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
徐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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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四十年后的回顾与反思 亲历者对于文革派的自我批评
主讲人：徐海亮（文革研究专家，水利部减灾中心客座教授，武汉文革亲历者，著有《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
时间：07年5月13日（周日）下午15：00
地点：北京大学资源宾馆1308室书社（北大西南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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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在文化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的再反思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是毛泽东的文革历史被颠覆后应该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从历史变化发展的原质和追求毛泽东文革本意的广大群众的价值观看，“7.20事件”是对于文革的一次带群体性的最大抵制与反动，斗争实质上直指毛泽东的理念与文革方针路线，以及拥护他的革命造反的广大群众。“7.20”的初衷是用暴力请愿抵制中共中央，为的结束毛泽东式的文革。1978年的中共中央对“7.20”的平反，也是结束文革的关键举措之一。甚至早在1967年8月——“7.20”后的运动走向，也选择了结束文革；事件本身及后续历史的发展，形成初期文革的一次重大转折。本文在对长期被封存的民间集体记忆——口述资料和实际历史过程的考证基础上，澄清事件的真相，阐述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以及应当思考的历史经验教训。
1967年上半年，随着上海的“一月革命”、全国进入夺权高潮，二月中央上层关于方法路线的辩论，带普遍性的外在形式上的军队与造反群众冲突，形成文革的新推进——和再一次自上而下的对文革的反动，也是对于毛泽东及其文革的一次抗击。春夏群众性造反、对于人的基本权利和革命权利的追求，冲击党政军国家机器的运动再推进；传统的体制性的对抗文革力量迅速完成从思想到实体的整合，从而以群众对抗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政治冲突升级到武斗，对反体制运动的革命造反压制也发展到顶点。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就是最典型体现。传统的体制性力量在该事件前后提出的对文革路线及其阶级路线的严正置疑，正是文革与置疑文革的一个重要理论冲突焦点。对于这种带群体性的政治反抗，毛泽东没有采用一年来对待党内和上层斗争的方式加以抗击和压制。但文革司令部的推进意图和革命群众真诚的“大民主”造反，也严重忽视了基于体制性的、群体性的对于毛泽东文革原意的反抗力量。司令部的忽视表现在过于相信精神舆论和中央——也即毛泽东的权威，群众的局限在于始终不理解周恩来一再提醒“政策对于正确路线保证”的警告，更不熟悉政治游戏的规律、不可避免的迂回，不明白政治的权术。
在文革的推进和抵制的两大思想与政治流派的博弈中，1967年突显地表现出一种倾向压制一种倾向，去追逐、竞争另一种倾向，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攀升，斗争反复加强，反抗剧烈、矛盾激化。“7.20”对毛泽东文革司令部和文革的反动，刺激了群众性的对军队和国家机器的全面怀疑与进一步冲击；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作为对于机会主义罪过的惩罚，也被推到极致。从而，并非完全因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派的直接反对，而是基于体制性力量对文革的强大惰性，基于文革司令部内部的重大思想方法分歧，毛泽东不得不改变策略，抛出左翼激进文人，避开政治危机，以平“军愤”、“党愤”，并警示与约制造反群众——防止运动过激触礁。文革的进程终于在开始清洗文革司令部内部，和在造反群众中清洗反革命的“5.16”，开始重大退却和转折。司令部内部的思想与方法分歧，裂痕开始扩展，延及终极。
不过，文革1967年的“热月”，并不由于文革司令部对“武汉事件”的处理直接导致，本文也不对热月本身进行研讨。武汉事件的必然性及事后相关形势发展变化，仅仅是产生热月的成因之一。
武汉事件本身，以及事件后出现的热月，留给后人相关的历史启迪和教训。
武汉事件以及毛泽东文革司令部的处理与“表态”，成为文革初期以推进与抵制、造反与保守争斗为标志的一个顶峰。文革进程从发动和上升推进，转向为收缩与回归。在革命造反派眼中的七月成功，正孕育着八月失败。对武汉反文革的“7.20事件”的反击和批判，解决不了文革的胜负问题，武汉和周边地区的“红八月”，为近期的“热月”和长远的热月，埋下伏笔。文革的群众性革命造反被反文革的正统体制颠覆，成为必然。
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群众民主、同一契合的思维模式，未为两派群众真正接受与贯彻。他对于抵制文革的体制性力量和愚钝武人的宽厚引导和政策迂回，没有得到文革所冲击的体制秩序的认同与理解；文革司令部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非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约束，也未能被广大革命群众真正接纳。
毛泽东关于党和国家、军队机器改善的思量与尝试，在武汉问题和热月里受到严重的阻遏。文革派的舆论和群众，把部队干部的路线觉悟期望到经院化地步；实际上，对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军人而言，在文革中与其说路线冲突属于首位，毋宁说革命过程里的生死情谊、军地差异、对革命战争建立的新秩序的恪守、维护，以及山头、宗派冲突与过节影响着乃至决定着现实的是非取向。这些，无疑削弱甚至抵消了毛泽东让军队打思想仗、政治仗，为继续革命保驾护航的初衷。
“7.20”是对毛泽东文革理想的第二次挑战和打击，预示了未来文革的颠覆——体制性力量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和政策权威的颠覆。
“7.20”是初期文革运动众多矛盾交叉的一个契合点、爆发点，它使不同利益取向和观点的人们长久地争议毛泽东的功过，文革是“该”还是“不该”？也使人们从文化的范畴沉思中国政治与社会矛盾、党内历史和现实斗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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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7月下旬，我已从部队分配到农村锻炼，便在打麦插秧后休探亲假，第一次游览了岷江-都江堰、乌江-遵义、花溪-贵阳、漓江-桂林，瞻仰湘江-长沙-韶山，再赶回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恰逢69、70届同学毕业分配。他们刚从“斗批改”的山区惊惶失措回到武汉、“猢狲散”般悄然离开学校，并传告我：“老夫子”陈伯达亲自诱导，在文革热闹一时的水院，挖掘出庞大的“5.16反革命集团”，军、工宣队正在等待我们上门自首。过去鼎沸的学生宿舍现在十分冷清、零乱狼籍，我在低年级同学的桌上，偶尔发现一本丢弃的马克思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我耐下性子，在蒸笼般热腾的宿舍翻阅这书，开篇就读到老马克思那震撼心灵的话语：
“除了很少的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的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我仿佛被老马克思的历史闪电击中。
我在悲愤里离汉北上：我们遭遇了“江南一叶，千古奇冤”……
无疑，文革的造反学生，在经历了1967年文革反对派狂宴般的“7.20事件”仅仅三年之后，正彻底遭遇了自己的“滑铁卢”，在领受文化革命的一连串谴责和失败。当年，我比照马克思的原话在思索：如果说不是文革本身陷于灭亡，那么，陷于灭亡的是文革前的什么传统呢？是革命的共产党没有摆脱的哪些人物、幻想和观念呢？1967年被朴素的民众幼稚地比之为“七月革命”的胜利篇章，为什么迅疾转为革命的失败呢？这也是我苦思了36年的问题。整个文革的问题过于庞大复杂，需要一部部专门史（范畴和学科）来分别阐述，要一大部真正科学的人民的文革通史来研究论述。但对一个地区震撼性的和全国运动控制节点的重要篇章——“7.20事件”，今天多少应该来事后谈史了。
一、“7.20事件”史实的回顾与廓清
对于没有专门研讨过武汉“7.20事件”的海内外朋友与年青学者，需要首先回顾史实和廓清事实真相。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方针，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事件”。
周恩来7月18日在武汉军区的总结讲话，交代了武汉分歧的由来与发展：“1•26夺权就夺权，2•8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2•8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但是军区却组织了对群众造反组织一个声明的大批判。周接着指出：“不管怎样……不该把2•8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军区发布“3•21”通告，解散了几十万人的造反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学生组织二司受到批评指责，所以周恩来说：“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6•4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6•6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 ”就有调整……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把这四个文件（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
本来是个群众识的分歧问题，军区非要弄到镇压反革命组织，结果武汉各个造反组织团结起来，喊出“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的过激口号。而“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周语），酝酿组织起庞大的“百万雄师”支持军区对造反派的镇压，挑起系列大武斗，造成紧张局势。所以周恩来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并建议：“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的总结讲话，概括了运动的过程，问题所在及其性质，解决问题的方针、思路，是认识事件之前中央精神的一个关键。
