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大学之道”对党建工作的启示
岳德常
摘 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共产党的核心功能，必须切实履行到位。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修之于国”， 共产党人就必须借鉴《大学》所说的“大学之道”，从“格物致知”开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修之于身”、“修之于党”，通过党组织的培育示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
关键词：价值体系;大学之道;党建工作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执政60多年来不懈奋斗、艰辛探索、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新成果，传承和延续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汇合了东西方优秀文化的精华，对于个人来说，它为我们展示了人格成长的新境界，是为个人提供终极关怀的安身立命之学;对政治家和各级领导来说，它引导人们把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深入到价值体系层次，进而找到社会管理的钥匙，为解答现实难题另辟蹊径，同时也为人类打开进入和谐社会的大门。有了这个新目标，我们便可借鉴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的“大学之道”，做好党建工作。
一、共产党的核心功能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人们在谈论政党的社会功能时，通常会概括出四项功能：
第一，利益表达功能，准确反映老百姓的利益、愿望、诉求。
第二，利益综合功能，对民众的利益进行概括、提炼，变成党的纲领、政策、主张。
第三，政治录用功能，要把那些社会中比较有能力的人吸纳到党的队伍中来。
第四，政治社会化功能，把党的主张宣传到人民群众中去。
但对于共产党来说，我们必须特别强调，它与其他政党有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它还必须承担一项重大的功能，那就是十八大报告所说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我们把这项工作概括为“价值体系建设功能”，在上面所说的政党的四项功能中，近似于“政治社会化功能”，是对这项功能的深化，所宣传的并非仅仅是社会政治层面的主张，而是包含了人性进化的目标──把人性引导到向上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其他政党没有能力承担这项功能，这是共产党所独自达到的领域。正是由于这项功能的行使，把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区别开来，所以我们应当把这项功能摆在共产党的社会功能的核心位置上，其他三项功能都必须服务于这项功能;只有在正确履行这项功能的过程中，其他三项功能才能得到正确地履行。
共产党人对这项功能的认识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没有明确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但他们都本能地坚持这种价值体系，所以就能够尖锐地批判私有制社会的各种弊端，并提出一套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推翻旧制度;并在与各种各样的“左倾”与右倾路线的斗争中，代表着正确路线，因而可以说，这个价值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核心，共产主义事业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这个价值体系成长的过程。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之后，就敏锐地感觉到，建立新制度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真正重要的任务还在后面;那个真正的任务是什么，怎样完成?又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之后，我们党才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最重要的角色通常最后出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让这种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目标。必须经过武装夺取政权和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前置程序，然后才能着手这项最重要的工作。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进而发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共产党的核心功能，必须切实履行到位。其他政党无须履行这项社会功能，这是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体现在价值体系的先进性上，共产党人在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中必须走在人民群众的前面，除此以外，共产党还必须向人民群众宣传这种价值体系，把它灌输到社会生活过程中去，这才是称职的领导。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在各国共产党中，凡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共产党，都推动了理论上的进步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马克思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其实质在于超越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价值体系，它以新的价值体系为核心、为精髓。列宁坚持向工人阶级灌输这种价值体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历史发展的新境界。毛主席也坚持用这种价值体系来武装全党，组织人民群众，所以也取得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从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教训来看，凡是共产党不重视价值体系建设的时候，都会造成巨大损失。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大崩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产党没有抓好价值体系的建设。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可以提出这样几条堪称规律的结论：
(一)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必然重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积极地培育它、建设它，坚持用它来引导教育党的队伍和人民群众，才能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那些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政党和派别，无一例外地必然地滑向了修正主义，他们没有能力突破私有制社会的价值体系加在他们心灵上的束缚，在理论上没有能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实践上则无益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夺取不了政权，即使得到了政权也保持不住。之所以会出现修正主义，其原因就在于那些人只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其价值体系仍然停留在私有制价值体系上。
