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反思改革”
杨帆在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月上的讲座
时间：2006年4月17日晚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第四教学楼119
主持人：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系列学术活动，今天晚上我们的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第一讲开堂讲课请到的是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杨帆教授，他是著名的非主流经济学家。
校长：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研究生学术月的开幕式，在开始的日子里，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著名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教授。实际上在我们大学教育中，这种传承、选择、适应和创新的这种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非常期望我们的这周学术交流，构成我们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同学在学习生活重要组成部分，交叉产生繁荣，交叉带来学术水平的提升。这种繁荣，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学术界都是如此，比如说产生了人类文明这种火花，也孕育了学术的发展，毛主席的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给我们带来的学术的发展。所以今天请来了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于我们学校是很好的导向作用，希望在同学们带未来得发展中，在学校发展中，我们非常受益。接下来我荣幸地介绍一下杨帆教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任国防大学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金融、涉外经济，特别是在人民币汇率方面有着独道的成就，同时涉及社会文化及国际问题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探索正物》，《价格危机与反危机》，《汇率改革与经济创新》，《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与反危机》、《人民率汇率研究》、《中国涉外经济》与2002年获得中国第13届图书一等奖，杨帆目前发表论文上千篇，著作15本，在管理世界等权威期刊、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篇，其中论文比较优势动态性，在管理中国加入WTO世界发表，经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播送。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杨帆教授给我们做精彩的演讲。
梁教授：杨帆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按照程序，现在杨帆教授来讲也是对的，不过既然主持让我说几句，我简单说几句话，代表研究生部说几句话。我们今天是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月的第一讲，这个活动我们应当说思考了很久，研究生学术月一共是十大论坛，百场讲座，我想希望全校的研究生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很难得，因为搞这么一次活动需要很多经费，杨帆老师知道，不容易，学校很支持我们，给了我们一笔经费，我们要红红火火地把这次活动搞好。为什么要搞这么一次活动呢？前几年，有人说，或者说很多人都在说，说首都师范大学学术气氛有点不浓，就这个话，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对这个现状有认同，也觉得应当改造一下这个现状。就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各个院系的活动开展得很有起色，学校这个层面开展得也很有起色。比如说去年学校搞了燕京论坛、教育硕士研究讲座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年要搞十大论坛，百场讲座，意义非常大。我们想在这个基础上，以后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能够把这样的活动延续下去，如果我们每年都能搞这么一次研究生学术月，想首都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的成长环境就会不一样。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也是学校领导，也是全体研究生共同的想法。
这里就不多说了，还是代表研究生部和研究生工作部向杨帆教授表示感谢，同时向学校表示感谢，向在座的各位研究生来参加我们这一场讲堂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主 题：反思改革回顾
