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教授新农村建设专题报告会
（2006.7.25 录音稿）
在开封给开封市县乡三级近三百名干部所做报告。
下面结合实际，着重从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背景、根据和应把握的重点三个方面来讲一下。
一、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背景
（一）宏观经济背景
从2005年9月2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建议，当时还只是个提法，到10月12日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讨论《十一五规划》时，完全没有列入规划的新农村建设则成了重点。各省、市、县在今年3月份中央通过《十一五规划》之前，各级人大在通过本地的《十一五规划》时也一定都没有把新农村建设列入规划，原来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国家《十一五规划》也没有把新农村建设列入规划。直到2005年9月22日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新农村建设提出，然后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把新农村建设单独做为一段，而且放在前边。在200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亲自发表讲话，提出要大力倡导新农村建设，把新农村建设定为全党、全民的共同行动，全社会广泛参与，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到今年1月份，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发布了一号文件，主题完全改为新农村建设，形势变化之快。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最强调实事求是，最能够把握大局。而中央做为全党的领导核心，特别注重分析宏观形势，研究重大问题。
中央在最近几年对宏观形势的基本把握，主要有以下几个重大特点：一是认清楚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是存在严重的资本过剩。目前，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上资本都是严重过剩。我国国内资本过剩的程度是，存款大于贷款总额10万亿元以上，而银行只需2万亿元做为防范风险就可以，剩余至少有8万亿元人民币贷不出去。同时还有大量的外资，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中央政府和民间外汇储备总量已接近9千亿美元，折合人民币7.2万亿元，这样就有15万亿元的人民币贷不出来。分析原因，是因为各地招商引资所引的企业，平均寿命不到三年，一般是第一年办，第二年赚，第三年就破产。各地开发区的进区企业无论给多少优惠政策，也会是三分之一已经破产，三分之一勉强维持，只有三分之一还有效益。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有市场前景的1000种商品需求大于供给的一种都没有，四分之三供大于求，只有四分之一供求平衡。很多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有相当多的沿海开发区的企业已变成了高负债企业，沿海地方政府变成高负债政府。举例来说：南方某个发达省的乡村两级公共负债总额已超过1千亿元，原因是，全省都办开发区，为吸引投资，就争相降低地价，甚至以零地租、零地价吸引外商投资，许多本地企业看到政府给外商诸多优惠政策，他们就跑到国外注册个假外资，回来后就变成了外资企业，向政府套地，从政府批到地后，利用土地到银行贷款，然后就携款潜逃。这个省携款潜逃的官员和企业以上千计。另一个沿海发达省最发达的市，有一头号企业，商品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40％，但其实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商品全部积压仓库，为维持企业运转，就只有继续向政府批地，然后到银行贷款，勉强维持。不要以为沿海形势一片大好，其实威胁是相当严重的，有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正在集聚，说不定那天就会爆发。当前银行闲置资金不是不往外贷，而是贷不出去，缺少真正好的、有市场前景的企业，企业生命周期太短，银行担心的是今年审贷、明年给钱、后年就变成坏账了。所以，我国有总量为15万亿元的金融资本闲置起来。温家宝总理最近常讲到要防止投资过热，就是因为我国最近几年投资率高达50％以上。各地要招商引资，但投资以后又无人来负责任，这届政府靠招商引资、靠高投入，出了成绩，下届政府是不会负责任的，因为我们官场的潜规则是后任不理前任账，不但不会管前任欠债，而且后任还会继续欠新债。欠到最后的结果是，当银行坏账大量增加到无法收拾的时候，全社会就出现一次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这样所有账就抵消了，这就是当宏观经济运行不下去，会出现的情况。因此，只有全社会统一认识，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有关中央统一宏观调控，我们才能解决问题。二是内需不足，我国农村购买力上不去。当前我国的现状是，乡村两级的消费只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8％左右，县以下的消费只占33％左右，而县以下的总人口则占全国总人口的70％左右，这样占总人口70％的人消费只占到33％，造成内需严重不够。因此强调新农村建设，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就是用这种方法，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来扩大农村、特别是县以下的消费，来为生产过剩这个潜在的危机找到缓解的办法，只有生产过剩这个危机得到缓解，金融过剩才有出路。也就是说，中央现在提出新农村建设，主要目的是因为我国宏观经济要出问题，需用新农村建设的办法，靠拉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来解决资本过剩、生产过剩的问题。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以往的《十一五规划》省、地、县、乡各级都强调大干快上，而到了国家这一级，《十一五规划》出台之前，中央审时度势从2005年9月22日开始连续强调新农村建设。是因为我国现在存在潜在的经济危机，甚至将来会出现联动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面前，党中央必须对稳定、健康、较快增长的国家经济做出必要的战略安排，这就是新农村建设提出的第一个大背景，即宏观经济背景。
