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与专政工具
黎阳
2006．2．25．
不要以为“精英”们口口声声反对“阶级斗争”，他们就当真不划分阶级了，不搞专政了。他们的阶级斗争、阶级成分、阶级专政的观念比谁都强。只不过来了点文字游戏，把阶级斗争“正名“为”学术研究”，把“阶级划分”“正名”为“区分内行外行”，把“阶级专政”“正名”为“外行没有资格”。除了这种名词代换，“精英”们的逻辑和规则跟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逻辑和规则其实完全一样。
阶级斗争的规则是先把问题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再划分阶级成分，一切由统治阶级说了算。被统治阶级属于“成分不好”，没资格说话，一切必须由有“话语权”的统治阶级说了算，这就叫专政。“精英”专政的规则是先把问题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再划分“内行”“外行”，一切由“内行”说了算。“外行”属于“劣等”，没资格说话，一切必须由有“话语权”的“内行”的“精英”们说了算，这同样是专政。所谓专政就是只许我干，不许你干，我放火可以，你点灯不行。至于理由可以各种各样。从政治上找根据的专政是专政，从“学术”上找根据的专政同样是专政，反正结果都是要剥夺对方的发言权，不准对方享有跟自己同等的权利。
“阶级斗争为纲”时有人一遇到不同意见，开口就是：“你什么成分？”现在的“精英”们一遇到不同意见，开口就是：“你懂行吗？”二者的内在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先证明你属于被专政的阶级，然后实行专政，剥夺掉对方的发言权。
“以阶级斗争为纲”，只要把问题先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再搬出“阶级专政”的法宝，就一切迎刃而解。
“以学术研究为纲”，只要把问题先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再搬出“内行外行”的专政法宝，立刻万事大吉。
在“精英”们“学术研究”名义下的阶级斗争体系中，不管任何人，一旦“阶级成分”被划为“外行”，那就属于“专政对象”，被剥夺了一切发言权和决策权，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胆敢不听“精英”摆布，立刻扣上“破坏改革”、“妨碍学术自由”、“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帽子，动用行政手段专政机器严厉镇压。
不要以为“精英”的“学术研究”是象牙之塔里的纸上谈兵。“精英”的“学术研究”无所不包，简直海阔天空无穷大。“改革”是“学术研究”，国家立法是“学术研究”，国家战略是“学术研究”，国家外交是“学术研究”，国家管理、内外政策决策等等都是“学术研究”。下岗是“学术研究”的“成果”，“教育产业化” 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医疗产业化” 是“学术研究”的“成果”，房地产投机是“学术研究”的“成果”，贱卖国企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国有资产流失是“学术研究”的“成果”，能源“国际接轨”大涨价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市场换技术”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全盘私有化是“学术研究”的“成果”，“腐败有益” 是“学术研究”的“成果”，“不准恶意讨薪” 是“学术研究”的“成果”，“不能给穷人涨工资” 是“学术研究”的“成果”，“解散解放军、向美国买安全” 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否定毛泽东、否定共产党历史、否定中国革命历史、否定中华民族、否定中华文化、为汉奸翻案“正名”是“学术研究”的“成果”，“证明”人民群众是“
阿猫阿狗” 是“学术研究”的“成果”，连妓女合法化、“性产业正规化”也是“学术研究”的“成果”……从国家前途到个人生活，没有一个角落不是“精英”的“学术研究”管不到的。简直随便放个屁都能不小心崩着个“精英”的“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是“精英”们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专政的最方便最有效的工具。不管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只要宣布这是“学术研究”，自己是“内行”，立刻就可以行使“内行”对“外行”的专政，不由分说就剥夺了受害者的一切反抗权利。
