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经济形势务虚会
2006年2月13日下午，中国税务杂志社408会议室，六位学者对一系列重大命题的热烈讨论正在进行。此次座谈缘起于王建在中国税务杂志社《香港传真》上的一篇名为《改造我们的研究》的文章，文章列举了十个有悖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现实问题，此文引起了不少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共鸣和思考。参加此次讲座的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王建、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小虎、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
下面是温铁军在会议上的发言：
（一）新一届中央反思改革出新政，中国未来有希望
温铁军：中央已经开始准备“17大”，我个人对新一届中央能够交出一份让人民满意和答卷是有信心的。
首先，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连续三年保持9%以上的比较稳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计未来几年还会继续维持相应的增长，这是“16大”以来的重大政绩之一。同时，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代价相对小得多，表明党中央已经对我们这种特殊体制条件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宏观调控的手段运用得非常娴熟了，我们这种两只手同时都可以用的宏观调控，不但能够熨平波动，还能保证经济比较健康的增长。
第二方面，伴随执政党的和谐社会理论，提出了更加强调公平、科学发展观，各地相继提高最低工资和低收人群的保障，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思想得到迅速贯彻，这些方面的工作也非常有说服力。
从这两方面看，群众对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评价应该是积极的。现在着手“17大”的安排，有理由相信“16大”以来的很多方针、政策能够在“17大”以后的安排中得到巩固，或进一步加强。
希望咱们这次的讲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因为，以往的很多争论现在经过实践检验，大体上有了定论。
比如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争论，最近的16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更加关注公平、更加注重就业，而且是放在关于和谐社会的论述中强调的。以往关于引进技术还是自主创新的争论，通过这次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明确为自主创新，甚至将它作为国家战略。以往简单化地强调城市化，这次则调整为新农村建设，同时更加明确了城镇化的发展道路等。中央对很多长期的争论最近都有了结论性的意见，我个人看，社会对这些新的重要趋势的反映也是积极的。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显滞后
温铁军：从现在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看虽然有很多积极面，但几个东西是绕不开的。
第一个是王建的观点。当资本主义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虚拟资本发展到现阶段——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金融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虚拟化、达到即将面临泡沫崩掉的时候，如何看等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对此，我现在考虑的是其中内在的逻辑性。
一般而言，在人类进步到资本主义的现阶段，居于主导地位的是金融资本；其内部矛盾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起决定作用的内因。其他非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是外因，只能起资要作用。王建最近的分析，就表达了这个一般规律：自欧元问世以来，欧元的发行改变了欧洲的贸易结构，以前区内贸易大于区外贸易和大量的贸易顺差，应该是支撑欧元币值的主要资源，现在欧元区的主要国家出现大量逆差，与美元攀比提高利率以吸引资本流入，这应该是美欧发展到虚拟资本作为主导力量的资本主义高级阶段一个必然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的内在逻辑，美元与欧元这两个虚拟资本主流之间的矛盾及其演化为对抗性冲突的趋势，应该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起决定作用的内因。
我们都知道，越是虚拟资本趋向泡沫的时候就越是疯狂的时候，将来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恐怕到不了王建说的30年。那时候就不仅是我们的外汇储备大幅下降了。
既然大家都预见到泡沫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候必然崩溃，那么我们已经达到的85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一个定时炸弹。早就应该未雨绸缪，尽可能在美元大幅度贬值之前变废为宝，及时地利用我国没有放开本币的条件，把过剩的外汇资本转变为对国有银行、战略性企业或国际资源型企业的注资。这样，不仅国有金融的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而且会在泡沫崩溃之际得以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我们进一步引申一下就会看到，我国的人民币不断增发，也演化成为一个产业资本大国内部占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那么其自身的虚拟化或泡沫化也应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16大之前，我在一次座谈会上向老同志汇报关于翻两番的看法时说过，20世纪我国是产业资本形成和扩张的阶段，进入新世纪则是金融资本进入快速发展到虚拟资本经济的阶段；因此，只要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翻几番都没问题。
