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资本四分析——关于权力转化为资本的现象、过程、深层关系和命运的透视

权 力 资 本 四 分 析

——关于权力转化为资本的现象、过程、深层关系和命运的透视

巫继学［人本经济学－自主劳动网.中国经济学（www.wayee.com,www.laborer.cn）］

§权力转化为资本，是当今中国经济关系嬗变中最为严重的事件

权力转化为资本，是当今中国经济关系嬗变中最为严重的事件。这种变化迄今有增无已。只有对这一社会癌变及早泯灭，改革才有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才有望。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但无可奈何。经济学家对此熟视无睹，却令人大失所望。本文通过对权力转化为资本现象的现象分析、转化过程分析、深层关系分析和命运分析，向人们由表及里地展示权力资本的形成及其命运，向人们解剖了权力资本的内在本质及其危害。期望有更多的经济学人能关注这一经济现象。

十多年改革，上下励精图治。中国经济呈现一派复兴繁荣、生机盎然的景象。但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确有诸多今人忧虑之病灶。这是潜伏的危险。近年来，人们在反思中较多地分析了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乃至改革目标方面的种种问题。然而，改革过程中经济关系的某些质变，似乎很少有人觉察,进而去探赜索幽。本文拟通过对权力资本范畴[1]的分析对当前中国经济关系的某些近乎玄妙的变化作出说明。

一、目迷五色：不正之风、“官倒”与腐败行为

§不足十年，不正之风衍生出腐败行为来

不正之风曾刮得中国人民心烦意躁。带着一种对其根除的预期心理，人们进入经济体制改革之中。最初的不正之风尽管比之时下的腐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是足以激起老百姓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的事了。不正之风分党风不正与政风不正。但由于是一元化的领导，两风之源皆系于党风。提起不正之风，可谓五花八门：多占住房、坐小汽车办私事（包括让家人坐车）、重用亲信、交换提拔子女、走后门和被走后门、享受规定以外的特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特别是走后门，几乎使家家都尽尝这种人间甘苦。

人们期望通过改革来根除不正之风并非凭空想出来的。当时经济学界有一种见解：一当商品经济迅猛发展起来，经济权力会毫不费力地摧垮政治权力，如同历史上资产阶级打败封建贵族阶级一样。这种看法给现今的“先富”个体户、当时的待业青年以极大的刺激 就连平民百姓，也相信謲只要荷包鼓起来，自己也会“牛”起来。然而，人们的这个期望落了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原则犹如“高河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它向一切有利可图的缝隙渗去。我们的党政机关，当年仅仅面对计划经济溢出的利益，尚且产生了足够多的不正之风，在五光十色的商品经济泛起的眩目利益面前，简直有些无所措手足。不足十年，不正之风衍生出“官倒”、以及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来。

§各显其能的腐败行为

——行贿、受贿、索贿，比之过去收礼办事开后门来讲，收受贿性质不能同日而语。为什么有人行贿，因为你手中有某种对人有利的权力。贿赂与你的权力来一桩交易，这是商品公平交换原则，互不欠情份。不过，公权换来的利益被行贿者与受贿者均沾了。贿赂真有些所向披靡了，它不仅打到权力机关的上上下下，也打到经营领域的各行各业；受贿者不仅贪国币，也更爱洋钱。受贿是被动的，颇似守株待兔。有权者既尝到了受贿的甜头，也不会坐等好事来。于是一种主动姿态出现了：索贿。对于行贿者来说，索贿才干脆，省去了投石问路的麻烦。索贿与行贿倒更接近商品经济些。

——回扣。在推销产品、借贷款、换汇等经济交易中，如若甲乙双方有一方的当事人行使的是公权，他就具备了在这起交易中索要、获得回扣的可能。条件是：行使公权方要在交易中让出一部分利益来；这部分利益的一块作为回扣，一块归另一方。表面上看去，获回扣方如甲方是从乙单位或个人手上得的利。但实质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回扣的利益量一般小于由于出让公权而损失的利益量。吃回扣似乎冠冕堂皇，但其本质与受贿大同小异。回扣的价格感更强，常常有例可援，什么总贷款的百分之几，总利润的几成，等等。

