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2004年接受上海《社会科学报》采访
非主流经济学派掘动主流经济学帝国根基
——访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
记者（王婷）：杨老师，您所批判的新自由主义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有什么不同？
杨帆：自由主义一般理论和我所批判的“新自由主义”不同，它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念，基本点是反对专制，主张个人主义和民主自由，有些前提在中国没有，比如没有基督教根底的“个人主义”，没有民主法制的“经济自由”，在中国都会产生与西方不同的结果。
经济自由主义是一般自由主义的一个经济分支。作为经济学理论有一定科学性，它所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市场机制，调动人对于利益的追求，提高经济效率。80年代初，中国深受30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苦，特别是深受10年文化革命之害，急于寻求新路，自由主义包括经济自由主义，自然如雨后春笋。当时的经济自由主义只是一般自由主义的一个部分，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
90年代盛行于俄罗斯，拉丁美洲和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则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实质上是以以“新古典主义”和“制度学派”经济学理论包装起来的西方意识形态，是西方经济大国防止其它国家崛起的国家竞争谋略，是新霸权主义意图统一天下的政治纲领，是西方文明压制其它文明，制造思想控制的一种信仰。因为打着“自由与人权”的旗号，又有“经济学”外衣，有巨大欺骗性。特别是我们出现意识形态真空的时候，新自由主义马上加以填补，在中国成为“神学”，所谓“经济学理念”成为信仰，而“ 著名经济学家”则成为神甫。这不仅歪曲了经济学，也歪曲了自由主义。
记者：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帝业是如何建立的？
杨帆：这是由官方政策造成的。9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发展，官方对于经济学给予比较大的自由度，传媒进行商业化炒作，以新自由主义控制社会主流舆论。新自由主义经学家获得政策优惠，才得以破格提拔。政府，国际和民间大量资源，通过学术会议，办论坛，评职称，学术奖金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见，对其他经济学家进行封锁，制裁和妖魔化。
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源于西方文化的“双重标准”。他们排斥不同意见的办法是从美国那里学来的，不与你平等讨论问题，而是联手把你排斥于他们控制的学术活动之外，在各种场合不提你，不请你参加应该参加的论坛和会议。等到不能不提的时候，就说你学问不足，表达不规范，言语激进，态度不理性等等，从资格贬低到人格妖魔化，无所不用其极，以此来掩盖观点和立场上的分歧。这次“非主流”出了书，引出一批小经济自由派在网上反映，也还是漫骂贬低那一套。这反而暴露了他们自己进行学术垄断，欺世盗名的真相。
正是如此，也奠定了他们必然失败的命运，他们违反了自由主义奉为圭臬的“反垄断，学术自由平等”原则。一小部分经济学家得到特殊巨大利益自封主流，而把大多数经济学家，人文学家，记者，民间知识分子边缘化，结果是把自己边缘化。这大概就是我们刚刚打起“非主流”旗帜，就获得极强烈社会反响的原因吧？
西方话语霸权的另一个表现，是过分强调经济模型和数字的规范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种研究方式的前提是有大量数字，需要大量经费。中国的数字统计十分不完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隐蔽性利益转移，没有数字，只能依靠案例分析和直觉判断。如果过分强调在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上与国际接轨，必然排斥和贬低对中国问题的真正科学研究。
记者：在您看来，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坏”在何处？
杨帆：当经济自由主义背弃了民主，民生和民族的时候，就蜕变成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越来越坏了：
歪曲哈耶克自由主义 中国新自由主义者只利用了他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中反对人为建构制度的思想，而且专门用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市场经济，在西方文化中从来是被列为“唯一符合人性的，没有任何建构的制度”。但哈耶克还有其他许多著作如《致命的自负》，他非常强调传统，说“传统是本能与理智之桥”。
新自由主义主张不惜代价与国际接轨，不给弱势阶层补偿，人为扩大两极分化，带有人为建构的意思，甚至有以暴力强制推行的意思，根本上违背哈耶克的自由精神。
最坚决地反对历史上一切革命 新自由主义者最坚决地否定历史上的一切革命，贬低毛泽东，把平等思想贬称为民粹主义。他们彻底否定毛泽东，原来是为了否定“左倾”，促进改革开放，后蜕变为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一切，包括抗美援朝。他们不改变对毛泽东彻底否定，肆意诋毁的态度，意味着他们非理性，不尊重历史和大多数人人民的基本愿望。
制度决定论 以美国制度学派为理论武器，把中国一切问题归结为制度，主张学习美国经济法律制度（不包括民主），照搬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强制实行不惜代价。新自由主义对斯大林主义深恶痛绝，在深层思维方式上与其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人为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的核心是改变所有制”，只不过从左倾的国有化变成右倾的私有化。虽然言必称科斯，我还是看出他们屁股后面有斯大林主义印章，称他们为“右翼斯大林主义者”。
反对民主，忽视民生 新自由主义者有渐进和激进之分，渐进者更加反对道德建设，主张以腐败形式消解国家和政府。激进者近来比较盛行，一般来自留洋派，讲求公开化透明度，主张以强制手段实行休克疗法，建立西方制度，其口号是“推倒重来”，从股市到银行，再到别的什么，只要推倒一个，其他就连锁推倒，决无“重来”可言，这实际上也是文化革命“不破不立”的翻版。所有新自由主义者都反对民主，忽视民生，如张五常说“选票不如钞票”。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大多数人对他们鼓吹的“新制度”越来越不感兴趣，如投票他们未必有多数，还是依靠权力最好。从反对专制立论，到抛弃民主结束，这就是中国自由主义堕落为新自由主义的心路历程。
