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反思基础上的再出发

是线性深化还是再出发？

历时两年的改革反思和争论，尽管还不乏分歧与争论，但作为一个阶段，争论的结果似乎已经浮出了水面。

与此相关的消息有两个。其一，人们注意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字眼出现了83次，其中提及“体制”的29处，无一不与“改革”相连。其二，胡锦涛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胡锦涛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于是，有媒体认为，被广泛认为是自1978年以来对改革方向分歧最大的一场争论，有可能在本届全国“两会”后暂告一段落。

但也有更敏感的海外媒体发现，这个背景下对改革的重申，与其说是改革的线性深化，不如说是下一轮改革开放新路径的确立。香港《经济导报》一篇文章就指出，最近中央政府关于改革的精神，可以概括为“四条”，第一，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第二，改革方案要科学并注意各方利益；第三，改革成果须惠及人民；第四，改革开放不能忘记经济安全，掌握开放自主权。联系到2003年初提出的“以人为本”，年中提出的“执政为民”，年底正式推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首倡的“和谐社会”和2005年提倡的“自主创新”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该文指出，这表明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总结以往改革得失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新的改革开放观，这种新的改革开放观可以称之为“共享式改革”，或能够照顾各方利益的“均衡改革”。该文预期，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全民反思，这四条会成为全社会的新共识。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仔细分析一下新的改革理念和路径出台的前后，就可以发现，在决策层和民众之间，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似乎在开始形成。

首先，这种新的改革理念，与两年左右的改革讨论和反思是分不开的。国内就有媒体指出，“在这波以网络为主要助推途径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已经与政策层面产生了良性的互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是新一代领导集体施政纲领中的两个关键词，经过三年实践，它们的内涵逐步清晰，并在提交给‘两会’审议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具体而集中地体现了出来。可以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战略的正式转型”。“两会”期间，在总理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有媒体开展“我有问题问总理”提问征集活动，就有近20万名网友跟帖向总理提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作为人民的政府，应该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也包括在网上广泛听取意见。

在另一方面，还有海外舆论注意到，在“两会”期间，“一向语无遮拦的网民一反过去对改革失当、失误的批评和责难，对政府工作报告更关注社会公平、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给予积极的、建设性的评价。分享式改革既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主要目标，也是激发民众参与改革热情、凝聚改革社会力量的一面旗帜！”

事实证明，不走改革的路，中国是没有出路的。经济学家钟伟在《不思改革的中国顶多还有十年好日子》一文中就尖锐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粗放增长迹象日益明显，廉价劳动力大军的无度盘剥，廉价资金的猛烈注入，以及近年来廉价土地的大规模开发，这三点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膨胀。如果不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果敢的进一步改革，这样的好日子还能维持多久？2015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坎”，到那个时候，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金已是昔日的记忆，中国人活得相当疲惫，中青年阶层将发觉，他们面临沉重的上有老，下有小的赡养负担，而他们自己必须非常精打细算，才能还得上住房、汽车和其余一大堆账单。至于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廉价土地供应，是不是也会在2015年左右出现逆转我们仍无从知晓。也许我们可以武断地说，不思改革的中国最多还有十年好日子。

 因此，人们可以期待，新一轮的改革即将展开。但这新一轮改革与其说是原来改革路径的简单深化，不如说是一次改革的再出发。

理性反思是改革再出发的基础

历时两年的改革反思与讨论，是改革再出发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之一。

在改革反思的过程中，一直有人担心，对改革的反思会不会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会不会使改革开放发生倒退？事实证明，尽管这种担心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如有人力图以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将民众对某些改革措施的不满引向对改革总体方向的质疑，但实际上，在现在的情况下发生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可能性，如果不是说完全没有的话，也是很小很小。尽管有些人在对具体改革措施的讨论中不乏激烈之词，但要真的向旧体制倒退，并不是他们的本意和初衷。正如有人自己概括的，他们反对的不是市场化，而是假市场化和伪市场化。事实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已经是不可逆的。迟福林曾经将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归纳为三类，一是改革不到位，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严重不到位；二是改革在具体实践中的“走形变样”；三是一些具体改革的实践有一定的泛市场化倾向。可见，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所进行的讨论与反思，确实不是用“左”和“右”、前进和倒退所能概括的。