——直接权力买卖。如果说受贿、回扣将权力的买卖多多少少地加了些遮掩的话，请看一束直接权力买卖的花絮：代办一份出国护照有一定价格，你要的急，少一天100元；一份外贸进出口的文件，不仅依成交额大小定价还要看审批机关的级别，文件上盖了多少个大红印；农转非户口也明码标价，其价格因地而异（从什么地方来，到何级别的城市去）、因人而异（是腰缠万贯，还是有海外关系）；要想办个民办科研机构、办个经营执照，每个关口、每位把关者，都得留下买路钱，一俟开张，更得定期打点权力的行使者；一个公司、企业，聘请在位的当权者作顾问，也照例依其级别发顾问费，依其助力大小给“小红包”；想要得到某个领导的签字、批条，经办者可能会根据你约莫从中得到的好处而定价，也要加进领导者的级别因素和难易程度因素。不过直接从事权力买卖者，多为小集体、小团伙。一是如由个别人办事难度大；二是可能有些张扬，所以有关人员要尽量进入利益场；三是以大伙的“公共”面目出现信誉感强。

——“官倒”。这是老百姓叫骂不休的臭名昭著的一宗肮脏事。“官倒”与官商不同。后者指过去那种官方从事经营活动的现象。“官倒”却是地地道道的用直接、间接的公权为自己或小团伙谋暴利，“官倒”的公司有权有势有实力。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当事人与当权者有某种特殊的、人们心照不宣的关系，或者当事人干脆自己手中有某种权力，或者曾经有过权力而今仍不难获得某些权力。正是这种权力，使得这些本来就是“超人”的人如虎添翼。他可能与外国人合起来做一桩赚中国人钱的交易，他可能凭身份到某个工厂平价搞到一批紧俏货、一批生产资料再一转手，他可能利用双轨价格毫不费劲地通过订货单空来空去地招财进宝，他可能狐假虎威到各地去瞒天过海、招摇撞骗。凡此种种，应有尽有。在人们心目中，“官倒”的行为把戏历历在目。

此外，还有利用职权走私、贩私，利用工作之便出国捞好处，为包庇犯罪分子收费，为在押人员活动减刑获报酬，甚至直接贪赃枉法的行为等等。

够了，尽管对于腐败行为难能尽罗于片纸之上，已经足以令人眼花缭乱，足以使人嗅到五毒俱全的臭气了。面对这一切，一时间经济学界虽不能说鸦雀无声，但也确无敦庞之音。

二、石破天惊：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腐败之谜，解开它是经济学家的本份

是的，回想一下前几年，经济学界论策略，谈方案可谓恣意汪洋，一泻千里；而对如此关系社会前途、劳动者命运的微妙嬗变却不知所措、言而无中。也有骁勇志士，直言鞭苔，痛快淋漓。然而，这类腐败现象其本质究竟是什么？种种腐败行为又为什么在表面上给人以堂而皇之感？一个极其平庸的人又为什么在致富潮中能呼风唤雨？

这是一个谜。一个社会经济本质之谜，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你揭不出谜底，就会被这头狮身人面的有翼怪物吃掉。可你一旦揭开谜底，这头人面兽心的怪物便要么堕崖身亡，要么为俄狄浦斯歼灭。愤慨、怒斥只能解一时心头之恨，卑视、诅咒亦仅会减轻心理的不平之气。对于经济学者来说，仅仅停留在愤懑、轻蔑的情绪上，是理论软弱的表现。透过迷人的表象，游刃有余地解剖这类行为，直至抓住其内在本质，解开这一社会经济本质之谜，才是理论的力量所在。

