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大学之道”与文化自信[①]
岳德常[②]
摘 要：文化自信问题其实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问题，要确立文化自信，首先要摆脱“独断论”的控制，对自己的价值体系进行反思和重建，所以就要传承和发展儒家“大学之道”。“大学之道”是人类精神成长之道，拒绝“大学之道”的人无法正确评价“大学之道”;共产党人是“大学之道”的真正实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我们践行“大学之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大学之道”的践行上，我们做得越好，就越是具有文化自信。
关键词：价值体系;大学之道;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对自己的价值体系的自信。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人们都自信地坚持自己的价值体系，越是文化水平差的人就越是自信。比如那些动不动就说“看人家西方怎么怎么样”的人，从表面上看是对中华文化不自信，但在实质上仍然对自己所坚持的价值体系怀有自信，只是由于他们的价值体系还没有成长到能够认同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高度，所认同的就只能是西方那一套低水平的价值体系，他们很“自信”地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与这样的人讲道理，通常不起作用，即使“人家西方”践踏“自由、民主、人权”的客观事实撞到他鼻子上，他们也仍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种盲目的“自信”，用康德的术语来说就是“独断论”。我们要确立科学合理的文化自信，首先就要对这种“独断论”保持警惕，所以就要对自己原有的价值体系进行反思和重建，舍弃那些落后过时的价值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修之于身”，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能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的文化自信才有了可靠的依据。
这种对自己的价值体系进行反思和重建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哲学问题，古今中外最优秀的哲学家们通常都会关注这个问题，中国的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尤其优秀，他们不仅深刻地反思自己的价值体系问题，而且还找到了摆脱这种“独断论”的方案或者说路径，那就是儒家的“大学之道”。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我觉得这个“大学之道”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确立正确的文化自信来说，非常重要，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继承创新。
一、“大学之道”即是文化建设之道
人类从动物界进化而来，虽然具有了人的外形，但要进化成真正的人，还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并不仅仅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各方面的发展过程，作为这整个过程团团围绕的中心，人的价值体系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与动物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同样的生命过程不同，人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他的需要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自然似乎没有把他铸成就将其放到世界中;自然没有做出关于他的最后决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成为不确定的东西。因此，人必须独自地完善他自己……必须试图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他那专属他自己的问题。”[③]
由于上述原因，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就存在着一个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同时还伴随着一个对价值体系进化过程的认知过程。这个进化过程本来就蕴含在人的本质之中，用《中庸》的话来说，它是人的“天命”，但人能否把它实现出来，则要取决于人对它的认识理解程度。所以人们就必须反思自己的价值体系，突破各种偏见的遮蔽，发现那种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中国人对人的价值体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老子孔子开始，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在各个阶段中，人们所使用的术语也不同，老子称之为“常道”，孔子将其简称为“道”，《中庸》称其为“天命”，宋儒称其为“天理”，王阳明称之为“良知”，直到十九大报告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列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才最终抓住了根本，为我们自觉地进行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④]换作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的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而已。就像一粒种子要经历生根、发芽、成长、开花和结果的发展过程一样，人类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有次序的进程。这个过程也无非就是人的需要的展开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不断深入认识自己的需要的觉醒过程，原来蕴含在潜意识中的需要，逐步被“唤醒”，上升到人们的意识层面，成为人们自觉追求的目标。与之相应的，人类历史也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都有一个价值处于这个时代的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围绕着这个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诸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也都经历了一系列的成长过程。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过程，把它说成是阶级斗争史，或者是政治制度的演变史，或者说是生产力的发展史，或者说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史，但从根本上来看，还是要考察价值体系的成长史。
