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改革需要上层积极性，这是核心领导力。核心价值观念应该是：机会均等，产权保护到一般权利保护。
2006年2月25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举办“十一五起步：改革新形势”学术研讨会，著名的主流和非主流学者被邀请参加，焦点人物高尚全不知何故临时缺席，他的座位一直空着。下面是张维迎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张维迎：我认为孙立平教授谈到了一些理性的思维方式，但我感觉他有的一些概念有些超前了，比如结构定型，寡头统治，我感觉没有达到这个程度。26年来改革总是被那些有权人操纵。孙立平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服务员炒了一盘菜上来，太咸了，再去重新炒一番，还咸再重炒，炒三次以后就说，就这么吃吧。各地有权的部门和人操纵改革，上层改革的积极性很高，中层就利用这种改革的机会来扭曲改革。当时上层有一个坚定的改革集团，这是改革能够走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沿海开放14个城市就是按照外经贸体制改革走下去的，就是用诸侯制的方法来解决。改革就是不同集团利益的博弈，改革当中有一个领导力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邓小平和第三代领导人。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十一五规划当中讲和谐社会，但什么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社会？在和谐社会当中要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在这个核心的价值观上是没有大的争议的。如果在这个核心价值观上都有争议、分裂的话，这个社会就不会和谐。这个核心价值观是可以讨论的，我自己列了几条：（1）机会均等重于结果均等。不然的话罗尔斯的正义论都没法成立。对所有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推广到对一般权利的保护，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观。（2）在我们所讲的帕累托改进当中，利己不损人，利人不损己，利己又利人的事大家都不应该反对。（3）这个社会还有好多道德底线的东西，道德底线这个东西孟子讲的很清楚，“慈善之心，礼仪之心，是非之心”，这个东西很重要。在现在的改革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不讲道德的人批评别人没有道德，不搞学问的人批评别人不做学问。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是非之心就没有了，更不要说是与人为善了。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在和谐社会当中，发展是硬道理。我也作了一些研究，（1）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发展越快的地区，基尼系数的平均水平越低，（2）企业占比例越低的地方基尼系数越低，（3）本地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越高，基尼系数平均水平也越高，政府的转移支付并没有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
我在北大做了一个200多份的问卷，各专业都有。我问了一个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你认为中国现在收入分配拉大主要是什么原因？有三个答案，一是个人在能力、创新精神、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勤奋上的差异，二是运气，三是家境、社会关系和腐败现象。64%的学生认为是第一个原因，36%选了第三个答案。其中农村的学生认为第一个答案的比例要低，只有54%，城市是67%。这告诉我们这些大学生在想些什么，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搞什么和谐。
第四点，我要强调一下，医疗、教育体制改革。我们的大量医疗问题都是由价格扭曲导致的，现在都把它归究为市场化的改革造成的，这样我们就不去清算这个体制了，而去追究医务人员的道德问题。这样的话，改革之初的农民懒、工人不干活，就归究为道德问题了，为什么不干活的人不是道德问题，而现在的医务人员拿红包就是道德问题？由于价格扭曲导致的道德水准的下降，我们要从体制上解决。
最后一点，我强调一下，十一五期间国企改革依然面临着严峻的任务。告诉你们一个数据，去年的国有企业赢利有9000亿，其中55%是由国资委控制的十家国有企业的赢利，这十家公司都是垄断性的公司。垄断公司对社会来说并不一定是件好事，他的效益高了，如果不是靠效益赚钱而使靠垄断赚钱，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与垄断相关的我要再说一点，收入分配的好多问题是由于要素改革没有到位，要素价格归谁所有造成的。城市的地租，也就是马克思讲的地租，归地方政府所有，这里有腐败而不归财政。而西部的地租归中央的一些公司了，比如一个地方发现一个煤矿都被中央拿走了，这就会造成地方差距，国有企业的地租是多少？可能远远超过他每年的赢利。如果地租能归财政，那我们的教育、贫困人口和社会保障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比如教育，现在的反思都不太理性，不太全面，现在有好多人说，有很多人上不了学，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教育改革这20多年，原来很多人上不了学的现在上了学，比如我和老丁在上大学的时候，全国一年大学生才招28-30万，现在一年招580万，我们一定要公平理性的思考这些问题。
最后总结一句话，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首先要变成一个理性社会，如果没有理性，这个社会就不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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