§问题出在公权上：一是权中有利，二是权与利是公共的

从不正之风到腐败，所有行为主体都有一个共同属性：他们拥有权力。什么权力？是他人赋予他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人事权力等等。在我们分析的范围，这份权力主要指公权；指人民给予他的权力或代人民行使的某种权力；也包括公共集体给予他的权力或代集体行使的某种权力。当然私有经济中，也有代人行使某种私权的，如私人企业的受聘经理、私人律师等。一定权力是一定职权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它包括对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对事对人对地位荣誉等利益的支配力量。作为公权，主事者只是作为公务员（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依据有关规定去行使职权，所谓“公事公办”。即使在行使公权中有不公现象、有走偏行为，因为他是照章办事抑或水平有限， 国民当在宽容之内。

问题的奥妙在于，公权作为一种对公共利益的支配力量，一是权中有利，二是权与利是公共的。不仅如此，公权虽是公共的，但不是每个人去支配属于他的那部分权与利，而是由代表人们利益的公仆代行职权。这就存在着用公权谋私的可能性。变可能为现实的条件有两方面：一当人民无法控制这些代表，一旦管理监督系统中失去对公务员的明察秋毫力，一旦法规疏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上级领导对下属容忍包庇，那么掌握某种公权的公仆就具备了用公权谋私利的外环境。在这个前提下，就看社会公仆自己的意愿了。如果他的意志沦丧了，就具备了内环境。他想这么干，上下左右的环境又无奈何于他，公权就会生出种种私利。

§公权一旦被推到市场上，它必然要转化为商品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公权招致私利主要表现为各色各样的不正之风。因为在那时，各种利益没有达到商品化程度，无法明码标价，商品经济的多项原则人们既不熟悉，其名声也不响。所以尽管搞歪风邪气，当权者尚可以煞有介事地以正人君子的面孔出现。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权力商品化情况发生了变化。据前面的分析可以推知：其一，握有某种公权的社会公仆，事实上可以支配自己手上那部分权力；其二，种类繁多的不同权力会招致不同的利益，即不同权力具有不同的使用效益；其三，权力的供方与需方都有交换的意愿，也有交换的条件、场所。这三条不是别的，正是商品生产即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三个充足条件。[2]在社会生产的商品经济大系统中，具备了这三条，权力必然转化为商品。这里的理论分析，以不正之风转化为腐败行为作为实证基础。我们在前边罗列的种种腐败行为，无不以权力商品为内涵。权力商品化在我国毕竟是非法的。所以权力买卖的勾当不会在公开性市场进行，它往往具有隐秘性。又由于是公权对私利的交易，不仅需要有合法的外衣，而且这种交易不尽等价。什么“三七开”、“倒二八”、“四六分成”，是他们交易时的口头禅。非法性、隐秘性、不等价性，是权力商品的三个特征。

§权力商品岂能就此甘休善罢，还要转化为权力资本

不要以为权力转化为商品便就此罢休了。这只是虫变蛹，蛹还会羽化为蛾的。权力转化为商品之后会产生两个效应。其一是波及效应。效尤可能是波及之因。权力转化为商品之波既会从一个部门传导于另一个部门，也会从这一层人递推到另一层人。受到波及的也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一些相关单位、下级部门，被其它单位、上级部门在从事某种交易中裹胁进去了。他们虽有异议，不从也难。其二是反固效应。最初的权力转化为商品是不固定的、随机的。可是前既有车后必有辙，交易双方都会为下一次建立联系、积累经验，久而久之便驾轻就熟了。正因为权力已经转化成为商品，这种经济反作用，会使转化固定化、范式化、完善化。为什么说腐败行为只有开始，没有自行结束，便是这个道理。波及效应和反固效应的结果，为蛹羽化为蛾加了温。于是权力发生第二个转化：由权力商品转化为权力资本。