由于中国人很早就关注并致力于推进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这就为我们现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智慧。在这个精神宝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就是“大学之道”。为了实现人的“天命”，人就必须遵道而行，中国古代圣贤在遵道而行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条“大学之道”，在《大学》中，它先是被概述为“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然后又细分为“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把个体价值体系的提升与社会制度的变革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在引导个体实现生命最大价值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的和谐与发展，它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宝贝，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深入阐发。为了形象地阐发这个“大学之道”，我们可以画一个坐标图，如下图所示：
图1：大学之道图
其中横坐标表示人的年龄，纵坐标分为两部分，从原点向上的表示人们沿着“大学之道”向上成长的高度，从原点向下的部分表示人们向下堕落的程度。人们出生以后，便开始了一个成长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生理成长的阶段，当然，伴随着生理上的成长，人们在智力上也成长起来，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启一个价值体系成长的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之间，有一个“格物致知”的环节，通过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反思，达到对大道的认识，并进而“诚意正心”，排除外部环境的影响，把大道真正地确立为自己的核心价值。如果人们突破了“格物致知”这个环节，便可反思自己的价值体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入“光明区”，把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利益有机统一起来，进而“诚意正心”，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程序，自觉承担起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充分地全面地发展自己，与社会和自然保持和谐，把自己保持在“光明区”里，圆满地走过生命的各个阶段;在实现个人自由天性的充分发挥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促进社会进步事业。我们用两条平行线来表示这条生命轨迹，它就是“大学之道”，也就是《中庸》所说的“天命”。
如果人们突破不了“格物致知”的环节，就会在自身欲望与社会潮流的主导下，构建一个畸形的不合理的价值体系，把自己保持在“混沌区”里，甚至误入歧途，堕入“黑暗区”，违反人的天性，戕害人的天性。在人性中存在着堕落的倾向，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一个趋向于衰败的机制，那种低水平的价值体系在个人影响社会、社会影响个人的过程中，可以自发地形成恶性循环，把个体与社会推向自我毁灭，于是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正如古人已看到的，知识和德行的可能性也包含着错误和罪恶的可能性。人可能把自己提升为一种值得敬慕的、令人惊奇的事物，但‘腐败了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最坏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人也可能利用他自我形成的能力而‘变得比任何野兽更野蛮’。”[⑤]由于存在这种变得更野蛮的危险性，人们就应当对自己现在所坚持的价值体系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就像迷宫里的老鼠急于找到出口一样，人也急于找到自己的“天命”。那个“天命”本来就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但我们并不能在一开始就发现它，所以就要有一个觉悟过程。儒学的核心目标也无非就是引导人们“格物致知”，实现这个觉悟，走上“大学之道”，摆脱那种对于自己在下意识状态下形成的价值体系盲目自信的“独断论”，进而认识那种全面合理的价值体系，遵道而行，实现自己的“天命”。儒家君子所孜孜以求的“闻道”，也就是认识自己的“天命”，实现这一“天命”，这是人生的永恒主题，任何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迟早都要接触到这个题目。
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其他民族中也有人意识到这个目标，许多见识深刻的作家如池田大作、汤因比、贝恰、拉兹洛，很早就认识到价值体系变革的必要性，但由于他们都不知道“大学之道”，同时也没有执政权，没有能力影响改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体系，所以就都只能提出目标而不知如何落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流于高尚的义愤、无济于事的空谈。包括顽固坚持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布热津斯基也认识到价值体系的重要性：“我所论及的问题是棘手的、深深植根于长期历史潮流中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对基本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念作深刻的重新评价。”[⑥]由于他所坚持的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体系，所以就可以在那些只是本能地坚持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政客中鹤立鸡群，在已经形成的文化潮流中推波助澜，把社会运行推向堕落毁灭的方向。
概括起来说，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集体来说，不管是是家族还是社会，不管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要想长期稳定可持续地运行下去，都必须抑制那种自发形成的衰败机制，摆脱它的控制。“大学之道”即是人类价值体系进化之道，因而也就是摆脱这种衰败机制的控制的唯一途径。要想实现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们就必须自觉地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所以就必须走上“大学之道”。要想做好这件重要的事情，只能靠2500多年来一直坚持“大学之道”、现在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在我们身上，寄托着整个人类进一步进化的希望，承载着人类的未来。
二、拒绝“大学之道”的人无法正确评价“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属于全人类，因而也是判断各种文明优劣的普世价值。但如果人们不知道“大学之道”，或者是即使知道却也没有真正走上“大学之道”，就没有能力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的束缚，处于那种自发形成的衰败机制的控制之下而不自知，生活在“混沌区”乃至“黑暗区”，就像井里的青蛙无法评价外面的世界一样，自然也就无法正确地评价“大学之道”。这样的人往往也很有文化自信，但这种非理性的自信很不可靠，只能是进一步强化那种衰败机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