正确理解这次关于改革的争论，需要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这是一次基于利益关系、利益矛盾而发生的一场关于公共政策的争论。有人曾经将改革以来有关改革的分歧概括为三次大的论争。在这次有关改革的反思中，也经常有人将这次对改革的反思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关改革的论争相提并论。其实，这种简单的比附是不恰当的。因为改革之初的论争和90年代初的论争涉及的是社会基本走向，涉及的是改革要不要进行。可以说，当时的争论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性的。但这次的论争主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利益关系。因此，这次有关改革的反思与争论，实际上也给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分歧与争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这就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地将讨论和争论建立在理性和建设性的基础上。

不错，在这次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带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和情绪化的观点和言论。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因为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情绪化的争论，会将对改革的反思引向一种危险的方向。首先，意识形态化的讨论会使得本来可以澄清的问题复杂化，给实践留下的选择空间和弹性也越来越小。其次，意识形态化的论争，会导致社会中主要断裂带的形成，从而使得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和动力更为困难。但尽管如此，客观地说，在传统的主流媒体上发表的讨论文章，绝大多数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明确在大方向上反对改革的，如果说不是没有的话，也是极为鲜见的。这也说明，参与讨论和争论的绝大多数人，是在肯定改革方向的大前提下参与对改革的讨论和反思的。而带有较强情绪色彩的，则主要是在网络上。

对于那些带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和情绪化的观点与言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看待它。如前所述，这次对改革的争论是发生在利益分歧的基础上的。就一般的情况而言，基于利益之上的要求大体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其分歧本身是可以讨论的，可以妥协的，可以在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或共识的。即使是那些没有从容并系统表达自己要求条件的表面情绪化的意见，其背后也基本是理性的利益要求。值得思考的问题倒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理性的利益要求为什么会以情绪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认为主要是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社会中还缺乏理性化表达利益的语言和话语，因此，理性的利益一表达出来，就往往成了意识形态或情绪化的语言。这说明，当我们进入利益时代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所使用的语言没有跟上，我们还习惯使用以前那个时代的语言来表述现在所面对的问题。第二，在我们的社会中还缺少利益要求凝聚的机制，直接的、只言片语式的表达，难免带上情绪化的色彩。可以说，社会中的利益大多是以一种散射的自然状态存在的。所以，在西方有利益集团的存在。利益集团起的作用之一，就是对散射的利益要求加以凝聚，使之能够进行理性化表达，并达到在决策中可以进行处理的层次。比如，失业人员在国企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问题，如果其要求经过如此凝聚的过程，就可能会变成要求补偿的具体方案，或是有关健全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诉求。但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凝聚过程，在网上就可能变成一句简单的或是骂腐败或是怀念改革前的语言，甚至可能会变成一种骂人的话。这是导致利益表达情绪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也是如此。意识形态本来是个敏感的字眼，但在这次讨论中却被经常使用。其实，无论是使用者还是反对者，实际上都知道这个意识形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假的，是非意识形态的利益在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表达。比如，人们通常所说的“左”、“反改革”，更多的实际上是对某些正当利益的荒谬式表达。当然也不能否认像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有人利用民众的情绪，想把这种情绪引导到反改革上去。但就使用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利益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要求并不是意识形态化的，与改革的大方向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关注的是诸如国企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中的具体措施及其与他们利益的关系。而在另一个方面，即在坚持改革并反对反思改革的一方，对反思改革声音的理解也往往是意识形态化的，他们更多地关注那些有意识形态背景的人对改革的反思和批评，以为目前社会中对改革的反思会动摇改革的基本方向，他们担心得来不易的改革事业会由此受到干扰甚至发生逆转。

