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毛主席的“家长制”和“一言堂”

——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一百二十二周年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一百二十二周年来临之际，在由于专门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主席而知名的网站《共识网》上，又刊发出了一篇由任中平和郜清攀二人合写的题为《家长制、一言堂的危害究竟有多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任中平和郜清攀二人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再次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了毛主席一把。

　　在《家长制、一言堂的危害究竟有多大》这篇文章中，任中平和郜清攀两位如此认为：“从近年反腐败斗争破获的大量权力腐败案件来看，其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特征，就是这些涉案的腐败分子大都热衷于在组织内部大搞家长制、一言堂，从而为权力腐败铺平道路。诸多媒体披露的各种权力腐败乱象可谓铺天盖地，触目惊心，其背后往往都有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家长在暗中作祟。甚至还有不少腐败分子落马前竟然在公开场合大肆叫嚣：‘你不听我的，我就治你’，‘谁敢给我对着干，当场就叫你难看!’‘谁让我一时不好过，我让他一辈子不好过!’凡此种种现象一再警告人们：家长制、一言堂是权力放纵的直接表现，而权力腐败是权力垄断的必然结果。那么‘一把手’是如何从家长制、一言堂走向权力腐败的?其生成和演化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治理权力腐败这一顽疾，同时也向掌权者敲响警钟，谨防从家长制、一言堂的霸道作风滑向权力腐败的万丈深渊。”

　　无需专门强调而有目皆能睹，腐败这个问题在当今的我们中国，可以算得上是绝对的了。然而腐败这个问题的产生，难道真的是象在文章中所认为的“后来由于毛泽东在党内逐渐确立了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威，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随着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党内个人崇拜之风的盛行，家长制、一言堂现象开始在党内不断滋生蔓延”而造成的吗?

　　毋庸讳言，毛主席直到临终的那一刻，始终掌握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对最高权力。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也真的曾经出现过毛主席拥有最后决定权这样的“家长制”和“一言堂”。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却并没有出现象当前这样的绝对腐败问题。而正是到了在文章中所说的“邓小平在文革十年浩劫之后，鉴于家长制、一言堂现象对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他痛定思痛，尖锐地指出：‘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的改革开放时代，我们中国的腐败问题才开始产生并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绝对。因此如果历史地看，要么就是在文章中所依据的那个“权力本身具有自我膨胀和无限扩张的天性，权力的行使如果不受约束，必然导致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的现代民主理论是错误的，要么就是毛主席根本就没有搞过什么那种“终身制”式的“家长制”和“一言堂”。

　　“终身制”、“家长制”和“一言堂”，是改革精英们专门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主席的一个重要理由和依据。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考虑培养接班人和尝试退休实行制度的，就是毛主席。然而形势的发展变化，却不仅导致毛主席的这一尝试落了空，而且还更是逼迫得毛主席不得不“终身制”、“家长制”和“一言堂”。

　　早在一九五三年的下半年，毛主席就提出了在党中央常委的工作中，要分一线和二线。一线的同志主持日常的工作，而他本人，则处在二线。到了我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一九五六年，在当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仅第一次设置了四个党的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这样的领导职务，而且在新修改的《党章》中，还专门为毛主席设置了这样的一条：“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对于这样的安排，在“八大”召开之前的九月十三日举行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主席作了如下的解释：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了。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

　　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其实就是为了防备我国在他身后，可能也象苏联那样当斯大林逝世之后不久，就出现了修正主义上台的问题，所以这才要设置几道“防风林”。可是毛主席设置的这几道“防风林”，却不仅没有能够挡住修正主义在我国的产生，而且我国的修正主义，还正是从这几道“防风林”中的某些人身上刮起来的。因此毛主席这才不得不回到一线，以遏制并纠正这一股股的修正主义妖风。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主席再度到苏联访问。这次访问苏联，除了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一系列庆祝活动之外，毛主席还要参加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