通过重新发掘历史记载、群众组织和中央的调查、访问当事人，考证一些事实，围绕中央处理武汉问题、“7.20事件”，基本历史事实如下：
1从着手准备处理武汉问题，到具体解决武汉问题、处理武汉事件与事件的善后中，周恩来始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其中，最关键的是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代表毛泽东和中央对解决武汉问题的表态，表达与贯彻对处理武汉问题的基本方针，接踵而至的“7.20事件”，针对反抗的也正是讲话的精神实质。
周恩来有规范的信息渠道与机构，如“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总理办公室、总理联络员、中央文革记者站。他对于解决武汉问题，早有自己的实际调查研究与思想准备。受毛泽东委托，他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代表中央处理多个省市的问题。从本质上看，这些地方问题与湖北武汉并无二异，都是军队介入以后，造反派与军队矛盾、两派冲突加剧。当时，中共中央指导湖北武汉文革运动的精神，应与当年其他省市问题的处理原则无二：批评部队在支左工作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造反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团结对象”。大联合夺权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
2．在毛、周到达武汉前夕，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为军区支左工作定调子。陈在12月1日的检讨中也说：“7月9日常委会定调子，7月10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
3．毛、周到达武汉，开始对军区做工作时，业已出现怀疑中央的舆论和谣传：
“向连队的战士们大量灌输恶毒污蔑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舆论，把三新二司的学校和他们所在的民众乐园描写成恐怖世界，人间的地狱，渣滓洞的宫殿，把三新二司的革命小将说成混蛋流氓和杀人魔王，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说6.17大血案，解放军去制止武斗的一个加强团的人被民众乐园的牛鬼蛇神杀了一大半，邱少云生前的英雄连队死的只剩十几个人，一个空军女广播员被三新二司拉进民众乐园脱光了衣服，开腔破肚，割了脑袋，说他们杀人放火，抢友好商场、抢粮店等等”。[1]
16日，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已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17日，湖北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这是一个天才的预见！19日，军代表张某对“百万雄师”说，“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作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
4．在军区汇报、周恩来谈话时出现的抵触与冲突：
周恩来与陈、钟谈话做工作；但陈再道仍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周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嘛。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以至指着周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2]
陈再道后来检查说：（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钟政委事后检查说[3]：14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们…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仍按原方案汇报。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
5．独立师将总理讲话要点传达，挑动了部队反弹。
钟汉华后来检查[4]是准确的：“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按：7月18日晚），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
18日夜，军区会议精神由蔡政委决定传达到该独立师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听传达。蔡说：“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群情激愤之下，牛、蔡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把矛头指向王力。
蔡又向8201机关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关于王力的政治谣传，在15、16号已经在社会上散布。
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当时谢、王正在传达总理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5]
19日下午，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相继退出回到师作战部，牛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9时，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3时半，8201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有200多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对独立师的异常行径，干部曾提出疑问和意见——19日晚12时许，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6．独立师领导纵容和参与了揪斗王力和扩大事态。
军区的某些人在19日将“百万雄师”首要头目接去，面告毛主席就在东湖的绝密消息，授意群众去向中央反映自己对武汉文革问题的意见。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在军区密谋冲击东湖宾馆、揪斗王力，名曰要求中央首长接见，与王力谈判。
“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中，警卫人员多次向独立师首长牛、蔡报告情况，而牛、蔡无动于衷，不向军区报告，也不积极设法制止，直至凌晨六时许，牛才到现场也并不采取果断措施，放任围攻、绑架王力，说：“让王力上车吧，上了车还好些！”并亲自参加军区内对王力的批斗。事件发生之后，蔡探问大家看法，有机关干部指出其性质是兵变，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22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传车约50余人到师部开会，蔡作了新布置，讲：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
22日晚经蔡口述，传达四条紧急命令，再次规定要坚信师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
7．“百万雄师”部署继续抵制、散布谣言。
20日当晚，“百万雄师”会议拟出行动纲领：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3、“全面夺省市委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21日上午，“百万雄师”召开夺权动员会议，一号头头喻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下午，“百万雄师”开会，将“临时联合代表团”改为“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23日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对事件的表态，秘密制订计划，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装备60万人抵抗；组织10万人徒步进京告状。此外，“”百万雄师头头召开会议还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次日，“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游行，呼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和“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在事件过程中，他们散布大量“毛主席语录”与谣言：“百万雄师大、好、纯，是个创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汉的‘百万雄师’”。形形色色的“北京来电”：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8．抗争的矛头已指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
20日周恩来将重返武汉，陈再道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和王力一样”！在独立师师部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一人进来问蔡炳臣政委“那个人呢怎么样了”，并追问“那个人呢！？”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后来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盘问张根成，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早在7月19日，有人专门用小车接走“百万雄师”主要头头，授意群众去向中央来人请愿，并告诉毛主席就在东湖。批斗王力时，军区副政委要29师张政委让群众头头放了王，传达总理指示——派代表商谈解决武汉问题。一个头头居然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显然动乱的挑动与组织者明明知道毛泽东在武汉而为之，就是要向党中央施加压力。
9．实际上王力没有泄露总理讲话。
舆论总是宣扬王力泄露了“四点指示”。实际上7月19日凌晨，谢富治在水利学院讲话，并没有传达或提到中央处理问题的精神。王力接着谢富治发表激情和煽情的讲话，也没有传达四点指示，而是谈了几个意思：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从讲话内容看，王力在群众中没有泄露或公开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大意是在中央的原则中的。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这些精神是正确的，是引导群众的。如不是独立师与“百万雄师”公开闹事，武汉群众根本不知道什么“四点指示”，何来造反派在武汉三镇大肆宣传“四点指示”呢，岂非60年代的“东湖纵火”说吗？
