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我们就应当摆脱西方“理性经济人假说”的精神控制，提出新的人性假说。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为基本方略，这为我们提出中国特色人性假说创造了条件，本文尝试着以它为出发点，提出了一套由五个假说组合而成的人性假说，它们分别是哲学发展的四个范式论、道即价值体系论、价值体系进化论、价值体系超循环论、“大学之道”即是人类解放之道论，这五个假说是一个有机整体，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人性论基础，其目标是把个体的生命轨迹和整个社会运行过程都提升到“光明区”，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光明区假说”。
[关 键 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人性假说；大学之道；光明区假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大论断，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我们应当提出中国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人性假说，这是因为，在所有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都有关于人性的假设作为其最隐秘的基石，比如在整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其人性假设都是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假说”，后来有弗罗伊德提出了“冰山假说”对其进行了深化，但其实质依然不变。由于上述原因，我们要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首先就要提出新的人性假说，否则就无法跳出他们的知识体系。在当今西方文明秩序正在土崩瓦解的新形势下，西方的人性假设也百孔千疮，难以为继。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蒸蒸日上，我们的文化自信也蒸蒸日上，这样的新形势为我们突破西方人性假设创造了条件，所以我们就应适应时代需要，适时提出新的人性假说。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 我们要提出新的人性假说，就必须找到正确的起点。这个起点在哪里呢？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新概念，并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为基本方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结合过程中提出的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创新，把哲学反思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又为把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找到了结合点。从这里出发，我们不仅可以跳出西方“理性经济人假说”，而且可以摆脱以往的那些“性善论”与“性恶论”的抽象思辨，以这个基本方略为起点，我们就有可能对人性提出新的科学合理的假说，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本文做一个尝试，提出一套由五个假说组合而成的人性假说，抛砖引玉，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第一个假说：哲学发展的四个范式论
立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理论创新成果，我们就可以居高临下，重新审视人类精神进化的历程。葛兰西曾说过：“人对于自己的世界观进行这种批判改造，是从他意识到他实际上是个什么人开始，也就是从一个人‘认识自己’是整个以往历史过程的产物开始。……不认识世界观的历史性，不设想这个世界观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就不能成为最直接和最完全意义的、也就是具有批判地认识的和一贯的世界观的哲学家。”
为理清人类精神进化的历史过程和内在逻辑，我们可以借助于库恩提出的“范式”这个概念，提出“四个哲学范式论”的假说。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说法，范式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构成了科学家们的共同信念，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家集团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
不同的范式就是不同的提出问题的方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
考察一下历史上各种哲学提出问题的方式，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人类精神的自我进化过程，即从人的原始状态进化到成熟状态，需要经历一系列的成长阶段。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前后相继的四种提出问题的方式，这是一种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就像一粒种子要长成一棵大树需要经历生根发芽、成长、开花和结果的发展过程一样，人类精神的成长过程经历了一系列发展环节，最终才能哲学反思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我们把它称为四个哲学范式，这是一个必然的有次序的进程：
第一级范式即寻找世界本原的范式，我们将其简称为“本原论范式”。
这个范式对应于人类的好奇心、研究科学的兴趣、求真和爱智慧的需要，在这个哲学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只能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一些可感知的事物，如泰利士就认为水为万物的本原，而赫拉克利特则认为宇宙是“一团永远活生生的火”。我们中国则有“五行”学说，认为大自然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这五种元素循环不已的盛衰变化，不但使大自然产生变化，同时还会影响到人的身体运行乃至命运，甚至决定各个朝代的兴衰。
第二级范式唤醒人类关于善恶的意识，我们将其简称为“善恶论范式”。
这个范式产生于约束人类本能中的兽性、把人类团结起来以应对生存难题的需要。雅斯贝斯把人性中这种向善的需求萌发出来的时期称为轴心期，生活在持续动乱而又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代，人的躯体成了他最为沉重的负担，人们渴望幸福，但在现世中无法找到，只好寄望于来生或者是天国，把自己从动物本能和感性庸俗事务的控制下解救出来。
宗教给人身上桀骜不驯的兽性套上笼头，但也带来了其他副作用。人们经常舍本逐末，把宗教形式绝对化而忽视了人自身的需要，于是欧洲人进入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禁欲主义、自我摧残，以上帝的名义颁布下来的道德反而演变为禁锢人性健康成长的祸害，所以它必然地受到人的健全天性的抵制，呼唤下一个哲学范式的出现。
第三级范式研究人的认识过程，我们将其简称为“认识论范式”。
笛卡尔开启了这个哲学范式的起点。他关注人的认识能力以及认识过程，对知觉的结果持怀疑的态度，对每个看似真理的东西，笛卡尔都坚持要通过思考来重新验证。他要找到那种不证自明的第一判断，然后再根据理性，一点一点地重新建立起自认为可靠的体系来。这样他就把哲学的兴趣从外部世界和神学转向人的认识过程，同时也把人们从宗教神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人们开始关注现世的幸福，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在这个目标的驱使下，人类开始了大规模改造自然、征服客观世界的实践。
