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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小垄断”能造就“大自由”吗?——继续反思改革之六:

杨帆 · 2006-05-13 ·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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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帆: 继续反思改革之六:

 “小垄断”能造就“大自由”吗?

          说明:

2006年4月份,王小东通知我,他有长篇文章与《凤凰周刊》一个记者黄章晋论战,是关于自由主义问题的。

原来,黄章晋在网上骂我和王小东了。事情起因于《凤凰周刊》办系列讲座, 有几个记者坚决反对请我去, 对请秦辉则非常拥护。 我误以为《凤凰周刊》长期刊登我的文章,其主编又表示要客观报道各种观点,特别是希望我谈内部观点,什么都可以谈,应是一家比较友好的杂志,所以在这个内部讲座中就比较。 即使随便,也没有什么出圈的东西。 他们要求讲的金融危机,我的金融汇率研究是高水平的,讲遍全国各个阶层,企业家尤其爱听,即使在经济学主流里也公认的,不知道几个小自由派记者为什么会对我怀有这么大的敌意。就因为我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吗?

他们随后以个人的名义在网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他们杂志请我讲座的行为,同时对我进行个人攻击污蔑贬损,把王小东也连带骂了。 参加骂街的,还有实习记者郭涛涛,和我们政法大学一个学生,化名“公主”,里应外合。

我倒是无所谓。 我骂人多,自然挨骂也多。 最近,在请华大学与张维迎握手,表示以后尽量温和, 这是为了打破极右派以“爱骂人”为借口, 封杀我们的话语权,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理论斗争,进行创造性的理论建设。 在奋斗了10年以后,毕竟我们的思想正在走向主流,在全社会生根发芽了,在许多人眼里我们已经是主流,或者应该是主流, 期望我们拿出建设性的意见。 我们的边缘化地位有所改善,因此言语激烈的程度就可以缓和一些。 骂人最厉害的,实际是最边缘化的,比如那个在加拿大当“新毛泽东”的李宪源。

现在网络上骂人成风, 一代胜似一代, 也用不着我们骂了。

从骂别人到挨别人骂, 表明我们“非主流”从边缘走向中心。什么时候到掌握一切资源, “笑骂由汝,好官我自为之”的时候,就是“主流”了,可惜我们当不上,也不想当。

挨骂是一件好事,说明极右派长期对我们“非主流”的封锁彻底失败。当年马克思就是害怕别人以沉默封杀他。 现在我一次握手都会引来一片骂声,说我向右派投降之类,这是极左方面编排我的,李宪源宣布我已不属于“左翼”,他真把自己当作毛泽东了? 想来个反右派? 教主心态,可惜他在加拿大,当不成教主。 其实,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所以不存在被开除“左派籍”的问题。

最近左右派一起骂我,说明我这挨骂已经挨出水平了,比我骂人的水平还要高。  能够同时挨两边骂, 真是殊荣。总挨一边骂,说明你走了极端。 特别是现在敢于力排众议, 为权力资本买办说话, 岂不成了独夫民贼。 同时,我们也不害怕网上极左派舆论, 由他们引导群众,是没有出路的。

真正的大家是孔子和毛泽东,他们一个是百年周期,一个是30年周期,被中国社会捧起来又打下去。 象刘源最近引用的古语“唯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 当今中国缺的就是这个。

两边挨骂自然是越多越好,我也不用反驳,两边自然就抵消了。 我逗那个“新毛泽东主义”极左派李宪源在网上跳起来骂我,现在已成为条件反射,专门追着我骂,而且连带着骂其他人,把张炜和丁学良说成是民运分子,说我勾结海外民运分子,这是什么人啊? 李宪源在加拿大,我起诉不着他,二位为什么不起诉他诽谤罪呢? 越是边缘化的人,骂人越厉害。 还有人提醒我,极右派有钱,收买人假装极左,搅乱阵线,混进内部捣乱也是有的,我看最近那个“爱社”就很值得怀疑。

因此,我们应该勇于和极端分子做斗争,不管他们是左还是右。 极右和极左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互相配合的,在深层次思维方面是一的。

自我培养对立面,树假想敌,是我对国家的建议(谁说我没有建设性意见?),我自己先演习了,挺成功的。

网络骂街,是未来民主自由的演习。 真正有了竞选,虽然可以告他诽谤罪,但是“恶”的一面肯定升级,代替公开诽谤的,恐怕就是吐沫,臭鸡蛋和子弹。

中国人可能有福气能够渡过“现代化阵痛期”而不发生大的崩溃, 是上天给了我们机遇, 一是走得慢,有前车之鉴;二是可以充分利用虚拟空间进行民主自由的演习。

现在第三次改革大争论无比成功,不仅思想政策成果丰富,而且没有成本。 大家不要忘了,前两次大争论,都伴随着一次天安门事件。 现在,在虚拟空间就解决了。

现在,又有人出来说:不要让网络民意主导中央政策。 主导,是不可能的,网络可以低成本地反映民意,这是社会巨大进步,以后空间还大着呢,比如,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辩论,民意测验和投票。

 但是,匿名发表意见,使网络上流行的骂风日甚一日, 确实不好。这样会妨碍理性的意见发表,正确的理论传播,妨碍正当的理论交锋和辩论。 长期看,如果网络被舆论李宪源和爱社这样的人物控制和败坏,那么,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不能有正确的表达。

 现在又冒出什么“网络日记”,半公开地骂人,法律方面是空白。 所以法律,网主都必须发挥作用,规范网络规则和网络语言。 使之成为主流社会健康开放的产物, 文明社会人民群众自由发表意见的场合,而不能出现“欺行霸市”, 退化成为一小撮网络霸主随意漫骂,诋毁,造谣,诽谤的地方。

但是,政府必须同时放松纸制媒体的管制,也防止私人联盟对言论的垄断,否则,网络民意就不可能温和下来。 网络民意的激进,本质上是主流媒体压制民意的结果。

我这样一个态度,是不是自由主义啊? 我这个不学自由主义人是不是也懂自由主义啊?请那些自由主义的老朋友指教。至于那些二三十岁,沉迷于电脑游戏中领悟自由主义的年轻人, 也没有必要一定去教他们, 不知道给自己的网络日记加密码,患了“网络症”,有时分不清虚拟与现实,可以原谅。 其中有诽谤和及不尊重的话语, 公开也无妨。

我同时发表自己讲话的录音,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对照一下,看他们歪曲了多少事实,我的确没有骂樊纲和张维迎,多亏有录音,可以备查。

记者有自由歪曲事实吗? 可以公开批评自己的杂志吗?