　　在苏联访问的期间，鉴于苏联已经于当年的十月四日成功发射了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是赫鲁晓夫向毛泽东透露了苏联将在十五年之类超过美国。得知了苏联将在十五年之内超过美国的这个消息之后，在十一月十八里召开的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主席这样讲道：“赫鲁晓夫同志说他们在十五年之内可以超过美国，我们想，中国也可以定个计划，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英国现在年产两千万吨钢。据波丽特和高兰同志说，再过十五年，英国钢产可能达到三千万吨。那么中国再过十五年也可能达到三千万吨。这样就钢产量讲，不讲别的，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社会经济状态，还仍然是处于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辅之少量的带有浓厚殖民地经济色彩的官僚买办经济的这种社会经济状态。一百余年来列强的掠夺和战乱造成了解放前中国社会经济凋敝，人民流离失所，科学文化极为落后。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基础之上，进行现代化建设，而且还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防止再次挨打，其困难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责任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确定的美国、苏联两家分别主导世界的雅尔塔体系的东方格局，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把新中国推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而新中国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废除满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与所有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做法，又使美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丧失了原先在华的巨大利益。因此美国纠集了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妄图阻止新中国的发展，从而扼杀新中国。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局势下，新中国只好采取对外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以获取外部援助，对内则采取勒紧裤带，实行高积累的办法，来加速现代化的建设。虽然新中国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满腔热情的一边倒向了苏联，但苏联对同样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新中国却是有所保留的，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尽管经过艰苦的谈判而收回了旅顺、大连和东北的铁路，可却只争取到苏联提供的三亿美元贷款。这个数目，尚不及苏联给波兰这个蕞尔小国贷款的十分之一。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苏联同样也是不希望新中国强大的。对于有着深厚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传统的苏联来说，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之争，是要大于共同的政治信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苏三国确定的雅尔塔体系，划定了美苏两家分别主导世界的战略格局。按照这个格局的划分，当时的中国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新中国的建立，使我们中国成功地从美国的势力范围内分离出来。在面对美国强大压力的情况下，新中国为争取到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只有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无论是留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还是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如果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成工业革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也只能是美国丰富的原料产地和巨大的产品市场或是苏联的农业卫星国。这样只能作他人政治附庸和经济殖民地的国家实力，再次挨打的危险会随时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因此新中国一成立，毛主席就把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建设、国防建设摆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由于新中国的家底实在是太薄了，能够获得的外部援助又少得可怜，所以若想在短时间内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那么最可靠、也是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由国家掌握一切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要依靠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群众，充分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紧衣缩食、艰苦奋斗、共同努力。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战略，是唯一正确的。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强盛所做出的贡献，是无比巨大的，是造福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千秋伟业。

　　在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那些混进中国共产党内而一心只要“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人，无不希望我国能够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因为只有留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才能实现他们“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这个愿望。因此当时对于毛主席尽早在我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战略构想，支持的人并不多。但是鉴于毛主席的巨大威望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中国人民所做过的承诺，所以这些人尽管不敢公开表示异议，但却无时无刻地不想着进行暗中的破坏。

　　一九五七年以前，我国虽然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这样不利的国际局势，但却也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给予一些有限援助的有利条件。尤其是美苏两家分别主导世界的战略格局，更是给我国留下了一个难得的发展空间和机遇。雅尔塔体系确定的美苏两家分别主导世界的战略格局，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霸主英国颜面尽失，利益极大地受损。不甘心沦为美国附庸的大英帝国，为了寻求再次崛起的机会，便率先挑起了对苏联的冷战，从而导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两大阵营的对抗，为两大阵营之外的其他一些国家留下了一个有限的回旋和发展空间，毛泽东敏锐的意识到了国际局势留给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一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于是带领中国人民全力地进行着现代化的建设。然而当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又遭遇到了一场新的危机。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成了苏联新的领导人。可是赫鲁晓夫在掌握了苏联的最高领导权之后，却逐渐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路线。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成功，这也是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随着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在某些科技和工业领域，已经接近美国，于是便放弃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提出了苏联要在十年内全面赶上美国，要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幻想资本主义能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并主张与美国搞缓和，放弃对抗，并企图联手控制世界。美苏缓和并放弃对抗之后，势必能腾出手来，整合各自阵营的内部，加强对各自阵营内其他国家的控制，同时迫使阵营之外的世界上的其他各国向美苏这两个中心聚拢。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苏联对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所作所为和对阿富汗的公然入侵;美国加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控制，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赫鲁晓夫主张与美国搞缓和的这一做法，对我国的威胁是巨大的。原先赫鲁晓夫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我国的工业、尤其是核工业的发展还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技术和物质帮助。但是，当美苏出现缓和的趋势后，赫鲁晓夫马上就反悔了，于一九六○年六月全面断绝了对新中国核技术的援助。对世界局势的这一发展趋势，毛主席洞若观火，于是借用中苏同盟表面上没有破裂的假象，一方面在支援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名义下，用炮击金门的做法来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挑动美苏继续对抗，以此来延缓美苏缓和的进程。一方面在国内全力以赴，加紧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于是在十五年之内以钢铁为代表的主要工业品的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为目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我国就顺势地出现了。然而可惜的是，不仅毛主席的这一战略构想，而且就连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却差点就被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人，用“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和“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给彻底毁掉了。