这种哲学范式沉溺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思辨中，却未能把哲学反思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尽管没有人明确地主张要建立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却在实际上把它作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放在核心价值的位置上，建立了一个以资本的盈利为核心价值的社会组织方式，它召唤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彻底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人类真正地成了地球的主人，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却反过来成了自己无法驾驭的妖怪。在以富起来为目标的实践中，人们找不到生命意义的合理答案。就像古罗马的武士必须在角斗场上厮杀到死一样，现代人在市场法则所主导的社会环境中也必须厮杀到人生终点，于是便导致了异化现象。要改变这种命运，就必须克服异化现象。如何克服异化现象呢？这是下一级范式所要解决的问题。
第四级范式研究人的实践与价值体系的关系，简称为“知行论范式”。
这是我们现在所要建立的新范式，它产生于人类从私有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需要、驾驭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的需要，它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这个范式以马克思为起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的那个“我”是一个抽象的思维的大脑，马克思则把这个抽象的“我”还原为具体的人，他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涉及到实践问题之后，自然就要涉及到人的行为动机问题，进而推动人们把哲学反思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研究实践与价值体系的关系的哲学范式，进而发现异化现象的根源就在于价值体系的狭隘片面。所以人类就必须来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提升，所以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为人类打开了进入第四级哲学范式的大门，提出了人的实践问题，发现了异化现象，发现了新的个性发展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新的社会发展目标──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的终极目标是消灭异化现象，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经历一系列环节。马克思只是这个范式创新的起点，而不是这个范式创新的完成，他还没有明确提出实践与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必须经过共产主义运行的一系列发展环节，经过“站起来”“富起来”这两个阶段，进入“强起来”阶段的时候，人类才能把哲学反思深入到潜意识深处，发现私有制社会运行过程中最核心最隐秘的根源——私有制价值体系，进而才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提上历史的议程。到了2006年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概念，以此作为标志，第四级范式才最终形成了。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毛主席讲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的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人类对价值体系的认识也是同样，必须经历四个哲学范式，只有在共产党人改造旧世界的过程中，才能抓住根本，提出价值体系的建设问题，第四级范式才能最终生成。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
二、第二个假说：道即价值体系论
在理清人类哲学的发展历程之后，我们才能发现中国文化的优势。回首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便可发现，中华民族很早就发现了“大道”并“遵道而行”。中国哲学史也就是对“大道”的认识的由浑沌到清晰的过程。与西方哲学发展道路不同，中国哲学一直在知行论范式的高位运行，中国人也研究本原论问题、善恶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但中国哲学的主旋律是知行论问题，从老子孔子开始，所研究的就是闻道勤行的问题，人们常说中国文化早熟，其原因就在这里。
从老子孔子所说的“道”，演变到《中庸》所说的“天命”，再演变到程朱理学所说的“天理”，再演变到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就像铁块经过反复锻打而去除杂质一样，最后演变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谓“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实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遵道而行。中国古代圣贤很早就超越了经济人假说，他们所追求的是道，把哲学反思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我们对道的探索又经历了一系列发展环节，我们现在所说的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这一探索过程的最新成果。所谓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实质仍然是古代圣贤所说的遵道而行。于是我们便可得到第二个假说“道即价值体系论”，借助于这个假说，我们就可以在古代经典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架起一座互相联系的桥梁。
人类如果不能把哲学反思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就无法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精神束缚，这个东西就会隐藏在人们的潜意识深处，塑造人们的人格，决定人们的命运，所以我们便看到，人们被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控制着，走向自我毁灭。人类要要构建一个理想的政治体系以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把哲学反思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研究这一非理性力量的来源，把它置于人类理性的掌控之下，这是第四级范式所要解决的问题。西方人在私有制道路上走得太远，所以就具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优势，这使得西方人难以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精神束缚。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的哲学创新在其诞生地找不到容身之地，却可以在长期坚持遵道而行的中华文明中大行其道。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坐标图，以公元纪年为横坐标，以哲学范式的高度为纵坐标，再把东西方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放在这个坐标图上，就形成了右面这个图。在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精神进化的脉络，看到中西马的关系，看到哲学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无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中国哲学的优势之所在。