(二)党建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新目标刷新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它就像太阳系中的太阳一样，涵盖了所有的目标，通过对这个目标的追求，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目标才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实现。这便是“纲举目张”，过去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我们则已经进步到以人为本。如果要坚持以人为本，我们就不能不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核心价值，让每个生命都实现最大的价值，都能不虚此生;而要做好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能不关注价值体系的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从人的价值体系建设入手，我们才能进而把社会生活引上和谐发展的轨道。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础性工作。
(三)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萌芽、成长、发展壮大的历史，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这种价值体系最终形成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党组织也无非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手段，同时也只有在认真履行这一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共产党才能体现其存在的价值，保持自身的存在。等到全社会都自然而然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候，党组织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总结党建工作的历史经验，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核心，并通过党建工作把它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只有抓住这个根本，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党建工作科学化乃至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路径。
二、儒学的“大学之道”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缺失的环节
在价值体系的建设上，我们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正走在积极探索的正确方向上，但也必须承认，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很多共产党人只是对砸烂旧世界有清醒认识，在旧制度的压迫下揭竿而起，在推翻了旧制度后，却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革命运动可以极大地提升人的品格，培养出了大量高尚杰出的人才。但我们必须看到，只有那些天性聪颖、意志坚定的人才能成为这样的人才，还有很多人达不到这种境界，要想通过革命把这些人也提升到这种境界，往往是力不从心，劳而无功。特别是在和平建设环境中，共产党很难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样一种昂扬的战斗精神，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在灵魂深处仍然受制于私有制价值体系，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一旦处于执政地位，便会自然而然地摆上了当官做老爷的谱，如果这样的党员当了领导并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新建立的社会制度必然要重新进入私有制的运行轨道。
这些年来，党建工作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所说的那样：“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党建工作没有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党员培养、干部选拔和党风教育等各项工作不能有效地围绕价值体系的建设开展工作，缺少一套能够系统地提升人性的办法，宣传教育上所提出的各种具体要求不能入脑入心，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应该”，没有成为党员干部自觉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在党组织内部就难于形成一个有利于党性锻炼的环境，所以许多活动就只能是做做样子，无法收到实效。作为社会领导者的共产党人自身的价值体系成长不起来，也就难于坚持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不能主动地领导社会大环境的进步，反而被社会环境所改变。
所谓党性，也无非是充分发展的人性。所谓党性锻炼，其目标也无非是把自己的价值体系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上。反思这些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的党建和社会管理工作之所以没有进入自由王国，其原因就在于缺少了一套提升人的价值体系的办法。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以前的各种社会制度，它必须建立在价值体系的新水平上，因而，如何提升人的价值体系水平就成了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大事。这其实也是以往的各种宗教以及中国的儒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它们的目标都是要提升人性，超越动物式的存在水平;但由于这个问题过于宏大，它们就像盲人摸象的寓言所表示的那样，各自摸到了大象的一个部分，并不能真正地做好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那就必须做好这件事情，所以就需要综合这些理论，看到一个完整的大象，也就是要抓住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找到一套卓有成效地提升人性的办法。
以前我们总认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第一位的，现在生产力发展起来了，我们才发现，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难题就在于摆脱私有制生活轨道，而这个生活轨道的形成又取决于人们的价值体系的发展水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支配着各个个体的价值体系，各个个体的价值体系的水平反过来又决定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运行过程。社会价值体系与个人价值体系之间有一个互相决定过程，这是一个“超循环”。怎样打破低水平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建立起高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这是把社会运行提升到新轨道的关键。道家的老子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洞察，也提出了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就是把大道修之于天下，他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但由于这项工作过于宏大，他无法把它付诸实施，所以就骑上青牛出关了。如果不是关尹子强要他著书，他甚至连《道德经》也不打算留下来。