这给他们的主编招来了麻烦。 一个杂志,前脚请人家来,后脚记者就骂人家,这家杂志又不出来澄清, 其行为就显得有些不端了。多亏我和他们主编副主编熟悉, 不怀疑他们的动机。 只是责怪他们管不住自己的记者。

他们也说了,那几个记者愿意道歉。 我们正在等待他们道歉。 不过,从文章看人品,我们也不抱希望,也不想给他们领导施加压力。不尊重领导和老师,是自己害自己。 我倒宁愿我们的年轻人自幼多学一点孔孟之道, 知道尊重老师的道理。在青春期少迷恋一些“假自由”。

他们主编还是有点真自由主义的, 主张反映各派观点,同时可以容忍自己的记者公开批评自己请什么人。  问题在于如果这客人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专制主义,就麻烦了。 多亏我还有许多老派自由主义朋友,我可以找他们请教,请他们去教育他们的弟子,我一不生气,二不费心。

我之所以写这段文字,是呼应王小东,大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这也不是什么大题材。

我希望社会关注的,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由主义命题”:

---------对于自由的理解,现在某些年轻的“假自由派”出来发言了。 比起老一辈,在道德上大大倒退了,在观点上赤裸裸且日益猖狂,这恰恰反映了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已经得势了,他们把自由主义变成了假的,把“自由“解释成强权者的自由,他们极力反对政府垄断,却搞私人垄断。

 我在讲课中揭发:近几年来,许多杂志和报纸信奉自由主义的主编,记者,电视台编导们, 通过长期私下接触形成了私人垄断,拟订了一个“内部封杀名单”,包括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 不仅不刊登不同观点,而且不刊登我们的相同观点和中性观点,比如我写人民币汇率问题,他们也不登,理由仍旧是“他是新左派”。他们把人和他的某些观点混同起来,“因人废言”, “因言废人”,想让他们不喜欢的人和观点从媒体上消失------这是自由主义吗?

我提问他们:如果一个奉行“真”自由主义的杂志,论坛或者讲座,是应该发表各种意见呢,还是应该只刊登自己喜欢的意见呢?  一个论坛和讲坛也是。 究竟那一种态度才符合真自由主义?

这个黄章晋倒是干脆, 在网络上回应:

“如果,杨帆老师和王小东老师骂的是我的话,我当然会说,两位老师,您肯定弄错了,这和自由主义无关。任何媒体都有自己的倾向性,您是左派,请到左派媒体发表言论,我们是自由主义的右派媒体,自然,一般只欢迎同类的声音,不发您的文章,与专制、与言论自由与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一家媒体的态度从来与言论自由新闻管制挂不上钩,甚至,全部媒体都不欢迎您的声音也与新闻管制言论自由无关,只要它们都是自愿而非强制的,只有强制发什么观点的文章或强制不许发什么人的文章,那才是对言论自由的管制,哪怕只是对一家媒体而言。”

这样的争论已经发生了,有两种观点:一是传统的自由主义,包括《凤凰周刊》的主编,和发刊词,主张有道德底线,反映各方面意见。 自由主义老前辈茅予轼也是这样的指导思想,他说,我们的研究所就不封锁杨帆,他是说到做到,我也一直参加天择的讨论会,直至现在。

二是新潮的自由主义,主张各家只登自己喜欢的观点,全社会自然就“和谐”了。 这意思是说,各家杂志都垄断,社会总体舆论自然自由,有点象主流经济学------看不见的手。

这是自由主义,还是专制和垄断?  还是自由主义理论下掩盖的专制主义?  “自由派”说,只有公共权力才有垄断。 他们否认有私人垄断存在,这从经济学界已经扩散到新闻和学术界,说明他们自己也有了一定权力, 准备充分使用。 这样的“假自由主义”如果真的掌了权,中国就成了一个黑社会。一个主义成为什么样子,不仅看书上怎么说(任何主义,在书上说的可能都不错),更重要的是看他的信徒们在实践中怎么做。挂羊头,卖狗肉,任何理论都长不了。 

刘小波在国际上控诉“新左派”三个人支持政府封杀〈冰点〉,我们没有反驳。一是照顾这位老朋友,他是我大学校友,又是一个激烈的文学家,我理解他一贯的作风,不予责怪。 二是,他的立论,仍旧坚持“老自由主义”的信条-----“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要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他批评我们违背这条原则,说明他还信奉这条原则。 需要澄清的是,我们三个人都不是新左派。 他们两位是民族主义立场,我用的是国家主义立论。

那些“小的假自由派”,是不是应该请刘小波老师来讲讲课?

