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 一评《物权法（草案）辩护词
史 前 进
自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来，有些人对草案不提一条意见，却向提意见的学者发难，炮声隆隆。这第一炮，就是明里指向巩献田。巩教授已够可怜，说了 “我并不反对98%的条款”，可还是不依不饶。从研究室、学院到研究会、全国学会逐级递进；从政法院系到律师协会、中央党校层层扩大；从物权法专家、民法学家到法理学家、有关学者到法院高官、律师、司法部和公安部干部、工商局和证监会人员，兼招并纳。看来，全国从北到南，或要“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了。点名批判学者，拿对物权法草案有不同意见的学者开刀，这是法学界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事，开了恶劣的先例。
事情竟至如此，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2005年12月起，报刊开始报导关于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情况。先是12月末《21世纪经济报导》以实习记者的名义发表“物权法草案搁置”一文；接着2006年1月《经济观察报》发表“公权与私权之争困扰《物权法》立法”署名文章；2月，《法律与生活》杂志发表“物权法草案被称违宪暂不提交今年全国人大”一文、《南方周末》发表“北大教授公开称物权法违宪姓社姓资起争议”一文。其中，《21世纪经济报导》和《南方周末》的文章，点名报导有关对北大法学院巩献田教授和他的一封公开信的评论。此外，在网络上，民法研究会研讨会上和100多人“联名上书”中，都点名批判巩献田，断言“物权法让此人给搅黄了”、“公开信发挥了一定作用”。
乍看起来，巩献田的公开信是“拐点”，点名批判是有道理的，把他的“谬论”批倒了，物权法就可以通过了。事实上，一部立法草案没有通过或“搁置”，是立法机关的职权；物权法草案的现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结果。因哪一位教授的意见而被“搁置”立法，我国从无一例。批判家们打巩，“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巩献田的公开信的基本内容是三段话和六条具体意见。
被批的三段话集中为草案“违宪”、“保护极少数人的物权”和“开历史倒车”。公开信所言“违宪”，指草案没有规定“宪法和民法通则核心条款”—“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物权法不能重复规定”，这就是批判家批巩的唯一根据。为什么一提“违宪”即跳呢？早在物权法二稿定稿后，报刊所称“教育部某研究机构”即于2004年11月5日召开物权法二稿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是社科学界若干学科的著名学者。其中，法学学者们明确表态，提出了修改意见。有学者明确指出物权法二稿“三个是”和“三违反”，其中的一个违反，就是“违反宪法”，并指明“直接违反宪法规定的规定有5条”。草案的问题，哪里仅仅是违宪。对“违宪”讳忌莫深，满以为巩献田好批倒就决定先批他。这是不是故意整人呢？“保护极少数人的物权”的说法，不是谬论。早在上述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在穷人的全部家当抵不上富人的一只马桶值钱的情况下，立法却一概加以保护，我们的立法怎么能采用西方立法的骗人伎俩呢？”这种表述能够批倒么？你硬是批倒了，广大劳动人民会答应吗？至于“开历史倒车”，应是一种表喻。听一句“开历史倒车”就大喊大叫，一些人整天大骂共产党、大骂社会主义、大骂党和国家领导人，你们哼过一声么？巩献田的公开信还对草案中的6处条文表达了不满，即第7条登记机构、第25条不动产登记费、第55条道路等公共设施所有权、第56条国家机关处分权利、第58条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第72条国企等主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追究。谁都知道，这6条意见很快会处理完毕，涉及不到草案“搁置” 问题。
某报刊报道引他人之话写到：公开信“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如果《物权法》的立法进程受阻，将会导致整个民法典制定进程的停滞。因为，在物权法之后，还有侵权法、人格权法、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以及民法总则等需要制定”。实际情况是：在2008年届满的十届人大的立法规划里，没有上述四个法，即根本没有民法总则、人格权法，而其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是否与该报所言之侵权法、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沾边，不得而知。把没有的法说成有的法，并把巩献田拉来抵罪，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巩献田的公开信是2005年8月12日上网的，而事隔一个月后，以人大法工委名义公布了《各地人民群众对物权法草案的意见》，对收集到的意见归纳成20个方面，并做了修改说明，提出“草案的内容已经比较成熟，希望进一步修改后尽快出台”，仍决定提交10月召开的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并由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告。很显然，巩的公开信并未阻挡立法进程。