主讲人：杨 帆
非常感谢我们学校能够安排我来，我也很荣幸，因为我们是长期在中国属于非主流地位，受到经济学主流派的长期压制，很多单位领导人都不安排我们讲，所以我能到这儿来讲也很高兴。具体的有些争论的问题，倒不是大家需要关心的。从教学角度来说就是我的这些讲话可以使同学们得到一些启发，特别是一些逆向思维，企业家最爱听我讲话，但国有企业领导人不爱听，民营资本爱听。其实我讲话净批评他们，我说你们发财就是运气好，和勤奋，没什么天才。（笑）
但是他们为什么爱听我的东西，就是我的讲话里边，第一讲的真实信息，没有那些拐弯抹角的学术包装，第二，我有逆向思维，我会把大家所学的很多正面的东西解构，让你听了特别可笑，逆向思维是有创造力的表现。所以企业家们为什么爱听，就是企业家们不断地创造新产品，这点和我们要不断地创造新的精神产品和他们创造物质产品是一样的，最不爱听我讲话的就是官，我也很少给他们去讲。
个别的纪检委员，组织部，宣传部也请我讲，很少。最近我获得成功，宜宾组织部给组织三场，但是，其宣传部副部长化名在网络上极其恶毒地进行咒骂，这是自由派混进共产党的典型例子。其余许多做官的，风气就是求同，不是求异，我是当了八年官不干了，就是因为我有创造性。自由主义？我就是自由主义，他们说我是左派，我说我不是左派，我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同学们考了几年试，死考试，考死试，从小到大够苦的，也够可怜的，也没时间玩。（笑）到了研究生以后要开始研究问题了，你们研究问题的思路和你们在学校考试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到了研究生阶段如果再没有这个转换，那你就不配做研究生了。所以说从高中到本科学的都是老师教你，你是好学生，理解老师的话，把它考试考好就可以了。但是到研究生以后必须转换思维，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不是从理论出发。首先你要选题，选完题之后你要搜集完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转化研究成果，把它主要的东西看完，做索引，完了之后在老师的指导下，这个问题怎么写，你整理过程中你会看出，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新见解，完了把文章写出来。这个东西就是能够抓住真问题。
有两种真问题，一个是实践中的真问题，一个是理论中的真问题，理论问题有真假，实践问题有真假，两个东西不一样，有时候理论上是真问题，实践中是假问题，有时候实践中是真问题，理论中是假问题。你要抓住这两个问题，你在学习中有没有创造力的表现，是很重要的。即使你以后不是教授，到任何地方都要有这个创造性，所以说逆向思维是创造性的基础。（鼓掌）
我会把经济学的主流上观点在逻辑上解构，经济学与社会科学西方影响很大，基本都是西方近代物理学的方法演绎过来的，它的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有严格的假设前提，有严格的数学模型，有统计数据、调查，完了做出结论。这个是西方传统物理学的方法，这个东西成本太高，我不是说它没用，一个成本太高，第二个，它研究问题越来越细，越来越专，越来越缺乏综合判断。第三个，它是有价值的，就是可以帮助中国人在细节上能够越来越缜密，这是中国人历史的思维缺点，思维是比较粗的，它善于做大思维，但是西方做得很细，这点需要我们学习。
另外一方面也不能缺，你以它做基础，最后做判断的时候仍旧缺不了，不可能没有这种悟性的东西，叫顿悟，叫灵感，叫直觉，叫感受，这一方面其实中国历史上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后来全盘接受西方的东西，学校里面基本都是这一套，这一套东西我是不满意的，虽然我也学它，但是也不满意。不是说不可以学，但是只学它是不够的。所以到了研究生阶段，一个方面要继续学习专业，一个方面就要有随时的解剖能力，你要学社会科学就特别注意假设前提，今天我不是给大家解剖西方经济学的，你们大多数也不是经济系，在中国应用现在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不是因为理论不对，是假设前提太严格，在中国没有。这就容易产生教条主义，盲目模仿。
我用归缪法用得比较多，按着他们的逻辑结构他们，所以我不是左派。左派和右派思维是对立的，我本质上学的也是西方经济学，西方自由主义那套我也是学的，只不过我比他们聪明，我学着学着就发现了按照他们的逻辑，推到底它就成了荒谬的了。（笑）
如果你有能力，按照他的逻辑，最后得出荒谬结论，那就是理论有问题。北京大学那边的经济自由派多，私有产权理论风行，说国有企业效率特低。 左派人物就不承认，他们说国有企业效率是高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最优越。你这么说谁信呢，他拿他的数据，两边扯数据。我可以退一步，假设国有企业效率低，私有产权优越。还怎么着？他们说，把国有企业分了。我也同意，顺着他的话说。不是要分吗，你说怎么分？一人一张股票，把国有企业30多万亿一人一张股票，13亿人一分，一人分一万块钱。 我说那不行，农民已经分地，再分一张股票，那就是两份，城里人是一份。只给城里人分，没有农民的份，农民也不干。
张五常出了一个主意，把国有财产直接分给当官的就行了。 他们说，什么国有财产，都是假的，共产党打天下也不是什么公天下，本来就是私天下，把国有企业分给有权力的人，按权力分就行了，成本最低。（笑）
我说凭什么？ 天下也不是你打的，干吗分给你？按你说的分，是分给谁，是分给打天下的呀，还是分给现在当官的？ 如果说公有制搞不下去，社会主义公天下维护不住，最后是私天下，那么就公开地分好了。最后问题是分给谁？是打天下的人，还是现在的处长们、科长们？ 我说按照产权理论，应该分给打天下的。那国有企业就分给毛泽东的传人（大笑），和打天下的元老。