中国新自由主义正向买办发展 新自由主义者有民族和买办资本之分，前者代表民营资本原始积累并谋求合法性的需要，又分为生产资本，商业资本和投机资本。在2000年左右，新的买办资本代言人出现，以“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准备吞吃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促使经济学界分化。目前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正向买办方向发展，他们反对以国家力量发展战略产业，主张以外资弥补比较劣势产业，进一步对国际霸权妥协。他们反对进行利益格局调整，主张继续扩大两极分化。他们反对政府必要的干预，这意味着使环境破坏，两极分化等问题更加严重。
从强者哲学到买办哲学 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强调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中国新自由主义者的座右铭。无数传媒都在以各种手段吹捧成功者，贬低失败者，假造精英与天才，贬低人民大众。是非颠倒的价值标准，无羞耻心的道德心态，极端衰弱的舆论监督，使强者哲学渗透了人心，这是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但新自由主义者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忘记了中国的个人，企业，军队，政府，国家和民族，包括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全球化背景下都处于弱者地位。这一点在比较封闭状态下，权力资本进行国内原始积累时看不清楚，相对于老百姓，他们是绝对强者，非常追捧强者哲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正是因此得到金钱和名誉成为主流派的。
在加入WTO以后，国内有一个更强的力量----国际资本出现了，丧失了国家保护的民族资本马上暴露出弱者的本质。新自由主义者如果再谈强者哲学，无异于代表国际资本侵吞自己原来的社会基础。如果放弃强者哲学，就等于转变到他们一贯轻视和排斥的经济学非主流。他们的处境更加尴尬，在2002年中国股市大辩论中就有充分的表现。在国际资本代言人极其猖狂的打压和贬低面前，真正出面维护中国股民和证券公司利益的，不过寥寥数人，而且是经济学非主流派。那些号称“证券市场之父”的著名经济学家们，在国际资本代言人面前，缺乏骨气和勇气，缺乏智慧和理论，没有能力提出对抗国际资本的思路和见解，不再能够代表中国证券界和股民的利益。在其他领域也会出现类似的事件，越来越多，新自由主义及其洋教条将随着自己在实践中的失败，丧失其影响力。
记者：您将当下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归为新自由主义者，如果按照他们的思路发展，对中国最大的危害会体现在哪里？
杨帆：无论新自由主义引起多少经济与社会危机，中国许多人就是不以为然。或者他们真的非常糊涂和天真，不相信美国有策划和误导；或者对于计划经济和毛泽东的反感已经使他们丧失了基本判断能力；或者有些人真的就和国际“休克疗法”中心有勾结，做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其实，最大根源是既得利益集团，正在利用国有企业改革的机会，准备大规模侵吞国有资产，走向买办化。张五常推销的产权理论，是他们的理论武器。左倾时期不重视知识分子，缺乏自由民主，使知识分子多年不和政府合作，热中于和国际接轨。多年西化教育宣传和美国文化的吸引力，是新自由主义能够在中国取得“主流”地位的主要原因。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重大的社会危机，而且比其它国家要严重得多。与俄罗斯和拉丁美洲不同，中国人口资源状况严峻，国际社会既不允许中国人大批移民，也不可能为中国提供安全保障，他们没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到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巨大的，不合法的好处，而大多数人无法迈进“小康”社会。按照现在“全球化”的模式，中国社会难免被世界性的两极分化拉成两半，那时许多老百姓恐怕连生存条件也不能保证。
记者：您和您的同盟者何时开始与新自由主义者对话，他们对你们的回应是什么？
杨帆：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与经济自由主义发生的第一次公开争论，是在1994年，一部分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和加强中央政府控制。左大培发表文章“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我则在1996年提出“超越左右翼”和“经济学非主流”的概念。“非主流”的意思不是直接针对政府的，而是针对经济学界的经济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蜕变。
新自由主义者有意忽略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是因为无法理解和面对我们。我们根本就不是老左派。我是最早参加中国改革开放的人之一，杨斌是留学美国10年的学者，左大培，卢周来，韩德强都是精通西方经济学的，何以说我们僵化保守？因此他们对我们就只好听而不见，视而不闻。希望我们自生自灭。直到2003年，才不得不在思想争论中把我们列入，当然，是作为反面角色列入的。这也表现出我们的影响不可忽视了。
记者：非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和主张主要有哪些？
杨帆：经济学非主流反对任何话语霸权，反对以规范化扼杀独立的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主张以实践衡量一切，主张以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实事求是，反映真实情况，是最起码的准则。
经济学非主流坚持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反对片面模仿西方知识分子的职业化技术化，反对中国经济学家片面为强势利益集团服务。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继续同时承担科学和信仰双重职能，成为中国社会良心的代表。在研究中国客观情况时，也应该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状况，他们的立场和思维方式。因此，指明道姓的批评是必要的，除去学术，也应包括那些“著名经济学家”的个人行为，当然是与他们学术有关的个人行为，如他们的财产状况，兼职状况，在为那些利益集团服务，他们的言行是否一致，他们的影响是否有害于社会，国家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等。因为他们从中国所得到利益的实在太多了。