Ｇ－Ｗ－Ｇ′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总公式：一定量的货币在经济运行中带回了大于原来量的货币，这是为什么？这一切既发生在流通又不在流通中，即经济运行是条件。但引起质变的，是劳动力的买和卖。正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具有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使其由Ｇ变为Ｇ′，即货币转变为资本。看来，价值源泉成全了这种变化。在权力商品向权力资本的转化中，也必然要有一种价值源泉，以保证钱源源不断地流出。那么，这种价值源泉为何呢？是交易一方的货币吗？不，货币本身不能增殖。是一种商品劳动力夹在中间吗？也没有。除了交易双方的幽灵以外没有第三方，也不能有第三方。魔方不是别的，正是权力本身。正是各种各样的权力拥有各种各样的利益，这些利益又是永不枯竭的，它成为特殊的价值源泉。往后我们将指出，公权拥有的利益是劳动力公共所有权创造的。这一切的魔法皆由权力变幻出来。但是，权力要成为资本需要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权力商品化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这一切，上述波及效应和反固效应不断地创造着条件。其实，权力在多大程度和范围转化为商品，它同时便在多大程度和范围转化为资本。[3]

§腐败行为只是一种现象，它的本质是权力资本

分析至此，我们有把握地回答：腐败行为只是一种现象，它的本质是权力资本。权力资本就是当今中国斯芬克斯之谜底！

发微钩玄：权力资本内含的经济关系

提起权力资本，或许有人说：就是以自己手中的权力作为获取私利的资本。这等于说黑人就是黑色的人，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这是一个同义反复。

权力资本是一种变态资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本的特殊形态。

§作为权力“资本”，它本能地承袭了资本的一切属性

作为权力资本，它并未失去资本的一般属性。

其一，权力资本是一种经济关系，一种公权的拥有者进而转化为所有者剥削价值源泉的所有者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某种公权的拥有者，仅仅代表人民即自主劳动者[4]照章行使大家赋予他的那部分职权。他是社会公仆。一旦他将权力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并从中谋私利，进而以权力作资本在社会财富中“吃一份”，他便事实上从公仆转化为真正的公权所有者。自主劳动者作为公权的实际所有者，“虚位”变为名义所有者。原来公仆和人民的关系，转化为公权占有者剥削价值源泉所有者的关系。作为价值源泉的所有者——自主劳动者是否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就看人民的公权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被转化为资本。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存在着权力资本，哪怕它只是局部、少量现象，就存在着自主劳动者向雇佣劳动者的局部、少量蜕变。权力资本不就是权力交易双方的关系吗？是的，从表象看，仅仅是卖权者与买权者的关系。这确属一般商品交换关系。正象一件赃物在交易中只表现为一般商品的买卖一样。这种表象关系使众多的人如堕五里云雾，不辨其间玄妙。其实，交易双方属于同类相求。一当交易成功，便实现了公权私享，交易双方都事实上成为公权的掠夺者、占有者。看上去是卖权者独自攫取权力，买权者支付报酬。但前面曾分析指出，这个交易是不等价的，必须有部分利留给买权者。如果买权者得不到部分公权的利，那他何不去合法市场上从事交易？客观事实是：卖权者窃出部分公权来，与买权者共同分赃，由买权者支付卖权者所得那部分报酬。因此我想说：权力资本包括的经济关系，一方是公权占有者（包括权力买卖两者），一方是失去着自主性、招来了雇佣性的劳动者；双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其二，权力资本有一种内在趋势，它在循环与周转过程中，势必汇成社会权力资本。从宏观上看，权力的买卖不可能只发生一次就了结。既然有供给又有需求，那它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商品交易中，这种权力买卖是开环的。因为：权力的买者在完成一桩交易后会使用得到的那份权力进行经济活动，这就将个别权力资本并入经济关系的大网中去了；权力买卖双方都会在交易中进一步开拓“市场”，继续寻求最优贸易伙伴，这便必然使个别权力资本演变为扩大权力资本；不仅如此，权力买卖的特殊性质，决定必须与某些制约机关（如上级单位、执法机关等）联网，共同分享公权获得的利。这种开环的权力买卖，一但运行起来，便周而复始。加之前面分析指出的波及效应与反固效应，个别权力资本愈益交错、混合成社会权力资本。我这样说，决非故作惊人骇世之笔，而是客观潜存着这样一种势。这种势已经威逼着自主劳动者。有些东西暂时看不到，但你心里可以感受到。对这一点更多的心灵都惴惴不安。殷鉴不远。君不见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往史和现实史，这种事情不是每时每刻在发生吗？

