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经济形势务虚会
2006年2月13日下午，中国税务杂志社408会议室，六位学者对一系列重大命题的热烈讨论正在进行。此次座谈缘起于王建在中国税务杂志社《香港传真》上的一篇名为《改造我们的研究》的文章，文章列举了十个有悖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现实问题，此文引起了不少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共鸣和思考。参加此次讲座的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王建、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小虎、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
下面是高梁在会议上的发言：
高梁：王建写的《改造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性。关于虚拟经济，王建做了很多研究。我对这方面的理论不太熟悉，但1998年回北京前，我在南方做过两年期货操盘手，这里想从微观操作的角度，谈谈对虚拟经济的看法。
现代各种金融衍生工具起源于农产品期货，两者的基本原则和操作方法应该没有大的区别。期货交易和通常的股票交易，在操作规则上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股票只能先买后卖（做多），期货则也可以先卖后买（做空）；二是买股票必须足额付款，买卖期货则只需要交百分之几（我国是5%）的保证金，到交割日再全额付款。这就是“买空卖空”和“以小博大”。大家都知道，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套期保值，减少大宗同质性商品交易的价格风险。但是，价格风险只有在连续的交易中才能被众多交易当事人分担。规避未来实物交易的价格风险，要以无数的投机交易为前提。“以小博大”是风险的极度放大，在期货市场中多数散户必然是受损者，甚至血本无归，只有极少数人能发财。庄家操纵市场、兴风作浪更是由这个市场制度本质决定的、与生俱来的丑恶面。
所以，在期货市场对某个具体品种的买卖，除了最后交割日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外，整个过程中的所有交易活动，不过是赌博而已。在股市中，庄家操纵价格必须先大笔买进，然后才可能抛出。而在期货市场，“多方”、“空方”却是真正对垒的两个阵营，价格的被“发现”，完全取决于哪一方能“拍”出多少“保证金”，拼的是资金实力。真刀真枪在期货市场玩的人，最清楚这个市场是怎么“配置资源”的。国外发明炒股票期货的“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得了诺贝尔奖，但揭露金融衍生品市场本质的作品，却没人理睬。
很多人知道１９９５年“3.27”国债期货事件，多、空两方杀红了眼，竟玩起了“空手道”。结果刚开张了一年的国债市场就关门了。在这里我想举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的海南中商所“９６５”咖啡事件的例子，这个故事不太出名，但我觉得更能说明问题。
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的咖啡期货是个小品种。我国只有海南产咖啡，当地持有现货的商家多数“做空”。１９９６年初，大批大陆资金到中商所“做多”，在某个交易日发动。多、空两方经过猛烈交锋，空方资金不敌，被“逼空”。当时国际咖啡平均价格大约是每吨1.7万元人民币（期货市场上每手一百公斤，１７００元左右），在一周内，９６５咖啡价格被抬到３５００元以上。空方大户没有现货的，眼看要倾家荡产。于是中商所当局规定，允许空头进口咖啡交货。据说那年从越南紧急进口的咖啡，等于中国十年的消费量。多方拿到大批现货咖啡，成了烫手的山芋。在其后将近一年中，这批咖啡货单成了在大户们之间来回传递的“筹码”，利用它呼风唤雨、制造谣言，在后续的咖啡交易中，不断演出“逼空”、“逼多”的好戏，就像荡秋千一样，在９９９元到四千元之间来回摆动，背后不知道演出了多少黑幕故事。到１９９７年春，证监会终于宣布停止咖啡期货交易，此后不久，中商所关门，全国１４家期货交易所只剩下今天的三家。
当时其他多数期货品种也充满了黑幕和丑闻，不再列举。实践说明，在一个投机机制大于正常供需机制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可以是逆向的，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投机市场是赌场，玩的是零和游戏。你的收益必然是别人的亏损。索罗斯在泰国、马来西亚赚了大钱，在香港和俄罗斯又赔了进去，相应的，泰国、马来西亚必然有不少人赔了，在香港、俄罗斯有不少人赚了。这和作为生产过程延伸的商品流通完全不同。我们不否认期货市场积极的一面。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绝大部分的投机成分，不可能形成商品的增值。我认为，所谓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本质上是有钱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游戏。
另外，根据期货交易规则，全世界每天两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真正发生的现金流不过是两万亿的百分之几。这不一定准确，是要求教于专家的。
其次，我想顺着王建的话题，谈谈“改造我们的改革理论研究”的问题。
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就一再提出要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关系。（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中就提出了“处理好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人民生活的关系”），讲了２０年了，但三者是什么关系，怎样从我们２７年的改革实践，怎样国际经济教训中加以总结？我们的改革理论界似乎很少涉及 这方面的讲座有一部分人尽管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但显然对俄罗斯“一步到位的”转轨十分向往。