经济学非主流认为，改革需要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必要的体制改革应补偿受损失的社会群体，由各个社会阶层公平负担改革成本，享受改革成果。借用外资力量提高中国企业运营效率，推动体制改革，是可取的，但最根本的改革合法性，却只能来自于中国大多数人民。绝对不可以抛弃国家的信誉，不承担历史责任，在丧失人民支持的时候，转向“国际社会”去寻求改革的合法性，绝对不可以美国标准强加于中国，即使某项“与国际接轨”是完全必要的，也要考虑保护中国人民和企业的现实利益，防止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勾结，趁机攫取巨大利益，甚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影响政治决策。
经济学非主流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对中国人鼓吹强者哲学，与强势集团勾结损害大多数人利益。我们为弱势群体讲话，这个弱势群体包括全体中国人，包括面对国际资本的民族资本，也包括面对国际霸权的国家和民族。我们承认弱肉强食规律的存在，但反对以强凌弱，认为弱者有权利，有必要打破强者垄断，通过自身努力强大起来。
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全社会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对于国际资本和国际霸权以“经济规律，自由化，全球化”为理由，所推行的全球战略，应该提高警惕。对于新自由主义者以各种形式与国际资本进行战略配合，损害国家利益应提高警惕。
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主题但不必然存在，它不是国际霸权者恩赐而来，不是妥协退让乞求而来。只有以综合国力的提高，包括以国防和战略产业所带动的高科技产业的真正发展，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恢复高涨，社会平等与和谐，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强大国防和外交政策，才能真正获得。
中国在获得巨大发展时，也酝酿重大危机，其根源就是人均资源极端短缺，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社会道德信仰的瓦解，国际霸权压迫日甚。经济学非主流以反危机为政策中心，主张提前认识危机，并且提前调整以化解危机。民主改革应加快速度，适合中国国情，成为大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道德和信仰在民族文化基础上重建，在此基础上健全法治，以低成本方式遏止腐败，恢复政府能力。
只有有效克服未来危机，中国才能持续稳定发展，战略调整是关键。如果不能主动调整，危机发生迟早会促进我们调整，问题是中国人民要付出更多代价。克服危机的根本动力，是十几亿中国人要生存。
用不着争论，反危机实践将清算新自由主义。我们和新自由主义争论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真问题。我们的争论不为自己取胜，而是致力于在中国防止危机。我们相信，只要真心为中国大多数人民做研究，历史会给我们的努力以正确的评价。
记者：您认为非主流经济学在今天有何存在价值？
杨帆：我对某些非主流的经济学者的观点不赞同。我所以加入他们阵营，是因为当今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太过分了，需要有强大的反对力量与它抗衡。苏联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之所以演化成了一场经济上的灾难，原因之一是西方式的主流经济学在那里的转轨经济政策中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苏联东欧国家的“西方式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拙劣模仿者，它们在学术水平上低到只能简单地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政策结论。可是，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西方式主流经济学”完全统治了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政策观念，而在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上又缺乏一个足够有力的非主流经济学与它对抗，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使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元气大伤。今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也正在逐渐地将我们引向类似的灾难。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我们这样的非主流经济学来校正经济政策的方向。
观点
左大培：非主流经济学家强调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中的公平和平等导向，反对主流经济学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倾向。某些主流经济学者以“讲效率”为口实，极力鼓吹对老的国有企业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以便最终推行“悄悄的私有化”——打着“企业改制”的旗号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转移到少数私人手中。他们主张的“企业改制”和“民营化”，是要快速地制造财富上的两极分化，让少数人成为企业全部资产的所有者，而剥夺国有企业大多数职工的工作岗位和一切社会福利待遇。
非主流的经济学者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与中国人民有着长远利益上的重大冲突，要求以国家政策的手段与外国企业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作法相斗争。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政策主张，而要求坚决地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可能带来重大的危害，因而坚决反对放手让外国企业夺取中国投资机会的政策。