其三，权力资本还有一种疯狂逐利的内在机制。如同鹿渴求清泉一样，权力资本的人格化（权力买卖的双方）渴求窃来的利益。在商品经济社会，价值生产具有一种无限扩张力；在资本商品经济社会，剩余价值生产则使这种无限扩张力凭添了狂热劲头。这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反复论证过的真理。再看眼前，权力的卖方，想用公权换来私利，权力的买方则欲通过购买公权少花钱、多办事。这种冲动对双方都一样，时时敲击着他们激荡的心鼓。对一方来讲，是“无中生有”；对另一方来说，是“以少换多”。天下的买卖交易何来这等好事，简直是天降馅饼。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放出一只鸽子带回一只金丝鸟，放入一枚赌注收回一叠钞票；而权力资本没有生产只是魔法，他左手一挥飞来一只金丝鸟，右手一伸无赌注也得来一叠妙票。前一种追求已经将人推到了狂热的境地，后一种更富刺激的追求简直将人推到癫狂的状态。

§作为“权力”资本，它又创造了资本的种种变态特征

作为权力资本，它又有其超出资本一般的种种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其在资本群中卓荦不凡。

首先，权力资本不是通过剩余价值生产来获利，而是靠巧取豪夺的盗窃来获利。整个过程仅仅归为交易，归结为“摘果子”。卖权者没有任何生产性投入，他只要绷紧一根根神经。当然，盗窃也不一般，不是去掏腰包，不是去撬门别锁。大凡都在“门朝南开”的办公楼内若明若暗地进行，名公实私的开展，残民以逞地获得。如果说剩余价值生产是“化私为私”性的剥削的话，权力资本获利则是“化公为私”性的剥削；如果说剩余价值生产会优化投入—产出、扩大生产规模、促进生产率提高的话，权力资本获利除去挖墙角、坐吃山空、破坏生产力之外就是败坏社会风尚。当今西方经济学界一位久负盛名的学者罗斯托以为，恶果产生于权力与金钱的结合。[5]权力资本看上去似乎就是如此。其实正好相反，这两者之所以结合，在于权力商品化、资本化，并非这两者天生是一对互爱的恋人。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权力商品化，是上面我们业已分析过的原因。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有时会呈倒影。不能因看见月亮的影子在井水里就叫嚷：“糟了！月亮掉到井里去了。”即令在权力资本关系之下来看，问题也不在于权力与金钱的结合，而在于以公权换私利形式的结合。因为后者的结合是合伙盗窃的同义语。

其次，权力资本包含了一种特殊的分配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主体分配机制是按资分配。在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下，每个资本家依据自己的职能资本量的大小得到一定份额的剩余价值。当然也有例外，但不改变分配原则本身。所以，聚敛财富，转化为资本，就能得到更多的利润。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主体分配机制应该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指能在市场上实现的有效劳动。所以，勤劳就能多得，高智能劳动就能更多得，藉此他们都能生活得更富裕。但是，权力资本的分配机制是对按劳分配的直接否定，也不同于按资分配，它是按权分配。那么，权力大小，权力变幻出的利益大小，即权力的利益含量大小，就成为获利多少的依据。权力的利益含量不同凡响：一是指权力可以直接获得的利，如一张批条、签字得到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的差价就是直接利；二是指间接获得利，如某人有较大的政治背景，他和他的下属可以因此而多得利；三是指与具体实利不同的名誉、声望之类衍生出来的利，如大机关高楼深阁某某讲一句话，可以得到一笔贷款，或请某某作公司的后台使商誉凭空增加三分。权力的利益含量，也有一个双方认同和调整的过程。既然都是利益之交，双方的计量神经不仅敏感，往往准确。按权分配的后果是，当权者们总想不断被提拔，总想被安插到要害部门去，以便自己拥有的那部分公权利益含量更大些。尽管他们职务的提升，其合法工资与福利待遇也随水涨船高，但这里分析的是非法领域的事，他们想掌更大的权，不仅看重合法收入一面，更看重非法获利一面。这两者对他们完全并存不悖。