10．“7.20”中的武斗是6、7月对群众武力镇压的继续和发展。
“7.20事件”中，闹事者对中央代表王力的武斗之外，他们在武装示威中，继续对不同认识的普通群众，采取了扫荡性的镇压。20日，“百万雄师”大打出手：在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口号声下，围攻和冲击武汉钢铁公司、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扫荡和抓捕造反派学生、教师。马路上的群众，一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毒打。
21日，独立师、“百万雄师”继续武装游行，冲击湖北大学，并发射数百发子弹；几个人（包括卖冰棍的孩子）倒在“百万雄师”长矛下，200余人被关押。一些中学校受到洗劫。深夜，“百万雄师”电话不断打到水电学院总机和其他院校，威胁道：“今天晚上血洗你们学校”！
24日“百万雄师”发起对体育学院和测绘学院的攻击，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直到次日上午11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11．当年党中央对事件的处理。周恩来与谢、王等回到北京后，新华社广播消息，全国掀起谴责“百万雄师”、支持武汉造反派的巨大声浪。
22日凌晨，毛认为：陈是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离开以后，北京采取的措施是对的；军队是要打仗的，主要是打思想仗。23日凌晨，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指示以中央名义召陈、钟和军区、部队部分首长进京。
25日，毛泽东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代拟复电：“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得到毛批准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七二零”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26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上批判陈再道，指事件为“叛逆行为”。
27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表扬武汉造反派：“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
12．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文化革命被否定，“七•二○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平反；该报告称：“‘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小结：
“7.20事件”所表现出的以独立师、“百万雄师”为代表的传统体制性力量，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的反抗，在政治层面上讲，的确是一次特殊历史时期的事变、兵变、民变，是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军队关系决不能容忍的反叛事件[6]；即使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也决不容许的。他们的阶级关系与革命对象理论，他们追逐发自内心的谣言，狂热地推崇一个“过去的”理念，打击进行中的现实的毛泽东。这是极端“无意识”下的极端有意识，是群体无政府控制状态下的十分有（政府）控制。法国学者勒高夫所谓的没有意识，“是自然的永恒内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了的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撇开这种西方的话语，文革中被保守的右翼势力“无意识”化的东西，就是十分传统的政治规范的观念。“由于无意识行为已深深地积淀和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影响甚至支配个人和集体活动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强大的历史惰性力量”。（徐浩 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P161）不要以为反革命的学者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仅仅是对于历来造反群众的分析（或诋毁），一些概括倒也十分适合于“7.20”中的“百万雄师”的某些特征；他认为“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7]而冲动的群众的偏执、专横，在群情激愤中得以充分释放与辗转放大，许多冲突、突发事件，不都有这种特性吗？
后来系列的颠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所谓文革回忆与研究，把事件的触发，别有用心地归结为造反派狂热拥护被泄露的中央指示精神。就如把1791年7月17日法国的“马斯场”镇压，简单看成为因为顽童偷窥——激愤的群众惩罚的暴力——触犯了秩序——触发了军队（对和平请愿）的镇压一样。而法国在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也早已走出这种偏执、低廉、表面的圈子。“马斯场事件”，是法国大革命的右派积聚已久的对群众革命的恐惧、反抗的必然。“7.20事件”是中国文革的右翼势力和群体积聚已久的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与理论的困惑与恐惧，对领袖与广大热心支持毛泽东文革的群众反动的必然。
二、“7.20事件”成为文革进程的拐点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分析了文革中三个相互关联又独立的系统——1、党政干部体系，2、中央文革和由它发动、保护和指导的激进群众组织，3、军队体系；指出从1967年3月到1968年10月三个相互竞争的组织体系之间的平衡演变的时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长情况，可以通过研究四个关键的转折点得到很好的了解：“二月逆流”、“武汉事件”、清洗“五一六”组织、杨成武被解职和遣散红卫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发生在夏天的“武汉事件”，上承所谓的“二月逆流”，直接或间接连接、触发清洗“516反革命集团”、遣散红卫兵（和杨成为中央权力斗争的牺牲），成为转折中的关键。分析深邃地提出[8]：“尽管‘武汉事件’对主要参加者的影响不是太大，但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毁灭性的”。
1967年成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
1．确实不是一个武汉的问题
从”一月革命”，毛泽东号召全面夺权，军队介入支左和普遍压制革命造反，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继续推进群众的思想解放—革命造反，在毛泽东和造反群众来看，运动始终沿着上升的轨迹前进。春天到夏天，一个一个省区的问题得到解决，造反群众得到中央的公开支持，群众组织也在整理组合之中，与1966年相比较，所谓革命与保守的两大阵线，业已初见轮廓。青海、内蒙、四川的斗争，体现出军队介入后情况的复杂未卜——总体性对文革的不理解和抵制。但在中央的指导和压力下，运动仍前进了，军队在重新体现保护人民、摒弃镇压的革命宗旨。但是，诚如迈斯纳分析的，军队难以确定到底谁是真正的左派，基于传统观念和为了稳定局势，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进的组织：“军队既担负着援助群众的革命行动的任务又担负着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任务，而这二者常常发生冲突。军队领导人通常宁愿选择后者。未了维护秩序，军队经常对那些比较激进的群众组织进行武装镇压”。[9]
对激进的反权威和反秩序的造反进行镇压，实际上鼓舞和支撑、整合了逆反文革的传统势力。这个整合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在迅疾完成，暗流在地下潜行，进行中的运动终于遭到“7.20”的狙击。尽管周恩来在7月18日讲话里也提到还会有反复的，毛泽东和他空前绝后地共赴武汉，亲自坐镇解决运动问题，但毛泽东却没有料到体制性的反抗会如此地强大与顽固，特别，是以空前浩大的群体性反抗表达出来（尽管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也说：军区个别负责人，利用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毛依靠革命军队、发动群众推进文革，却遭遇到军队与体制性的群体的狂热对抗。毛身临其境，不能不感触到抵制文革理论与路线的问题何在，甚至感悟群体性的军民“红色”暴力与国家机器被蜕换为镇压人民工具的可能。毛泽东很不情愿地撤离武汉，周恩来不得不化装进入与离开市区，部分军队及其主官竟然抗拒军队最高领导的指令，对于党和国家的创建者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冲击。特别是这种狙击来自一再宣传的：我们应该相信的群众和依靠的军队；被狙击的却是党和军队的创建者与统帅，也正是几十年革命群众运动的运作高手。所以周恩来在7月22日说：“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10]尽管，他已经看到代替了瘫痪的党政体系，唯一可以与文革路线叫板的传统力量。
对毛泽东来说，扩大人民民主与改造国家机器的相互促进与对立统一关系，还有极艰险的漫漫历程，巴黎公社以来国际共运始终没有解决的现代政治学的问题,依然存在。今天，人们指责67年8月的狂热，批判文革运动中“揪军内一小撮”和“砸烂公检法”口号时，实际上却回避了毛泽东文革初衷的问题。他在1967年的热月之后，还给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11]。他在遭到阻遏和挫折，文革发生转折后，仍念念不忘自己原始的理念。
2．对文革的怀疑和抵制不容忽视
文革的领导核心和激进文人，对于基于传统政治体制的军队和普通工农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估计过高，以为用仰仗毛泽东的权威、文革的舆论攻势、激进的群众运动，就可以较快地使传统的革命基础群体觉悟起来，拥戴毛号召的实际运动。
