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思考的四个话题
2006年02月28日
在为推进战略转变而强调深化改革的时候，应该对以往的改革重新认识。
文/特约撰稿员 温铁军
话题一：应当建立问题意识
不错，现在是一个应该强调改革的时代，而且刚刚过去的2005年被强调为改革年。
但是，改革是什么呢？
当今世界已经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再搅和上学界的大腕“嚷嚷”，皆为利往。随着经济基础已经发生的根本变化，中国知识分子也正在分化整合的过程之中。资本家和“知本家”出于利益相关而自发地相结合，普通老百姓很难明白就里。
处在中国现在这种工业化初步完成的转型阶段，应该更加强调问题意识。“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与其介入各种意识形态、各种主义、各种理念之争，跟着学界大腕们去“忽悠”老百姓，还不如因时制宜，就事论事。
比如，很多人意识形态化地争论国企与民企，为民企的原始积累涂脂抹粉，甚至以此划线、党同伐异；而另一方面，则有人主张讨论“原罪”。可是，难道只有民企有原罪？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工业化没有原始积累，哪个地方的原始积累没有“原罪”？我认为，这不过是两种资本之争，而我们，更应该多讨论些真问题。
在现阶段的这个领域，应当关注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劳工的权益保障，以促进社会真正进步。因为，发达国家在经过了工业化早期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之后，已经进步到大多数企业家都学会了讲社会目标，早就不公开强调利润目标了，否则必定会被世人所唾弃。同理，正常情况下的政府只能强调增加就业和社会公正。今天国外如果有哪个政府敢于公开把“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作为改革目标，必定为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社会各界所诟病。再同理，现阶段的进步学者应该理直气壮地告诉政府和民众：强调社会责任才是企业家阶层成熟的表现，强调大众利益和社会公正才是政府成熟的表现。
不过，中产阶级承担社会责任也是有先有后、有多有少的。也许部分天良未泯的知本家会率先意识到自己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其次应该是产业资本家，因为他们的资产“在地化 (localization)”，难以搬走。地方不安定，企业就不安全。而最没有责任意识的应该是金融资本家，因为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最强，不必一定在哪个国家或哪个具体地方获利。
其实，清末民初中国工业化早期那些有声望的企业家没有不强调“以天下为己任”的，那时主流的口号乃“实业救国”，而不是所谓“效率第一”。同期的教育界和科技界主流的口号是“教育救国”和“科技救国”；而不是教育和科技的“产业化”。然而，近年来的某些极端的“知本家”的数典忘祖式的理论宣传，几乎把我们当代的部分企业家、教育家和科学家们给忽悠得忘乎所以了。
据报道，辽宁沈阳灯红酒绿的大街上冻死了一个年轻人。这是典型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上上下下的媒体有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呢？很少。个别的报道也是轻描淡写。我们的问题意识如果清晰，就应该以此去警醒社会，去启发应该承担社会导向责任的中产阶级。
近年来，执政党作出了适应阶段转变的一系列努力。我对于这个转变的理解和归纳就是八个字—和谐社会、持续发展。
据此，当前真正需要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就应该是有利于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因为，假如和谐社会、持续发展的目标是认真的，那各地政府就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就包括了近年来弘扬的“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这是因为，农民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多数，代表中国农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此出发，当前就不要说太多的大道理，而应该广泛联合各种进步力量，更多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用草根的经验、老百姓的事情，用民间的成功案例本身，来形成民众的话语。
话题二：增量改革与动用存量的改革
这可以借个说法，叫改革物语。物语是日本词汇，以我的理解，是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经过对客观过程的主观梳理后构建出来的有话语意义的故事。这里我要谈的改革物语，是我对改革过程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分析。