　　对毛主席号召的要通过开展“大跃进运动”的这种方式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步伐的做法，一心想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刘少奇等人是非常不赞同的，甚至是从心里坚决反对的。但是鉴于毛主席那一贯的高瞻远瞩和由于领导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最后胜利而形成的巨大声望，刘少奇和追随他们的那些人还不敢公开与毛主席进行对抗。但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搞早了，那就必须要把“大跃进运动”搞糟了。而为了能把“大跃进运动”搞糟，于是刘少奇等人对毛主席号召开展的“大跃进运动”，玩弄起了“火上浇油”的战术，使“大跃进运动”能够被烧毁，以迫使毛主席放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设想而屈从于他们的主张。因此当“大跃进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刘少奇等人借用在一线主持工作的机会，使劲地往广大干部群众被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理想所点燃的热情之火上浇油，使之形成不可控制之势。从而使毛泽东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理想，将被他自己点燃而又被刘少奇等人拼命浇油所形成的越烧越旺的人民群众的热情之火烧毁。

　　在“大跃进运动“中，刘少奇所采取的火上浇油的办法，就是在毛主席提出的“高指标”的基础上，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刚刚提出要用十五年的时间在钢铁生产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刘少奇马上就在十二月二日提出要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在毛主席刚刚提出了他花费两年多的时间，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专家干部会议，通过进行仔细深入地研究讨论而制定的在全国农业生产的三类地区粮食亩产，在十二年之内要实现四百斤、五百斤和八百斤产量的这个《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之后，刘少奇第二年在视察江苏省常熟县的时候，就来个一脸认真地问“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些深翻，还能多打些”;在毛主席刚刚提出了“鼓足干净，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刘少奇马上就大力号召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实刘少奇的真实想法，不过就是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陷入左倾盲目之中，那么“大跃进运动”也就必然会陷入失败。如此一来，那就不仅能够在全国人民、甚至是在全世界所有人的面前分出谁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而且也能迫使毛主席屈从与他的主张，甚至更可能是避位“让贤”。

　　刘少奇所采取的这种“火上浇油”的战术，的确是高明，也实在是令毛主席有苦难言。给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火上浇油，在表面上看，的的确确是顺应了毛主席的“大跃进”的设想。然而在实际上，却只能是导致“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只不过这一“战术”也太过阴毒，党内路线上的分歧，即使是无法说服对方，也不应该拿全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甚至是拿人民的生命去做筹码。