大家研讨文革，往往以为运动仅仅是杰出领袖与风云人物号召鼓动的，低估了出自内心的支持与抵制的群众性自发力量的能动性。基层的造反群众与传统力量面对面，体会到要证明自己革命性并成为多数十分艰难；他们缺乏政治训练与经验，在传统力量前显得十分冲动与幼稚，往往被更有行政或政客经验人耍弄，跌入政治陷阱。他们不懂得周恩来一再告诫红卫兵：正确的政策是路线的保证，继续用1966年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时——激进反抗的简单手法，来对付已被他们用暴力简单地“打垮”了一次的偏保守的群众，并对抗在这些群众背后的军队干部（他们冷冷地观察和极度的反感的运动）。毛、周，乃至到武汉传达精神的谢、王，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解放军和不同意见的群众，就是批评和引导的造反派。部队干部和保守群众的本能的反对、恐惧的心理就不用说了，前面引述的言论与心态，已体现出他们几乎把在中央面前“摊牌”，作为一次生死决战。
有意思的是，运动中人们一再喜欢引用一条语录，说什么几何定律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致人们的反对。[12]可能这老话的真实意义在于：“7.20事件”里，毛泽东和造反群众都清楚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创导者毛泽东，违背了旧有政治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群体的狭隘利益，也必然会遭到体制性力量从心理到实际言行的狂暴反对的。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反抗对象没有所限，哪怕你是我们曾经拥戴的毛泽东！
“7.20”反抗，由于它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和反抗革命政党与人民政府权威的暴力行径，理所当然地被文革司令部和拥戴毛泽东文革路线的造反群众，反对和压制下去了（“百万雄师”一些逐步自觉与始终坚持的分子，后来明确认为“事件”是被已经公认为“坏人”的林彪、江青镇压下去了，是一种“路线趋附”的政治需求和心理的自我安慰）。然而革命路线的压制和武汉军区改组、“百万雄师”如鸟兽散，并不等同于声势远大于宫廷“二月抗争”（党内高层正常的思想斗争）对毛泽东的第一次打击，更不等于抵制文革的传统习惯势力的全盘溃退。
3．群众运动的高潮就是顶峰
犹如神州的初春、晚秋冷暖气流强烈交锋、拉锯的天气乍寒乍暖一样，武汉造反群众在短短的一个半月里，初次真正体会到政治斗争的激变与反复，体会到激情的欢愉和政变的恐怖，经历了挫折与转折。在中央强大舆论的支持下，武汉造反群众翻身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新华社连篇累牍的报道与社论，给武汉群众戴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荣誉桂冠；以对武汉事件的看法表态，新华社广播点了全国一系列大致与“三钢”“三新”类同的革命左派大名，全国的“革与保”阵线顿时分明，中央也力图让湖北问题的解决影响周边地区，推进全国运动。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欢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按林彪秘书转引叶群的话说：“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13]。的确，武汉事件成为文革初期上升趋势中的最高涨，成为鼓励群众造反的文革方针的顶峰。不少造反群众以为新阶段的任务就是解决军队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14]。但是，顶峰就是转折，就是群众性狂热推进的急度回落。“百万雄师”的暴力并没有能使事件本身变成转折——即路线的让步，但取得事件胜利的历史进程却悲剧性地促使了历史必然的转折。
毛泽东在武汉事件发生以前，虽然有他路线的底线——强调大联合必须以造反派为核心，但也一再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并不赞赏非得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他对武汉的态度与策略，完全可以用他对长沙运动的关心与倾向作参考[15]。就在7月12日——临去武汉前夕的闲暇中，他与挚友周世钊畅谈了长沙文革；他与周世钊一样有自己的倾向性，但也坚持两派没有不革命的理由，没有什么根本原则的分歧，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将文革进行到底。这个精神，没有在“7.20”的反动里被泯灭，反而被毛坚持光大。因为，他看到了用简单的群众造反、压制和否定方法，不能解决原有旧体制影响下的群体思想问题，“百万雄师”对文化革命的造反使他意识到无法用战争中一方吃掉一方的途径，解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文革的派别斗争。他在继而的大江南北视察里，一路上讲这个道理，要造反派团结大多数。但胜利进行曲鼓舞的造反派不可能真正理解和实践现代政治生活里革命与民主的这个辨证关系。一个倾向压制一个倾向，一个倾向掩盖和追赶另一个倾向，“7.20”后的武汉群众，没有能够作到毛泽东号召的政策与团结，对“百万雄师”广大群众的政策攻心；虽然造反头头们也发了声明，有所布置，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客观形势根本不容许去实现：在省市的层面上可以强调与宣示，但到了基层单位，情况十分具体和复杂。元月分“工人总部”对待溃散中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群众基础的前身）的粗暴压制行为在7、8月里加倍——或许是残酷的武斗后遗症使之更为加剧[16]；“革与保”的矛盾，在每个单位里并非都是那么清晰，人群因具体干部问题或宏观局势歧见重新分化、挂钩，纷纷反戈一击的“百万雄师”基层组织与群众，也各自投奔不同的造反组织（在河南省叫做“跳过来”，武汉叫“站过来”）。半年多来造反派内部所谓“钢”派与“新”派的无谓争执，也非得人为的随即发展与激化起来，周恩来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告诫的“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仅仅成为一个口头传传的信条。尽管大家都承认以中央确定的革命造反组织为核心搞大联合，但由于当年一直批评的非马列主义的小生产意识，革命战争年代业已存在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文革里更以极端“革命”也极端自由放任的形式出现。毛泽东的号召没有实际的反响。
武汉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使周边激化的冲突，得到某种冷静的参照，实际上两种思潮、两大派群众的斗争更加激化。情绪紧张的权力集团和头脑发热的群众，都在寻求摆脱困境、勇争革命与支持革命的出路。四川与重庆在造反派内部的武力冲突，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升级到顶点，创下文革中火器冲突的典范。江西一个军分区司令甘冒当“小陈再道”的风险，抵制中央派赴的野战军进入，保守派已持有武斗军械，又与造反派争夺枪支，大打出手[17]；在8月的高热中出台的中央处理问题的决定，包含了武装造反派的内容，已经不能遏止几月来的基本态势，甚至可能是适得其反，因为不少部队和领导坚信保守派才是真正的左派，对“支左”或“武装左派”,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任何口号都可以利用，完全可以合法授枪或明抢暗赠。湖南在处理本省问题的文件出台前后，两派之间、造反派内部武斗继续加剧[18]；甚至还出现了以镇压造反派为前提的，湘西南一些县血腥镇压所谓“黑五类”子弟的大规模野蛮屠杀。河南的运动几月来得到中央明显的支持，又有一批亮相干部的点拨，在武汉形势与江青赞扬“文攻武卫”口号的精神鼓舞下，造反派取得对保守势力的武力压制的唯一的绝对优势，但是，这些主动出击难道真是必要的吗？[19]安徽造反派的长期冲突，到8月也非得激化到抢枪割据一步，幸好12军及时控制局势，后来得到毛泽东的表扬，大概当时是武汉周边最理想的一个地方。这些进展，当然都是基于各省自身的运动必然（河南受武汉制约影响要大得多），但也是武汉事件所体现的极力抵制文革与强力推进文革两种势力——政治能量剧烈冲突的外在释放和一些荒诞的演绎（四川的事态很难说有什么路线斗争的原则）。武汉在7月没能做或做完的事，周边——甚至全国依然在更加强烈地进行。双方都到了更加自为的地步。
连武汉人向来看不起的温吞水的上海运动，居然也在大局似定的形势下，出现攻打“上柴联司”以稳定上海局势的棍棒武斗，当事人徐景贤回忆：“毛泽东觉得上海的形势和武汉的形势大相径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指示‘武装十万工人’……”，结果是“‘每人发一条棍子’”！[20]
各派群众对形势的推动，调动了难以想象的能动性与奉献了巨大的加速力，高热的八月，只是各种分力的模糊又是有序与能动的合成。新华社以各地对武汉事件的表态为契机，点了系列革命群众组织的大名，一时激进的造反派皆大欢喜，似乎每个组织都面临“革”了或“保”了的鉴别。胜利的武汉群众，居然自发出动数万人次，向周边甚至新疆“武装支左”。的确，事件对于路线的划分（？）和对立的加剧，都是有重大影响的。没有点到名的组织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定性为保守派），一些地方反而激化了对军队或造反派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形成省际联合逆反态势。这就是文化革命的“新高涨”吗？显然不可能是。多数激奋的群众可能都理解错了，各种特别激动与活跃的群众里，真正想问题而且会思考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4．绕不过去也冲不过去的军队问题
武汉出现的事件，令人们立即联想到早在1964年的《九评》里，就表述了毛泽东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其中第十二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条：“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强调加强党和人民对部队的监督，清洗军队中的坏人和“公检法要彻底革命”、提倡“群众专政”的观念，第一次以公开文献出现。在文革当中，类似的理念以各种文件、社论、讲话形式表达出来。
武汉事件中部分军人和“武汉公安”的造反，加深了毛泽东有关理念的感性认识，他也从江西和武汉军区支持传统的基干民兵，发生残酷的武斗，意识到武装革命群众的必要。他在事件后，突出感到部队问题相当严重，一再提出“武装左派”；给江青的信谈到“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21]提出“大量武装左派”“实行群众专政”，他以为“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22]；试图压制他心目中文革运动的右派甚嚣尘上的反攻。