非主流经济学者们大都重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结构因素，特别是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大多数非主流的经济学者认为，为了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绝不能信守“当前还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就不要发展”的教条，不仅要以关税等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保护本国幼稚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政府要以资金和税收来补贴企业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尽快提高本国产业的技术水平。由于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军事工业实行技术封锁，我们尤其有必要投入大量资金来发展本国自己的高科技军事工业，不这样就不可能在当今这个实行强权政治的世界上有效地保护本国的国家安全。
韩德强：中国人落入了囚徒困境，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腐败不但是一些官员的行为方式，而且成为正常的国民心态。应该抛弃市场神话，而不抛弃市场，实行有政府强力控制的市场经济。这“10大神话”是：
-------“双赢”：市场交易双方自愿公平的，因而对双方有利。实际上，交易双方力量不平衡，信息不对称，不公平才是本质。最终是社会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双输。
-------资源配置最优化：价格机制把资源配置到利润最高的行业中去，但总是吸引过量的资源，形成投机泡沫。
-------交易成本低：实际是大量资源消耗在打败对手上，如广告，包装费用已经占到成本50%。
-------市场经济自动满足人的需要：实际上是对富人供应过剩，对穷人供应不足。
-------竞争对消费者有好处，因而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但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富人多为消费者，穷人多为生产者，因而竞争对穷人害处大。
-------市场经济反对垄断。实际上市场经济形成垄断，竞争在主要在工人之间。
-------竞争促进社会进步：实际上促进军事和技术进步，不能促进社会进步。
-------自由贸易使各国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利润集中到强国企业手中，就全球而言，失业将大量增长，需求严重萎缩，从而使各国利益最小化。
------经济发展了，财富将点滴下流，穷人也能受益。实际上工人待遇的改善是自己组织起来斗争的结果。
-------美国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实际上如果奉行市场神话，中国可能永远给美国打工。
卢周来：非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在特征上的基本区别有两个：首先是立场上有差异。主流经济学家是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渐进式彻底市场化改革的设计者与操作过程的参与者，也是增量改革的获益者，使得他们的立场站在参与增量改革者与受益者的新兴资本集团（企业家）、权力集团（政府官员）以及知识集团（学者）一边；而受到强势集团的支持同时又作为社会的强势集团本身的一部分，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拥有绝对的话语上的霸权地位，而使他们成为今日经济学界的主流；而非主流经济学家，由于他们较有人文关怀，一开始就将眼光放在附着在存量上的利益集团如普通工人、农民，因而他们未从增量的改革中受益；相对于前一部分经济学家从强势集团那里受益， “惺惺相惜”的心态更是将这部分经济学家的立场推向了附着在存量上的中国当下的弱势群体一边。同时，由于受到成为改革既得利益者的保守了的强势集团的排斥，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排斥，他们只能处于边缘与非主流的位置。其次是学术规范上的差异。主流经济学家绝大多数出生了大学体制内，他们中许多人还直接在西方留过学，在现代经济学素养方面整体上较强，他们的研究因而也更雅致，更符合经济学一般规范。因而他们的这种学院派研究成果很容易被他们本身以致于国外同行认可，而且他们更注重理论体系的构建，在重视理论层面的研究同时注重对策研究，这进一步巩固了其主流的位置；而边缘与非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中也有许多人在现代经济学素养方面丝毫不逊于前者，但整体上却弱于前者。相对而言，非主流经济学家在主流占据统治的世界中，因其想首先打破主流的话语霸权，因而批判性文字多，指谬性文字多，而建构性文字相对较弱；对策层面的文字多，理论层面文字少，他们更类似于西方以社会思想与文化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因而经济研究中讲究规范从整体上也不如前者，这也决定了他们在经济学界的非主流地位与边缘地位。
非主流经济学家不完全名单
左大培：1994年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经济学界
也要反腐败”一文。
杨帆：1995年发表“超越左右翼”的文章，并且发起了“经济学非主流观点”等讨论会，主编《世纪选择丛书》。
赵英：《大国世纪》
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
韩德强：《碰撞》，最近又出版了批判萨缪尔逊经济学的专著。
胡鞍纲，杨帆，朱宁等：《大国战略》
杨帆，荆林波等：《中国走向选择》，提出跨世纪中国的重大争议和选择问题。
程恩富等一批在高等学校教马克思主义的教授，正在以“马克思主义新综合”为主题，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学。
张祥平：《美好的中国人》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
王小东，房宁，乔边：〈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
卢周来：《穷人经济学》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