从这个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毛主席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但这种结合完全是基于他个人的天赋，要把这种结合变成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那就必须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与中华文明的早熟形成鲜明对比，西方文明至今未能把哲学反思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没有“觉悟”这个词，这就是西方人难以走出动物界的原因之所在。
三、第三个假说：价值体系进化论
在提出价值体系这一概念以后，我们自然也就发现了价值体系在个人行为和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所以就可以提出第三个假说：价值体系进化论。这个假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人类价值体系有一个从动物价值体系进化为人类价值体系的演变过程，这就像电脑软件有一个不断更新提高的过程一样；二是价值体系的进化程度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过程发挥着决定作用，并通过对人类个体的控制进而决定着人类的历史进程。依据这个假说，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伴随着生产力的进化过程之上的还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它的发展高度决定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高度。马克思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说，与私有制价值体系相适应的是私有制社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的是社会主义社会。
这个假说超越了以往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两分法的分析模式。那种两分法的分析模式总是使人们片面地理解共产主义理想，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基础之上而忽略价值体系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纠正当时所流行的“观念性的历史叙述”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把以往人们所倒置了的头和足重新倒置过来，使之立足于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但人们注意到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之后，又从另一个方向来曲解历史过程。在马克思提出这种分析模式的当时就有那么一些“青年们”，“过分看重经济方面”的倾向，甚至把经济因素看成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他们记住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一段话，“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然后再把它歪曲为一种“无人的”经济决定论，似乎人们只需要抱着手臂站在一旁看着生产力的发展，就可以耐心地等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为了澄清这里的混乱，马克思恩格斯都不得不做大量的解释工作，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
哲学反思的深度决定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由于人们未能把哲学反思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所以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所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领导人就抓不住问题的根本，无法有效地推进价值体系建设。反而倒是西方敌对势力抓住了关键，把和平演变战略运用得炉火纯青，搞垮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这一世界史悲剧证明，那些“唯物主义者”关于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信念不过是一种幻觉。持有这种幻觉的人，虽然不理解甚至否定价值体系在人的认识与实践中的作用，却仍然坚持着私有制价值体系，正是这种下意识的坚持，决定了其人格的高度，这种人格水平则又进一步决定了他们所组成的社会只能在私有制轨道上运行。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崩溃的惨痛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有效地落实“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基本方略，否则的话，不管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依然有可能重蹈覆辙。
实际上，价值体系进化论并不否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制约乃至决定作用，共产党人要驾驭社会运行过程，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左右自己，就必须把哲学反思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同私有制价值体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然后才能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了把这种价值体系“灌输”到社会运行过程之中，他就必须研究把社会运行过程从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物质条件。对于这些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人来说，他们必须避免空谈理想的错误，只是对这些人来说，唯物主义才是有意义的。马克思在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之前，就已经确立突破了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精神束缚，毛主席也是先明白了“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然后才上下求索，寻找“动其心”的物质条件和实现路线。但如果是一个尚未从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人，不管他主张或者不主张唯物主义，其实践都在坚持着私有制价值体系。他们虽然以坚持唯物主义的名义来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深层价值体系上却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搭边。对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很无奈地说，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四、第四个假说：价值体系超循环论