事件发生后，中央在北京紧急研究处理、善后和宣传措施。《王力反思录》（1011、1027页）说：社论从这时候就开始提“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总理说：我们也有责任。江青和林彪却不认账。”王力的认识可作一个参考。问题是，“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始于武汉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确定了这一点；也不能单纯认为“七.二零事件”后的火是林彪一人点的，社论的提法他就难于负具体责任，很快，王力、关锋和具体执笔的林杰，就为武汉事件后两报一刊连篇累牍的宣传攻势的文章和提法——王力为在中央给武汉市的信中加上了“和军内”的字句，将付出政治生命的代价，文革小组的激进文人们，至今也没有脱掉干系[23]。问题是，在1967年的七（月）下八（月）上短短的半个多月里，从毛泽东到当时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认可了这个提法，大多数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干部也视为正常。诚然，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问题。
此前，中央文革的激进文人就按他们理解的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利用武汉问题在宣传中大肆宣扬了“揪军内一小撮”，本来武汉事件就引发了左的倾向的抬头，群众性的怀疑一切，冲击各军事机关、部队和对文革不满的领导人，现在有了大家都一时难以怀疑的中央舆论，于是皆向着文革的“第三阶段”奔去。仅仅是对陈再道似的人物与顺藤摸瓜的冲击，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国，首当其冲的是原来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和各军区领导。文革中一再显露出的所谓“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的暗伤，完全可能立即变成顶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线斗争和对军队高级领导的教育，引到山头与宗派与历史恩怨的歧路去，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并不主张的。
作为主持军队工作的副统帅，林彪也似未希望与主导各个军区瘫痪和主官垮台。他对普遍的抢枪浪潮也是极为担忧与不满，他口述了给毛泽东的信[24]，认为情况比较严重，急需采取一些严厉措施，甚至让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帮忙修改。看来，他并没有希望自毁长城。不过，亲历者张秘书注意到：“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现前后判若两人……过了‘八一’，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
毛泽东没有同意林的看法，毛认为抢枪情况并不严重；江西形势严峻时，周恩来曾主持一个参加者极少的紧急军委扩大会，起草并发出制止江西抢枪的电报，散会后人们回到钓鱼台，戚本禹告诉他们：毛泽东在上海对电文批示已经传到，仍然认为为什么军分区已经给保守派授枪，我们就不能武装左派？[25]甚至到巡视江南时，毛还多次轻松地从积极面看夏秋的全面内战。
在文革的初年，从事革命造反的群众，实际上较难理解老军人心理，尽管大家学习了几年解放军也崇拜拥戴解放军。笔者通过连队生活，耳闻目睹，才开始明白军人这个群体与工人、学生、干部的基本不同。他们的相互情感，融灌着兄弟生死情怀，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战士尚且如此，更不要讲经历过战争共趟过血海的生还者。造反民众用简单的“支左”或“支右”来观察和要求、追求军人，其实严重地忽视了军人的本质就是军人；多数军人已经很不熟悉地方与社会——更不懂得毛的文革究竟要做什么。他们用特有的视角来打量彼此，革命战争历史与客观存在的山头——这中国革命特有的时空情愫，或许决定着他们在文革里的特殊心理与行为。在地方党政领导通通靠边时，毛泽东试图依靠军队来维系党的组织功能和政府权力。但是，17年来，部队再也不能简单是战争年代的战斗队、工作队，他正逐渐成为掌握国家权力后的一个稳定秩序工具，尽管在1960年代，部队的革命化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但也实在难以奉行文革政治的复杂功能。一方面要继续立新功支持文革造反，一方面又不得不维系枪杆子打下的政权秩序、坚守专政工具的职能，并卷入政治纷争，两难的局面，终于演成毛泽东文革理念和实践的悖论，出现了历史的悲剧。
陈再道是可能被公开在群众里打倒的大军区司令员，按照先前运动的惯例，仅仅是顶撞毛、周，放任部队造次的错误，就可以点名打倒了，况且中央权威面临了事件的极大羞辱需要修复。各派系、山头的老军人（决非仅仅原四方面军的），正满怀同情——忧心忡忡地看着这只跳出来——群众可恣意宰来吓鸡的“猴”，担心出现“倒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许世友逃进老家深山躲避造反，黄永胜也试图丢弃保守派把屁股坐过来。诸军区和军事机关纷纷遭到冲击，包括保守派群众的冲击。
可是毛泽东经过冷静慎重考虑，很快决定将武汉事件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处理，称陈为“你们要打倒”的同志。这时，对事件真相和背景的调查、审查都刚刚开始，事情并未弄清。但是，他对事件有个基本判断，当然不愿把自己统帅的军队置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边，轻易地依靠激愤的民众去搞臭搞倒一个又一个刚烈的老军人；也不愿意有人利用陈再道的错误打破政治平衡。周恩来出面，首先阻止了对原四方面军同志的可能伤害，保护了业已靠边的开国将帅。被造反群众抄家的徐向前与徐海东[26]，立刻得到周的关照。毛、周迅速地制止了对原四方面军的领导的怀疑与冲击——文革滑向宗派斗争痼疾的可能，进而保护了彭绍辉、许世友和韩先楚等。[27]如何正确处理军队对文革的疑惧、集体怠工和反抗，毛泽东选择了极大的让步和迂回，显示了他深谙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伟大战略家胸怀。
但是由于运动触犯了军队“众怒”，文革的出轨已成事实，倾向性的回潮、反复，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国外学者迈斯纳公正指出：“极左的领导人便大张旗鼓地对军队的革命性表示过怀疑，造反的群众也对军队发动人身攻击，这样，军队也面临着这样的危险，那把党弄得四分五裂、使群众运动分裂为许许多多互相交战的派别的政治分歧也要被强加于军队之上，内战的幽灵不详地越来越逼进了……为武汉事件和极左领导人的激烈讲话所鼓动起来的情绪给8月的新的极左行为火上加油，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央国家机关……到8月底，中国看来已徘徊在无政府的边缘。毛泽东在结束了对各省的‘视察’后返回北京，他此时认识到，如果继续进行作为一场建立在群众首创精神基础上的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势必会冒使全国陷于大规模的并且可能是致命的内战的危险。他选择了秩序，实际上，他是选择了结束文化大革命”。[28]
周恩来亲自处理武汉问题，也最早对7、8月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风潮产生强烈的忧虑。8月中旬以来，他连续告诫群众：“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7.20事件’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
到8月中下旬之际，周恩来已经对中央处理“7.20事件”——后续的负面问题和全国形势变异，形成了系统的相反意见，并在各种场合向群众公开表述。但是，在“武装左派”的问题上，他十分谨慎地与毛泽东保持一致，没有轻易去怀疑[29]。
在文革司令部里，小组长陈伯达也不至于发疯到同意乱抢枪。后来陈与他儿子回忆：“1967年夏天，全国很多地方发生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我提出应当收缴群众组织的武器，却遭到江青的反对。她反过来提出要‘文攻武卫’。我的收缴武器的意见就落了空”[30]
从更深层的更“历史”的意义上看，革命的军队在新政权成立和巩固之后，势必有一个向政治制度化、专业职业化的过渡，对于依靠枪杆子获得的中国革命政权，更有一个如何处理革命军队、将领与党和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在文革以前一系些军队内部以及军队与党和国家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可以看成在如何保证军队继续革命化（又不能太政治化），争取军队现代化、军事管理制度化、实际生活中军队国家化的进程里不可避免的正常探索和思想斗争。文革前的一些不愉快——甚至悲剧事件，文革中的军队集体和个人的悲剧，文革以后依然存在的分歧、冲突与化解，都是我们在探索和实现军队现代化的道路中不可避免的系列阵痛，是漫长的分娩。文革里，毛泽东看到军队不适应文革的政治（但又太政治化了），特别是看到军队可能被社会波拿巴主义利用（或社会法西斯化）的苗头，他想起了大革命国共合作阶段的“武装工农”，依然是在前述宏大的历史政治背景下的思考与探索。经历过北伐历史的林彪，当然不愿意他参与创建的工农军队的将领，成为新政体新制度下的“北伐军军官”，成为对立面，被文革的造反民众推翻。群众中仅有极少的先觉人物，敏感地联想到俄国“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联想到大革命中北伐军反动军官背叛革命的教训，强烈地要求将人民解放军置于党和毛泽东的绝对领导下。
因而，从另一个方面讲，歌曲《我是一个兵》，大致反映了文革前国家、社会与军队的一个谐和状态。但由于文革爆发，在1967年的实际政治生活里（包括以后），人们发现歌曲浪漫的表述“来自老百姓”、“爱国爱人民”似乎正在淡化和消逝。就象文艺来自生活要高于生活一样，军队来自人民，必然也要高于人民！！
由于历史发展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武汉问题在军队问题上爆发，毛泽东、激进文人，和他们支持鼓动的激进群众对军队的要求，与恪守传统秩序的军队的心理、思想发生冲突。问题似乎是最彻底地解决了（林与周都这样说过），却有完全相反的连锁反应，并造成严重后果。以上陈述说明“解决”仍煮的一锅政治夹生饭。1967年以后，涉及军队的种种问题依然不少，毛泽东就再不叫群众介入了。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右倾抵制和左倾的盲动，交织在一起，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事件后的左倾与反左，1978年事件的平反，使文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瞢了，人们不敢说“武汉事件”里陈再道将军和部队一个不字。人们忘了军队悲剧性的错误，忘了去总结军队干预政治、带政代党的严重教训，不愿意承认部队违抗军纪党纪的教训，更不愿去思考历史与后继的社会波拿巴主义问题。[31]
5．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机