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后，政治上实行了多党制的“宪政”制度，经济转轨实行“休克疗法”，价格进一步放开，商业银行一步放开，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四年内８０％实行了私有化。原来的国际国内市场联系很大一部分被切断，通过官商勾结廉价收购国有企业的私营老板们忙于投机和抽逃资金，无心踏实搞生产，结果经济衰退、社会混乱、两极分化、群众生活困苦，民主政治一度变成寡头操纵的“金权政治”。国外敌对势力乘机实行战略包围，步步进逼。俄罗斯“休克”十年，只是仰仗国土广袤、资源丰富和原来的军事工业科技的老底子，才没有“长眠不起”，靠着新一届政府“拨乱反正”，加上国际油价高涨，这几年刚缓过劲来。
当初俄国的“青年改革派”不是没有预见到激进改革会带来经济衰退、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但把这一切都看成是“转轨必要的代价”，实际的代价是牺牲了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国家安全的利益，成了“为私有化而私有化”，机械搬用西方的“理想市场经济理论”硬套本国实际，实际付出的代价，是十年衰退和国际战略地位的丧失。
宏观地看，可以认为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牺牲发展和稳定的最高利益、服从所谓“市场化改革”这一次要目标的典型。我国改革走“渐进式”道路，注意直辖市三方面关系，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
经济改革是为了激发经济运行的活力，更发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改革的过程也是社会利益出现分化的过程，改革必须以保持社会稳定作为基本的边界条件。这就是“渐进式”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首先，改革开放，必须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最高原则。
“发展是硬道理”，但我们一度流行的发展思路，就是“完全市场化和全面开放——发展劳动力比较优势——融入世界分工体系”这样的逻辑体系。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参加国际分工当然也有必要，但今天必须更多强调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的支撑作用。对于中国这个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之所以不能盲目照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理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理由：
第一，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在整体组织水平、科技水平、企业竞争力和市场规范程度性等各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经济体制改革如果过分强调市场化私有化，过分削弱国家的管理组织能力，放弃国家对本国产业的组织、支持和保护作用，就可能成为拉美那样的“弱势国家，涣散社会”，永远处于竞争的下风，被锁定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成为“打工经济”或“依附型经济”。这决不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第二，长远的发展要领先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科技的发展，既要依靠企业和市场的基础作用，也要依靠政府制定通过前瞻性的经济科技规则，整合国家经济科技资源，资助科技开发，组织产学研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发展规律不同于经济规律，又必须和经济结合，离不开领先政府的引导和组织。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占了主力地位。对外贸易中57%由三资企业完成。其中，电子业达到92%，机械制造达到70%。外商控制了主要的出口渠道。20多年了，我们还没有学会通过自己的贸易组织去拓展世界市场，而且把自己的工业组织领导权一步步地送给外国人。中国确实要解决就业这个基本问题，但就业只能通过外国人来组织？这么走下去，中国经济本质上成为打工经济，是外国公司在中国雇用最便宜的劳工，使用中国能源，污染中国环境，向母国提供最便宜的消费品。这不是中国人组织的经济，不是自主自立的经济。
资本主义的发展，尚且有拉美道路和日韩道路之分。本质上看，拉美道路是依附型、殖民地型，日韩式道路是自主型发展。日韩道路，本质上就是技术立国、自立自强。现在一提自主创新，就有人扣帽子：“你们要搞闭关锁国”。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重挫，有人幸灾乐祸，说要谨防掉进日韩自主创新的陷阱。它怎么成陷阱了？恰恰是那样才能赢得强国地位。我要问一句：中国是不是永远要服从今天的国际分工？是不是要把过去已有的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全部打乱拆散，并入跨国公司，彻底变成打工经济？市场经济最后是不是一定要走到资本主义？对外开放是不是一定要走到殖民地才算彻底，否则就是半拉子工程？
当前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科技落后导致工业竞争力不足，对外依赖性增强。中央提出，“把自主创新作为结构调整和增强国家竞争力中心环节”，具有重大意义。什么叫自主创新？首先自己得有主心骨，有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研究院所、自己的企业——不是外国人控股的企业，也不是外国人控制经济权的企业，是中国人控制的企业。现在，全国上下都要搞合资，不合资就是不开放，不改革。合资以后，中国是不是就永远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