有了价值体系进化论，我们还要进一步考察价值体系控制社会运行过程的机制。
要理解这个机制，我们就必须引入一个新概念：“社会价值体系”。价值体系并非仅仅存在于个体身上，它同时也存在于社会集体之中。在个体价值体系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有一个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超循环”过程。就像核酸(RNA和DNA)与蛋白质的关系一样：“蛋白质的高度有序的功能是由核酸编码的，但是核酸的复制和翻译又是蛋白质催化和表达的。因此，这里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表现为一种互为因果的闭合圈。”
这很像台风的形成过程，对于其中的每个水分子来说，它们被身不由己地卷入这个过程，最终形成了强大的台风。在生物界则有一个“蚂蚁死亡螺旋”，行军蚁完全通过触觉和嗅觉来交流，领头的行军蚁前进时会留下一条信息素踪迹，其他蚂蚁就会跟随其前进，但当领头蚂蚁失去方向或绕圈行走时，就会引导整个蚁群不断转圈，进入无限循环，最终形成死亡螺旋。与之相类似，由于价值体的狭隘片面，人类也很容易进入死亡螺旋：人的价值观的狭隘片面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在这种狭隘片面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人们就认为这种狭隘片面是正常的，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行动又进一步强化环境的狭隘片面，于是就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互相强化的“超循环”。这个“超循环”形成于无数个体的价值体系的相互作用，并在它们之上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反过来又控制着个体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
共产党人在改造旧制度的过程中，不断深挖旧制度的地基，最终发现，价值体系超循环是人类社会中隐藏最深的强大力量，它支配着每个人的生命过程，限定个性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运行水平，决定国家的发展轨道。这种产生于我们自己的并与我们自己作对的强大力量，马克思称为“异化现象”，它是人类的“死亡螺旋”。回首历史，便可看到，有多少文明都已经进入其中而自我毁灭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正在我们面前重复着同样的过程。就我们自己来说，虽然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要看看我们内部存在的问题，就可以看到，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其原因也还是那个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依然控制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过程。
知道了价值体系超循环的存在，我们也就知道了人类进化的终极目标就是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经过大自然的漫长进化过程，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价值体系的进化历程，不仅要在形体上摆脱动物界，在价值体系上也要摆脱动物界，突破以物为本的价值体系。这种以物为本的价值体系，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就是“拜物教”。就像蝴蝶必须破茧而出、才能自由飞翔一样，人类必须突破“拜物教”的束缚，才能真正获得解放。过不了这个关节点，人们虽然具有了人的外形，在精神上仍然处于动物状态。在由这种人组成的社会中，两极分化就必然要越来越扩大，腐败现象就必然要越来越加剧。
私有制的老根是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如果价值体系达不到必要的水平，不管生产力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人类依然是在一片惊呼声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毁灭。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那就必须自觉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并把它稳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水平上。如果实现不了这个目标，即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无法长期保持下去。赫鲁晓夫等假马克思主义者也未能把哲学反思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在实际上坚持着私有制价值体系而不自知，不管他是否愿意坚持马克思主义，其执政实践的结果都只能是强化私有制价值体系对社会生活的控制，使其形成超循环，这个就会自发地把私有制的那一套政治经济制度重新建立起来。
我们要想消灭“异化现象”，跳出历史周期率，就必须认识这个超循环，掌握其成长规律，把它置于人类理性的掌控之下，根据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超循环。个体的充分发展必须借助于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托举，只有在社会价值体系超循环的进化过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才能最终进入自由王国。
人类一直追求着理想社会，但到目前为止，都未能实现目标，其原因就在于未能驾驭社会价值体系的演变过程。不管是孔夫子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的桃花源，还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社会，归根到底，都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稳定的超循环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包括当代西方人所狂热追求的“自由民主人权”，也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得到实现。西方人一厢情愿地追求这些目标，却不知道在价值体系的建设上下功夫，更意识不到自身价值体系也需要改造，这就是不明事理，自相矛盾。我们现在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抓住了社会运行过程的根本，所以就能够站在人类精神成长的制高点上，打开进入和谐社会的大门，在社会管理上进入自由王国。
五、第五个假说：“大学之道”即是人类解放之道论
有了上述四个假说，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当下各种社会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例如说，为什么日本人要往大海排放核污染水，为什么美国人要制造危害人类健康的病毒，为什么贪官污吏会像飞蛾扑火一样走上腐败的不归路，其原因都在于他们都被盲目的非理性的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控制着，他们不是自己的主人。那种自发形成的价值体系超循环总是趋向堕落，推动人类文明走向自我毁灭。人类要想摆脱这种自我毁灭命运，就必须在价值体系上来一个转换，就像给电脑安装一个新的软件一样。马克思主义所要做的也无非是要给人类换一个软件。也就是用“大道”来重组人类文明过程。只有这样来提出问题，我们才能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那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大学之道”，它能够为人类跳出自我毁灭的超循环提供一条路径。