大道至简，“大学之道”的原理也非常简单，正如老子所说的那样，“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但在现实中却是“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难以突破“格物致知”这个环节，缺少知行合一的功夫，在这个关节点上突破不了，人们就无法真正走上“大学之道”，所以就只能继续困在“混沌区”里望洋兴叹，尽管他们也知道当今时代的问题之所在，就是找不到解决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地积累。要想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人们就必须突破“格物致知”的环节，率先走上“大学之道”，从改造自身做起，把大道修之于身，才能扭转社会管理过程中的被动局面。
“大学之道”作为人类精神进化之道，凌驾于个体的生命过程之上，我们学习它并不是为了把它作为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而是为了把自己奉献给一个更高的目标，找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和应当完成的任务。“遵道而行”是我们实现生命最大价值的必由之路，只有沿着“大学之道”向上走，人才能实现自己的“天命”。就像类人猿必须从树上走下来、才能进化出人的身体结构一样，现代人则必须沿着“大学之道”走上去，才能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束缚，在精神上进化为真正的人，获得真正的自由。
只有沿着“大学之道”的阶梯向上攀登，作为“井底之蛙”的我们才能跳出水井。当人们真正走上“大学之道”之后，就可以超越地域的限制，既不是站在西方话语体系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中国话语体系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代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大学之道”虽然产生于中国，却属于全人类。中国人要摆脱困境，就必须走上“大学之道”，西方人要摆脱困境，也同样要走上“大学之道”，这就像中国人发现的青蒿素同样可以用于治疗其他国家的疟疾一样。“大学之道”是真善美的有机统一体，具有与时俱进的潜力，所以就能够兼收并蓄，成长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既可为各种社会现象提供科学解释，同时也为人们指出个性与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从而帮助人们克服那种对自身被丛林法则控制的消极默认，提升自己的生命轨迹，在实现生命最大价值的同时，也提升了社会整体的和谐水平。相比较于那些仍然生活在“混沌区”的人们所坚持的各种理论，“大学之道”是全面科学的理论体系，逻辑自洽且简约有效，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与中国人的“大学之道”相比，西方文化中也有宗教与哲学，也力图引导人性进化，把人们从衰败机制的控制下解救出来，但它们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径，宗教引导人的精神成长，世俗的知识分子则专注于求真的学问，真与善是分别发展的两驾马车，两匹马经常处于对立冲突之中。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走向极端，压制了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于是就需要有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来突破其限制。西方人也有深刻的哲学反思，但那只是在认识论上单项突进，在自然科学上单项突进，人们的反思难以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人们处于低水平价值体系的控制之下而不自知，把它标榜为“自由、民主、人权”，称之为普世价值。在这个方向上的过度发展使得西方人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在地球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但在这个方向上的过度发展也使西方人失去了在价值体系上更新进化的能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西方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反而在西方找不到生存空间而被边缘化。
在自然进化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某种器官或本能的过度发展，可以使一个物种在特定的环境中占据优势，却也会使其丧失进一步进化的可能，无法适应新环境。比如说恐龙曾经统治地球，现在已经灭绝;狮子老虎进化成为强大的狩猎机器，高居食物链的顶端，现在却已濒临灭绝，在柔弱的人类面前沦为被保护者。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西方文明尽管可以在一个时期内独领风骚，但由于其在资本主义方向上的过度发展，无法摆脱依靠掠夺为生的生存方式，所以就无法保证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是必然要被超越的文明。对于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处于这种文明之中的人往往并不自知，他们没有“格物致知”的习惯，所以就认为自己这种低水平的文明就是标准的文明，称之为“普世价值”，顽固地坚持它而不肯改进。这种情况，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就是“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比如福山就曾经认为，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那一套文明。
越是高水平的物种，就越是难以成熟。低等动物一生下来就会自己觅食谋生，而人类的婴儿则需要有很长的成长过程才能自立，此即老子所说的“大器晚成”。对于人类的各种文化来说，也是同样道理。低水平的文化无须培养就可以自动形成，而高水平的文化则需要有一个艰难的建设过程。在世界史上经常出现低等文明战胜高级文明的情况，在近代东西方文化的竞争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中华文化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儒学虽然是高水平文化，汉代以后也得到执政者的大力倡导，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与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相配套的官本位价值体系。由于社会价值体系的这种缺陷，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陷在周而复始的治乱循环中难以自拔。这种徒有其表的儒家文化遇到了西方的丛林法则，就像迂腐的老先生遇上了浅薄的暴发户，根本就不是对手。中华文明的屡战屡败，使得一部分中国人对自己的价值体系失去了自信心，他们奉西方价值体系为标准，主张全盘西化。西方的那一套浅薄的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横行，那是因为它很容易在中国找到支持者，因为他们都没有进入“光明区”。