8月在军队问题上的极左，仅仅是促使事物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一个关键契机。周恩来业已看到了“军心”何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外事口的“造反”危及中央政府权威的问题，是支持陈再道或者打倒陈都影响不了的事。外事口造反群众不顾周的劝阻，执意打倒陈毅；在极左情绪影响下港办给英国政府下最后通牒式的照会，愤激群众火烧英代办处。周的秘书周家鼎回忆[32]说：“事后，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把陈毅打倒了，你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此时此刻，周总理对这种目无中央，极端无政府主义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再不采取坚决措施我们就要犯罪了’。一项经过周总理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中央文革黑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亲历者周秘书的回忆是非常可信的，周恩来对于文革小组支持的所谓“不停顿地打倒一切”，已经忍无可忍。
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司令部在武汉问题上的被动、失策，遭致大规模反弹，毛、周政治权威扫地，随之是宣传口径出格，对于全国性的极左反军，陈司令卤莽抵制文革“授人以柄”[33]，周恩来心里早就十分压抑、愤懑；在北京，从围攻中南海，批斗“刘邓陶”，中央各部运动趋左，外事口在打倒陈毅和港澳问题上也卷入极左浪潮；周恩来冷冷地听说王力的“八七讲话”，不置可否。7月中旬，外交部新闻司宣布限制英国记者的行动自由，8月12日，中华全国记者协会抗议港英当局；8月19日，外交部港办上报给英国政府的限时照会，也即最后通牒。照会发出，外事、宣传舆论和民众团体，再也不可能下台阶缓和局势；尽管周恩来立即通知文革小组，要他们出面干预群众造次，陈伯达也出面劝说。但一切已经不可能扭转。48小时限期结束后，示威人群冲击办公室，火烧了英代办处。尽管当天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交部、北京卫戍区、北外红卫兵代表，严厉批评红卫兵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气得手直发抖，也坦承“我们没有料到你们来这么一手……就是目无中央”，“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弄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同时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说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没有仔细考虑就批准了那个照会，这是他的责任”。[34]事情的急遽恶化，使他警觉看到王力矛头所向：他两次气愤地打断造反派援引王力的讲话，“你们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不过，在宣布王力错误时，吴法宪批判王鼓动火烧英代办处，周还承担自己在批准照会问题上的责任，说与王力无关）。
外交部造反夺权，直接影响外贸部和对外文委——乃至中央各部的运动走向。
国内的一打失策，比不上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各地的动乱，不比中央政府权威失灵中枢瘫痪更为可怕。周恩来面临了比武汉事件远要严峻得多的挑战。
他清楚一些院校学生（“516兵团”）公开批判自己和外事口造反派蓄意打倒陈毅，目标都是意在周公，要推翻自己的，背后是文革小组。[35]如果说，在困难复杂和危机的武汉问题中，周恩来保持着与毛泽东的高度统一，尽力与中央文革保持合作与支持的话，武汉事件以后的局势——特别是中央核心部门运动的发展，不能再保持这种貌似团结而被动的态势了。研究者认为[36]：“（他）也并不是一味地迁就、退让和忍耐。一旦时机成熟，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中央文革一伙没顾及到他们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阵，使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周恩来完全明白，全国和外事口运动的极左狂热，恰是武汉事件后左倾抬头引发的，8月22日，他批评广州抢枪是没有敌情观念，忿忿强调“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月二十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9月17日，他在处理巴基斯坦外交事务时，又忿忿地批评外交部负责人：“我怀疑你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7月20日事情以后，外交部不听话了”。
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后，外事口的造反群众继续围攻陈毅，压制周恩来。8月26日，就在毛泽东同意将文革小组的干将作为8月来一切被动与失策的“替罪羊”的当天，外事口造反派试图劫持批斗陈毅，将事态推向高潮。周恩来从该日中午面见刚从上海回京的杨成武，并派杨去见林彪通报，再与陈伯达、康生、江青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安排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之后，在子夜时分还（和谢富治、王力一起）接见武汉在京群众，已经精疲力尽；北外两派争批陈毅又引发周对学生的接见，但学生不听劝告，继续无理纠缠已服药物的总理，接见到27日6点40分结束。工作人员将周搀出会议厅，其心绞痛急性发作，晕倒在院子里。
八面应对、焦头烂额，高速运转、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终于被击倒在地。这仅是一个标志——狂热的8月到了收场的时候；总理的病倒，也标志着文革的中枢心脏病急发。不过，周恩来在倒下之前，已经和毛泽东分别都冒了最大的政治风险，通过最高层的运作，也在抛出王力问题上得到毛、林的认同；他等待了政治时机的成熟，扭转了文革运动的航船，终于维护了他的政治信念与尊严。如果说毛泽东是文革的精神导师，被欢呼为舵手，周恩来在1967年才起到真正的大副和舵手作用。
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在1967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37]。
毛泽东次年也说：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系统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38]
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也谈到这个问题。毛说：“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毛答：“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6．开始整肃左派
毛泽东已经看到批评极左思潮是主要的任务。而且，群众背后有黑手，群众里混有坏人、反革命。在当年视察大江南北是，毛也指出：“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并多次讲到到次年结束文革。但他在9月底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还说要改变黑暗面才搞文革运动，“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39]
不过在1967年8、9月，毛泽东未必把司令部内的问题看得这么严重。而且造反派群众的左倾思潮，没有超出毛泽东的理念的底线；具体操作上那就是另回事了，在急风暴雨的群众实践中，往往是中国式的游民文化和类布朗基、蒲鲁东主义者[40]的文化成了气候。这些自然是与主张马列主义政党政治的毛、周相抵牾的。王力与关锋在“请假检讨”中，也仅仅承认自己是犯了“小资产阶级‘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戚本禹则检讨了三点错误：1.错误地估计了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2.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3.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王力、关锋住在钓鱼台二号楼，起居照常。
特别是，毛泽东9月7日在戚本禹的检查上还批示转告王力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41]。说明当时毛也并未一棍子打死王、关，还属于文革初期讲过的“左派整风”范畴。比较能够显示毛泽东内心的事情是，在他回到北京后，王海容于9月24日去打听消息，毛泽东只是引了罗隐悼念诸葛亮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王与外交部的刘华秋弄清楚诗句典出后，仅仅理解为王、关完蛋了。[42]其实，政治诗人毛泽东并不简单比喻“武汉事件”和初期文革的英雄王力倒霉了。当一切早已经成为历史以后，一些当事人和好事者一直在猜测8月剧变时伟大哲人的内心世界，“他究竟说的什么”？王力与关锋都坦承毛的“英雄”不是比喻他们或惋惜他们，毛泽东是比喻的他自己！经历了半个世纪政治风云的英雄毛泽东，面对武汉事件后变幻的形势，深深体会到自己的孤独和不自由。尽管此后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与宏愿。
或许，毛泽东8月4日给江青的信，并不如今天庸人们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理论混乱的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的左倾盲动，可能7、8月全国全面内战，反而激发他怀念法国革命和中国大革命，引发他对巴黎公社武装民众和大革命武装工农的理想与史实的追念。但7、8月的左倾与热月，文革的出轨和反对，时世与愿望大相径庭，他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的诸葛亮。研究者说在文革十年中，毛泽东有四次抄写和咏吟该诗，为什么在他视察了大江南北、“文化革命形势大好”之时，吟出风雨独行、无可奈何情怀的诗句？可能这恰恰是他在武汉“七二零事件”后，目睹乍热乍寒，却不能扭转文革日渐趋下之势，发出的英雄长叹。[43]
在武汉事件后运动迅猛发展、变化的十字路口，毛泽东似未得到他的左右副手林彪和周恩来的全力支持。文革小组的配合他也感到并不理想，可能是适得其反。
处于第一线的江青，当然也在8月中央宣传口径和政治急变中，感悟到什么问题。所以她在在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不策略时，还派姚文元去上海探听毛的底，发牢骚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汇报也是他，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转达”。[44]姚文元传回毛泽东的话“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陈伯达慌了神，文革小组内讧起来；司令部高层的内部的相互矛盾也升级了。解决小组的问题出现一个机遇。