国内这些已经异化于产业资本并且出现虚拟化趋势的金融资本，和国际的金融资本的动作规律应该是趋同的，也就是说，未来的人民币作为一种金融资本也会趋向虚拟资本的运作规律。最近开始的金融期货发展，应该是这个规律的表现。
我们知道，一百美元的纸币印刷成本只有四美分，而进入流通领域，到中国这样的实物经济国家，就会换得一百美元的商品，由于现在这种国际贸易运行框架，中国没有根本上摆脱原来的地位，尽管我们的产业资本数量很大，但还是以自己有限的资源制造产品换得货币资本，反映了我们所处的产业资本阶段的交易地位比较低下。
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局限，是否可以单纯地按照西方的消费主义模式来扩大内需，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长期看，这似乎也不乐观。将来不可能仅仅是将更多的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提高他们的消费，以消费来拉动增长。因为，尽管我们注重了公平，扩大了内需，但资源和环境的瓶颈约束仍然不能突破。
第二个问题更值得深入考虑，如果把林毅夫借鉴过来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樊纲提出的非民粹主义增长结合起来，其实民就构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具有解释力的逻辑。我可以不认同他们的观点，但却必须承认这个逻辑成立。众所周知中国唯一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价格低廉。但这个比较优势是建立在劳动人口不断增加的条件之上的。
我以前曾经提过一个观点，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并且导致其后的路径依赖。我国早年的工业化原始积累，由于资本严重短缺，我们的劳动力不记代价的投入，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那是个全民贡献的时代，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但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制度路径，对其后的发展起到了路径依赖的作用。现在也依然靠着对劳动力的低价占有来实现经济的增长。政府近年来的政策也是每年不断加大对劳动力培训的投入，使农民打工者更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但这是在劳动力总量不断增大的前提下。因为新的劳动力不断进入市场，导致劳动力的价格不断压低，这也是一种市场规律。
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和中国人口不断增加，劳动力不断供给这个现实是吻合的。因为劳动力作为过剩要素的价格低，所以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大量被资本方所占有。农业部郭书田和社科院陆学艺前几年的研究说明，每个农村来的打工者至少每年给城市提供了大约两万元的价值。蔡昉2005年的研究，人力资本的贡献占到经济发展的50%以上。其实建国以来几乎长期都是绝对的比重，这本身和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是相同的。加上樊纲最近补充的理论——非民粹主义增长，就构建了完整的逻辑，由于中国的增长是非民粹主义的，于是，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按照这个逻辑的内在机制作用，客观上就决定了我们靠政府手段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增加他们的社会保障，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就会丧失。这也许是近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对执政党的政策思想难以认同的背景。
当然，樊纲也说，他的理论有内在的“政治不正确”，因为按照这个逻辑进一步推导出来的政治安排，不仅不可能符合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而且必然得出专制和集权的结果。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这种路径依赖会不会导致发生社会动乱。第一，中国到目前在城乡结构上仍然是73%的户籍农业人口，如果人口结构的绝对比重仍然是农民，那么农村财产结构的稳定性可能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如果继续现在大量占用农民的土地，破坏农民原来的财产关系的做法，当然会出现社会动乱。
但如果对这方面的问题及时予以调整，比如允许农村集体所有的以土地作股的方式参与基本建设，以租赁的方式参与工商业开发，那就不会出现动乱；农民的矛盾就是小农村社制度人在的传统矛盾。近年来这种累积矛盾往往是以选举的形式来爆发的。
2004年的免税新政最大的功绩，就是一个政策化解了以往农村80%的因负担过重引起的冲突。现在如果我们想让中国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只需明确一个政策——农民的土地不能征占。即使征占，所得到的利益在村社内部分配。这就稳住了70%的农民，也就稳住了军队，因为军队的主要成份是农民和农民的子弟。所以，从政策趋势上看，中央政府还有稳定民心的牌可打。当上访事件出现爆发性增长的时候，很可能出台某个政策，产生如2004年宣布免征农业税那样的政治效果。
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我国农村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基本格局不可能根本改变的时候，其实和历史上所有高度分散小农所要求的上层建筑是相似的。中国只要小农人口众多，所要求的上层建筑就不会是像西方一样的民主、议会等等，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是因为农业人口的不断消亡而产生的。不管谁执政，只要代表这些小农的利益就有其政治合法性。
这就又回到樊纲和林毅夫的逻辑：在我们的城乡二元体制、农村人口众多的条件下，最可能出现的合适的上层建筑，也可能就是开明专制的政治结构。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未必同意这个说法，但从这个逻辑导出的结论很难攻破。我个人认为，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不可能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也不可能在中国广大农村成为主导的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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