王小东,黄纪苏在讲座,以民族主义立场批评袁伟时,我因太苯,不敢妄谈历史,只是呼应一下。我的出发点是国家主义,意思是说,历史记忆属于国家信仰,不可轻易更改,可以内部讨论,不宜公开在〈中国青年报〉上公开质疑,以免在数亿青少年中间引起混乱,毕竟青年报有教育功能,不是完全自由讨论的地方。 同时,我强调,政府对于新闻和舆论控制的水平应该提高,应通过立法公开进行,这个意思被香港《明报》报导了,基本属实。 现在回应刘小波一下,我对这老朋友是善意的。

至于王小东和黄纪苏为什么出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倒是应该反思自己,是你们先痛骂人家的, 包括王小东的民族主义,黄纪苏的〈格瓦拉〉,你们骂错了,也希望反思一下自己。 自由主义在中国这样定位,就难免变成假的了。

对于改革的反思,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经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 运用不好,连传统社会主义也不如。与其让人民大众彻底骂倒,不如自己主动反思自己。 我的自由主义老朋友很多,希望你们对自由主义要负责任。不要让你们的弟子把自由主义解释成为“强权,垄断加专制者的自由”。自由主义,其本质应该是限制这些人的“自由”,而保障全体人民的自由。 否则, 说一句你们最不爱听的话: 按照“新派自由主义”的解释,专制者就成了最大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他只要干得了,不干白不干。 如此,毛泽东不也是一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吗? 他想发动文化革命,是不是他的自由啊?

这些道理,我不懂。 象黄章晋讽刺我的那样,我真的是有点傻。 请自由主义宗师出来解释,为自由主义划一道“底线”吧!

你们不是请了秦辉吗?他可是最爱谈底线的。有几位老派自由主义者曾经痛骂汪辉和黄平,说他们控制《读书》杂志,登自由派的东西少了。那么现在秦辉会怎样回答你的问题呢?

自由派黄钟曾经控制《管理与世界》,把原来的老几乎全部赶走,专门登自由派的东西。 自由主义掌权以后,比社会主义异化得可能更快。 中国的现实也是如此,权力与资本能够自由结合,可不是异化得更快吗? 是毛泽东有预见,他说,我死以后如果右派掌权,一定没有什么民主,而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 现在,这个“赤裸裸”,已经开始了。

如果说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所有坏事都与自由主义理论无关,那么,是不是可以说, 社会主义的异化和失败,也和社会主义理论无关呢?理不颠倒不成理,这是中国农民的土话。

那么聪明的周刊大主笔, 逻辑上不应出问题的,否则,智力再高也难免闹笑话。

 附件:2006。初,杨帆应邀在《凤凰周刊》讲座

《中国近期发生金融危机的危险性》

(这一部分是根据录音,全文整理的。 我根本没有提到樊刚和张维迎。 是黄章晋搞时空大挪移,把对我以前的印象搬过来了。以后的文字,谈中国危机的问题,已有归纳稿,凤凰周刊也发表了,续在后边, 希望广大网友无论左右派,能够平心而论,这样一个讲话, 我讲得是否严肃,是否有水平,是否忧国忧民,旨在中国防止金融危机?这样的讲话又是应他们主编邀请讲的,值得这几个自命为自由主义右派的记者那样痛恨吗?)

杨帆:感谢凤凰周刊请我讲座,我是你们的老了。

建议你们以后找一些人双方辩论,可能更好。这个在前天的时候清华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李稻葵和袁刚明他们请我去的,在主流派这边终于不得不接受我们参加他们的会议了。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我们就叫经济学非主流,这个词是1996年我提出来的。非主流这个词现在是时髦,英语流行语中第一位。Out of the main stream. 在中国非主流也时髦。第一位的非主流是说相声的郭德刚。第二位是一个馒头的故事。第三位是超女。我排第四。

1994年我们和主流派经济学家论战。1996年我提出来,2000年卢周来写文章,正式的叫中国经济学的世纪之争,主流和非主流。我们专门有书,《和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对话》,前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的。其实我们这些人已经很有名,我原来就是改革开放这边的。由于给他们提意见,他们不听,反而加以排斥,所以就到非主流这边。非主流是我提出来的。其实这个东西在内部解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至少有十年历史了。只不过由于他们全力封杀才造成现在的结果。

中国形成了政府以外的非政府性的、私人性的经济学的垄断。许多主编有名单。垄断到什么程度啊?他们私下有一伙人定名单,定完名单交给和他们比较好的主编。他们那伙人势力很大,有名单,看了名单就不登。这种封杀比中宣部还厉害,中宣部只不过是封杀观点,许多不许说,但是并没有说这个人不许说。在经济学主流派里面不仅不许说观点,而且不许说人。比如说,杨帆的东西到你那儿一投,我即使特别中性,他也不登。最近由于他们阵势已经破产了,内部有些人揭发了。比如《中国改革报》的大编辑就跟我说,我们这么多年不登你的文章,是因为我们副主编有一个单子,包括王小东、房宁这些属于民族主义。针对人已经落实到这种程度了。这就涉及一个自由的概念了。身为主编他认为是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他说我是主编,杂志是我办的,我愿意登谁的就登谁的,你跟我的看法不一样,就是不登,这是我主编的自由啊。他是这么理解自由的。他不认为这是专制。但是政府整他就叫专制。他整别人他不认为是专制。理解不一样。

有的主编理解:我办的杂志,两边都登,这叫我的杂志有义务保障自由。但是现在有一种新的自由观。我是老板,我爱用谁就用谁,这你管不着。他并不认为他错。

问题在于如果按照他的路数做,会出现什么问题?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都是自由主义的,至少像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人大部分的思想是反毛,自由主义倾向的,这样的人在文革时受过苦难,所以对那个时期极端仇视,非理性。这样的人现在当权,尤其在杂志、主编、副主编这一层面是很多的。