　　刘少奇等人的“火上浇油”战术不仅运用得实在是“高明”，而且具体实施“火上浇油”战术的手段，那可更是令人叫绝。刘少奇等人的具体做法，就是顺着毛主席外出视察时所走过的线路去视察，从而制造一种刘少奇等人是在自然而然地追随毛主席的假象。此举不仅能够充分地掩饰自己的“浇油”做法，而且还更是便于日后嫁祸于毛主席。果不其然，在一九六二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成功地利用毛主席为了维护党内的团结和刘少奇这个接班人的威望而主动承担了“大跃进运动”遭受挫折的责任之机，做出了“大跃进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这个结论并成功地嫁祸于了毛主席，从而迫使毛主席退出了经济工作的领导领域。在迫使了毛主席退出经济工作领导领域之后，刘少奇和陈云等人在主持经济整顿工作之中，大肆地推出了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的这个“三自一包”和“土地租佃自由、借贷自由、买卖自由和雇工自由”这“四大自由”。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净，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刘少奇随后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就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刘少奇视察了石景山钢发电厂。在同发电厂的工人谈话时，刘少奇这样说到：“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当时的报纸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三万至五万斤的玉米，三万至五万斤的谷子，三十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一万五千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刘少奇的这个讲话一经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纸上报导的丰产数，也更是由亩产几千斤，一跃而亩产数几万斤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主席视察了河北省徐水县。八月六日，又来到已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进行视察。八月十日，毛主席又视察了天津市东郊区四合庄乡新立村人民公社。据当年跟随报道毛主席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消息的《新乡日报》记者王定邦回忆说：在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棉田时，毛主席问当地的生产负责人对棉花的估产情况，当听到该负责人回答说还正在生长的棉花产量将达到一千斤时，毛主席严肃地说：“你收到手才算数。”

　　粮食生产的浮夸风，与鼓吹过度密植是紧密相连的。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在毛主席视察了徐水县后还不到四十天，刘少奇也来到了这里进行视察。据当年的报纸记载：“在视察丰产地时，更多的是随时随地给予宝贵指示。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办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除草、间苗的话，可以做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见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文章的标题为《刘少奇同志在徐水》，为康濯)

　　合理密植，的确是提高粮食产量的一个有效办法。然而但凡懂得一点农业生产知识的人都知道，庄稼如果生长过密，也会降低粮食的产量。因此田间管理，才会出现间苗的这一程序。我国有句形容人们能够间接接受到一些知识的俗话，叫作“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见过猪走?”刘少奇尽管由于出生在富家，后来又成为了国家主席，可能没有亲自种过地，但终不至于天真如此吧。没种过粮食，还没吃过人饭吗?寸把宽的小锄和镊子，那不是农夫在种地，只能是妇女在绣花。把密植鼓吹到这种程度，不是火上浇油，又能算是什么。而更有杨尚昆、刘澜涛和林铁等那么几个人，也为了“火上浇油”，甚至还跑到毛主席视察过的天津，嬉皮笑脸地站在正在生长的水稻上照相并还刊登在了报纸上。只要是吃人饭长大而不是吃狗屎长大的中国人就都知道，所有的庄稼都是怕人踩驴踏的。而有的人就是为了“火上浇油”，所以才要站在正在成长的水稻上照相并刊登在报纸上。据说，当年毛主席看到这幅照片时，边摇头边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接着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就是在刘少奇等人的拼命鼓吹下，“浮夸风”在全国的许多地方一下子就刮了起来，从而给“大跃进运动”中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及大地损失并终于酿成了在和平年代，大量饿死人的这样人间惨剧。

　　当年，能够纠正刘少奇等人“火上浇油”的这种做法，正是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历史所形成的有如“家长”一般的巨大权威。而后，由于遏制了修正主义上台从而保证了我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又前行了十几年的，也正是因为毛主席的“一言堂”。

　　在纠正了刘少奇等人“火上浇油”的做法之后，为了总结“大跃进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上”。在“七千人大会”上，尽管毛主席三次邀请副主席陈云讲话，但却都被陈云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拒绝了。因此陈云也就成为了在召开了近一个月之久的“七千人大会”上，没有在大会上做公开讲话的中共中央七名常委中的唯一。而对自己不讲话的“真正”原因，在事隔二十六年之后的一九八八年，陈云却做了这样的说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此话说得尽管十分动听，但却不仅纯属是绝对的口是心非，而且还更是暗示了“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毛主席造成的，从而给正在被否定、丑化、甚至是妖魔化的毛主席，又泼上了一盆脏水。

　　在已被收入到了《陈云文选》之中，但日期却标注为了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的陈云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出席陕西省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体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这篇讲话中，陈云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这样批评和告诫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有人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要失败的。”

