潮有偏激性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不能理解的。我们在大学读哲学时，教科书告诉我们：唯心主义是反动的、落后的、愚昧的哲学，并且往往是和宗教愚昧结合在一起的。
何新：这是一种偏见。唯心论是一种哲学学说，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相关的政治属性（所谓"反动"或"不反动"）。 宗教也是唯心论的一种形态。但唯心论并不等于宗教。犹如细菌是生物的一种形态，但生物并不等于细菌。 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潮，反对天主教的政治文化，标志着欧洲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它直接为1789年的大革命作了意识形态准备。 任何革命往往都具有偏执化的片面性，启蒙思潮也如此。 但是，近代法国的激进思潮后来深刻影响了19、20世纪的俄国革命哲学、以及后来的中国革命哲学。 这种激进的反唯心主义、反宗教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及发生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也具有促进时代精神从天主教统治下解放的进步意义。但在学术上启蒙思潮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却是站不住脚的。
9、关于哲学的政治属性
记者：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过于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最终会阻碍文化进步？
何新：我同意。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国家政治工具。但是，对治国来说，没有思想自由和没有思想控制都不行。人类的新思想，是社会文化中发生突变的活跃基因。过度地抑制这种变异，就会阻碍文化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社会组织的连续生存和稳定性的问题。这是一种精神性的免疫功能。要知道，恶性癌变也是一种基因突变。国家对于某些异端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加以控制是有必要的。否则一些意识形态的致癌基因就会发挥毒化社会机体的作用。例如"法轮大法"一类邪教。所以完全实行思想自由，不实施任何控制也不行。 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批注》中曾讲过，在生物的进化中，一个因素是基因的变异，另一个因素是基因的遗传。遗传保持物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变异、特别是创新机制的突变则提供物种创新的机会，使之达到进化和更高水平的生存适应。 思想的自由创新和社会控制，可以说正是社会组织、文化形态通过矛盾作用而协调互补的两种功能。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处在激烈变迁中的大变动时代。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改革，导致社会的价值体系陷入持续不断的激烈动荡，一直没有稳定下来。我们当今的时代是价值崩解的时代。道术已为天下裂，学术已不能定于一尊。往日的宗教和学术权威不复存在，学界亦如流行文化界，只有明星（流星），没有恒星。正如康德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几乎一切传统价值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挑战和质疑。
记者：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哲学是否具有阶级性的问题。
何新：苏联斯大林时代和中国文革时代，对哲学作阶级性分类，实际是为了对思想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分类。 这种对意识形态作阶级性的分类必然导致"思想犯罪"。
10、社会意识形态有功利性意涵
记者：那么您认为，哲学，以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在客观上究竟是否存在？ 何新：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哲学以及一般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功利性？或者说，人们信仰一种哲学，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宣扬它，是否有功利性？还是单纯地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只有纯学术的目的？
记者：我认为有两类人。一种人是有功利性动机的。另一种人热爱学术，以纯学术为目的。
何新：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一切"这两个字，未免过于绝对了。但现在有人们认为，人类社会中根本没有阶级存在，没有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没有利益归属的差异，一切思想没有任何功利性，这也未免太荒谬。 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坚持什么，后面常常隐藏着自身的或家族的或社群的功利性潜意识。 思想后面隐藏着利益和价值的判断和选择。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判断和选择，所涉及的利益群体范围，远远超越了个人私生活的领域。社会性意识形态，怎么能不涵有利益、功利性的意图呢？否认对于意识形态主张之后的利益归属的分析，不是愚蠢就是骗人。
但是，过去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分析，往往是一种贴标签式的主观判断。对某种异端学说，一概武断和随意地贴上"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标签而给予扼杀。这种教权主义的政策也是不可取的。
11、法制不能取代意识形态
记者：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主张经济学远离政治。（11月1日华军新闻）
何新：（笑）人文科学中，恰恰是经济学最不可能远离政治。 政治是经济利益、集团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说过：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属性，会把人心底最隐秘、最恶毒的私利欲望召唤出来。
记者：股市分析往往体现着股市操纵者的授意。我们且不谈直接的收买和操纵。难道政治意识形态后面也有操纵之手吗？
何新：意识形态是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的基石。意识形态的确可以被某些社会利益集团利用而成为对社会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某些利益集团鼓吹、有意炒作、煽动某种意识形态，借以操纵社会舆论和社会行动，以实现其自身的私利，这并不是新闻。 近二十年以来的一个重大偏颇，就是片面强调法制的功能，而对政治意识形态和政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则有所忽视。 西方国家表面似乎没有意识形态，但是却有宗教控制人的心灵生活，有基本统一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支配舆论。 我认为，政党组织（在功能上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教会）、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以及法律和国家制度，这是维系任何一个国家制度的四大基础支柱。
