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要同时警惕上层寡头化和下层民粹化，防止社会碎片化
2006年2月25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举办“十一五起步：改革新形势”学术研讨会，著名的主流和非主流学者被邀请参加，焦点人物高尚全不知何故临时缺席，他的座位一直空着。下面是孙立平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孙立平：
大约在4、5年前，曾经有三句话来概括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当时说的三句话：
一、现在是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右的社会政策相结合。
二、这种结合是一种最愚蠢的结合。为什么最愚蠢？因为是专门用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去惹社会中的精英，专门用右的政策去惹老百姓，所以大家都不满意。
三、怎么办？
很好办。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向右转，社会政策向左转。
这是五年前说的话。今年，就能和刚才张曙光说的话联系起来，加上第四句话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政策一直向左转。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前面对的基本社会背景。
下面我谈谈关于改革和改革反思的问题。主要讲三点：
一、如何看待改革当中的问题，如何进行改革的反思。
对于这个话题，我一直用一个概念，叫“扭曲的改革”或“改革的扭曲机制”。
之所以这样讲，一方面，我认为，对改革的反思不能导致对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要坚持的。除却这20多年，经济有了很大增长，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提高，更重要的是基本制度框架的确立是中国逐步混入世界的主流，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我认为这是最要坚持改革的一个理由。另一方面，“改革扭曲机制”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同意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是一些偶然的失误。因为它的每次失误伤害的都是固定的群体。我们从近十年来的改革可以看到，它永远是对相同的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人有害。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只对一少部分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有害。这不是偶然的失误。所以我一直用“改革的扭曲机制”这个概念来表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为什么这样讲，是有一个考虑：对改革的反思不能导致对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改革的必要性不在于这二十多年经济水平有了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多大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这么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制度的变化使得中国逐步汇入世界主流的文明，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这是我坚持改革基本方向的一个理由。
另一方面，改革扭曲的机制也意味着我们不能说，现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偶然的失误。因为偶然的失误是对一部分人有害，下一次的失误说不定对另一部分人有害。但我们从最近十年的改革中可以看出来，有利的永远是对一部分人，有害的永远是对另一部分人。而且有利的永远是少数人，有害的总是大部分人，所以这不是偶然的。
这种扭曲的机制的发生经历了一个变化，从90年代中期开始机制的作用主要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六七年前有一次中秋节吃饭，大家争起来了，是左一点还是右一点，开放一点还是保守一点，当时我觉得这个争论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一种扭曲政策的能力， 不管政策什么样，制定了总得执行吧，一执行我就有办法。结果无论是左一点的政策还是右一点的政策，开放一点的还是保守一点的，他们鼓捣鼓捣，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有些改革的机制不仅仅是表现在政策执行的层面。要分阶段地看改革，笼统地把二十多年的改革看成是一个改革是不对的。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和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已经不一样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也不一样了。现在扭曲机制已经进入政策制定层面了。
这个扭曲机制是怎么形成的？任何大的社会变革都包含两个过程，一是体制变迁过程，一是结构变迁过程。
体制变迁就是规则的变化，结构变迁就是力量组合的变化。体制变革催生着新的社会力量，所以体制处于更活跃的状态。开始新的力量在适应体制，后来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变成了结构先于体制变化，新生力量开始影响体制变革，到现在这种反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
这时它有四个特征：
一是结构定型，强、弱、穷、富已经落实到人头上了，基本定型了；