拿多少钱,受人好处,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由于他们受到毛时期整体性左倾的迫害,所以这30年一直是强力的反左这些人在主编层面多了,即使实行自由主义,总体来说,一定是压制另外一方面的意见的。这些事情其实我跟他们说过多次,他们不听,有意的不听还是非有意的不听,但是我的道理说的还是很清楚的,但他就是不听。经济学老说理性,其实他们并不理性。他们有一种对计划经济和文革深刻的感情上的仇视和对抗,说什么东西马上就想到这点,这个我不认为是理性的。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最近有两次会特别重要。一次是清华这个,清华这次没办法了,不能回避我们嘛。其实我以前住小房子的时候,上电视台已经很多了。1995年我的文章数量超过于光远,连续几年全国第一,大约有年200篇,包括转载。 这5年以来突然少了,是什么原因? 是政府控制吗?政府一直就控制。 2000年,我们几个要求民主,全国人大讨论WTO,上边的人找到我们单位打个招呼,也不明说。这是政府干的。

到2002年,传媒内的自由派和经济学家联手封杀新左派。因为胡锦涛上来之后他们觉得时间不多了。确实有一个内部的新左派名单。最近已经有人跟我揭发了。这不是中宣部定的,而是传媒的自由派大头子定的。这不是一般的说传媒为了赚钱、傍大款,这个背景比较深。

出了几件事,2002年出了SARS,本来在SARS之前十六大左右,有一伙右派人物就不想让胡锦涛接班。后来SARS之后这件事没有得逞。在这之前,张五常被美国起诉,这件事出来了以后,险些倾覆。张五常是经济学主流派共同信奉的祖师爷。他们在十六大之前策划张五常热。我们文章揭露,中宣部批示:张五常热马上停止。但是批判张五常的文章也不能发表,两边不让说。和这次对待冰点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自由派说中共专制整他们,实际是两边不让说。张五常说半天就两句话:第一马克思是最蠢的;第二国有企业改革送给那些有权的人。这是在十六大之前,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他们有意放进来的。因为张五常和6.4以后被禁止入境,他只能在香港说话。在十六大半年之前突然就进来了。这是有很深的背景的。来了后在全国咒骂马克思。实际上起阻止胡锦涛上台的作用,直接关系到这么高的层面。

我写一篇文章打住。中宣部把张五常压下来,两边都不许说。接着开了十六大,开十六大就闹SARS,两会之后SARS就爆发。在这之间张五常被美国起诉,对经济学主流派是一次沉痛打击。但结果是不了了之,被某些上层人士亲自保下来。(继续)

扬帆:

这是我2004.2.28. 在凤凰周刊的发言,后一部分,有整理的。

      

      发言:中国近期内危机的可能性

(开头略)

今天是应贵刊的邀请,谈中国潜在危机的可能性。因为是老关系,贵刊登了我许多文章,我也去深圳你们那里做过客, 因此这次蓝艺请我来,孙主编又谈了组织这个会的意愿,我就多说一段,

1、理论斗争的背景问题。涉及高层格局和路线之争。

2006年争论将比前两年更加激烈,因为明年要开十七大。要在争论中间确定十七大路线,各派都在酝酿,通过各方面对胡施加压力,想把自己的意见和利益影响十七大。胡锦涛作为政治家,在十七大会选择什么样路线?这是大家关心的。胡锦涛个人地位肯定稳固。不仅仅大陆人民认可,美国、台湾、香港也都认可(美国就是在SARS时真正认可的)。但这并不意味胡会走得很左,他不是左派所希望的,或者右派有意渲染的,是“毛泽东原教旨主义者”,中国现在也没有产生毛泽东的社会条件。 支持他的人也会把他往右拉,在一定时候胡是会向右转,中国在经济和资源上高度依赖外国,会受制于人。 所以我不赞成左派搞得太左,以免被动。

下面的人就不好说了,取决于各利益集团、内外势力的博弈。好多事情都不确定。

在路线没有确定之前,所有的理论斗争都是有意义的。

极右派一开始就不承认胡的领袖地位,无论他们现在是什么观点,都注定失败。这不是观点问题,而是立场问题。

2、外部安全环境

2004年首先是中美关系定位。中国有没有危机,第一位因素是中美关系,还不是中国国内问题。去年美国提出“利益相关者”,试探胡的回应。我们要关注四月份胡访美,同美国会有谈判和利益博弈。 我认为是可以达成协议的,中国会帮助美圆,把人民币继续升值。

今年国际问题关键在伊朗。要看美国新保守主义走向和日本反应。美国要动伊朗,就会扶持日本、利用台独来牵制中国(而不是打中国)。内贾德平民出身,上台之后推行民粹主义,整治腐败,限制富人。不奏效就玩“核牌”。美国用以色列牵制伊朗,看会不会出兵。这是主要的矛头指向。

台湾问题可以缓一缓。2008年马英九应能选上,因为国民党实现重组,彻底交班(当然还取决于王金平、宋楚瑜);马英九有自己的班底;陈水扁执政能力太差;民进党出现了继承危机,接班人不成熟。但不排除台独在2007年使花招,铤而走险,但不至于破坏和平大局。马英九上台后能实现“三通”,这样台湾问题可缓。有危机便在2007年,看陈水扁会闹出什么事。和台湾的关系一旦缓和,和日本的矛盾就会突出。去年已有显示。万一台湾日本突然动手,我们就面临大调整。所以我们要预防和准备对方动手。

未来10---15年中国会丧失一些安全利益。国际势力会逼迫中国让市场、让主权。国内民族主义必定高涨。只要和西方有冲突,就会互相封锁。对此,中国政府无能为力。我三年前研究“经济封锁与反封锁”,已经提出了相应办法。

3、国际经济走向

国际经济(尤其是国际金融)不垮台,中国就能撑得住。美元利率提到什么程度,全球的泡沫经济就会崩溃?一旦崩溃,中国经济必然随之崩溃。王建研究国际经济,认为整个资本主义就是虚拟资本主义,而美圆必定出现危机,他的意见是,中国帮助美圆克服危机。