　　“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低估了。只要我们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将无敌于天下。”

　　正如陈云所批评的“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样，老老实实、襟怀坦白，对党没有任何的保留，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标准。然而身为党中央的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中国共产党当时第五位领袖的陈云做到这一点了吗?“七千人大会”召开期间，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在大会上发表了自己的公开讲话，而唯有陈云，尽管毛主席曾经三次邀请、要求他在大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却都被陈云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这同一理由拒绝了。可是仅仅过去才十几天，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西楼会议”上，陈云却不仅发表了将近一万字的长篇讲话，而且还更是一口气就讲出了当时他所认为的“(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一九六一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了八百多亿斤，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人民群众肚子里没有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不仅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一方面多发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这“五个方面的主要困难”。

　　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史料披露陈云在“七千人大会”后的这十几天里，到哪些地方做过调查研究，可见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所讲的那“五个方面的主要困难”，完全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的。可是在党中央主席主持的有七千多名党的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一言不发，而在党中央主席不在场并只有十几个人参加的会议上，却发表了近万字的长言，陈云才真不愧是真正做到了“对党只讲三分话，从不全抛一片心”。

　　毛泽东个人当然不能代表党，但是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那七千多名县团级以上的党的高级干部，还不能代表党吗?如果这些人不能代表党，那么还有谁能够代表党呢?

　　直到今天，那些否定、丑化和妖魔化毛主席与文革的人在论及毛主席之所以能够发动文革的时候，都要提及是由于一九五七年秋冬至一九五八年春毛主席开展的“反反冒进”而形成的党内毛主席的“一言堂”，从而造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政治生活确实很不正常。但是这种不正常，却绝不是毛主席搞什么“一言堂”，而完全是有人利用在一线主持工作的机会在搞修正主义，在搞鬼，完全架空了毛主席。从而使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尤其是许多重要的指示，不能传达贯彻到全党。

　　一九五九年的四月二十九日，在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专门为了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已经开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毛主席发现会议的精神并没有通过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层层向下面传达。于是为了避免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的初期，由于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的极左表现而导致出现的那种“共产风”、“浮夸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的再次出现，毛主席不得不把自己的意见直接发给了全国所有的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这样共六级的干部。在那时，尽管毛主席能够随时做出正确的指示，但是由于主持一线工作的同志从中作梗，却很难传达贯彻下去。因而这才逼迫得党中央主席，不得不把指示直接发到人民公社的生产小队长的这一级干部。然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却不仅仍然还没有能够作为党中央的文件进行下发，而且就连《人民日报》等主要的媒体，也不给刊登。而只能是作为毛主席个人的公开信，刊登在了发行范围极窄且发行量又极小的《党内通信》这份刊物上。由此可见，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生活不仅的确是不正常。而且这个不正常，也绝不是什么毛主席搞“一言堂”，而是有人在大搞阴谋诡计，在大搞修正主义。在“七千人大会上”，尽管毛主席曾经三次邀请、要求陈云公开讲话，但陈云却就是一言不发。然而一转身到了“西楼会议”上，却一讲就是一万言。这样的行为，能否算得上是在搞阴谋诡计?“西楼会议”后推行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是不是复辟了资本主义?假使当时的确是出现了毛主席在党内搞“一言堂”的这种现象，那么这也是由于毛主席不仅掌握着真理，而且还更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而其他人与毛主席争论不过、甚至是不敢与毛主席进行争论而已。譬如毛主席所大力倡导并始终坚决坚持的农业合作化，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当年在号召中国人民投身革命的时候，许下的那个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个庄重承诺这个政治伦理。如果当年没有向全国人民许下这个庄重的承诺，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刘少奇等人对农业合作化的反对，就是背弃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治伦理。背叛了自己的政治伦理，就是背叛了道义，因此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在中国共产党的殿堂里，一个背弃了共产党的政治伦理的人，有什么胆量敢与坚决坚持共产党的政治伦理的毛主席进行争论?有什么脸面与坚决坚持共产党的政治伦理的毛主席进行争论?除非他搞不争论。不用说在只有实现共产主义这唯一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为了讨论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言堂”是正常的。即使是在乱七八糟奔小康的共产党里，出现不问“姓资姓社不争论”的一言堂，也同样是“正常”的。就是由于像陈云这样自己都觉得只有“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这样在光明正大的公开场合才能说得出口的话，可却不愿说。而对就连自己都感到羞于公开说出口而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说的话，却又不敢说的人，在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内实在是太多，因而这才会出现所谓的毛主席“一言堂”现象。当年如果不是有周总理和朱老总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支持，那么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内讨论如何在我们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会议上，可能真的就会变成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在说、一个人在讲的这种“一言堂”或是“独角戏”了。