在这样的情况下，将讨论引向理性化，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明确一点，理性化更重要的是对于改革决策者和研究者的要求，而不是对于利益表达者的要求。当然，我们期望利益表达也应当更为理性，但在还缺少这种条件的情况下，改革的决策者和研究者切不可以这种表达的情绪化或意识形态化为由，忽视其背后真正理性的利益要求。更不能将类似公共政策的问题当作一个纯粹科学的问题，以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为由，漠视情绪化表达背后的正当利益要求。评论家曹林这样弱势者的情绪化问题：他们的话语劣势、身份劣势和心理劣势决定了他们发言的情绪化，处于话语优势的精英们应该同情并容忍这种情绪化，以宽容理性消弭对立的情绪。一个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一个有着稳定的收入来源、在书斋中做专门学术研究、有着较深专业素养、各大媒体争着采访的人，讨论起改革来当然能心平气和，话语优势、身份优势和心理优势让他能从容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可普通老百姓就不一样了，自己的声音很难发出来，现实生活上又感觉着切身利益的受损，感受着医疗、教育、住房沉重的生活压力，这种情况下，你让他们的话语如何平和，如何理性起来？所以，改革的决策者和研究者应该具有一种能力，即透过意识形态或情绪化表达的迷雾，洞悉其背后的正当利益要求，这样才能准确判断局势，制定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正在形成中的共识

共识往往要建立在讨论乃至争论的基础上。事实上，透过改革讨论的意识形态或情绪化的迷雾，我们可以看到，为改革再出发所必需的基本共识正在开始形成。其中，最大的共识就是对改革大方向的坚持。我原来也曾经说过，实际上人们关于改革的共识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分歧更大。因为即使是对某些具体改革持质疑和批评态度的人，也多是将改革中问题的发生，归之为另外一些方面的改革推进太慢甚至没有进展。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些对改革的不满，恰恰是对另一些方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因此，我们要善于透过现象来看问题的实质。
在此前提下，关于改革的具体目标、内容、方式和策略，两年的反思和讨论也明显推进了人们的认识，一些基本的共识在开始形成之中。

共识之一：扭转改革中的利益失衡，迈向利益分享式的改革。尽管在改革反思和争论中充满分歧，但实际上，“不能仅仅让普通民众承担改革的代价和成本”、“改革要让多数人受益”、“扩大改革收益者范围”这样的理念，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甚至对原来在改革中利益受损害的人进行某种补偿的观点，也已经为人们所接受。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即使是坚定主张坚持和深化改革者，也在开始探讨弱势群体和通过再分配来扭转改革中的利益失衡的问题。可以说，迈向利益分享式的改革，是一种开始被广泛接受的共识，也是保证改革再出发的基础。如果考虑到在前一段改革中利益关系失衡的情况较为突出，可以说，解决在改革中的利益分享问题，目前已经是刻不容缓。因此，在新的改革阶段上，社会公平将成为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共识之二：改变内部人改革的方式，使民众能够参与改革。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失衡，不能简单看作是政策偶然失误的结果，而是与当时改革的特定方式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如果是偶然的失误，结果应该是随机的，但我们看到，实际的情形是，几乎每次总是对同样的一些人有利，也总是对另一些人不利，而且总是对多数人不利，对少数人有利。赵晓在讨论国企改革的时候就认为，正是“内部人主导型改革”造成了国企产权改革蜕变为“权力资本化”下的“掠夺式改革”和“瓜分式改革”。他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过去基本上是由国企领导人说了算，顶多再加上地方官员，实际上是怎么有利于当权者的瓜分就怎么来”。因此，在新的改革阶段上，逐步形成民众参与改革的新机制，已经成为人们的基本共识。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形成这样的机制。