4、对外开放

反思对外开放。共十四个问题:(1)进口的问题(资源对外的依赖性),(2)出口的问题(出口太大,加工贸易,出口对美国的依赖太大),(3)资金对流,(4)重工业时期对资源的依赖(重点是算一算资源的帐)。……

我们现在只能依靠国外资源求发展。吴敬琏提出越过重化工业发展有空想成分。外国肯定压迫中国放弃中国市场――实际上就意味着放弃中国企业,甚至放弃一部分主权。这样国内民族主义必定不断高涨。

5、中期老龄化危机

中国中期的危机在十年以后,即储蓄率降低、社会老龄化。这是根本性的危机。

中国现在的所有矛盾都可以被掩盖、化解,根本原因在于:

一是共产党有政治优势,可以维持社会稳定。自由派要瓦解共产党的政治控制力,就将是造成危机的一大原因。

二是高储蓄率。中国大量问题表现在银行呆帐,但是可以被银行存款所掩盖,因为银行存款大于银行贷款和银行呆帐、根源是储蓄大于投资。中国主流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有误导,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是体制改革。实际上体制改革不是第一因素。体制改革可以把中国经济潜力发挥出来,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口结构年轻带来的高储蓄率。

不能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强行提升储蓄率,持续10年达到30%,以此积累财富(西方经济学中有罗斯托的“起飞论”――后进发展中国家连续10年储蓄率达到10%就可以起飞)。到老毛去世时,中国工农业比重从1:9到7:3,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且是重工业和军工为主导的工业,这是计划经济的最大成就。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是造成自由派经济学泛滥的起点。

到市场经济后,我国仍然保持30%的高储蓄率,到去年积累率竟超过50%,这是全人类奇迹(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储蓄率都难以超过10%。美国前几年经济增长速度3%,储蓄率变负,资本缺乏,所以提高利率,吸引全球资本;日本20%的储蓄率成就了经济起飞。

现在中国的高储蓄不正常,是因为两极分化。积累率达到30%是正常的,因为中国人口结构年轻。第一因素不是体制改革,两种体制下的积累率都很高。

宏观经济学假设储蓄与投资正相关,储蓄率高则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也就高。所以在计划经济时期,扣除波动,每年有效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10%;到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率也是10%,到15%都有可能(2005年底政府统计GDP时玩花招,把基数增大20%,不然GDP更高)。

到2015年中国人口开始老龄化,储蓄率马上降低,危机必然出现。除非在这10-15年里集中财力,提高技术。所以十一五规划提出自主创新,胡做的很不错。不能靠劳动密集性产业。这15年特别重要,其间如果没有危机,中国就能彻底崛起。

6、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有两个问题决定中国改革的走向:一是政治民主化,二是金融改革。目前还没有共识。

民主化的问题即:搞民主,中国会不会分裂?不搞民主,会不会拉丁美洲化(即对外屈服于强权,对内压制老百姓)?

美国人正在反思民主,从伊朗和伊拉克选举、从拉美到伊斯兰世界,他们看到民主的结果就是反对自己。所以美国一部分人不希望中国民主。但是不好直说,骑虎难下,因为民主是其价值观念。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始终是跟着美国走的,一部分人也开始变调。老自由派和有些坚持民主的;而新自由派一部分开始主张专制,他们一再强调自由、宪政、法制,淡化民主,这就背叛了自由主义。他们看出来了,搞民主难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上台。一人一票,在伊朗就选出了平民内贾德,在南美就是社会主义左翼政党上台。

对民主问题没有定论。自由派也在分裂,一部分人(法律界)受美国基金支持在基层搞维权,介入民主。左派右派都有人支持民主,也都有人反对民主。原来是右派赞成民主,但是现在是左派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民主了。

我认为,民主始终是我们争取的目标。 80年代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但是,我们搞民主,必须与稳定,民族,民生统一起来。不能为了民主,不惜分裂国家。

7、金融危机

总体危机之一来自上层分裂。什么情况下促使上层分裂?工人罢工、农民造反、地方性挤兑(中国发生过多次地方性金融危机,但是每次都被中央政府迅速控制,就是因为没有新闻自由,政府才得以在地区间调动资金以成功应付危机),这样的危机一般不会导致上层分裂,还是有能力控制的,只有在外部突然动手、内部大规模挤兑两种情况下才发生。近期两三年内一般出不了事,但是变数在于我们的政策会不会犯错误。外部动手暂不说;内部发生金融挤兑则源自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现在金融改革正在被重点突破,很危险,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就会引发全局性危机。 中国并不存在左派复辟的危险性。

现在很多人反对把银行卖给外国人,就是看到大量的财富流失。现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特好,微观经济形势不好;GDP很高,GNP很少。现在GDP与GNP每年差出200多亿美元,差额就是外资利润,以20%的增速计算,10年之后形成巨额外资利润,中国势必被动,面临新的选择。主流经济学讲分配,讲资源有效配置,不讲生产;马克思主义、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讲生产。中国统计指标只谈生产不谈分配,只公布GDP不公布GNP,就是因为政府右倾化,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误导。

国企出卖现在仍旧偷偷搞。2004年出现郎咸平风波,绝大多数人不支持MBO,因为触及了社会主义信仰系统。我相信国企效率是低的,但不能按张五常说的搞权贵私有化,不能以效率定产权。这么搞会导致大规模的瓜分,并且是瓜分无度,党产、军产乃至私产都被瓜分。国有和私有财产在土地、银行存款、股市三项实际上有渠道沟通,一旦瓜分,势必拔出萝卜带出泥,连盘席卷。老百姓相信社会主义,共产党尚不至于扔掉社会主义旗帜,大部分权力尚未参与瓜分,在客观上没法瓜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我们的革命打出的公天下,绝不可动摇。

