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想准备一个关于中国现在新左派的稿子，也打算要采访经济学家。所以能不能请您也讲一下，新左派这样一个概念对您来说是怎么样的？因为前两天左大培老师跟我们解释说觉得中国大部分占主流的经济学家是倾向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其它也有一些人是反全球化，或者是倾向于传统的毛泽东思想的。那您是怎么看新左派这个概念的呢？
杨帆：这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说法，我一直没接受这个概念，我也不认为我是新左派。但我的思想有点类似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
记者：象新左派这样一个概念的提出，好像是右派的人给您的称呼，觉得您的思想是偏左的。
杨帆：对。这是右派的理论阴谋，他们说的是：中国存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是这么说的。
记者：那您觉得现在就整体的经济学界来说，有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学术思潮，就是对现行的经济政策有一些批评意见，有一些偏左的思想在里面呢？
杨帆：是有的。
记者：那像这样一个思潮怎么去叫它呢？是属于左派还是别的什么？
杨帆：我是把它分为四种思潮：极左、极右、中左和中右。
记者：那象您是属于哪种？
杨帆：我属于中左，中间偏左。1995年以后一些政策我认为属于极右。所谓有些自由主义者，中国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是属于中间偏右的。那些教条主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属于极左。
记者：那么在属于中左思想的学者中，有没有人是用毛泽东的一些思想去批判现行的经济制度呢？
杨帆：我就用啊，但我不同意毛泽东一些极左的思想，比如文化大革命。所以，我跟一些民间的“毛派”虽然关系很好，但是我不同意他们为文化大革命翻案。
记者：您的理论中用的毛泽东思想是哪一些？
杨帆：那有很多。比如强国，关心劳动人民，反对腐败。毛泽东思想中的最基本的以弱胜强，关于造反的理论。毛主席说世界上基本的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教人压迫人的，一种是教人造反的。毛泽东的思想很像你们法国的，比如卢梭，巴黎公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才十几岁，当时就有很多法国人喜欢毛泽东。我也知道，1967年文化大革命时法国也有学生闹革命，跟我们那时候很像。
记者：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左派这个概念，现在这个思潮在中国的政界会有什么影响吗？像六中全会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概念，有很多思想跟左派思想符合。
杨帆：对，就是中左，胡锦涛就是中左的思想，跟我们完全一致。
记者：那在学界还有政界，中左的思想影响有多大呢？或者说其地位是怎样的？
杨帆：从理论上说一直受到压制，没有什么理论体系。
记者：现在也是受压制吗？
杨帆：嗯，是。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这主要是由于官方支持极左的理论体系，他们说的是极左的理论，行的是中左政策。中国文化有这个特点，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记者：刚刚您提到胡锦涛现在的政策是中左的，跟您的思想比较像，您也说中左的思想比较像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那也就是说胡锦涛现在的思想也偏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但这两个还是很不一样的，欧洲的社会民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中国不一样啊。
杨帆：也不一定，得看是什么不一样。理论上不一样，但政策却是一样的。像我刚说的，中国人说和做是不一样的。
记者：但欧洲的社会民主政策还包括新闻自由、个人自由等，这个哪怕是和现行政策也是不一样的。那您说的政策一样是偏向于经济政策方面的吗？
杨帆：对，经济社会方面一样。在政治上和没有接受民主思想。
记者：那我们是不是能说现在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也是中左派思想的胜利呢？因为它的思想跟前任不一样。
杨帆：是。就是中间偏左，从极右向中左过渡。
记者：另外我们注意到从今年开始，党内也好，在媒体上也有反映，有许多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一方面有些人一直在说要坚持继续走现在的改革开放的道路，坚持现在的模式，吸引外资，甚至把一部分国企私有化。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说要搞经济民族化，使我们国家的经济更加独立自主一些。在这方面您怎么看？