共识之三：仅有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在改革反思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进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当中首先是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已经经过几年的讨论、酝酿甚至试点，现在已经有了提上日程的条件。行政改革的目标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但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的不仅仅是服务，同时也要明确政府的定位，确立政府的公共性，防止国家政策受社会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响。同时，解决民众利益表达和参与的制度安排问题，也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包括健全法治的问题。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重点是以法律对权力和资本加以约束。总之，只有这些方面的改革能有实质性的进展，协调的改革才有可能。

共识之四：在改革的方式上，不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要加强改革的总体设计与协调。在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有利于在实践中探索改革的路径，而且有利于分解改革的任务，以避开意识形态的障碍。但在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已经开始导致种种弊端。这种方式不但不利于全面的新体制建设，甚至会给某些利益集团扭曲改革留下可乘之机。本来是通过扭曲改革为自己谋取私利，但“这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正常现象”一句托辞就逃脱了责任。在这次改革反思中，很多人已经提出改变改革的推进方式问题，特别是加强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协调的问题。可以说，在改革的新阶段上，协调改革和配套改革的问题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

共识之五：改革要形成新的动力和共识。我原来曾经讲过，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改革动力基本丧失。改革的共识与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相当一部分群体在现实改革中利益受损,并对未来改革中利益进一步受损怀有恐惧。因此，改革的共识要建立在利益协调的基础上。迟福林指出，实际上，如果改革真正面向老百姓最需要的现实需求，改革的共识自然增多，这种压力也会转化为改革的强大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老百姓对于透明政府要求的提高，国际竞争对政府能力要求的提高，都是政府加快改革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适时推出一些和民意顺民心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实际上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一些有利民生的改革往往被难以“操作”为由而搁浅。

共识之六：改革的规范化与法治化。一些改革措施遭到人们的质疑，与改革推进过程缺乏规范有着密切关系。正如有人所指责的，现在的一些“改革”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甚至在最涉及利害关系的改革中，法律不但缺位，有时往往是故意不做为。比如国企改革，不但是暗箱操作，而且涉及如此重大利益关系的动作，几乎没有任何法律的介入，在有的地方甚至明确规定法院不受理有关纠纷案件。因此，新阶段的改革需要将法治作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手段。

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到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明确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必须将改革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考量。如果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那么，当今中国的两大主题就是发展与公平。任何具体问题都要置于这样一个基本背景之中。经过多年的探索，这样两个主题已经开始通过科学发展观（包括转变增长模式）和和谐社会这样的社会发展理念得以具体化。科学发展观的重点是解决发展问题，和谐社会则是通过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公平的问题。当然，这两个方面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一些重要环节上互相渗透，但各自的侧重点是非常明确的。

但无论发展还是公平，都离不开制度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为这两个大目标服务的，是为实现这两个大目标提供制度基础。在这次讨论中力主坚持改革大方向的高尚全先生就指出，制度创新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应通过制度创新，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形成合理、公正、有效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体制保障。当前，应深化行政性垄断部门的改革，建立规范的利益表达、对话和协商机制，推进以规范政府行为为重点的政府职能转变。在改革中应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改革为经济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而这样的制度基础，只有通过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改革过程才能建立起来。所以我过去多次强调过，中国过去2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脱离了过去的再分配体制，而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从而使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在改革反思的过程中，为了方向性的大判断，我们经常需要回到一个更为本原的问题上：我们当初为什么选择市场经济？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只要是经历了改革年代的人都知道，中国从计划经济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践上，都来之不易。这种“不易”不是在于事实判断上的困难，而是在于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对于计划经济现实中的弊端，比如短缺经济、大起大落、经济缺乏活力等，改革之初也很少有人会加以否认，但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则需要冲破重重的意识形态阻力，需要政治上的智慧和勇气。但不管怎么说，经过20多年的努力，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去年出版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表明，2002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达到69%，高于国际上判断市场经济国家60%的临界水平。尽管对其中的一些判断，特别是行政权力与市场的关系，还有不同的看法，但中国基本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共识已经形成。这个判断一方面表明，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另一方面表明，以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为目标的改革进程已经接近结束，至少单边突进式的改革模式已经到了转换的时候。