国企改革受阻,自由派便转向金融领域。左派表面上占优势,真正的右派不说话,集中在金融领域秘密策划。中国宣布人民币自由兑换时候,就离金融崩溃不远了。现在搞QDII、QFII 是一个变相的自由兑换。可以看丛亚平和杨晓路的文章。现在正在进行着国内腐败资本和国外投机资本相置换。腐败资金要到海外洗钱,同时策动外国投机资本过来填补空缺,在置换完成之前不会制造危机。提前制造危机,就跑不出去了。

腐败资金有多少?我1998年算出权力变资本30万亿。胡鞍钢算的比我还多。估计腐败资金约3万亿美元,跑出去3000亿,90%还没出去。

外汇储备加民间、商业银行外汇共1.3万亿,如果挤兑,外汇又抽不回来,就被换完了。首先退出的就是股票和房地产。30万亿腐败资金主要以银行存款、股市和房地产,黄金珠宝为形式存在,一旦对外通道打开,就抛弃人民币资产,后果不堪设想。

腐败资金必然要出去,因为没有安全感;没安全感源自没合法性,哪国政府都是说没收就没收。现在又看到胡锦涛的倾向,外逃愿望尤其强烈。

上层有人策划,专为投机资本考虑。虽然中央明白,但是难左右局势。中央会有防范,能否阻止,我没信心。30万亿腐败资金势力太庞大,背后有强大的力量在支持;同时利用美国自由改革的高调。 美国人可能是真心。中国1995年以后改革开放有美国理论误导,因为政策就是如此暗合。一次性抛售数量有限,必然制造系统性、合法化从而达到规模化的出逃。外汇管制实际上本已基本放开,只管投机资本,不妨碍个人用汇,没有影响经济效率,这些人何故急于如此?可见他们一部分人有意无意成了这些强大腐败势力的代表。

有人统计,30%的外资是假外资,是黑钱回流,同时享受外资优惠条件。加上海外投机资本,一起进入中国。完成该资产循环,大概需要2、3年时间,当然还要看管制放松的程度,看QDII、QDII的规模。这些资本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所以中国这几年会更繁荣。这些年,一部分投机资本进入上海房地产市场,房价炒高4倍。人民币该升不升(导致投资资本获得现实利益)、中国外汇猛增,都有背后强大势力的支持。前几年推张维迎借修宪提出赦免原罪,此路不通,最终也没有能够加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圣”二字。

直接挑战共产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他们不能得逞,于是只有回到经济,所以真正危险的还是经济和金融的自由化改革。

如此下去中国会很危险。资产置换完成的差不多,内外会结合,中国会因外资而被动,加上资源海外高度依赖,将受制于人。根本问题不是制度,而是中国13亿人要现代化。政策选择上,有拉美化和分裂的危险。外部势力分裂中国的目的毋庸置疑。美国的目标是在中国搞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代表外国资本利益的政府,能够镇压老百姓的政府。外国人在中国挣钱,由中国政府承担成本。

李登辉有七块论。历史上是两块,隔江而治。加上现在中西部分化,是四块。大多数人边缘化,中国必不能强大。历史上日本和俄国都想分裂中国。解放战争时期最后,老毛不顾斯大林反对,高呼“百万雄师过大江”。孙中山,蒋介石要维持中国板块。隋阳帝挖大运河也在于统一中国。中华民族想存在,不管什么体制,都必须保持主体板块,都必须统一。所以我呼应何新提倡新国家主义、张文木的公民国家主义,王小东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中国搞现代化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统一。中国作为民族不容否定,社会主义公天下不能被权力资本瓜分。

附件: 黄章晋文章     〈与自由主义无关〉

    与自由主义无关  前天,杨帆老师到本刊讲座。虽然杨帆老师依然焦躁如故,依然一开口就是痛说家史:主流经济学家多年来不准我说话,但是,杨帆老师与以往相比,已经大为从容大为谈笑风声大为春光灿烂了,——据他说,数天前,张维迎等主流们在清华和他坐在一起对话

据杨帆老师说,当年主流们和媒体联手起来封杀他,媒体主编们有个主流拟订的封杀名单,杨帆老师名字赫然在册。杨老师说话一贯喜欢夸张,这个我有领教。譬如,我在四年前就电话向他约过稿,后来不再约他,与谁要求封杀他没关系,一是怕了他不管那边是谁,上来就把他被主流(——当年是樊纲,现在是张维迎,可见主流风水轮流转,无论是谁,不待见杨老师倒是一致的)迫害的种种惨状广播一遍,这给人的感觉很像是成了接待上访者,二是觉得他说话有点不靠谱,我记得当时约他评北京申奥成功的经济影响,他把各种对GDP有贡献的方面全说了一遍,然后给了个很大的数字,——这种惟GDP论,以杨帆老师非主流派的领袖身份,现在听了必是迎头痛批的,可见当年杨帆老师对主流其实还是心向往之的。

  杨帆老师说起被媒体封杀的痛苦往事,掷地有声地强烈谴责自由主义者:看看,这些自由主义者们,他们老是抱怨我党封杀他们,没了他们的言论自由,但却在自己的媒体上封杀我,对我搞专制,对我搞言论钳制,这些人,对自己自由主义,对别人专制主义,这叫什么自由主义?!类似的质问,似乎王小东也有过N次,如果我没记错,他骂的是《南方周末》。