比如把改革决策这涉及全社会全民族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定性为“学术研究”，普通老百姓一下子全成了“外行”，根本没有任何参与决策和发表意见的机会就莫名其妙被“精英”们从“主人翁”变成了“弱势群体”，下岗的下岗，失业的
失业，上不起学的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的看不起病，养不起家的养不起家……生活、家庭、前途全变了，自己却连问都不能问，一问就是“你不懂，等学懂了再来说”。婚姻被别人操纵包办了不行，几亿人民的人生被“内行”操纵包办了难道就行吗？这难道不是利用“内行”“外行”划分阶级、实行阶级专政吗？
不要以为有专业有文凭有学位就算得上内行，就脱离了被“专政”的“弱势群体”，就有了发言权，就有了质疑“主流经济学家”等“精英”的资格。内行不内行得由垄断了“话语权”的“主流精英”们和洋大人们说了算。“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精英”们不喜欢朗贤平，便宣布朗贤平不是“经济学家”，是“外行”，没资格过问“主流经济学家”的“精英”们的事。“精英”们不喜欢丁学良，同样宣布丁学良不是“经济学家”，是“外行”，没资格评价“主流经济学家”。“精英”们喜欢袁伟时，便宣布他是“治学严谨”、“论据充分”的“历史学家”、“内行”，绝口不提袁伟时的专业根本不是历史，而是哲学。凡拥护《物权法》的都属于“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不存在任何“内行外行”问题。巩献田教授指责《物权法》草案违宪，便立刻被指为“外行”。虽然巩教授既是法律专业又是教授，把他划入“外行”的“专政对象”队伍中似乎有些牵强。但在“主流”“精英”及其打手《南方周末》的记者编辑面前这又有何难哉？你学法律，我就说你“不是学民法出身”、“你不懂，等学懂了再来说”。你有学位，我就特意强调你“留学南斯拉夫”，暗示是非哈佛牛津之类名牌学位的二流货。你是教授，我就造谣说你“不在学生追捧之列”、只会“鼓惑连产权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大一新生”、闹得“《法理》课差点被取消”，暗示教得不怎么样。你是学者，我就歪曲说你“1997年之后再没有出版著作”、被人指为“法盲”，暗示治学无能。你讲的是国家立法，我偏说你在干预“正常的学术讨论”，并且要求你“发表论文” ……就这样三绕两绕，楞把一个法律教授绕成了“法盲”、“外行”兼别有用心的卑鄙小人，标准的“
专政对象”。
“精英”的“学术研究”和“内行专政外行”就如同齐天大圣的如意金箍棒，可以随心所欲变大变小变没有，随时随地想打谁就打谁。他们想霸占谁的财产，就宣布那属于他们的“学术研究”范围，然后“证明”“产权归属不明”，应由他们支配。敢不听话，立刻宣布对方是“外行”，抽出“内行专政外行”的如意金箍棒，“迎风一晃，碗口粗细”，照头就打。
“精英”们的行非常标准化公式化：把问题定性为“学术研究”——宣布自己才是“内行”——一切自己说了算——谁有不同意见宣布谁是“外行”——对 “外行”实行专政，剥夺“外行”的发言资格——挥舞“破坏学术研究”的大棒，镇
压一切反抗。
只要“精英”“论证”谁是“外行”，那就说明“精英”要对其实行专政了。《南方周末》的报道说了巩献田教授那么多，总起来就是一个意思：外行。这就是为对巩教授施行专政、剥夺其发言权做准备。
只要“精英”们把任何社会问题定性为“学术研究”，那同样意味着“精英”们要在这个领域内对一切反对意见实行专政了。袁伟时要求任何批判他的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学术研究”的规章，实际就是要剥夺一切他宣布是“外行”人的发言
权，自己就可以称王称霸了。
九．一八时中国为什么“绝对不抵抗”？就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里袁伟时这样的“内行”太多了，他们的“学术研究”左右了决策。
现在袁伟时们的“学术研究”又来了，还是主张“绝对不抵抗”。如果中国政府不听他们的，那就是“不尊重专家意见”、“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破坏学术研究”。如果听了他们的，再来一次“绝对不抵抗”而丧权辱国，那他们绝对不会承担任何责任，而且还会倒打一耙：我不过是“学术研究”，供你参考，是你不懂得灵活掌握，糟蹋了我的“研究成果”。总之，不管听不听他们的都有罪。
“精英”的“学术研究”和“内行专政外行”的法宝神通实在广大，不仅可以用来巧取豪夺，用来压制反对意见，而且可以用来卖国，卖了国还可以轻而易举推卸掉一切责任。永远无往而不胜，只占便宜不吃亏，真不愧是“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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