共产党人现在所遇到的正是同样的问题。共产党人提出了一套改造旧世界的学说，借助于被压迫阶级求翻身求解放的力量，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在经历了一系列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过程之后，终于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在一个较高的人性发展水平上，所以就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打破低水平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建立起高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就像各种宗教都有一套教育信徒保持信念的仪式规章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应当发展出一套引导人们提升自身价值体系的程序与方法，但是，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人还没有这样一套东西。由于缺少了一套自我教育的程序与方法，所以就无法打破旧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过程，理想社会的实现也就缺少了内在的动力而难以为继。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就是这种缺失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人改造旧社会的过程中，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发展出了一套“团结——批评——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可惜的是没能坚持下来。要想使党组织保持革命性和先进性，就必须塑造广大党员的完美人格，提升其价值体系，要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呢?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无须进行价值体系的建设;而要搞社会主义则很难，其原因就在于价值体系的提升是很难解决的难题。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儒家的心性修养之说显示出了重要的价值，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孔夫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发现了人生之大道，虽然现实与其理想差距很远，他仍然不放弃努力，知其不可而为之，先是周游列国以寻找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四处碰壁之后，回到家中著书立说，他不仅论述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还创立了一套提高道德修养的办法。他的理论经过儒家后学们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套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心性修养之说，并且与社会政治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大学》所说的“大学之道”上，从“格物致知”做起，通过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反思，达到对大道的认识，并进而“诚其意”，排除外部环境的影响，真正地把大道确立为自己的核心价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觉承担起对国家民族的责任。
为了清晰地表示“大学之道”，我们可以画一个坐标图：
在这个坐标图中，X轴表示人的年龄，Y轴的上方表示人们“格物致知”的过程和对社会作出奉献的大小，下方则表示人们对社会的危害的大小。人们出生以后，便开始了一个成长的过程，首先是生理上的成长，然后还有一个精神成长过程，在“格物致知”这个环节，有一条无形的虚线，有的人突破了这个“格物致知线”，便可继续向上，进入一个新阶段，把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利益有机统一起来，从而自然而然地实现个人自由天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促进社会进步事业。这样的生命轨迹便是“大学之道”，我们用两条平行线来表示。
如果人们突不破“格物致知线”，就不知道生命还有一个向上的方向，他只关注自身的基本需要，就会转而向堕落的方向发展，所以就需要受到道德与法律的约束。于是在“格物致知线”与X轴之间存在着一个浑沌的区间，处在这个区间里的人们，正如弗罗伊德的心理学所揭示的那样，既有向上成长的本能，也有向下堕落的倾向。在两种倾向的冲突中，有的人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转而向上，再次向“格物致知线”冲击，进入“大学之道”;有的人则进一步向下突破道德与法律的底线，进入邪径，就像孔夫子所批评的原壤一样，“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沿着这个轨道前行，人们既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也危害了自身利益。如果一个社会集体选择了向下堕落的方向，就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其最终结局是走向自我毁灭。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分为三个区域：
1.格物致知线以上的这个区域，可以称为“光明区”;
2.格物致知线与年龄轴中间的这个区域，可以称为“浑沌区”;
3.年龄轴以下的这个区域，可以称为“黑暗区”。
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根据年龄和闻道的程度在这上面找到自己的坐标点。人们一出生，就处在“浑沌区”里，随着生理上的发育，智力也成长起来，到了一定的年龄，人们就应当向上突破“格物致知线”，闻道而进入“光明区”，进入“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自由王国;在这个区域里，人们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样的人自然就可以最充分地实现自身潜能，进而实现生命的最大价值。这样一条人生道路，就是人的天命，人的本性，所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遵循这一天命的本性而生活成长的过程就是遵循大道，此即“率性之谓道”。
这个率性的过程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人们对自己的天性有一个认识过程，人必须努力修养自己，突破“格物致知线”，努力践行大道，从而使大道成为自己的主宰，或者换句话来说，人必须提升自己的价值体系，使之与大道相吻合，既不偏离也不改变，此即所谓“中庸”，也即是“修道之谓教”。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突破“格物致知线”进入“光明区”。当然，突破“格物致知线”之后，也并非就可以一劳永逸，还必须继续努力，突破“诚意正心”这个环节，继续往上走。很多贪官也突破了“格物致知线”，道理也能讲得很好，但就是因为没有达到“诚意正心”的环节，所以就经受不住考验，重重地摔了下来，进入了“黑暗区”。
如果人们完全被低层次欲望控制着，被私有制文化环境控制着，就无法突破“格物致知线”，就会一直陷在浑沌区里，在个体与社会、欲望与道德、善与恶等一系列两极对立的冲突中痛苦地挣扎;如果欲望战胜了理性,就会逐步突破道德底线、法律底线，就会成为贪官或其他各种类型的罪犯，堕入“黑暗区”，既伤害了自己也危害了社会。在一个社会集体中，当处于“黑暗区”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社会集体就必然要趋向于衰败和自我毁灭。在这样的集体中，就算是有人想要构建和谐社会，也回天无力、徒唤奈何。要想避免堕入这种局面，执政者就必须高度重视价值体系的建设工作，把民众引上“大学之道”，引导人民群众突破“格物致知线”进入“光明区”。当进入“光明区”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和谐，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儒家的“大学之道”是一个真正革命的理论，不仅为我们的生命提供了终极关怀，也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永不衰竭的内在动力。我们可以断言，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踏上“大学之道”，如果人们忽略或者背离了“大学之道”，所搞出来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迟早要现出原形，就像在苏联已经出现的那样。
对于党建工作来说，我们要想管好党员干部队伍，归根到底还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走上“大学之道”，使自己的价值体系与“大学之道”吻合起来，始终保持在这条大道上，莫失莫忘，不离不弃，将其作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这种状态就是《中庸》所说的“中庸”，吻合得好的便是“诚”，吻合得最好的便是“至诚”。“中庸”在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积极、非常高调的生活方式，根本没有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调和折中”的意思，更与“平庸、妥协、保守、不求上进”不沾边。对“中庸之道”的坚守和对“至诚”的追求是人性成长的内在动力，也是社会趋向和谐稳定的内在动力。唯有通过对“至诚”的追求，才能把人们从动物的存在水平提升到人的存在水平上，从地区的国家的存在水平提升到全人类的存在水平上，使人们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唯有通过对“至诚”的追求，共产党人才能超越环境的约束，成长得更为充分，进而带动社会价值体系的进步，大道才能具有自我实现的可能。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只有人们心中对“至诚”的追求，才能给社会生活带来积极的变化，不管是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还是和谐世界的建设，其起点都只能是人们对“至诚”的追求。