12、马克思主义是工具理论也是意识形态
记者：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工具理性（科学）还是意识形态？
何新：这个问题问得好。以我个人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我认为它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 作为前者，它具有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是有效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分析工具。作为工具理性，马克思本人曾说过，他反对使科学的客观性从属于外界利益的任何实用主义，他认为这样做是"卑鄙"，是"对科学的犯罪"。 作为后者，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是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即凝聚力）、同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国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论理性支持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它又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意义。 方法与意识形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前者对于研究当代社会问题，对于研究历史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后者对于维系社会基本制度极其重要。 意识形态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分裂必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意识形态与现实远相背离也会造成社会危机。我们当前同时面临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要知道，政治意识形态是任何国家体制和制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关系到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社会的基本价值。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看，甚至经济政治崩溃的后果，都不如意识形态的崩溃来得严重。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一系列与这个制度相关的基本价值的法理和逻辑基础。 对于国家来说，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世界上没有一个明智的国家政权会放弃而不利用这种政治资源。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意识形态。马克思说过：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新版《马恩全集》第30卷第539页。）
13、意识形态问题关系国家命运
记者：在现代国家制度中，难道仍然需要意识形态吗？国家对意识形态问题，难道不能保持中立吗？
何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请你指出这些现代国家制度哪一个是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 当今只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还有俄罗斯这种仍处在演变中未成型的国家，是缺乏整体性政治意识形态的（但是，苏联解体后，国家马上恢复了东正教的信仰权威，表明新统治阶级是懂得怎样利用宗教这一工具的）。而其政治局面也都因此而形同一盘散沙。 90年代初的苏联为什么会在顷刻之间瓦解？你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方面举出许多原因。但我认为那都不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谈经济问题，难道1990年的苏联会比1917-1920年的俄国更落后更困难吗？会比1942年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期更困难吗？为什么那时苏联没有崩溃？我认为，导致苏联瞬间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崩溃，也就是精神崩溃。 导致苏联国家崩溃的原因，一是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一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这两大精神文化运动彻底摧毁了苏联的精神价值体系和苏维埃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80年代中国也有人煽动搞非毛化运动。然而中国制度之所以至今仍未被摧垮，就是由于邓小平当时坚决果断地拒绝了非毛化。 古人说，三军可以夺帅，但三军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志就是精神力量，志就是意识形态。
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主导，甚至失去了对有害意识形态的识别和自卫能力，就会患上意识形态的"失语症"。那么，各种精致包装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类似"法轮功"这样的意识形态自然就会趁虚而入，瓦解社会的精神秩序，填充人们的信仰空间。 要知道，对社会的一般民众来说，正常的人虽然都具有意识，但绝不意味人人都具有鉴别的意识，批判的意识。他们很容易受媒体的左右和欺骗。而且偏见与先入为主的成见极其重要。一旦形成，改变或替换就非常困难。
14、当代的首要问题是意识形态存在危机
记者：当前国家面临着很多问题。你认为这些问题与意识形态有关吗？
何新：当前中国面临若干危机，主要问题在三个方面：
1.由于严重失业问题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2.由于腐败问题造成的政治危机。
3.意识形态危机。
我个人认为，三大危机中最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危机。 当代中国之所以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是由于文革和后文革时代（post-C.R.）国家的意识形态政策蹈向两个极端。 文革时代的极端是极端意识形态化，即政教合一。然而物极必反，后文革时代的极端，则是非意识形态化，消解政治意识形态，以"不争论"为方针而回避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问题，因之国家几乎丧失了对外部敌对意识形态的识别和抵御能力。 （否则，不会有各种邪教的兴起和盛行。这种利用人性中最愚昧的下意识、利用愚夫愚妇的盲从心理和迷幻信仰的邪教，本应当一开始就将其遏制于萌芽状态，不使它形成气候。所谓圣者治于未乱，而非治于已乱。）