1980年代，官方的观点是“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那么接着就得问：什么是社会主义？当年确定改革方针的时候，很多人在打开国门后看到了西方的现代化，来不及做深入分析，就对共产党坚持的社会主义有怀疑。对此，时任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解释说：“共产主义在运动中”。如果改革确实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如果可以借用胡耀邦的话，那么就可以说，在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是通过改革来自我完善的。
改革这个话语和执政党正在转变的意识形态能否结合？我认为是能够结合的。
任何改革都既有收益，又有成本。而这一点，也是早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已经明确了的。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就要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追求共同富裕。他还说：如果我们搞改革的结果是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再产生一个资产阶级，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看来，他是充分估计到改革本身是有制度风险的，是有可能失败的。
据此可以看出，十六大以后的改革和以往的改革相比，其实是在接受了既往改革的收益的同时，试图化解改革带来的成本，防止改革失败的可能性最终演变为事实。因此，当前是这样一种必须承担已经产生的制度成本条件下的改革，而不是80～90年代的那种改革。那时，似乎只要改革就能产生收益，于是人们普遍认为改革是能够产生增量的。然而到1990年代中期前后，这种改革带来的增量就已经很难继续产生了。
于是有人说，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不好改的了。也许因为增量难以产生，后来的改革就得动用存量。
其实，到底是增量还是存量的争议，在1980年代早就有了真知灼见。只不过因为后来那些比较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的人散落四方，那些按照美国人的话语做研究的人便脱颖而出，形成了“瓦缶雷鸣”的局面。
1980年代农民重新拥有土地、1990年代中期的抓大放小—切实推进国企和乡镇企业的股份化改革，再加上住房改革……哪个不是在触动资产存量？还有，自从改革以来，3次高增长与3次大规模征占农民土地完全同步。这些都是“触动存量的改革”。
而由于以往所谓增量、实际存量改革产生的收益已经被占有，那么，进一步再触动剩下的更少存量的所谓改革，就要进一步调整以往建构在存量内部的利益结构。所以，它的代价就可能会更大。
何况，由于这种大规模触动存量的改革导致利益主体得失过于分明，改革代价就往往会转变成为社会冲突。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矛盾比较尖锐、阶级的或者阶层对立的问题比较突出的一个背景。
很多人争论：不能说现在的社会问题是改革带来的。试图以此来维护改革这个话语本身的“政治正确”。这种说法，主观上对错姑且不论，客观上就与近期改革的事实相矛盾。
如上所述，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改革有增量，增量产生了收益，收益分配形成了社会稳定，因此社会矛盾不那么复杂尖锐。而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主要是动存量，动存量的改革当然要产生代价，而这个代价就会转变演化成复杂化，甚至尖锐化的社会问题。如此，我们还能不能绝然地说，现在的社会问题不是改革带来的呢？
话题三：农村改革的成功与
国企改革的失败
早期的农村改革是大包干，实际上是做了一个按人平均的土地分配。这在制度变迁上的积极意义何在？在于把过去以人民公社为名，实际上是国家控制农村土地的这种最基础的财产制度，变成了两亿农户自己拥有土地。所以，在财产关系的安排上切实做到了有些学者所强调的，初次产权配置公平，人均一份。而这，恰恰是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体现。
因此，这是中国当时占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改革。虽然说农村改革本质，无外乎是长期的、几千年的传统小农经济的恢复，但是作为一种财产制度的安排，这是让所有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改革。
那么什么改革是让大多数人没有得到好处的改革呢？当然是城市国企改革。这一点，1998年我曾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在于它是一个让大多数农民都得到好处的改革。城市改革之所以至今延宕不前，是因为没有让大多数工人得到好处。