  如果,杨帆老师和王小东老师骂的是我的话,我当然会说,两位老师,您肯定弄错了,这和自由主义无关。任何媒体都有自己的倾向性,您是左派,请到左派媒体发表言论,我们是自由主义的右派媒体,自然,一般只欢迎同类的声音,不发您的文章,与专制、与言论自由与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一家媒体的态度从来与言论自由新闻管制挂不上钩,甚至,全部媒体都不欢迎您的声音也与新闻管制言论自由无关,只要它们都是自愿而非强制的,只有强制发什么观点的文章或强制不许发什么人的文章,那才是对言论自由的管制,哪怕只是对一家媒体而言。这种道理,许多人是永远不明白的,不管他自称是什么主义。这个问题上,王小东老师应该与杨帆老师不同,因为他是我强烈不喜欢其观点,但认为其头脑非常聪明的人,显然他因此推论说自由派如何如何,有讲歪理的嫌疑。
  
  但是,当王小东指的只是一家媒体时,本人则强烈支持王小东老师的观点,不但不认为王小东老师的观点过了,甚至觉得王小东老师只是私底下以懒得计较的姿势进行的抱怨,看上去很大度,对比一下《南方周末》评论员们曾经的言论,王小东老师的姿态简直如喜马拉雅山一般雄伟。不是么,N月前,《南方周末》与方舟子掐了起来,周末的评论员一次次沉痛地告诉方舟子:你已经是麦卡锡了,不,你甚至已经是法西斯了,你竟然还不自知!!理由是,方舟子在他“今语丝”这一亩三分地里只发对他自己有利的观点,从不发相反观点的文章,这叫私设公堂,再下去,这会出人命的呀!——如果《南方周末》评论员们的见解代表了《南方周末》的见解,王小东当然可援引他们在与方舟子掐架时的这个逻辑。当然,他没有这么做,倒不见得可为他的高贵增加新证据,因为他的抱怨在前,掐架一事在后。

  一个人的麦卡锡主义,一个人的法西斯主义,这些都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新鲜的说法,相信将来很难听到比这更令人惊讶的观点了。显然,如果方舟子在他的自留地里不登他不喜欢的文章就是法西斯主义,那么作为社会公器一部分的、不是《南方周末》采编人员自己所有的《南方周末》,不登方舟子喜欢的文章,岂不是更加法西斯主义?这是一群人的法西斯主义,团伙的法西斯主义,性质上比方舟子一个人的法西斯主义恶劣得多。要知道,从来都是团伙作案判刑要判得比单独犯罪要重。因为不但方舟子是我的朋友,参与和方舟子斗殴的人也都是我的朋友,当时考虑到他们竟然成了团伙作案的法西斯主义者和麦卡锡主义者,我觉得这么不幸的残酷事实,最好还是不要告诉他们的好,所以我一直没做声。

  当然,如果王小东老师因为《南方周末》不发他的文章就说自由主义本身如何如何,我还是要为这样推论感到难过,因为这与自由主义无关,如果,他因此说中国许多的自由主义者成色不足,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比较妥帖,因为自由主义者在不发自己不喜欢的文章时,应当尊重别人对文章选择的权利,苦口婆心地要方舟子承认自己就是法西斯,要他翻然悔悟不要继续在法西斯主义的深渊里越陷越深,虽然用心良苦,而且语气温和,不像方舟子那么充满暴力的“文革语言”,很符合自由主义者说话的语气要求,但说出来的话显然不是自由主义的观点。

  写到这里,我又仔细看了看王小东老师的相关文字,很轻蔑的样子。我从不敢把自己往哪个主义哪个派里归,但看到王小东老师这种调调,心里老大不舒服。我倒是希望王小东老师要拿中国的自由主义群体开刀,应该学习方舟子反主流中国环保主义者的做法,在“环保主义者”前,加上一个“伪”字,在“自由主义”前面也加个“伪”字。甚至,可以像方舟子在痛批“伪环保主义”时从容地说自己是环保主义者一样,自称,我王小东就是个自由主义者,我批的是伪自由主义者。如果看行为而不是看某一观点,我觉得,如果王小东一定要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但是,王小东似乎更喜欢把不是自由主义的东西说成是,然后一锅烩了说,看看吧,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德性。比如,李方宣布过《我为什么从自由派后退了》后,王小东还拿李方在本刊一篇人均3000美圆以下不适合搞民主的文章说:“持如此观点的人在‘民主派’或‘自由派’当中不占少数。请问,如果民主选举只允许选出他们喜欢的人,否则就宁可不要,这和专制有什么差别吗?”讲座上,杨帆老师在严厉地批过李大同的卖国行为后,又满面红光地拿李方做自由主义虚伪的补充证据。杨帆老师是否看过李方的文章,我不敢确定,但王小东显然是认真看过的。——看看李方文章结尾那种对“民主派”自我智力优越感颇充分的讽刺语气,就该知道,李方绝不可能是任何民主派,而他关于民主、关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显然没有丝毫自由主义价值的痕迹,所以,即使王小东不知道李方新近宣布“从自由派后退了”,他也没理由因此说,中国“民主派”如何“自由派”如何,如果是从李方内部留言中传出去的那个关于辞职的文字中,有“希望工作在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氛围的地方”之语,就给李方安个“自由派”的帽子,——有谁会说喜欢一个等级氛围森严的地方,王小东本人喜欢么?喜欢被自由主义对待是人之常情,与是否信奉自由主义、是否是自由派无关。
 