马克思当年也已经感觉到这个价值体系超循环的存在，并提出了如何驾驭它的问题，他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但要真正把这种“社会关系”控制起来，还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中，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等一系列发展环节，然后才能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并把它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所谓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实质就是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坚持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之形成稳定的超循环，把它置于人类理性的掌控之下。明确了这个目标，我们自然也就能够发现中华文化的精华和优势就在于，它有一个“大学之道”，为人类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提供了路径。因而我们也就可以说，“大学之道”即是人类解放之道。
《大学》第一章论述了“大学之道”，其内容是“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千年来，它被人们翻来覆去地研究诵读，其之所以仍然要拿出来研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引导人类突破那种对于低水平价值体系的消极默认，自觉坚持新的价值体系，就可以突破旧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坚持新价值体系的时候，就可以形成新的价值体系超循环，从而也就可以推进人类文明形态的生成。
“大学之道”的道理并不复杂，为了更直观地表示它，我们可以用一个坐标图来表示它。其中的横坐标标示的是人的年龄，纵坐标标示的是人在自我实现上达到的高度，原点以上的几个阶段分别是“生理成长”“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原点以下标示的是人们堕落的程度，分别是“危害自身”“危害社会”。
佛教说“一心开二门”，其意思是说众生所本来具有的心性与诸佛如来的心性相同，其之所以会产生佛与众生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觉悟。一念迷就是众生，一念觉就是佛。用在这个图上，人们一出生就处于“混沌区”，一念觉就可以进入“光明区”，一念迷则依旧保持在“混沌区”，甚至滑进“黑暗区”。对于国家民族来说，也是同样道理，也需要觉醒，才能把社会整体的运行轨迹保持在“光明区”里。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那就必须认识的坚守“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引导人性向上成长，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精神控制，改变了个体的生命轨迹，从而也就为人类社会运行奠定新的人性基础，随着完成这种改变的人数的增加，由量变到质变，在个体的提升与社会的改变之间形成稳定的超循环，就会改变社会整体的运行轨迹，引导人类摆脱“死亡螺旋”的控制。
价值体系超循环的高度决定人性的高度，人性的高度决定文明的高度。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像修建一座水库，价值体系超循环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却是这座水库的大坝，大坝的高度决定人类文明的高度。这个大坝的建设工作，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意识形态建设，正如二十大报告所说的那样：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在共产党没有诞生之前，这座大坝由谁来设计与施工呢？那就是闻道君子。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对这项工作的清醒意识和自觉承担。正是由于儒家君子的顽强坚持，中华文明才能历尽艰险而一直延续下来。
首先是由于“大学之道”的引导，培养了一批闻道君子，他们坚持“遵道而行”，为中华民族集体利益舍生忘死，艰苦奋斗，成为中国的脊梁，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
其次是由于对道的追求，闻道君子对社会运行规律有深刻的洞悉，所以就能够运用智慧，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保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延续。
这个为天地立心的工作，需要2500多年的努力才能完成。中国共产党人是这项工作最终完成者。所谓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要求我们走上“大学之道”，通过每个人的遵道而行，把这个价值体系“超循环”拖进“光明区”。做不好这件事情，不管生产力如何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仍然不是新制度。做不好这件事情，不管生产力如何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仍然不是新制度。
儒学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才能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人类才能获得解放。其原因就在于，单个闻道君子没有能力打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要突破这个超循环，闻道君子就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组织起来，建党建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后才能运用执政权力来驾驭这个“超循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反过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需要坚持“大学之道”。必须借助于儒家心性之学，人们才能挣脱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精神束缚。没有闻道的人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之所以崩溃瓦解的原因就在这里。
由于“大学之道”是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突破之道，所以我们便可断言，“大学之道”即是人类解放之道。从中华文明漫长进化过程来看，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大学之道”的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正是为了完成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这一历史任务，我们才能重新发现“大学之道”在人类进化事业中的功能，才能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儒学融合起来。这个融合不仅代表了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代表了人类进一步进化的希望。中国人找到了人间正道，这是中华文化的根本优势之所在。