农村改革把财产平均分给农民，而城市改革并没有把财产分给工人。也就是说，城市改革是大多数工人失去财产的改革。这是城市改革提出以来，到现在不断造成代价的一个更真实的本质原因。
国内外的学者大都跟着权威的结论说，中国改革是增量的改革。如果这个解释成立，做城市改革对比就可能有不同意见。1980年代的改革叫做“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先改革成功了，城市就要借鉴农村改革的经验。借鉴什么？当年胡耀邦在分析农村改革经验的时候，主张“包”字进城，而没有明确指出农村其实是对财产重新分配，于是也就没有主张把城市的财产对工人做重新分配。
可见，城市的改革并没有借鉴农村改革的真实经验。
农村当年的改革就已经出现把集体的固定资产折股到户的典型。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不是出现在城市，而是在1984年全面推进大包干的农村。我在《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里介绍，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长行村是第一个股份合作制的典型。这个村当年就有几百万工业固定资产，土地可以到户，工业资产呢？总不至于把厂房、车床、皮带轮都拆了吧。怎么办？老百姓讨论决定：根据劳动农民的年龄、贡献、职务折股。这是农村最早创出的、老百姓占有股权的股份合作制。
所以说，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现在这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按照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说法，改革一开始就是群众的伟大创造。群众自主的改革所体现出来的恰恰是一种真正的财产制度的重新安排。就像各村的农民按人平均分地一样，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折股到了每一个社员头上，就是股份合作制。后来很多集体化社区和乡镇集体企业都这样操作，成为当时很成功的经验。
有观点认为，只要把财产给少数人就能提高企业效益。少数人占有财产才叫改革。这显然是不了解中国的改革真过程、真经验。1984年第一个工业股份合作制社区产生的时候，就是多数人占有财产，连续3年试验的经济效益非常之好，社员股东的收益也大幅度增加。而且，没有造成任何社会冲突。可见，并不是少数人占有财产才有效益。
关键是当时的舆论环境—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没有像现在这样一面倒的主张。今天人们忘记了1980年代的改革经验，主要是因为在1990年代舆论环境变了。
其实，当时的股份合作制就受到了很多坚持两个极端倾向的人，特别是学界的批判，说它非驴非马。可骡子有什么不好呢？顶多就是不下崽儿。后来，连农村股份合作制都变成只能少数人得到财产权利的改革，那是因为乡村干部作为企业的实际控制者，不愿意让大多数人得到好处。其实，农民改革分地的时候干部们难道就愿意吗？当时的“三五牌干部”—50多岁、50多元工资，50年代参加工作—反对农村家庭承包，反对农民平均占有财产。为了什么？权与利。
1980年代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推进的时候，大量调查都证明，反对者不是乡镇企业职工，不是技术人员，不是企业骨干，甚至不是企业的实际管理干部，真正反对的是乡村两级干部。为什么呢？如果不改制，权力可以最直接受益。而一旦多数人持有股权，特别是把70%以上的股份直接分配给群众以后，干部再想安排亲信，随便从企业提取收益还行吗？就不可能了。
现在很多人强调土地重新私有化的理由，是小农经济没有规模效益，强调乡镇企业私有化是追求效益，等等。其实，这些理论的作用不过是一种包装。这些人恰恰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那些权力占有者的立场上，为“权力资本化”鼓呼。这种站在资本和权力的立场上宣称的“新自由主义”，绝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2003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农村改革恰恰是政府从不经济的农业领域退出的结果。2004年政府正式推出了农业免税政策，我尝试以“政府进一步退出农村”来立论，分析农村的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发生的变化。
20年前，由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需要而使得农村“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导致集体化高负债。政府随之退出农业，农民就习惯性地按照小农经济几千年的传统，形成了按人平均分配土地的财产占有格局。同期出现了1980年代农业显著增长，于是改革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并且形成大多数人得利的、有利于“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的制度化的产权安排。