杨帆：这方面网上有很多文章。我的思想是中左，在产业方面是国家和民族主义。极左强调国有体制，我不强调国有体制，我强调国家体制。国家不等于国有。国家不一定通过股份制，通过股权控制，可以通过非股权控制。
记者：在整体的方向上看，您认为在经济政策上咱们会往哪个方向走呢？还是按原来的方向走传统的模式还是说更偏向于您说的左派的国家体制呢？
杨帆：就是我所说的这种中左，是民族主义，或者叫国家主义。而不是他们极左派说的那种，传统社会主义。
记者：您说的中左的路线可能是将来经济政策的主导，但如果我们看一些官方的说法，像人大会议结束后温家宝总理就说，改革要继续向原来的方向走。而且具体看现在的政策好像也看不到产业民族主义这种思想，好像并没有什么改变。
杨帆：其实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他们当时讲话是迫于右派的压力，实际上有很大改变，比如提出自主创新。即使在政治上，最近的六中全会也有新的提法。提到利益集团协调，反对特殊利益集团，这实际上就是民主的意思。
记者：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比如最近几个星期反腐败，上海陈良宇案件，这都属于是一个信号吧，年初的时候温家宝总理是迫于党内或者说是政治局的压力才不得不那么说的吗？
杨帆：胡锦涛可能是如此吧。
记者：他们两个人的政策到最后应该是差不多吧？
杨帆：我觉得以后经济政策更多会由党制定，国务院参与会少一些。
记者：就您个人来说，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吗？就是党更多的介入经济政策的制定，而不是靠国务院？
杨帆：后一阶段至少十年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国务院政府官僚太腐败了，基本是右派思维。要是我们这些人当了部长,党就可少管，让我们做就可以了。这主要是人的问题，不是机构的问题。
记者：那您对国务院发改委是怎么看的？一直以来经济政策都是他们在做。
杨帆：发改委本质上应该就是国家主义，要不然就该取消他们。他们的角色非常尴尬，发改委权力想扩大，自然就搞计划经济，是国家主义。如果他们迷信市场经济，先取消他们算了。
记者：现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靠出口，靠外资，内需没有拉动起来。这样的话，您觉得中国需要实行保护主义吗？
杨帆：在战略产业上国家是应该实行保护的，比如核，航空航天，电子，战略物资储备这些方面。
记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这个可能性吗？
杨帆：当然有，各国都在保护，只有中国不保护。
记者：有个例子，航空航天方面法国空客在天津和中国做了个合资，按您的观点中国人应该自己造飞机，就是不跟他们合作？
杨帆：要有自己的品牌和技术标准。空客可以合作，可以帮我们制造零件。
记者：就是说从长远来说，中国还是应该有自己的技术，能够自己造飞机，自己发展核能，造核电站，有自己的战略储备？
杨帆：对，那当然，现在就得有。比如中国只存20天的石油，而美国和日本都存90天，这叫全球化吗？
记者：您觉得现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在战略层面上完全独立是可行的吗？
杨帆：我说的是要品牌和技术标准，国家采购。在制造方面可以和国外合作，但是品牌和技术标准应该是自己的，要有自己的牌子。
记者：也就是说，合资企业可以存在，但是应该是中国的技术，让外国人去造，是吗？
杨帆：是，作为战略产业，大脑和心脏应是由中国控制，不能把大脑和心脏放到美国去控制。因为外资企业不会把技术给我们，我们要是没有技术的话就成了我们给他们配零件了。我并不反对全球化，问题是大脑和心脏在谁那里。我们不能只做手和脚。但是也不是说什么都要我们做，我们技术毕竟比他们差。我说的是关键产业，关键产业我们得不到技术支持要自己做。一般的就无所谓了。
记者：您觉得从中国内部市场来说的话，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拉动内需？
杨帆：先把出口减下来。出口必须先下降，内需才能起来。
记者：要不要减少基础建设的投资呢？
杨帆：这方面不能减少。特别是高科技和国防，还有治水，兴修水利。
记者：如果针对于土木建设呢？因为现在国内到处在建这些东西，甚至超过国内的需要了。
杨帆：豪华住宅应该少盖，要盖一般的住房，这方面政府应该干预。这也是中左的思想。
记者：您觉得今年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一个概念对拉动内需有没有作用？
杨帆：我对农村问题不太了解，但是治水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就是挖水渠，这是全国性的。
记者：水渠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杨帆：夏天下雨的时候储水，通过水渠再调到北方，类似于南水北调。先得把水存起来，因为好多水都留到海里了。
杨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人民币应该升值。
记者：美国人好像就希望这样。
杨帆：这个问题是我说的，我在1994年就说了。升值后进口就增加了，而且要进口石油，不能自由进口，要国家控制，进口我们需要的技术和石油。我估计五年内人民币要升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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