最后，这种按权分配机制运行的结果，使得权力资本具有另一个特点：权力资本的人格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异化人：官僚资本家或权力资本家。这些官僚资本家从小康生活甚至家徒四壁，一个个摇身一变成为腰缠万贯的巨富、居高临下的超人、纵横捭阖的神通，令人刮目而视。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大，使人们想起了一个名声甚糟的词：暴发户。当人们带有诅咒意味对其暗地蔑称时，也许并不了解官僚资本家摇曳变化的实质，只凭直觉感到：变得太反常了。直觉有时是对的，尽管不全靠得住。对资本家来说，经济生活、物质待遇、社会地位、办事能耐一下子扶摇直上，而唯其人的素质变得太慢。这一享受环境的快变与人自身的慢变形成反差，对熟悉其人其家日常生活的邻里故友来讲太刺眼了。掩饰者也大有人在，常常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往往更蹩脚，更容易让人看出蛛丝马迹来。在权力资本的关系中，人会变。由于来得容易，挥得自然也不珍惜，财富悖入悖出。官僚资本家自己可能会变得骄奢淫逸、为所欲为，过度追求享受。他会埋怨造物主给他的享受器官太少。一人得道，全家侔色揣称。最后沉沦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一个利益团伙。官僚资本家深知权力的神威，他不仅个人勇登荣阶禄梯而且不遗余力地交班于后，为什么如今遍见老子英雄儿好汉，父母高位子坐官？难道不能从权力资本关系里悟出其中三昧？

三、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

“月亮！月亮！还有半个哪里去了？”“被人偷去了。”“偷去做什么？”“当镜子照。”[6] 是的，自主劳动者共同拥有的公权，被他们的部分公仆窃去了一块，从而那些公仆转化为官僚资本家，而自主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向雇佣劳动者转化。官僚资本家多行不义，事实上已凌驾于广大自主劳动者之上。他们，正是盗窃社会财富的蟊贼，吮吸自主劳动者鲜血的鬼蜮，寄生在社会主义社会机体上的癌细胞。苍穹无语，然而它不会让恶树长得戳破天。与权力资本扩张机制相伴生的，也有其遏制机制。

§权力资本家终归要受到惩罚

就其官僚资本家自身来讲，多行不义，必然产生恐惧的心态。他们很清楚，权力买卖是犯法举动，是窃国行为。真正的主人就在周围，在大街上，在左邻右舍，在办公室里。所以，从勾当的开始，就是隐秘的；而且整个过程，也是阴暗的；到了一桩交易的结束，更使他们的心要提到嗓子眼。他们一怕某个环节出纰漏，东窗事发，劣迹败露；二怕为四周耳聪目慧者所觉察，显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来；三怕上级领导、执法机关突如其来的稽查，打个手足无措；四怕同伙因分利不均，引起内讧火并。如此等等，前惧后怕，左恐右怯，以至在恶梦般的精神状态下熬煎度日。如果说惧怕只反映他们的心理状态的话，虚弱更表明他们的本质。既然是一种化公为私的盗窃行为，在行使权力时自然理不直气不壮。有时因大权在握，说一句硬话倒常见，且不说见遇舍得一身剐者，就是碰上个血气方刚者，恐怕也难以抵挡。这种虚弱通常有两种相反的表现：一种可能是飞扬跋扈，专制骄横，不可一世。这是色厉内茬。专制犹如蜜蜂的刺，一经施毒即告命尽。这种类型的官僚往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种可能是为人圆滑，平和恭谦，从不树敌。这是伪善饰弱。既然干的是损公肥私、伤天害理的事，伪善只能欺骗人一事一时，一如雪中埋鞋，终有原形毕露时。这种类型的官僚常因善于迎奉而苟延残喘。官僚资本家恐惧、虚弱，但却妄为走险。这不是他们愿不愿意、聪明还是蠢笨，而由所干勾当的性质决定的。不说是火中取粟、虎口拔牙，还是老话一句：盗窃。天网恢恢，这种盗窃实为胆大妄为之举。不敢盗、不敢窃，就无利可言。胆大是他们唯一的投入。他们常常以铭刻于华山鹞子翻身处警言“胆大无险”互励。由于种种原因，官僚们在胆大的投入下侥幸地干成着一桩桩交易。这无疑刺激了他们的胃口、刺激了他们的胆量。贼胆包天。不是他们真不怕，而是他们贪得无厌，有“包天”的欲望。于是，他们继续铤而走险。历史无情，他们 想往走向玫瑰花洒满路途的天堂，然而到头来才发现，他们滑进魑魅魍魉群居的地狱。