20年后，由于农村“上层建筑超前于经济基础”，导致乡村两级高负债，于是政府进一步退出了农村治理领域。此时，如果政府不及时推进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农村传统势力必然会迅速填补组织空间。而有些学者从另外的出发点去构造另外的“上层建筑”，也许是在另一个极端重复“上层建筑超前于经济基础”的问题。
话题四：改革物语，从头说起
中国最初的改革从农村大包干起步。大包干内在的本质，其实就是“小农经济加定额交租”。这是传统农村制度的恢复—大包干不过是恢复了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所谓按照原来的产量基数交承包费，其实就是农村延续几千年的交纳地租。但在1980年代初期，出于回避意识形态制约的需要，确实不能直白地说这样的大实话。于是，大包干在当年的文件语言中被定义成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重大突破”……这种本来是在特殊条件下经过特殊技术处理的文字表述延续了20多年，也就具有了被成千上万次引用而形成的“政治正确”。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1980年代大包干推行期间粮食的3年大幅度增产？并且，为什么是粮食，而不是别的经济作物大幅度增产？难道真的是“制度变迁”导致的制度收益吗？
一方面，是农民把土地从生产队拿回来以后，自己的劳动力投入增加，在保证自己吃饭的前提条件下，努力争取有点买灯油和“红头绳”的现钱。
另一方面，政府1979年开始调整几乎20年不变的计划价格。根据已故粮食专家高小蒙1988年所作的分析，1979年到1982年的3年间，在其他农产品价格维持不变的条件下，政府的粮食综合收购价格提高了大约49%。农民越多生产粮食就越多卖钱，因此促进了粮食的大幅度增产。
这个现象在1990年代中期再次重复出现过（尽管其他经济作物价格早就放开了）：1994年到1996年，也是3年，那时政府把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105%，就造成1996年粮食总产量超过10000亿斤。而这3年，农村制度并没有发生重大积极的变化。
既然在不到20年的历史上，这种价格调整导致的大幅度增产已经不只一次发生过，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只要短期内大幅度提高价格，就会带来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粮食产量的增加？甚至，是否可以由此引申出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农业补贴政策的合理性分析？
话还得说回来，难道仅仅是上面提到的两个因素导致粮食增产吗？不完全是。
杜润生老前辈在1986年粮食大幅度增产时曾经告诫我们，大包干的作用不可过分评价，因为很多当年长期搞农村调研的老干部提出，还有第三个因素导致增产，那就是从60～70年代以来主要靠农民投工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
我接受前辈的看法。并且认为：那时还是革命党性质的权威体系能够以革命的名义，把当时最多的、最过剩的劳动力用行政（军事）手段组织到农田水利建设上。等于是国家没花什么钱，但却依托公社化制度载体，把分散的过剩劳动力要素集中起来，用到了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上。
因此，一旦分户经营之后，这两个因素—已经得到改善的农业基础设施和被大幅度提高的农产品价格—与大包干共同发生作用，造成了1980年代上半期的大增产。
后来中西部广大农村问题之所以越来越严重，与理论界的浮躁学风不无关系。问题在于很多后来的人既缺乏实际经验的积累，也缺乏认真了解客观背景的条件，误以为当年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改革说法就是真实的，甚至据此去做所谓的理论研究，从而更加剧了意识形态化的话语问题。而传统农区的地方政府又不得不按照意识形态化的那种“现代化目标”搞政绩工程，终于搞到1990年代中期财政赤字县超过50%，财政赤字乡镇超过60%。
如此困境压力下的地方政府，只能把各种开支需求倒算为农业税再加“三提五统”，分摊到各村农户，由此必然加重农民负担。2004年中央下令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前，国家税务总局一位官员测算，农民实际承担的税费占收益的30%以上。这几乎是世界之最了。
今天，在中央为了推进战略转变而重新强调深化改革的时候，应该对以往的改革重新认识。以往的认识是：改革是分阶段的，是从农村这个政府控制最薄弱环节突破的。本文的分析则认为，农村改革实际上是政府从不经济的农业领域退出的结果。而且，在不同阶段政府的进入和退出行为也可能是不同的。近年来，由于政府逐渐从“上层建筑超前于经济基础”因而不经济的农村治理领域退出，也会导致对改革发展全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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