（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2005年，国家公安部门公布的数据为，我国去年一年发生的群体性治安事件有7万起以上，造成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形象，加上近几年来我国连续出现几起恶性事件。如去年河北定州出现了“6.11”事件，地方政府的市委书记、市长都被判了刑，原因是市里要招商引资，好不容易引来一个电厂，前期投资很顺利，二期工程要求市里再给一块地用于放电厂废渣，在前期工程时地价还不算高，但到了二期工程，地价上涨，而这时电厂还想让当地政府给低价，群众是不会同意的，13个村联合反抗，为解决问题，在用正规手段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组织了两批打手，打死打伤许多群众，后经查是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指使，结果主要领导都被判了刑。客观上说，这种事件的严重性在于它为海外反华势力、为敌视中国的力量制造了一起最可以攻击我国的借口。一系列事件提醒我们，当前社会矛盾已经崩到一个非常紧的程度，稍微出现一个事件，就会造成极严重的后果。所以说社会矛盾现在空前复杂，某种地方，某个时段很尖锐，表现为爆发形态，严重障碍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动辄人权问题和政府腐败问题。在这种问题上，已从经济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甚至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此，在这方面要引起各地的高度重视。此外，自从提出和谐社会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在中央省部级以上高官培训班上受过教育的领导，敢下命令在社会群体性治安事件发生以后调动部队，除非已经发生了暴力事件。中央强调的是构建和谐社会，在当前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相当尖锐的情况下，我们强调抓好农村的建设，让老百姓满意，是非常必要的。被胡锦涛总书记三次表述为：第一次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第二次强调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第三次强调的是“发展为人民，发展人民参与，发展的利益人民共享”。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里，中央对以往的提法则做出了重大调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把过去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为更加关注公平。单独强调效率对我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所以以后不再强调单纯的效率优先；二是把以往强调国企改革，要下岗分流增效，改为更加注重就业；三是把从八十年代初提出的扩大开放、引进吸收，改为以自主创新为主。并且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胡锦涛总书记出席了全国科技大会，讲到要把自主创新从科技领域直接写到国家战略，为创新型国家；四是把过去一般性的强调加快城市化，改为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战略。
因此，从以上来看，我国在经济方面有严重的压力，在社会方面有相当复杂的现象，在这种两种背景下，中央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
二、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和相关重大调整的根据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用四个字概括为“全面小康”，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做为我国新时期前20年的大目标。与上一个20年的目标相比，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做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明确提出20年目标是要在上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这个战略目标，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政策，但最终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对大多数人而言没有实现，只有占总人口5％的少数人超前实现了，但这些超前实现的人是不会在国内消费的，他们对拉动内需起的作用不大。加上我们每年大量资本外流达上千亿元，其中非法外流资本占相当高的比例，这使我国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印度一样，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到国外消费，造成资本外流，这就是资本全球化下，先富起来的人的必然趋向规律。因此，国家政策导向不可能朝向5％富人的需求，而只能朝向95％的人群。因此，中央进行战略转变是因为1980年制定的发展战略目标没有完成，而客观上又造成了少数人先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十六大报告的起草和修订，并且现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全跟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十六大报告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性就体现在十六大明确了对以往发展战略目标做出的重大调整上，提出今后20年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接下来就是在方针政策路线上的调整。首先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十六大召开时明确强调：今后的农村政策要强调给实惠。早在2002年，胡锦涛同志就任总书记之前就明确提出了两个指导思想，即把财政新增的部分主要用到县以下，去解决农民所需要的公共开支；把国家支农资金主要用到村以下，解决和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项目的投入。而温家宝在就任总理前也就明确讲到：实现十六大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重点、难点都在农村。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高度一致的提出，要在2003年初拿出缓解“三农”问题的好政策。但事实上中央提出的许多惠农政策，在各部委并没有得到及时的、保持一致的贯彻。