六、对私有制价值体系的反思与突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上述由五个假说组合而成的人性假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目标是把个体的生命轨迹和整个社会运行过程都提升到“光明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于是我们便可将其统称为“光明区假说”。
有了这个假说，我们也就可以对无数哲人费尽心力、众说纷纭的人性问题找到一个可靠的答案：所谓人性并非是运用抽象思维而从无数人类个体中抽象出来的东西，它是人类的成长过程，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所以马克思就有一句名言：“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世之后，我们便可发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本性”，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价值体系”，所以我们便可把马克思的上述名言转换为一个新的论断：“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而已。”这个进化的目标也无非就是从动物价值体系进化为人的价值体系。经过大自然的漫长进化过程，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进化出了人的躯体，接着就开始了漫长的价值体系的进化历程，其目标是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精神控制。就像蝴蝶必须破茧而出、才能自由飞翔一样，人类必须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才能获得彻底解放。
有了这个假说，我们就可以在理论上圆满地解释各种社会现象，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构建人类历史进程的坐标系，为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绘出一个路线图，在实践上也就可以运用执政权力来自觉推动价值体系的进化，进而摆脱异化现象的纠缠，保证自身行为的合理性，在社会治理上进入自由王国，在把中华文明保持在“光明区”的同时，引领人类文明进入“光明区”。
有了这个假说，我们就可以跳出西方“经济人假说”的束缚，构建一套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某些人所说的那个“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这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只要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自然也就能够站在人类精神成长的制高点上，打开进入和谐社会的大门，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潮流。但如果我们没有实现这个精神突破，就会在自己的执政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私有制价值体系，并使其形成超循环。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坚持着很宏大的政治目标，另一方面又坚持着与这些目标相对立的价值体系，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南辕北辙、自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两极分化就必然要越来越扩大，贪官污吏必然会越来越多，阶级斗争也必然要越来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不管生产力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社会主义事业仍然要在一片惊呼声中走向崩溃。
对私有制价值体系的反思与突破，也即中国人所追求的闻道。这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事情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都认为自己的价值体系天经地义，都想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这是人的本能。正是由于这种本能的存在，私有制价值体系才能控制人们的头脑与社会运行过程。没有闻道的人就只能是乌合之众，在由这种人组成的社会集体中，不可能建成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一旦人们闻道了，自然就会认同“光明区假说”，进而认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在人们普遍闻道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把社会运行过程稳定地保持在社会主义轨道上。 “光明区”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它却不是自然科学家所观测到的那种客观存在。太阳东升西落，人们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而要想看到“光明区”，人们就必须开悟、闻道，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光明区”。这个人格提升过程是人的内在潜能的展开过程，就像植物种子的成长过程一样，但它却又不像植物那样可以自发地展开，它必须进入人们的意识，成为人们自觉追求的目标，才能进入人类实践并在实践中逐步成型，所以就“信则有，不信则无”。于是我们便可发现，在悟与不悟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那些没有悟道的人，有可能终其一生也意识不到悟道的需要。为什么有些人把哈耶克挂在嘴上，奉若神明，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悟道，跳不出经济人假说。如何越过这道“鸿沟”，就成了摆在人类面前的一大难题，诚如惠能所说的那样，“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坛经》）共产党人要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必须解决这个难题，用好手中的执政权力，做好这个“示道见性”的工作，同时还必须为人们完成这个精神上的飞跃创造适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
知道了闻道的重要性，我们也就知道了中华文化的优势。中华民族有一个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那就是对道的追求，正是由于历代圣贤对这一精神追求的顽强坚持，中华民族才能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始终一贯地坚持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积蓄起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最终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做好了这项工作，我们自然也就可以担负我们的文化使命，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同时，为人类打开进入文明新形态的大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26日。
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光明日报》2023年6月3日。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习近平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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