  今天,中国自称自己是什么主义什么立场的人非常多,且多半总在潮头领军。譬如,最近贫福分化问题很热门,所以,潘石屹先生语重心长地劝告任志强同学,你那个在城市里搞穷人区富人区的主张可要不得啊。——半年前,他在博客上深沉地谈论敬畏自然的问题,再半年前,他和张朝阳等同志在上海滩某华厦,身着燕尾服,满斟红酒,仰望灿烂星空,追寻“我们失去的贵族精神”,——就这样眼花缭乱地令人肃然起敬。当然,几乎总是能说出最正确真理的任志强,立即对潘石屹先生的无耻和伪善毫不留情地做出了有力的反击。——的确在很多时候,有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派会像潘石屹先生一样可笑而自相矛盾,但是,我很少看到对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派的批评批判,有像任志强这样正确而且精确的,你看到任志强抡起棍子横扫说什么派了么?没有,个体永远是个体,每个人为自己的言论负责,连党都不认为自己的主席犯罪等于是自己犯罪,何况一个子虚乌有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突然想起来,今天许多自称信奉自由主义的人,对任志强所持有的观点都极为不满,视为一种向公众的挑衅,何况提起自由主义、自由派就皱眉头的人。但就有一说一,实话实说,不跟风来说,没人比得过他。个人以为,无论自由派、左派还是什么派都不是的评论者,学学任志强的准头和智力的诚实是有必要的,当然,这也与自由主义无关。

    公正元年3月2日

 看了黄章晋的文章及王老的“道理”,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在所谓的“自由派”那里没有公正可言,没有道理可讲。这些所谓的自由派其实是法西斯主义者,如果谁封了他们的言路,只能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郭涛涛

萧墙之内,惟有派系(笔记三)

      早就听说过杨帆这个人的名字,只不过是反面教材而已,没想到前天下午竟然被凤凰周刊的老板请到编辑部来给大家伙"上课"。在此之前也请过秦晖,现在左派的人也来了。我本还是有那么点宽容的心去听讲座,但是却没想到他讲的东西实在是不能让我有丝毫宽容。老板这样做的目的最后也告诉大家了,新闻媒体嘛,不能只靠一家之言,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的观点,都要吸收。但是这两天我却一直在想个问题,新闻媒体所推崇的公正是否就是老板如此说的意思。

      具体说来,派系斗争国外也有,但是国内的派系,不仅在含义上与西方不同,同时在表达方式上具有中国特色。作为媒体,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若是也卷入派系之中,并且不分黑白,即便是达到了公正,实际上依旧是失去了对社会承诺的公正性,那么,新闻媒体自然就不可能履行它应该有的职能。这大概就是我这两天所得出的结论。所谓的公正,必须建立于理性之上,理性的前提不存在,那么,又有什么条件来谈及进一步的是否公正呢?


      这又让我联想起了今天和一位同事的谈话,同事是北京人,但是却全无北京人身上特有的那种天子脚下的傲慢,反而一直很勤勉的在做事情,以至于我觉得她不是北京人了。还有知北游老兄,他同事第一次见我竟说,感觉我和他的气质挺像的,可是他是个北京人。而杨帆那人是什么样子呢?就如今天说到的一些北京人一样,我不知道他是哪的人,只是觉得他嘴巴上的工夫真够北京的地道了。京片子名不虚传,在他嘴里面纯粹是一派胡言。还什么经济学家,吹牛扯淡忽悠外面那群文盲了还凑合。无怪于丁学良先前所说衡量经济学家的标准来看他,他根本就不是经济学家。

      就是这样的人,竟然被周刊待为上宾,我觉得这事情做的实在是太过火了。不过我想老板后来心里也知道,他问过我如何,我当然就说不行的啦,他表示赞同。他讲的时候,搞的大家在旁边一阵哄笑。本来还打算录音整理下,没听他说几句,就把录音的玩意给关了。今晚上和哥们聚会时候,哥们告诉我,凤凰做的就是噱头,恩,这个我也认同,但是若是这样上不了大雅之堂的人也来做噱头,我想也只有让同行媒体耻笑的份了。


      媒体一方面要表达公正,客观,但是也是面向大众,在客观与大众之间,存在着统一的标准。即在正确引导舆论下而保证内容,而也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我都有些怀疑这样的人还能在学界立足了,不过既然存在了,也就可以见得中国学术界是多么的混乱,从而使得一些不学无术却只会扯嘴皮子工夫的人也有了市场。这又因为什么呢?题目上说的很清楚了,在萧墙之内,我们争论的只是派系,在先没有一个对待知识客观的前提下而先讲究了所谓的信仰,这样,再看待知识的时候,知识便受到了侮辱。


      这不仅是经营媒体要注意的,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合格的记者所应该明白的基本道理。所谓的价值观判断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在一定理性的基础上而进行判断与选择,否则,将扬帆作为英雄的记者,必然不会是个称职的记者。


     另一则:强哥从德国回来,不论是以前,还是今后,他在我面前所呈现的才是一位真正学人的样子。很有风度,也很谦逊地在谈任何事情。其实我最欣赏的就是那天递名片的动作,简直是没得话说了。晚上聚会完,由于都住在琉璃厂附近,就去了他住的地方,然后到对面的另一家青年旅馆酒吧里喝啤酒坐了会。只是我们的话不多,但是我的感觉却很美。回头再回住的地方,房东已经睡了,干脆就直接又回到编辑部了,于是就到了现在,等天亮了就回去睡觉,下午再来吧。估计教官也这样,丫就知道玩帝国了,不过,还是写了点东西,嘿嘿。
 

发布者 羽良 (http://spaces.msn.com/priestliu/) - 4月14日 3:49:29

嘿,杨帆这孙子,老子哪天定揭这老王八蛋的底儿。
 

 发布者 公主 (http://spaces.msn.com/princessinchina/) - 3月2日 22:28:10

 晕,我每周三上他的课要从下午三点一直到晚上九点

 而且,那个老头忒变态 了,上课不仅要盖章作为考勤,每次上课还要拿一大堆书来,要我们买作为给考试及格买个保险,我晕。。。。。。

 这学期偶倒霉,选了这老头两门课,这意味着要买两样东西(书或者光盘),算了下,还是光盘便宜点,真是么得语言啦。。。。。。

 PS:那个光盘,据他说一个是***解放军的,一个是****中纪委那帮人的,唉,那个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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