改革开放有个前提，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要让大多数人过好日子，有起码的社会公正和公平，要捍卫国家的主权，自立自强。开放必须是坚持自主权的开放，不是殖民地型的开放。划不清这个界限，改革开放的未来就是拉美式的殖民地型的开放。如果是这样的开放改革，我反对。我个人信奉的改革开放路线，就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开放。
必须强调产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强调保持自主的战略追赶态势；注重发展和安全（国防、产业、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的统一。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单纯依赖“招商引资”的发展是违反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的。
第三，中国的最大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紧张，这决定我国不可能完全遵循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必须更多地公平性，更多地注意民生，注意可持续发展。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也不能仅靠企业短期利润驱动的市场机制，从另一面看，用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必须以国家竞争力为基本导向，必须超越GDP目标。瑞士洛桑的“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中，对“制度”的优势提出了两个基本定义：第一，系统开放性和系统自主运行有效性的平衡；第二，微观活力和宏观调控的平衡，分散和集中的平衡。这也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所有成功实现赶超的后进国家，其工业科技的进步必然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而不是单强调某一方面。要追赶发达国家，必须正确处理“将企业推向市场”和“国家支持保护”的关系、正确处理“借助外力”和“保持自主性”（吸收消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正确处理企业短期效益和基于科技发展规律长期战略利益的关系。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国企改革限期完成。先是MBO，老百姓反得厉害，暂停。于是就搞合资，能卖的全卖掉，城市把地皮卖掉，地方把自己的骨干企业卖掉。换得一时的财政收入，一时的减轻政府负担；得到一时的局部利益，丢的是长远的整体利益。
一个招商引资，一个限期国企改制，这两条是地方政绩的硬指标，逼着他去卖家底。前提是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产业。政府要少管，那让谁管？让外国人管，把中国的经济命脉奉送给外国人？在利益的驱动下，省以下的骨干企业纷纷出卖，而且是廉价出卖、限期出卖，以卖为荣，就好像谁卖得快谁就升官。
装备制造业有几个例子非常典型：大连电机厂、宁夏西北轴承厂、合肥变压器厂等，都是先叫外国人51%控了股。控股后马上把销售渠道拿走，财务拿走，总经济拿走，名为合资，实际上由外方控制。控制后就搞亏损，一个劲儿地亏。零配件一定要进口，高进低出。连年亏损，中方一看没辙，再谈。外方说，股权我全要。我所研究的几个企业，都是三四年的时间，全部玩完。
合资前，这些企业有的是亏的，但也有不亏的。过去亏有几个原因：第一，在装备工业领域，中国企业的市场越来越小。大量进口外国装备，然后合资企业侵占本国市场。装备工业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市场让人家占领，国企能搞好吗？第二，根据统计，多年来国企的平均税务负担是外国企业的两倍。开放初期，外商对中国大陆不了解，为了鼓励人家来投资，搞了一系列税收优惠，现在连续20多年了。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我没听说过一个国家是这么干的。这么玩儿是在自杀。第三，一片“国企失败论”，说国企就是搞不好。然后是“吐痰论”，说国企不能搞好，国有经济强大了，计划经济就更没法动了，宁可搞坏以后私有化。这是流氓改革理论。这私折腾了十几年，等于纵容总经理监守自盗，把工厂搞黄了，资不抵债，负资产、零资产。然后说算了，你给评估吧。本来价值一亿的厂子，评估一千万，他先出两百万买下，五年还清。两百万还是贷款，银行居然贷给他。买下以后，再免几年税，这厂子就是他的了。什么叫MBO？不全是这么玩儿的吗？分明就是挖国家的墙脚，贪污腐败。后来MBO不行了，又卖给外国人。地方官一要招商引资，二要国企限期改革，三要丢包袱，还有什么破产政策、国家给财政减免等，动不动就骂国有企业不行，因为制度不好，一定要把国企搞死。
问题在于，这些企业中有一部分是国家装备工业的中坚骨干、国防安全的支柱，全搞完了怎么办？这样下去，国家政权也就完了。我不知道某些人心中有没有经济发展战略，有没有国家安全？还要不要为国家负责，为历史负责？
所以，我们必须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指导思想，正确规定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关系，保持国家对战略、骨干产业的控制权。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本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最后，改革必须以社会稳定作为底线。如果改革的指导思想，不遵照统筹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指导思想，纵容官商勾结、腐败横行，听任社会不公平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甚至公开站在权贵资产阶级的立场，蔑视群众呼声，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就等于在积累社会矛盾，甚至可能葬送国家建设和改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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