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经过20多年时间逐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究竟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至少包括下面这三部分内容。

从经济的角度说，标志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相对完善，相对完善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仅就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来说，体制的完善任重道远。首先是市场主体的发育。非国有经济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非国有经济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的任务并没有完全完成。比如，产权制度的保护，市场准入的公平待遇，融资渠道的拓展等。与之相联系的国有企业改革似乎限于困顿之中。事实表明，国企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但用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的方式进行的国企改革，不仅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而且达到所谓的效率目标也没有任何保证。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探索国企改革的新路径。而要实现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打破垄断，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确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中的新规则，无疑是市场经济改革最基本的任务，也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首要前提。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防止市场经济成为一种假市场或伪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完善市场体制本身。

从法治的角度说，标志是法治是否基本健全，法治基本健全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好市场的关键是法治的基础。总体而言，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法治基础是异常脆弱的。法治完善的完善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更关键的问题是权力与法律的关系。可以说，法治的健全其实不在法律本身。不解决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法律的条文无论如何完善，都是没有意义的。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就是马后炮式的立法方式，即总是在一项改革进程才逐步开始相关的立法过程。尽管这对于规范改革后的经济活动是必要的，但却使改革过程本身远离法治的基础。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其说是立法的滞后是一种必然，不如说是与对不争论改革策略的错误理解，以及建立在这样一种误解基础上的机会主义改革方式有关。在实际改革的过程中，已有的法律往往被抛置一边，甚至越是涉及重大的利益关系，法律被抛置的现象就越是明显。

从社会的角度看，标志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否建立，形成了这种利益均衡机制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已经开始构成当今中国社会诸多社会问题的基本背景。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形成一种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种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体均衡的机制，将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安排来实现的。大体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一个是再分配。在市场当中，涉及的主要是劳资关系；在再分配中涉及的则是税收、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

是改革失误还是有人在扭曲改革？

为了使得今后的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明确前些年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之所在是非常必要的。但也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即使是在充分肯定改革大方向的学者中，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不同的。

分歧的焦点是在于，造成这些问题的究竟是由于认识不够，是想出的办法不够，形成的设计和所进行的选择上出现了失误，还是这里面既得利益集团在在左右改革，在扭曲改革？这是关于改革争议中一个实质性的分歧。这个实质性的分歧会影响对未来的改革的一些重要选择。如果是改革的失误，需要改进的是改革的设计等问题，但如果是有人在扭曲改革，问题就不这么简单，而是需要解决改革推进的机制，包括形成反扭曲机制。比如，在类似象公车改革这样的改革中，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反扭曲机制，改革的走样变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改革收不到预期的结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这个判断不是无关紧要的。

那么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要看一下出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就大体可以判断了。出现的问题大体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往往都是在厉害相关的问题上出问题，即大多都涉及重大的利益关系。第二，出的错不是散射性的，即这次是对这些人有利，下次是对另一些人有利，而我们看到，几乎每次总是对同样的一些人有利，也总是对另一些人不利。第三，大体上说，总是对多数人不利，对少数人有利。第四，总是对强势群体有利而对弱势群体不利。基于这样的几点，我们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不能仅仅归结为是偶然的失误。真正的问题是在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在有意扭曲改革。这也是改革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

扭曲改革的机制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应当看到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化。大的社会变革过程总会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体制的变革，实际就是一套规则的变化；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是各种社会力量组成的变化。在改革的第一个阶段上，体制改革处于更主动的状态，体制的改革造成社会结构的变化。体制每变一步，社会当中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不同力量的组合都会发生变化，这些社会力量更多的是适应体制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新的社会力量开始生长出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定型，即我原来多次说过的“结构先于体制定型”。这个结构一旦先于体制定型之后，逻辑就变化了，结构反过来左右改革的进程。扭曲机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扭曲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可以发生在两个层次上。一个是决策或改革方案的制定，一个是决策的执行或改革方案的实施。