到2003年初，中央为表示决心，总书记带领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三农”问题是我们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又在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要放弃单纯追求GDP增长观，改变为综合发展；然后提出了“五项统筹”；三中全会结束后明确为科学发展观。随后，中央在科学发展观确定之后，于2004年初召开了中央党校省部级高级干部研讨班，先统一了高级干部的思想。在2004年3月两会召开之前，温家宝总理又临时提出农村实现农业免税，要给农民实惠，并且强调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接着2004年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胡锦涛总书记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进一步提升为构建和谐社会。这说明，党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做出了一系列的方针路线政策的调整，从2004年又把和谐社会做为一个新的执政理念。为统一思想，中央又连续办了两次省部级高官理论研讨班。中央明确了战略的调整，地方干部应及时跟上中央的调整，但省市各地干部大多数还没有从认识上调整到中央的层面上。因此，省市各地党校也应按照中央十六大确定的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方针路线政策抓紧对地市县干部的培训。思想统一当然要有个过程， 2002年中央提出新农村政策，强调“三农”问题，提出要把财政增收部分主要用于农村，也是谈了多次才真正落实，去年2700亿元，按同比例增长，今年是3400亿元，明年差不多到4000亿元，后年不少于5000亿元。而温家宝总理讲新农村建设要搞10年以上。因此，今后各地特别是县以下得到的投资规模会逐年增加。很多地方要招商引资，现在只要重视中央大量要资金向下转移，只要重视县以下的项目，并且做好基层两件事：第一，发动好群众；第二，帮助农民把各村的项目关系理顺，提前把项目投资做好。就很容易把项目引进来。中央对项目投资不仅要投到村以下，县以下的公共开支今后中央会逐年递增，今后凡是国家级贫困县中央财政直接负担，省级贫困县省级财政直接负担。很多事情中央下了决心要落实，这对我们地方开展工作，缓和干群矛盾有很大的好处。
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点
（一）保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安定团结事关大局。第一个原因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人均收入达到我国目前这个水平，即超过1000美元的时候，都要出事，甚至会出大事。当人均收入到1000－3000美元之间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破坏稳定大局的事件。而我国去年一年有7万起群体性治安事件发生，如果不抓稳定就会出现问题。第二个原因是：从秦朝到现在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一朝被免，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但对政府保稳定来说，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过去乡里要靠从下面收钱才能维持，经常组织各种力量和村干部挨家挨户收钱，工作同时也了解各村各户情况。而现在不许收钱了，农民负担成了高压线，这样造成的负面作用是：乡村两级干部没有活动经费，过去老的办法不能用，而又没有新的办法出台，群众动员不起来、发动不起来。传统的乡村正规组织成本提高，工作难以展开，于是不花钱的组织即非法两宗“非法宗教、非法宗族势力”就迅速占领了农村阵地，这些组织在村里能形成一种势力，甚至能控制村委会选举和党支部选举。全国现在天主教徒已超过1亿人。各种各样宗教力量加上宗族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民主的力量。在基层要想求稳定，就凭过去的老办法是不行的。目前，中央急需从地方找到有效的经验来化解矛盾，但各地普遍创造不出来。主要是因为目前乡村正规组织还没有从税费改革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多数人还没有转变情绪，我们又以极高的成本维持这些尽管已经不在岗，但仍然拿钱的庞大的乡村干部队伍。这样村里不用给钱的组织就迅速发展占领农村阵地。因此，稳定的问题在第二方面尤为严重。如最近海南发生的一件大事，引起了中央震动。整个一个村暴力抗法，原因是村里要修祠堂，被非法宗族势力控制，连党支部到村委会也被非法宗族势力所控制，并达成一致意见，三天以内不许任何外人进村，结果村里恶势力对村外来的人实行扣车、扣人、罚款。报案后，公安部门为不激化矛盾就让了三天，三天后30多个防暴警察进村结果被打伤27个。
因此，当前第一大问题是稳定。而稳定基层要靠抓基层的组织建设，抓好基层组织建设要有两个抓手：第一是抓合作社建设。因为基层组织建设是上层建筑，马克思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不抓合作社建设，基层组织就没有经济基础，就不能开展工作。抓基层组织建设首先就是抓好基层的经济组织建设，为党组织、村委会奠定经济基础。村两委要积极地发动农民合作社的建设，而且要严格按照合作社的原则，不许把它变成长官命令，因为合作社建设是劳动者联合起来支配资本，不是资本支配劳动者。贯彻这个原则，就是对中央保持稳定的大局贡献一个地方党员干部的力量。第二个抓手是抓社会组织建设。因为非法宗教最能影响的是农村妇女和老人两大弱势群体。我们党的各级组织、政府各级部门、各级干部如果不去做农村中最大的两个弱势群体的工作，如果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上，不让基层组织的第二个抓手生效，我们的工作就做不好。要抓社会组织建设，就抓妇女协会、老人协会，只要让妇女、老年人活动起来，他们就会成为村两委重要的群众基础，就是我们基层组织的社会基础。所以不要空谈新农村建设，要为基层组织建设找准两个抓手，为基层组织奠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没有这两个基础，我们的基层组织建设好比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九十年代强调法制建设，如果村里已经被非法两宗势力所控制，法制建设根本无从抓起。因此，只有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抓实，把合作社经济抓好，把老年协会、妇女协会抓好，整个农村基层关系就会理顺，基层与政府的矛盾就会弱化，我们才有可能奠定一个法制社会的前提。
（二）生产发展