虽然人在宇宙中极其渺小，却是万物之灵，能够“制天命而用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创造性，辅万物之自然，自觉推进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进化，此即所谓“人定胜天”，这是儒家学说中的精华。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儒家学说在改造私有制文化的长期努力中，反过来也受影响、被改造，甚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维护统治的工具，也有那么一些“腐儒”、“拘儒”，把儒家学说作为混饭吃的工具，但是，儒学的“大学之道”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所关怀的是我们生命中最深层的渴望，它不可能被完全扼杀，所以，儒学就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堕落的环境中重新挺立起来，为中华文明带来新的生机。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要做的也无非是继续坚持儒学所确立的伟大目标，并最终实现这个目标。
三、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修之于国”，首先要把它“修之于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归根到底要建立在每个中国人对自身人格完美的追求之上，所以就“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十八大报告》)这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闻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我们要进行价值体系建设，就可以而且有必要借助于儒学的那一套自我修养的理论，走上《大学》所说的“大学之道”，从“格物致知”开始，经过“诚意、正心”这两个环节，然后才能把大道“修之于身”，然后再逐步扩展开来，“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要强调的是“诚意”这个环节，这里所说的“诚”，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诚实守信”的意思，而是把自己的价值体系与“大学之道”吻合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是出于某种责任与义务的要求，而是把它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不敢稍有偏离。这种对“大学之道”的信仰与忠诚，类似于西方宗教中的“皈依”与“虔诚”，也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大道的追求中去。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所信仰与忠诚的是人类自己的天命，而不是在人类之上的神或上帝。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坚持下去，我们所想要弘扬的那些精神、所想要倡导的那些价值观才有可能成长起来。如果能够唤醒全体党员对大道的“忠诚”，我们自然就有可能在党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组织中形成一种保持健康、抵制堕落的机制，使新的价值体系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从而使我们逐步远离和摆脱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以及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把社会运行稳定在社会主义轨道上。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㈠]
因而，在“大学之道”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几个环节中，还应当加上“党建”这个环节，也就是要把大道“修之于党”。党组织就应当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党，通过党组织的培育锻炼，使广大党员成为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人，并通过广大党员的言传身教和党组织的培育宣传，把新的价值体系进一步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中国人的“大学之道”讲了两千多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其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了这个环节，而今我们把这个环节补上了，自然也就使“大学之道”的落实真正地成为了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共产党人继承了儒家学说的伟大传统，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老子孔孟一脉传承下来的中华道统的继承人。共产党人必须深刻认识这一历史责任，把“大学之道”应用于党建工作，把党组织真正建设成培养闻道者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提高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党员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必然会带动社会风气，“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这种正面的领导利国利民;“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这虽然也是领导，却是从反面进行领导，其结果是祸国殃民。这里隐伏着会引起正向或负向转化以及此后一系列连锁反应的苗头，这就是所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整个党员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从修身齐家做起，要在家中做到孝悌慈爱，这是做人的底线，如果做不到，就不是合格党员，就不能担任领导干部。
搞好身教的关键是党员干部队伍要“诚其意”，先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对自己的价值体系进行审视，真心诚意地把自己的价值体系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如果党员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说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的却是全心全意为小家庭谋利，说的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做的却是私有化的改革，时间一久，就会丧失公信力。孔子说：“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礼记·缁衣》)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这就是说，首先要自己做到了，然后再去要求他人做到;“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自己先管好自己不去做了，然后再要求别人不去做。这就是儒家所大力倡导的“恕道”，同时也是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法则。只有遵道而行，才能给社会生活带来实质性的进步。那些率先闻道的人──真正的共产党员，自然而然地就会在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中走在前面，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服从。