扭曲改革的机制首先表现在，在前些年改革的过程中，普通人的福利减得快，强势群体的特权削得慢。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最艰难的改革之一。9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以减员增效和国企改制为内容的改革，使几千万人失去工作。这样一种力度的改革，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大体得以实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公车改革。一个经常被援引的数字是，全国公车消费每年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不仅远远超过军费开支，更比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多。公车的弊端，无论是从所涉及的资源的数量，还是不合理性，甚至都不亚于国企。因为公车一年的开销要超过国企一年全部的亏损。但问题是，一辆小小的公车，到今天为止已经改了整整12年。不同的方案，不断的试点，结果公车不是改得越来越少，而是改得越来越多。以致有人说，公车改革开始成为一场闹剧。类似的现象在我们的改革中是相当普遍存在的。

其次，是将改革扭曲为财富的掠夺。最明显的例子是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同时，一些经济学家所称的“掠夺经济”开始出现。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实际有两个百分点的负利率，也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损失至少600亿利息收入。在最近几年中，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全部级差地租约2万亿。这个数字，既可以看作是国家损失，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失地农民被掠夺的。

明确目前问题的结：权力与市场

从脱离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到建立一种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改革所要承担的任务，都有了明显的不同。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多次呼吁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先生说，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路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可以说，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

目前在改革具体内容和侧重点上的一些分歧，是与如何判断改革在目前阶段所面对的问题有关系的。这种分歧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就是“左”和“右”的对立。反过来说，意识形态上“左”和“右”对立背后的结，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分歧。所以现在我们应当正面来面对这个结。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想问题的基本方式，都是用两分法，左和右，再分配和市场，国家和民间等等。这些两分法重叠起来，似乎一端代表了旧体制，另外一端代表了新体制，改革就是要从旧体制走到新体制。但问题有时并不是这样简单。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不平等问题。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一个说不平等是权力和再分配造成的，一个说不平等是市场造成的。后来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则指出，不平等不是权力或市场固有的特征，而是看它的位置，任何社会都有权力再分配和市场，占支配地位的那个肯定是推动不平等，占次要地位那个是弥补不平等的。但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再分配和市场的作用在中国是走向了同一个方向。世行1997年报告当中讲，15年当中一个国家由一个相当平均主义的国家成为相当不平等的国家，这在世界还没有过。为什么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不平等的状况急剧地恶化，就是这两个重要的机制共同地推动不平等的扩大所致。

这也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现在很多争论，包括一些经典的理论，都是以一个基本假设为基础的，就是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是此消彼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多理论背后的那个基本假设可能出了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人们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权贵资本主义中，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我们在改革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学家钟伟曾提出过“新双轨制”的提法，简单说就是要素市场的非市场化和商品市场的市场化的结合。有了这种结合，就可以在要素市场中廉价获得资源然后在商品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获取暴利。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关系的扭曲，都往往与这两个因素共同的作用分不开的，如扭曲的劳资关系，失衡的城乡关系，难以整治的官煤勾结等。
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是在于，可以使我们更明确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假如按照过去的思路，我们可能是这样的区分左右的立场的：一方把现在的问题归咎为市场，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权力干预市场；另一方，则把现在的问题归咎为权力，需要用市场尽量地去冲击权力。这是过去左右对立的一个基础，或者体现两个基本的思路。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已经结合起来了，我们面对的问题就不是这样了。面对的是什么问题？这就是需要如何对这两者各自进行规范，而且防止两者的结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看到其背后社会结构的背景。最近我一直在讲这样几个概念：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张维迎先生认为这几个概念也许有点超前，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因为其中有的是明显的趋势，有的是刚刚在显露的迹象。结构定型应当说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种明显趋势，尽管中国还出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但和80年代相比，定型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在逐步定型化的结构中，精英的联盟应当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在最近几年时间，精英联盟似乎在呈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的现象来时出现。在最近这些年的改革中，赢者通吃的问题开始越来越突出。要清醒意识到中国社会与改革面临的问题，就需要看到社会结构发生的这些变化，哪怕是刚刚显露的迹象，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警惕。