我个人认为，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由于腐败导致的政治危机。根本危机是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所造成的精神的危机，价值的危机，信仰的危机。 当前有两大问题。一是共产主义公有制意识形态与市场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现实相矛盾，严重矛盾。导致民众对国家体制及制度合法性、合理性的信心发生动摇。（加上西方意识形态通过一些知识分子极力鼓吹所谓"制度创新"，更增大了这种信心动摇。）第二是社会意识形态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15、民族复兴的根本在于精神
记者：那么您是不是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必须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任务。
何新：对！对于一个人来说，支持其生存的力量，有物质的因素，有体质的因素。但根本因素是精神力量。一个人可以被重病缠身，在生活中屡遭横逆，但只要其精神力量旺盛而不败，则他就是打不垮打不死的。反过来，即使有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如果他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他没有人生信仰，那么他的生存一定是萎蘼的，其虽生亦犹死。 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一个国家穷也好，面临困难也好，外敌强大也好，如果民族精神是强健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统一而有聚合力的，则这个国家制度绝不会垮台。
记者：意识形态是否真的具有这么巨大的力量？
何新：意识形态体现了一个制度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摧毁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推翻一个制度。在列宁《哲学笔记》中摘录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当今的制度。 拿破仑所谓摧毁封建制度的大炮，是指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黑格尔曾指出，这个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墨水"的力量。革命前夜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及"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批判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天主教意识形态与君主制度，摧毁了革命前的意识形态，为血流成河的1789大革命的爆发作了舆论和精神的准备。 作为一个对比，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英国革命。由于英国近代没有激进的反宗教、反王权的革命意识形态，其主流思潮是培根、霍布斯、洛克、休漠、柏克等思想家所体现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潮，因此英国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比法兰西平和得多、稳健得多，社会变革过程流血较少。维多利亚王朝一直维系到今天。 世界历史、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现实则从另一面证明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伊拉克被美国封锁十年，哀鸿遍野，经济危机深重，但为什么至今不垮台？因为它是实施伊斯兰主义伦理政教合一的体制，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使人们团结在一起。 古巴不过是个弹丸小国，但摧不垮、打不烂，就是因为卡斯特罗有强大的意识形态魅力和精神力量。 一旦意识形态分裂，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解体，一个制度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当今的互联网，美国通过文化传媒极力向中国灌输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威胁也就在于此。
16、创造有利民族振兴的新意识形态
记者：某些第三世界的情况，与中国的国情毕竟不完全相同。
何新：当代中国由于处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动中，所以也发生了意识形态的分裂，以及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分离。这也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使当代人遭遇了非常深刻的精神危机、信念危机、信仰危机。 的确，今天中国面临着很多问题和困难。但是，就中国的总体情况看，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局面，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是最坏的。
常有人拿人均数字排在160位之后论说中国落后。但我认为这个数字意义并不大。瑞士人均数字比中国高很多，但瑞士的国力难道可以与中国相比吗？瑞士与中国 比究竟谁是真正的强国？人均数字这个统计在1980年以前世界统计数字中还没有出现。其实那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制造的一种意识形态陷阱。目的就是丑化和误导中国一类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摧毁他们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 中国今天虽然问题重重，但局面和世界地位比印度、比南美、比非洲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好得多。但是，为什么那些国家的人民并没有朝不保夕的深刻危机感？为什么那些国家中听不到那种激进政治制度改造论的煽动？为什么中国当今却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安和危机的情绪？根源就在于意识形态危机和信心、信念、信仰的危机。
由于政治是受到国家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指导的，政策是意识形态的派生产物，由此引发出很多决策和政策上的矛盾和信息混乱。这是当今中国问题的根源所在。 面对这一问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道义也有责任面对和正视这种信仰危机。我们必须创造能够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尊严与自信心的新精神价值，这是每一个爱中国的学者当仁不让的精神使命！
――――选自《思考第一卷：我的哲学和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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