报刊报导说：9月13日，“巩前往人大，与人大法工委高官会谈将近一个半小时”，“之后，物权法草案偏离了预定的立法轨道”。这不符合事实。在2005年8月18日召开的物权法草案座谈会上，除社科各学科学者外，多位法学学者发言，在国有资产流失、非法财产的合法化、外资的市场份额、先行制定国有资产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而尖锐的批评意见。有学者做了主题发言，题目是“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几点意见”，当即提交4万余字的发言稿.。对于学者们的发言和主题发言，会议制成《简报》印发。后来巩献田在法工委谈话的内容，除公开信内容外，基本是这次座谈会上主题发言和发言的内容。这些内容，反映在巩献田于谈话后写成的谈话记要里。这件事，几个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和人员都清楚。其实，法学界许多学者、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都以各种形式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只是他们还未得进一步讲话。报刊把众人之功，集中套在巩献田头上，使之代人受过，横遭莫名之灾。
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后，法工委对每一条意见采取了非常认真的态度，汇总、取舍和具体条文的修改，开始进行浩繁巨大的工程。这中间，2005年10月19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物权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该《汇报》认定“总的来看，多数认为草案三次审议稿修改得比较好，给予肯定”，并“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这进一步清楚地说明，根本不存在巩献田的公开信阻挡立法进程问题。
批判家指称，对于巩献田的公开信“教育部某研究机构轻率地将这种意见提交给中央”、“这些看法已通过某种渠道提交给中央领导”。这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教育部某研究机构”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做这件事，它们的《简报》没有一句巩献田说过的话。“某种渠道”说得神秘兮兮，巩的公开信是登在网上的，且信头是“尊敬的吴邦国委员长并转全国人大常委会”，还用得着“通过某种渠道”么？这些“黑话”人们实在读不懂。前几天《南方周末》报道说，批判家们说“大家都很气愤”。这句话也使人费解。由何而“气愤”？公开信发表后，民法专家不屑一顾，认为“他们不懂物权法”、“不懂民法的人应该等学懂了再提意见”，大家之风，何气之有？！又因谁而“气愤”？2005年9月中旬前，尽管巩放了“狠话”，然立法进程顺利，天下太平，生气的似应是巩，而批判家们是在9月中旬后才开始生气的，这从突然而来铺天盖地的进攻战看得出来。至于为“某研究机构”、“某种渠道”而“气愤”，大可不必。递交材料或信件，是正常工作，是它们应尽的职责和职业操守。据报载，批判家们已搞过一次“联名上书”了，2月17会议后又“上书”，2月25日会议刚刚开完，已经“无愧地向祖国人民和世界宣称”物权法草案的胜利了，似还会“上书”。面对这般群体性“逼宫”情景，人们都不会生气。“志，气之帅也”。批判家们是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做成大事的人，切莫再为草案这件小事生气。况且，物权法草案是“公共财产”，不是哪几个人的家私。稍有不顺，便气急败坏、兴师诛讨，这怎么得了呢？
“巩献田”、“公开信”不过是一个符号、是一台“风车”的代名词。同风车开战，那是堂·吉诃德式的勇敢。草案的问题远不止巩公开信上的“三点六条”。批判家之所以选择政治问题扭住不放，唱的是“空城计”，以掩盖法律问题、法学问题的空虚。聪明的诸葛亮只唱一次“空城计”，兵寡而若重，城虚而似坚，此乃诈术耳。可我们的批判家们却翻唱第二次、第三次，自以为得计。
最近，有人终于按奈不住了。他们“否定改革开放”，一语道破天机。这就不容分辩地表明：批判巩献田是假的，开展学术讨论是假的，口言物权法能创建和谐社会也是假的。那么真的是什么呢？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公平正义的批判家们，应该擦亮眼睛了。试看今日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车论滚滚向前，不可阻挡。有谁愿意做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卫道士、殉葬品呢？不要再攻击“巩献田”了，不要再在“一封信”上做文章了，不要再搞那种“政治”斗争了。建议从现在起，回到平静的书桌，多做些学术争鸣的准备工作，并记住，只有学术理论才能征服人、“打倒”人。
记得一位先哲说过，历史很喜欢捉弄人，人们要到这条胡同，却把他们带到另一条胡同。本来，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后，大家认真提出意见或建议，一道深化法学学术理论研究，为创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的法律体系服务，这是一条光明大道。然而，短短6个多月的历史，却把人们带进了一条面目全非、阴霾四伏的死胡同。这是一场有目标、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的“内战”的胡同。我相信，我们的批判家是会从这条死胡同走出来的。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间正道。“内战”不得人心，挑动“内战”的人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00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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