同时，出现值得深思的问题：在1967年夏秋，司令部的重头人物，如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无不敏感难以驾驭的造反运动和调查历史与过节的阴云，已经威胁着他们自身的政治安全，他们都在不同场合（甚至面对身边工作人员或红卫兵），声明不怕有人整自己的黑材料（大到历史和政治问题，小到鸡毛蒜皮），不怕被打倒。但是，他们担心无法无天的造反学生和年轻干部，警觉他们背后的“政治黑手”。文人相轻和权臣争宠的庸俗陋习，被带入本应十分严肃的党政高层政治生活。诚然，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对出现这种政治局面，也应负有主要的领导责任。从“安亭事件”以后，一直跟不上毛泽东文革步伐——备受批评的陈伯达，权力与声誉式微，但又拼命想巩固地位、职权。中央文革的“大三”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畴，防范着少壮激进者可能的揭发告密，暗暗组织阻遏和弹压。这是个大家推进了这个思想激荡，也被脱缰的群众运动和诡秘政治弄得忐忑不安的时期。也是一个文革整体性悲剧的问题。这个或那个文革派风云人物被整肃，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
1966年春夏，中南地区的左派大将陶铸、王任重，也曾事先自我“洗手洗澡”，也说过不怕被人怀疑打倒的大话。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类似雅各宾恐怖的荒谬和讽刺。“怀疑一切”与“警惕一切”的恐惧充斥了人们向往的红色大民主的“海德公园”。陶铸在一年前许诺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怀疑”，都可以炮轰，成为不可遏止的政治实际。
此外，也由于文革司令部内部的分歧，领导人各自暗示或公开支持一个学校、一个派别的学生组织，北京的左翼红卫兵运动出现了灾难性的分裂。明眼人都清楚：反映在群众里的各种冲突，透露了高层的政治纷争。
8月11日，在中央首长接见首都红代会的关键讲话里，陈伯达和江青都公开点明“5•16”问题，强调它是反总理的。从而也发生了长达数年的全国上上下下大抓“5•16反革命”、各人主导抓各人要抓的“5•16分子”的绝大荒谬。荒谬当然不出自所谓“刘邓陶”，也不出自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文革司令部的裂痕，从方法和思想的正常分歧，发展到政治的提防、猜忌、对立。文革的彻底失败，某种意义上讲也就从文革司令部内部猜疑开始，一波一波地清洗自己的左派成员，一次又一次地内部纷争。如果说1966年清洗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还只是一种先兆，1967年秋司令部里的政治斗争，并延伸到群众中，是文革运动开始衰竭的重要标志。从动员和鼓动群众投身这个政治运动，转化为节制群众、规范群众，以至收拾群众运动。大家似乎都后悔把群众从潘朵拉的魔匣里放了出来。从此，文革运动从不整群众，转换到也整群众（所谓群众中的“反革命”）。文革的理论与组织准备不足，文革的终极对象的混乱、飘逸，传统的政治文化之顽固，由此可见一斑。武汉群众不久就领教了“林副主席派来的”军区新领导和支左军人的“路线觉悟”，有人感到他们甚至比陈再道们对群众更不感兴趣！造反派与掌握实权的军人的冲突，已是必然。
坊间总说林彪制造了“武汉事件”。其实，林彪在该事件后立即得到的东西，并不如一个“五.一三事件”。他是十分内向和阴郁的人，仅仅从他考虑再三的“7.25”天安门群众集会亮相和“八.九讲话”，我们很难看出他对“武汉事件”的真实态度。毕竟，事件暴露的是军队支持文革不力，而不单是陈再道不力；事件并不是仅仅弄得“四方面军”面上无光，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当然不会如有宗派倾向的将领或幼稚的红卫兵那样简单。邱会作对事件发生当天的回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陈再道只会打仗，脑子简单，在武汉支持保守派，助长了保守派气焰，你赶快给主席写一封信，劝他离开武汉，不然，很快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叶群还说，“……主席的安全保证不了，会赖到军队头上来……”[45]。
1966年，林彪对于军队参与文革运动，总的讲处于一个守势，他并不情愿军队卷入政治斗争。毛泽东在1967年初对军队参与和支左的要求，实质是对林而非对其他老帅的批评。可以说林总和其他老总相比，对于文革看法并无本质的区别；所谓林系的将领（如“四大金刚”等），并不比其他的居功自傲的老军人更有“文革的路线觉悟”。军队投入支左以后，矛盾更加复杂尖锐，甚至出现规模性的流血事件，这是毛泽东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毛泽东在应对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阻遏时，并不能得心应手；特别是从武汉事件开始显示出来。林彪说过一些大话，但实际行动并不积极，并不能起到人们期盼的文革“副统帅”和“尊神”“钟馗”的作用。
就在67年5月，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试探邓的态度——能否出来工作？邓认为时机不宜，毛让他找林、陈谈谈，邓也不愿意。当时正是批判刘、邓的高潮时期嘛。[46]在1967年春运动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在林彪的政治态度和身体状况都并不理想时，找邓小平谈话仅仅是一个偶然吗？仅仅是因邓在4月要求过见主席吗？有关联的是：就在武汉东湖之时，毛泽东于7月15日还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王力认为，“当时主席已经对林彪不满，流露出想用邓小平换林彪的意思”[47]。王力这两句讲的总还是事实，还不至于蓄意抬高邓小平。
毛、林在文革问题上相互不信任，恰恰在武汉事件后露出了蛛丝马迹，杨成武公开的系列回忆多次流露出来了一些迹象，仅作为一种参考。林彪在67年8月写信给毛泽东，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抢枪问题，毛给江青的信说“并不严重”；随之，林又主张起草严禁抢夺枪支的通告，由总理去商办。林与毛对事件后的形势估计是有原则分歧的。但林彪在8月的一次常委会上，也说“军区以上的干部没有几个好人”。之后，一反亢奋状态，去北戴河了。他的真实思想和主张，还是怪异诡秘的。
不过，正是武汉事件以来，足以显示林影响军队运动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军队文革重大问题上发挥了决定作用（“513事件”是一个标志，“7.20”后“三军无革派”则影响了全国）；军委看守小组转变成军委办事组。在支持武汉和维护军队稳定的一个大旋回中，林系军人力量在文革政治格局里坐大的局面，的确发展了。被周恩来挽回的党政官员体系，想收回在运动初丧失的权力，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毛泽东对于群众运动风云人物的犹疑，也在这时发展到一个高潮。曾在1967年2月，他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当年五一节，毛又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说：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存在总体失望，早在67年五一节就讲了。其后，才产生在1968年派工人宣传队和军宣队结束红卫兵运动的想法。
特别是，经过了热月，毛泽东9月在武汉又说：“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他一再要身边的军政官员告诫红卫兵小将，现在是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大学生们到了1968年7月28日后，才慢慢明白毛泽东的意思。
毛泽东想结束红卫兵运动的征象，从“武汉事件”以后业已明显出现。周恩来通过一系列促进大联合，审批成立各地革命委员会，落实干部政策，加快了收敛与结束文化革命的步骤。不过，尽管出现热月，王力被软禁，周恩来始终保持着当年中共中央对武汉事件的基本态度，并不因为王力而祸及武汉；他也对武汉造反群众充满热忱，帮助和调教他们，他审批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吸纳了一批激进的群众成员。不过，湖北的造反群众尝到热月的苦果，或许推迟了一年。
8月4日，毛泽东与江青写信要求“武装左派”，整整一个月后，中央颁布扭转形势的“九五命令”，并由同一个江青出面讲话，动员群众，从自以为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派手里收回流散的武器。舆论一再宣扬“大联合”和成立革命委员会，鼓动学生们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
不过，文革的急剧转向，文革小组激进文人的更迭，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414总部核心人士敏感地看出些什么，他们的理论家提出文革的航船转向了，毛泽东掌舵绕过了暗礁。进而，在9月14日、17日接连抛出大字报攻击陈伯达，指责中央文革小组推行极左路线。“武汉事件”还没有来得及系统概括的理论问题，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事件开始得到了它的精神成果。
广大群众并不太明白，文革的航船已经转向了。
快40年了！似乎仍然难以理解它——紧接着一个震惊中外的事变之后，文革历史发生的转折性变化。
毕竟，“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文革历史而言，这里的“不能随心所欲”包括广大热心投身于运动的各派群众，也包括“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毛主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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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独立师某部战士揭发（1967年8月）。
[2]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199，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陈司令的生活副官陈某也证实他的确拍桌子对总理意见不通，此情当时在场的人都已私下传开，消息也很快传回北京，奉命送信的邱会作就听说了陈与周总理拍桌子。但一些人回忆的时间不确，顶撞总理不是在15日、18日，而是在16日。后来在湖北省学习班批判陈再道时，在11月23日上午的会上，军区机关领导和群众还指责16日陈顶撞周总理、拍桌子。
[3] 钟汉华政委在事件后检查（1967年11月30日），湖北省学习班编印文献，1967年12月。
[4] 钟汉华的检查（1967年12月1日）。
[5] 武汉军区秘书科揭发，辑于“武汉事件资料汇编”，河南二七公社、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1967年8月。
[6] 中共“九评”讲的无产阶级专政15条经验教训，有一条就是讲人民军队必须坚决在党和人民监督之下的。