由于共产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这个价值体系也无非就是《大学》所说的“大学之道”，所以我们认为，共产党应当是由闻道者所领导并用于培养闻道者的组织，党建工作的目标也就是引导全体党员真诚地拥抱这种价值体系，把自己的价值体系提升到与这种价值体系相吻合相一致的高度，不能口是心非。所有的党员，特别是当领导的党员，必须时时刻刻地清醒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对自己的价值体系保持警惕，不能稀里糊涂地跟着感觉走，这是关系着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差之毫厘，便会谬以千里，就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正如《大学》所说，“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其意思是说，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管理国家的人不可以不谨慎，稍有偏差，就会被天下人推翻。
四、共产党人必须在价值体系上始终走在前列，才能永远保持先进性
人民的利益，归根到底要靠一套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来保障。哪个政党能够把大道“修之于党”，它就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了掌权执政的依据。现在看来，这个建设先进价值体系的工作只能由共产党人来做，这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当今世界政治的现实证明，那些不懂如何坚守大道的政党一旦执政掌权，只能是沐猴而冠，必然要导致灾难。
只有那种能够真心诚意地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才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正如《大学》所说的那样：“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现在回头来看，中国共产党刚建立的时候不过十几个人，但那却是人类精神进化的一个关键环节，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血青年们必然要走到一起，共同奋斗，他们的行囊中并没有现成的救国救民的方案计划，更不知道将来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不过是在面对人民群众所面临的现实难题和危险的时候，感同身受，寻求解决办法，心诚求之，自然就能找到正确答案。集合在党组织中的人们的闻道开悟的水平也有高低不同，大浪淘沙，有人落伍，有人变节，但也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党的队伍中来，不断地发展壮大，所以就在经历了无数曲折探索的过程之后，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先让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然后才能发展经济、改革开放，步步深入地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最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这是中华复兴过程中的画龙点睛的关键环节。
总结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个认识，共产党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党，应当是由在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中走在前列的人组成的政党。能够提出并坚持新的完善的价值体系，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也是共产党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先进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之源。
因而，共产党人并不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员的称号就天然地具有了执政权力，而是必须真正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修之于身，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只有真正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修之于党”，共产党人才能切实履行好领导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把整个社会都引上“大学之道”;同时也只有做好了这件事情，党组织才能为自身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造有利的环境，摆脱腐败现象的纠缠，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自身建设并非是孤立地在党内进行，而是必须在积极履行领导社会进步的职能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和完善。共产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韬光养晦。如果党员干部队伍淡化了理想信念，不能坚守新的价值体系，也就失去了往社会生活中灌输新价值体系的能力，党的领导就会演变为一个徒有其表、似是而非的空壳;共产党也就失去了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前进的锐气和朝气，腐败现象就会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牢牢地纠缠着党组织;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也就是一件自然而必然的事情了。
率先闻道的人必须承担一项责任，照顾、看护、引导、帮助那些未闻道的人。在生活中，对整洁、文明的要求高的人，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看见不整齐、不清洁的地方，他就要动手把它摆放整齐、打扫干净;那些对整洁、文明的要求不高的人则可以不管不问，安享他人的劳动成果。对于社会秩序来说，也是同样道理，那些对社会秩序要求不高的人，不知和谐之可贵，所以就可以随心所欲。比如某些改革派，本来是他们所主张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导致了现有的很多问题，诸如腐败现象、两极分化、道德滑坡，但他们却不反思自己当年的改革主张，而是贼喊捉贼地批评这些问题，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继续用他们那一套改革主张忽悠民众;另有一些人则怀揣绿卡，时刻准备拍屁股走人，跳船逃生，并且还称之为什么“自由、民主、人权”。而对于追求和谐社会的闻道者来说，就没有这种逃避责任的“自由、民主、人权”，所以就要率先垂范，就要忍辱负重，这是其无法逃避的命运。
由于闻道是一项社会整体的进步事业，共产党人不可能单独地闻道，因而就需要“亲民”，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关心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还要做好教育工作，领导他们走上“大学之道”。共产党人首先要创造出那样一种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舆论环境，潜移默化地把新的价值体系灌输到人民群众的头脑中，让人们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另外，由于闻道只能靠每个人自己来完成，别人无法包办代替，也不能靠权势压服，所以，共产党人除率先垂范、为人民群众创造闻道的条件之外，还必须具有耐心与宽容。
现在，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又一次面临危机，这是儒学再一次焕发生机的机遇。由于彻底消灭私有制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所以儒学要想实现“大学之道”的理想，就必须与共产主义事业结合起来;共产党人要想抵制私有制文化环境的腐蚀，也必须借鉴儒学的心性之学。由于两者之间所具有的这种内在的亲和力，那些真正的闻道者就可以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当前这种危机重重的困境之中，为中华文明开辟一条生路，同时也为整个人类文明开辟一条生路。
[㈠]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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