在基层工作中提到发展生产，就会强调产业调整，增加投入，才能增加农民收入。但从当今世界各国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农业让农民增收的。欧、美、日农业都已经实现现代化，但他们国家搞农村研究的学者认为他们的农业现代化是不成功的。因为，欧、美、日的农业现代化都是靠政府高额补贴。美国平均每个农场主占地规模相当于我国的一个村的规模，大约2000亩地，每年每个农场主得到政府补贴是1.4万美元，相当于10万元人民币；欧盟国家农场规模比美国小一半，农场主得到的政府补贴是1.8万美元，合15万元人民币；日本农户土地面积是中国的4倍，每个农户补贴是2.4万美元，合20万元人民币。而这些国家的农产品价格要远远高于我国，日本大米价格是中国的6倍，他们的农业其实也是很危险，只要放开市场，他们的农业就会很快被冲垮。不要以为发达国家工业发达到某种程度，他们的农民问题就解决了。发达国家不可能指望农业现代化来给农民增收，最终是靠政府高额补贴，而在我国对农民实行政府高额补贴是不现实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没有成功，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也没有成功的。朝鲜早在1989年就已经全面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全国2000多万人，70％进了城，只剩下200多万农民，有6万台套拖拉机，人均国民收入达到900美元，但后来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石油供应严重短缺，6万台套拖拉机无法使用，剩下的农民失去了工具和种田技术，很快现代化的梦破灭了，从昨日的辉煌一下子降到了人道主义灾难。由此可见，指望农业实现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是行不通的，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曾经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靠农业让农民增收的。而我国农民高度分散、一家一户小地块种植，来强调生产发展、结构调整，也是很难提高农民收入的。从国外经验来看有两个没看到：一是没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有成功的典范；二是没看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有成功的典范。巴西、印度、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四化” 即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来贯彻。印度土地私有化，结果30％的农民没有土地，印度贫困人口占三分之一，大部分农民失去土地，涌入城市，找不到工作又无处居住，而城里的土地也是私有的，只能沿公路、铁路、河道、公园等公有土地搭建窝棚，贫民窟成为无业人口的居住地。墨西哥城市化达到70％，巴西80％，大部分是靠贫民窟，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而我国做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行这种方法把土地私有化，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实现城市化，其结果是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贫民窟成片、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横行。因此，我们以前那套只要鼓励农民进城、加强劳动力转移，我们的农民问题就解决了的说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其它发展中国家比中国“三农”问题严重的多，但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提出新农村建设来缓解问题，提出我国的出路何在，就是新农村建设。所以说新农村建设是个重要的战略决策。同处于东亚文化下的日本和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搞新农村建设，做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东亚模式”。就是政府用看得见的手把资金摁到农村去，农民在家门口就直接参与到项目中去。在政府长达几十年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直接参与项目，不论是道路、水利、电力、村庄改造等全是农民投工，这样农民挣到了钱，农民消费就上去了，消费上去又带动了中小企业发展。地方经济的发展了，农民购买力增加，地方中小企业的生产因为农民的购买力有了活力，当地中小企业发展比大企业有6－8倍的带动就业能力，农民实现非农就业，促进了地方城市化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所以当日本和韩国遇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城市的大企业跨了，但县以下的中小企业还继续存活，使得两国经济很快复苏，进入高增长，就得益于东亚文化和新农村建设。
因此，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是重要的历史机遇，要抓紧利用好这个机遇，搞好县域经济，抓紧发动农民群众把项目的基础打好，我们就有可能在长达10年左右的中央强调新农村建设期间把本地良性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基础打好，今后就有能力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说，新农村建设的第二个重点生产发展就是要抓好经济，重点是利用新农村建设的机遇，把县域经济搞上去，让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产生增加收入的机会，从而带动地方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城镇化，构建县域经济的良性发展机制。
最后介绍一下各地新农村建设比较好的经验，供学习和借鉴。一是针对后进村安排下派干部。福建闽北的南坪地区由组织部牵头，市委书记亲自挂帅，把市和县两级各三分之一的干部安排到全市范围内的700个后进村，利用党的特殊优势给后进村派第一书记，原村支部书记继续工作，变上访为下访。这700个后进村都由复杂的矛盾，宗族势力复杂，农民上访严重，想通过缓慢的选举发展村里的健康政治力量，短期内无法解决农民问题。市县两级直接派干部到村了任第一书记，加强了基层组织力量，到任后通过了解情况，化解矛盾，把问题解决在村了，收到较好的效果。二是儋州经验。海南省儋州市搞综合创建，针对财政专项资金大量跑、冒、滴、漏，真正用到实处很少的问题，全市把所有用于农村的各个口的专项资金打捆，形成一个整数，然后用这些成规模的资金放到村里，从而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发动了群众，村民广泛参与，配合好政府工作。以上例子说明，新农村建设需要把握的一个基本点就是：“政府主导，农民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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