二是精英联盟，这是六四之后出现的，在稳定的话语之上，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的联盟；
三是寡头统治，现在说起来比较早，只是个苗头而已，中国的寡头和俄罗斯比起来要小得多，但它有时候不是按绝对力量形成，而是相对力量形成的。因为中国老百姓更没有力量，所以有几千万的人就可能比俄罗斯有几百亿美元的人影响还要大；
四是赢者通吃。
这几个特点在我们反思改革、制定政策、分析社会问题时应该考虑。这是基本背景。
很多好政策到执行层面就被扭曲，包括括大内需，它的现实危险都是非常大的。
二、如何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
改革问题本身不是偶然的失误，反思是非常必要的，是推进改革的条件。到现在为止，改革的基本共识已经破裂，改革基本动力已经丧失，这是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有人说根本不需要共识，但我觉得基本共识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社会中没有一个非意识形态的语言，所以相当程度上不得不采取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这就面临一种危险，我们把很多东西意识形态化后，剩下可选择的办法就非常小。而且，从现实角度讲，我们现在这样反思，很大程度上也是上面容忍的结果。如果意识形态化，那么最后还会被拿掉。
现在反思改革的双方都存在一个很强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比如反思改革时某些“左派”的表达，我把它看成是正当利益的荒谬式表达。改革现在已经改得鸡飞狗跳，很多人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失，所以有人说一听到改革两个字就胆战心惊，不知道什么地方又要吃亏了，但是他没有别的方式去表达，然后只能用“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甚至要回到旧体制、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方式去表达。一些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其实在这样的一种主张当中，更多的人是一种利益上的要求，利益上的不满。而意识形态化很有可能基于这种利益的不满导致对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另一个方面，从坚持改革的方面来说，也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他对于人们为什么要反思改革的理解上带有一种很意识形态化的理解。比如皇甫平的文章。表面上看，皇甫平文章没有什么错。但是他把对改革的反思、不同意见笼而统之地理解为对改革方向的否定，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忽视批评中基于利益的正当要求。第二，皇甫平始终不能明白，他九十年代初写的文章受到社会的一片赞成的声音，这次的文章和那次一样，怎么就这么多的反对声音？我觉得这是他忽视了这个背景。九十年代初时，中国改革面临着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确定方向的时候，那时他的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对于改革的坚持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现在这场争论和九十年代初那场争论已经很不一样了。这一次是很大程度上基于利益分岐的争论。所以再用坚持改革、改革要攻坚、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等等，这种东西已经不能够面对这次反思改革中提出的问题。这种利益的分岐已经不能用社会发展方向来化解，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不是说这里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可以在意识形态层面考虑，非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要把它拉到意识形态层面考虑。目前中国具体的情况，即使是意识形态问题，能不能用非意识形态话语去讨论？因为意识形态空间太小。
三、要同时警惕上层寡头化的和下层的民粹化倾向。
前一段时间，我批评上层的寡头化比较多。我看了任志强的博客，关于富人区穷人区的话题，这可能是中国骂声最多的博客，但很多人说，任志强说的是大实话，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诚实的可恨的人。所以我是赞成任志强的主张，问题在于对立是怎么产生的。新浪有个调查：即使任的观点是对的他也不应该这样说。百分之三十几的人同意这个说法。这说明，世界上尤其是中国，有些事是能做不能说的，其实任志强是把能做不能说的事说出来了。
问题是，他为什么能把能做不能说的事说出来了？说明，上层这么想的，就这么说了。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上层也得夹着尾巴做人的，心里可以想但不能说。但在中国他就说了，我用不着管你别人怎么理解，怎么反应，我就这么想的，怎么着了？所以现在的上层越来越有一个“你怎么着吧”的劲头。这个劲头也就造成了下层的民粹化，只要是精英，说话了我就骂，只要做事我也骂。现在，每一次上层的精英出了点丑闻，网上就是民众狂欢的小小的节日。这里有个危险，结构上我把它叫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这种结构性特征在行动层面会表现为上层的寡头化和下层的民粹化。这样社会就形成一个断裂带，社会当中有冲突不可怕，可怕的是断裂带的形成。冲突的每次阵营组成不一样，怕就怕无论什么问题每次组成的阵营都是一样的，像台湾蓝绿阵营，蓝是逢绿必反，而绿是逢蓝必反。中国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上层和下层很意识形态化的断裂带，凡是上层说的，底下一片谩骂；凡是下层说的，上层就不屑一顾。这是我们要同时警惕的两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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