　　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陈云对刘少奇在“大跃进运动”中的言行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因此对造成他在“西楼会议”上所讲的那“五个方面主要困难”产生的真正原因，更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而也正是由于知道得清清楚楚，因此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才不敢发一言。而在“七千人大会”上看到毛主席主动为他人承担了责任，错以为毛主席大势已去，所以这才敢在“西楼会议”上开始了大放厥词。从而为推行“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这种会上不讲会后乱讲的人，绝不是一个老老实实、襟怀坦白，对党没有任何保留的人，而纯粹就是一个典型的捣鬼有术的人。

　　“西楼会议”之后，由于“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迅速在全国推广了开来，从而带来了资本主义在我国全面复辟的可能和严重危险。而就是由于看到原本为了反修防修而设置的这几道“防风林”，不仅已经不能起到防止修正主义在我国产生的任何作用，反而还更是成了修正主义在我国产生的“风源”，于是已经七十三岁了的毛主席，不惧自己英雄迟暮，这才毅然发动了文革。而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都认识到了，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为了反修防修。

　　当年，为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内，就只能搞社会主义的“一言堂”。特别是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为了与修正主义斗争到底，逼迫的一心为了中国人民，一心为了中华民族的毛主席因为要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才不仅不得不选择了“终身制”、甚至是“家长制”。而且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一远大理想，也更是不允许毛主席中途放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是至今仍然还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里吗。把“终身制”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对立起来，是由于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这样的转化。要革命，那就必须要“终身制”。而只有执政党，由于要利益分红，因此这才要轮流坐庄。

　　改革开放之后这三十多年的我国社会现实和世界形势充分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不是什么浩劫，而且还更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甚至是整个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这一点，不仅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人，如今都有着这种切身的体会。而且就连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这些年来也逐渐产生了这种间接的感受。因此，由于《家长制、一言堂的危害究竟有多大》这篇文章明目张胆地把如今腐败问题的产生，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地与当年毛主席的“家长制”和“一言堂”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就是暗示当前习近平总书记用强硬的工作作风和铁腕手段，对腐败问题进行坚决厉遏制和严厉打击的这种做法，必然会由于个人私欲膨胀而导致权力腐败。

　　其实不管权力也好，还是绝对权力也罢，关键是要看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上。当年，在最高权力掌握在毛主席手上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最起码在表面上也得要为人民服务;可是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多数的干部都敢明目张胆地为人民币服务。“一言堂”的这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个有着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统一的奋斗目标的政党来说，都是正常的现象。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内，不搞社会主义的“一言堂”，难道还要允许资产阶级的思想登堂入室?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搞“一言堂”是错误的，那么毛主席最起码还是搞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言堂”。而邓小平搞的“一言堂”，可是不问姓资姓社这样的不争论;毛主席的“终身制”，是为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与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不得已。而邓小平以在野之身，接连废黜了两任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这种做法，难道就不是“终身制”?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为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搞了“一言堂”的毛主席这个“家长”的守护和领导，不仅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是衣食无虞，而且中华民族更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可是等到了民主与法制的改革开放时代之后，不仅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真的是吃了二遍苦，遭了二茬罪，而且就连整个中华民族，面对美国的扣货船、撞飞机、炸使馆，也只得是逆来顺受、唾面自干了。因此，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又怎能不怀念那个“家长制”、“一言堂”的毛泽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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