§权力转化为资本毕竟是一种黑色经济，它本质上与人民、与国家不相容

“权力—商品—资本”的转化，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与犯毒、暗娼、掠夺一样，是一种黑色经济。退一步讲，在任何一个民主、进步的国家，变公权为私权也是违法的，至少不是清白事。首先，权力资本为广大劳动者不容。社会财富（包括物质的，精神文化的）是谁创造的？是广大自主劳动者辛勤劳动的结晶。自主劳动者，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劳动者，还包括精神文化生产劳动者 包括政府管理工作劳动者、各行各业的服务劳动者。总之，包括一切以劳动为财富创造作贡献的人们，一切以劳动获得报酬的自食其力的人们。[7]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作为收入按劳分配给广大自主劳动者，一部分作为积累转化为扩大再生产资金，一部分作为公共事业经费（这些部门的公共产品是社会运行所必需的，但其产品不能商品化，须由国家统一认购，如国家机关、军队、执法部门等等），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险金，社会福利金、社会准备金等等。从社会财富总量中分割出每一部分，都应当有经济根据，这样，财富之源才不会枯竭。[8]可是权力资本运行的结果，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各个渠道中窃去社会财富的一块。对每个劳动者来说，他不一定看出其间来龙去脉，但他感到公权换私利是侵权。侵了谁的权？不就是侵吞了一切为社会财富创造出力流汗的自主劳动者的权吗？试看时下的报章杂志，且听如今的街谈巷议，对于权力资本的深恶痛绝议论，已经极不寻常了。其次，权力资本为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容。公共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宪法的宗旨。对于形形色色的侵权行为，国家三令五申要予严惩；对有些行为如走私贩私还认定为违法。特别是改革以来，加强了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为打击侵吞公权者提供了准绳。在实践中也准确打击了一批批以权谋私者。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尽管眼下打击的速度尚跟不上侵公权的速度，但总有一天会最终制服这些妖魔的。再次，权力资本更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容。说到底，作为执政 党，这些行为的出现，是从党风不正滋生起来的。迄今，手中有权者，大凡都身为共产党员。改革十数年来，党内通过多种形式起初是想整治不正之风，而现在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打击腐败行为。权力资本，与共产党的宗旨、任务完全背道而驰。党要能从自身做起，政风、民风将不难端正。自主劳动者不容、国家不容、党不容，权力资本作为一种黑色经济实际上处在四面楚歌、八方埋伏的包围之中。

§权力资本产生与存在探源

敏锐的读者会发现，文章中好象有一个悖论：既然人民、国家、对权力资本不容，为什么官僚资本家能一而再、再而三得逞？既然恶有恶报，为什么他们中的大部分至今仍逍遥法外？这正是往下要予以解析的。人们对于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认识，有一个由必然到自由、由经验到理论的过程。实践过程自身在不断地丰富着、变化着，理论认识总也难以完整无误对其把握。这对于经济管理进而社会管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对经济、对社会的管理，除去人们有了真理性认识而设计的科学性管理之外，还需补漏性管理。前者为科学理论著作所包含，后者则为各类法律法规所容纳。尽管如此，其一、社会经济运行中仍时不时地出现漏洞，造成空子；其二、这些漏洞和空子会带来种种利益，但需要利用某种权力；其三、掌权者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对于社会造成的漏洞和空子有优先钻营的机会。这类漏洞和空子一当社会发生变革或动荡，由于运行机制的变化与人们认识之间造成的断层和空白，会成批成批地涌流出来，这从根本上说明，社会财富的失盗有客观基础。