新阶段改革的共识、动力与策略

在新阶段的改革目标之下，关键是要形成能够保证改革目标得以实现的机制。其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改革的新共识与新动力。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改革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裂，改革动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中国的改革在过去27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80年代的改革，既导源于现实的危机，也为走向一个新社会的理想所激发。而做大蛋糕的改革方式也成就了这种多少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可以说，80年代是一个对改革有着极大共识的年代。但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在已经在相当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要形成改革的新共识，造就改革的新动力。除了对改革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之外，为了能够形成新的动力、新的共识，同时也是为了减小对改革的阻力，我觉得对既有的改革进行完善、矫正、甚至是补偿是必要的。特别对这几年改革当中既不是作为改革的阵痛，也不是作为改革的必要代价的一些群体严重的利益受损，我觉得应当有矫正和补偿。

推进改革的新机制。必须看到改革已经走了20多年，改革推进的条件，它的社会基础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特别是，要意识到改革已经进入全面建立新体制的阶段。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形成推进改革的新机制。这种新机制包括，第一，需要一种对改革进行综合协调的高层次的机构。现在的问题由于缺少这种机构，改革越来越部门化。部门利益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改革政策的制定上，甚至体现在形成的所谓新体制上。第二，适时地转变改革推进的策略。可以将改革分成侵蚀阶段和转型阶段。从改革推进的策略来讲，前一个阶段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全面的转型、全面的制度建设。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后一个阶段，原来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已经不行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转型阶段仍然沿袭了改革前期的改革策略。比如，像国有企业改革这样涉及基本体制和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过程，也没有系统的立法。

利益均衡的机制。在最近几年中，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为平衡利益关系做出了很大努力。今年将投入数千亿元，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和经济困难的城乡居民，直接受益者逾亿人。中央财政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将达到1359亿元，比上年增长21.2%；同时，中央财政安排扶贫开发资金137亿元，重点支持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和劳动力转移培训等项目。中央财政今年还安排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就业再就业支出1859.8亿元，比去年增长14.5%。但要看到，仅仅有政策是不够的。调整利益关系，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中国的贫富差距走到现在，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些政策的失误，不能仅仅看成偶然因素的结果，而是不同社会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严重失衡，这是真正的机制问题。重建这种机制比政策更根本。实现利益均衡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改革的成本如何均摊的问题。

改革的参与机制。最近几年中各级政府为调整利益关系做出的努力，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对民意的一个正面回应。这表明，在我们的社会中，不是完全没有利益表达机制。但我们现有的利益表达机制，具有反馈慢、成本高的特点。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往往是下层的要求，要通过矛盾激化，社会问题增多，甚至是通过犯罪、治安等因素，才能有意无意地将信号传达到高层决策机构。但这样的信息传达渠道不仅效率低，而且代价大。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形成一种成本低、反馈快的利益表达机制。这就是民众在改革中的参与机制。涉及到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必须在广泛听取有关利益方意见和要求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否则，就很可能使必需进行的改革因损害民众利益而达不到预期的结果，甚至造成种种社会矛盾。其实，包括我们今天进行的反思与讨论，都是参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改革是不容质疑的，改革讨论成为禁区，必然会对改革的参与机制造成严重损害。

改革的反扭曲机制。我还是要重复一句话，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同的利益主体追逐利益的行为，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不同群体利用改革的机会为自己谋取利益，几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这样就可能导致改革在实践中的走样变形。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扭曲改革，而是在于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有没有相应的反扭曲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对改革实施过程及其效果的监控，也包括在政策上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