[7] 古斯塔夫 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P15、24，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8]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P18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9] 莫里斯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P44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10] 周恩来对“北航红旗”红卫兵井岗山同学所言（1967年7月22日）。
[11] 《毛泽东传（1949-1976）》，P1508，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12] 出自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原话是：“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列宁选集》第二卷）。
[13]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参阅《“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公司，2003。
[14] 部分群众的认识，来自于他们的自我分析，也受到“清华井冈山”核心的极左判断的影响。
[15] 陈明新，《领袖情 毛泽东与周世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周彦瑜 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 一直在地下或公开活动为“百万雄师”翻案的人，宣传有18万以上阶级兄弟被造反派殴伤或打死；1978年湖北当局为“720事件”平反，直接援用了这一来自民间的夸张数字，上报中央。
[17] 在八月上旬，周恩来一再批评的江西抢枪行为，基本上是保守的一派的。中央决定在江西试点武装左派。南昌、赣州、吉安、萍乡、抚州、向塘都出现包围支左部队，抢夺武器事件。
[18] 8月7日，周恩来指出：（湖南）湘潭军分区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发了枪，不仅高司、红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产业军，武汉的百万雄师都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在湘潭，湘潭军分区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把枪发给保守派，是犯法的。现在湘潭发出九百多枪，从湘潭、长沙以南到韶山，变成了高司、红色怒火、百万雄师的据点，主席家乡搞成这个样子还行？！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也有类似发枪的情况，这些地方的军分区也要象赵仁山一样，……希望其他军分区，衡阳、郴州、零陵、黔阳、常德，都要检查一下。
[19] 8月20日，河南刘建勋对造反群众说：现在情况变了，“二七公社”占优势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应该强调开展政治攻势，耐心细致的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革命派就是要搞文斗。
[20]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21] 王力，《王力反思录》，P853，北星出版社，2001年。
[22]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P232，引自周恩来的摘记手稿，明镜出版社，2003年。
[23] 王力后来承认，在中央告武汉人民书上，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前面，加了个“党内军内”；新华社揭发，康生和关锋在报道天安门广场集会的清样上增添了“揪武汉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中发[1980]77号文件附件一。1980年 9月。
[24] 张云生 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
[25] 当事人王广宇回忆（2005年9月）。
[26] 冲击徐向前，似为“清华井冈山”自发行为，冲击徐海东，是文革小组指示“北航红旗”做的。但是在1968年12中全会上，又组织了对于徐帅的批判，涉及“二月逆流”和“720事件”。
[27] 对文革冲突看成宗派斗争的怨言早就暗暗流传。空军的成钧1967年在一个检查里就承认自己把空军党委里的斗争，错误地理解成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四野整其他野战军的。
[28]莫里斯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P445-44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29] 在毛泽东正式同意端出王力前夕，24日，周恩来还对广州问题说要以旗派为核心大联合，“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后，马上武装工人，可以武装2─3万人”；同日，对广西问题说：“联指”怎么越搞越不象话，又去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全部武装他们……又批评两派抢援越军用物质。
[30]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P308，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31] 王力在反思支左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时，谈到“毛主席认为依靠军队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军队夺权，乱不怕，只要军队站在毛主席一边，听毛主席指挥，那就不能叫天下大乱……国家机器一旦被资产阶级掌握了，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人民武装也可以边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新的政权的组织形式要保证人民武装不变质，人民解放军不变质，保证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武装，或者是武装的人民。……军队支左产生的消极作用也很大，这历史的教训也很严重的。……首先他违背了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军党论，一贯反对的军队直接代替党这样的论点，着是个重大原则问题……这样势必走向毛主席本来主观愿望的反面”。参见《王力反思录》，P848-851。“反军乱军”待罪之身的王力，能够如此直截了当地谈文革教训，还是不韪敏感问题，实事求是的。
[32] 周家鼎，“天欲坠，赖以拄其间”，见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P499-500，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33] 一些部队同志至今觉得武汉的事件仅仅是策略性不够，授文革小组以反军的口实。
[34]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P161-162，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35] 参阅周恩来在67-70年关于揭批“516反革命集团”的系列讲话。
[36] 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P36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有类似叙述：“他……决定在政治上转守为攻，抓住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同时伺机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见原书P240，明镜出版社，2003年。
[37]《周恩来外交文选》，P48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38] 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P234，新天出版社，1997年。
[39]《毛泽东传（1949—1976）》，P1505-1508，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40] 我们青年人在学习马克思正确对待巴黎公社的革命群众运动、赞扬公社经验时，往往不知公社优秀的核心，是由布朗基分子和蒲鲁东分子组成的。
[4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P41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42]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P189，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43] 1967年继任文革办事组负责人的阎长贵认为：“这两句诗，确实是毛泽东经过‘七二零事件’后心态的写照，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心态写照”，是值得参考的。其前任王广宇也认为事态发展，到8月中旬，“毛泽东终于发觉这些左翼文人不可用不可信了”。（2005年9月）
[44] 王力，《王力反思录》，P1018，北星出版社，2002年。
[45]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P247，银河出版社，2005年。后来在8月9日接见武汉军区领导人时，林彪又讲到：“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现在出了陈再道、不要再出陈再道，李再道，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也不希望垮下去，连许世友在内……现在老实讲，担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队，军队不犯错误就好。要不犯错误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都是类似的想法。
[46] 邓毛毛的回忆，提到这次接见；但毛与邓最关键的话，涉及到毛、林、邓在文革中的微妙关系，她没有提，不知是她忽略了，还是邓小平压根就没有给孩子谈。参阅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P4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47] 王力，《王力反思录》，P1030，北星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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