这里我不打算追溯到人性层次上去，只想现实地指出，在当权者中，有些人面对社会经济运行造成的漏洞和空子，特别是改革以来造成的新的钻营机会，不是站在人民、国家和党的立场上去补救，而是趁机出卖公权。有这样一些官僚存在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主体制不完善，自主劳动者无法遏制。即令他们抓住了官僚们的把柄，法制建设不完善，比如对于层出的腐败行为，有些还无法对其定罪；党纪不严明，虽屡次整党，但大多虎头蛇尾式地草草收场；经济社会管理水平差，甚至时有决策失误，人为地造成漏洞和空子，事中难以明察，事后处理宽容。

特别是在理论认识上的落后。不正之风少说也有一二十年，腐败行为也算有些年头了。可是，经济理论界对此作何解释呢？迄今，人们对于腐败行为的批评仍处在情绪层次、现象层次上。理论工尚未能识破庐山真面目，揭穿斯芬克斯谜之底，怎么用理论武装自主劳动者，最高决策层又怎能拿出降伏官僚资本家的有效决策？

事到如今，仍有将痈疽当宝贝者，用一种父爱情感对待权力资本。这是令人遗憾的。至于有些掌权不多的谋私者暗自庆幸，倒使我想起一段话：有一个鼎鼎大名的醉鬼，在午夜以前从来没有喝醉过酒，他总是以此自慰。对这种人倒要大声棒喝：你毕竟也是醉鬼！

§罪恶永远逃不出人民的手掌

尽管如此，我对前景仍持乐观态度。我相信：盈亏相济，善恶相济。我不是诉诸轮回观，而是借语说明：如果把人民看成一个纵横交织的恒流，那人民就是如来佛，罪恶永远跳不出他的手掌，因而必然恶有恶报。

　　文末警言：权力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公有经济被吞蚀、被瓦解的过程。有人将其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它倒真是“公有制社会”迈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才会有的特殊现象。这一过程的开始，也许还让人难以觉察，然而近年来它的转化过程的速率在加快，而且业已成为路人皆知的事。作为自主劳动者有理由担心，全民所有制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趋于零的时日恐怕为期不长了。改革的本意是要通过体制转换使劳动者真正获得自主，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却在迅速失去支撑自主的经济基础。由于这一过程看上去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生，这便构成了体制改革一波三折、反反复复的合逻辑性、或曰必然性。所以我不能不说，正是这一点， 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多少着上了些悲剧色彩。

注：

[1]十八年前，我与刘佑成、郑世明、朱玲诸同事在一起曾论过“官僚资本”、“权力资本”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当时我们还曾合写了一篇题为《论权力资本的本质规定》的文章。如果那时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担心的话，那么而今则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忧虑。这便是写这篇文章的一个思想背景。

[2]关于商品生产存在条件论证，详见拙论《商品生产和存在原因刍议》（《学术论坛》1981年第4 期）。

[3]这一观点详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

[4]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当家自主，人人都成为劳动者。人民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便具体为自主劳动者。详细论证见拙著《自主劳动论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3章：劳动转化为自主劳动。

[5]转引自《不能让金钱和权力混合在一起》，《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1月9日第3版。

[6]转引自鲁迅《儿歌的“反动”》，《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83页。

[7]参见拙著《<谈谈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范畴》，《全国经济学团体通讯》1981年5月，第28期。

[8]对这一问题理论论证,详见拙著《自主劳动论要》第3篇“自主劳动量的考察”。

原载《当代经济科学》，1992年第5期；人本经济学－自主劳动网网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