按照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理想主义不能成功。共产党打的公天下早晚要蜕变为私天下，那么中国革命就蜕变成为帝制，毛泽东就成了皇帝。所以我说，那些否定革命的人干脆承认社会主义失败，复辟帝制算了（笑），那毛泽东的儿子不是要继位吗？还有孙子，他们继承。行不行。 请问，自由派同意吗？（大笑）
他们最恨的就是毛泽东了。 法轮功编出了“九评共产党”，极其恶毒，说共产党是邪教，在历史上就不是正统。 他们主张极右的，是要瓦解我们这个国家，瓦解共产党基本的合法性。
他们主张瓜分国有企业，给谁？ 给现在当权的。这就是张五常鼓吹的极右。 秦辉主张平分，属于中右，
全盘维护属于极左，我是什么？-----平分一部分，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一部分，其他改组为国家战略产业，属于中左。（笑，鼓掌）
还有一部分右派，主张只做不说，是最狡猾的，就是稀里糊涂地偷。 我认为，有本事你就偷，但是偷完了没合法性。 不能当里婊子，还想立牌坊。（笑，鼓掌）
国有企业搞不下去，分又没法分，这是改革的内在矛盾。我到北大说，你们北京大学的经济方面是最右倾的，老想把国有企业分光。好，我同意，今天咱们就研究一个办法。先分你们北京大学怎么样？
------这就叫逻辑上归谬。
我问：北大搞得好不好？你们满意吗？他们说不满意。 怎么办？ 分了！（大笑）
北大也是国立的，北京大学是不是国立大学？它搞不好，肯定是由于所有制和产权不清晰。所以说把北京大学也分了，变成私人的就好了。 北大学生说我们不分，我们搞得挺好。我说分了之后不是搞得更好吗？按照科斯理论，那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分到私人手里是最好的，所以北京大学必须得分，先分你们北京大学，分了之后你们肯定比现在搞得更好。（大笑）
你们拿一个方案，瞧你们怎么分？ 把北京大学卖了，评估资产，做上市公司，叫北京大学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笑）
北京大学能卖卖多少钱，可不是地皮钱，是无形资产。北京大学要卖，中国国资委管160个国有企业所有都抵不上。比如说100亿美元。 那股票分给谁？ 我说应该先分给蔡元培，蔡元培死了给他的孙子、重孙子。（笑）
这个的极右派并不是这样主张，他们主张把北京大学股票分给现在的领导人，一下变成亿万富翁，你凭什么？ 即使现在效率低也不能给你，你没有资格，你说你是校长？还有前任校长。追溯到蔡元培都得分股票。这么分就是一种闹剧、笑话。
这是一个例子，叫归谬法，你说分就分，我看你怎么分。国有资产有多少都不知道，怎么分？中国不仅有国有资产，还有党产，军产，部门财产，都没有核定。按照他们的办法，把现在的财产分给现在的领导人他们当然有积极性，借口是效率低，这么一分会引起全国连锁瓜分，这个责任谁负？
国家不应该再往国有企业里投钱。说国有最神圣也不对。 国有企业就这么多，再些年，老了之后一点一点就没了，有些竞争性的能卖就卖，中小企业卖得差不多了。35万个国有企业，剩下一千多个，差不多了。
现在的瓜分不是分国有企业，是想分国有企业以外的东西，就更糟糕了，因为国有企业以外还有很多东西，真正重要的国有企业是不能分的，可以改组成股份公司。
问题在于，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是谁的？各省电视台属于谁？我不知道。是共产党宣传部管的一大笔财产，各级党校，都属于党产。 没人敢研究。还有军，还有各单位创收的小金库，原则上也不属于国家。比如你们首都师范大学，你们是国立的，国家投一笔钱，你们后来收学费，后来创收又盖了楼，这些楼属于你们单位，并不属于国有财产，是你们单位的财产。国有单位自己后来挣的这部分钱，是非常多的。30年改革开放非常多了，说不清财产是谁的，实际上是单位所有制。
这种所有制在中国是大量的。先不说它效率高低，先不说该不该分，该不该卖，也不说该属于谁，就说有多少？ 现在是一笔糊涂账。党政军部门这么多年下海赚钱办宾馆，不知道翻了多少倍，所有权是谁的？根本不知道，是灰色所有权，属于单位领导人控制，单位领导人可以报销，他没法把它变成自己的，至少没法传给他儿子，这是没法继承的，他只能腐败，乱报销，转移出一小部分，大部分转移不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结果，产权根本就明确不了。
我是实证性的，没有说好还是不好，分之前要知道中国国情，大量财产实际上掌握在单位领导人手里面，有控制权。不能转卖，这个领导要退休，退休以后转给下层领导，他就管不着了。你说怎么分我不知道，我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说怎么办？就这么耗着。中国的智慧，解决不了就往后拖，拖也是个办法。
你说按张五常的办法，170个MBO，谁当总经理就把这个企业股票给谁，就算你可以做，效率也提高了，全国引起什么结果？就是权力系统总瓜分。我真是担心中国的前途。下面的什么科长处长，犀利哗啦全一块儿分。中国很危险，想制造MBO突破，造成权力瓜分，如果中央听了他们的，产生瓜分，这些人是不负责的，分一千个国有企业是小事，但导致全国失控，最后没有人负责，如果有人负责还好办，没人负责，说没让你干，瓜分是你自己的事。
前几年是最危险的。共产党上层权力从第三代领导人交接，三四年过程，有人在中国搞阴谋，想把中国搞垮。你们学历史的，历史还用我说吗？太多了。
多亏共产党有经验，胡锦涛已坐稳了，他们没瓜分成。爱国的人应该是主流，前一段成为非主流。中国差点让他们瓜分了，谁是主流？中央电视台怎么不把我捧成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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