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说，也必须在走上“大学之道”的过程中深入理解“大学之道”。通过“格物致知”，我们就可以反思自己的价值体系，进而认识大道，由混沌到清晰，步步深入，直至深入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在坚持“大学之道”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价值体系，进而有能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能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如果我们不知道“大学之道”，也无法摆脱衰败机制的控制，所以我们的社会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包括儒家学者自己，如果不能自觉走上“大学之道”，那也同样无法摆脱衰败机制的控制。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儒学复兴形成时代潮流，人们提出了重建儒学的各种方案设计，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但仔细观察一下，便可发现，许多儒学研究者也没有进入“大学之道”，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也像自然科学家们一样，习惯于把自己置身事外，他们就像观察一个客观物体一样来观察儒学、进行设计，他们热衷于赞美儒学的博大精深，但在赞美时依然把西方社会科学作为参照标准，认为儒学中也蕴含了民主问题、法制问题、生态安全问题和生命关怀问题。这种“置身事外”的儒学研究，并没有真正走上“大学之道”，由于缺少了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反思，所以就无法突破现有价值体系的限制，无法把自己的价值体系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自然也就无法突破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框框。这种被低水平价值体系控制而又不自知的状态，用西方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独断论”，用佛经中的比喻来说就是“盲人摸象”。
如果人们没有走上“大学之道”，就难以看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有机联系;有很多人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或者是崇儒反马，或者是崇马反儒，这两种态度都处于片面性之中，既没有把自己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上，也没有把自己提升到儒学的水平上，所以就没有能力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机统一起来。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大量的泛泛而谈的理论泡沫之下，低水平价值体系仍然控制着社会生活过程，各种社会问题依然不断地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难以扭转被动局面，党的执政能力就难以提高，社会发展的前景就不光明，我们所期待的社会治理目标就必然渐行渐远，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成了空谈。
要想走出这种困境，人们就必须改变那种“置身事外”的立场，真正走上“大学之道”。只有在沿着“大学之道”向上攀登的过程中，人们才能达到那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和儒学有机融合起来的高度，才能确立可靠的文化自信。如果我们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看作是一座大厦，不管是儒学，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进入这座大厦的路径，人们若要想认识这座大厦，就必须置身于其中，只有真正地进入“大学之道”，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大学之道”。对“大学之道”的理解过程，首先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在它们的门口，人们必须下定决心，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观念，先走上去，践行起来再说。
三、共产党人是“大学之道”的真正实现者
但凡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于中华文明的沉沦，都会勇敢地承担弘扬儒学的重任。这些年来，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国学热”，从官方到民间都投入极大的热情。但是，我们所期待的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是在形式上穿起古时的服装去读古人的经典，而是要致力于实现儒学所一向追求的那个伟大目标，治国平天下，构建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把个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运行都提升到新的运行轨道上，实现人的“天命”。或者更简单地说，那就是摆脱那种自发形成的衰败机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对原有的有缺陷的文明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重建新的文明。这个改造过程必然是一个政治过程，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项任务才有可能完成。因而我们可以断言说共产党人是“大学之道”的真正实现者。
首先，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衰败机制极其强大，单个闻道君子没有能力与之抗衡，所以就必须联合起来，组成政党，形成与之抗衡的政治力量。这个政党就只能是共产党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党。
走上“大学之道”不是单个人所能独自完成的任务，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精神的成长过程，与之相应的，整个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要经历一系列根本的变革。“大学之道”不仅是个体健康向上的成长之路，同时还是社会集体健康向上的必经之路。所以，对于社会集体来说，也必须有一个“格物致知”以走上“大学之道”的过程。面对衰败机制制造出来的堆积如山的各种难题，必须对原有的有缺陷的文化价值体系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重建新的价值体系，这个改造过程必然是一个政治过程。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项任务才有可能完成。这个过程经历了极其漫长的酝酿、准备，以往的闻道君子顶多只能做到独善其身，直到出现了共产党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站起来”“富起来”的问题之后，才真正地具有了实现的可能。共产党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坚持，把儒家“大学之道”从私有制所强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恢复其革命精神和本来面目，为它的真正实现创造了条件，使其开始了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阶段，这是儒学发展的又一个阶段，走向成熟强大的阶段。就像植物的果实必须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才能甜美一样，儒家“大学之道”也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面对新时代的紧迫现实问题时，才能充分展现出魅力和优势。
而历史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阶段，靠的是那些舍生忘死、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是他们铁肩担道义，不畏艰难，浴血拼搏，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扶大厦之将倾，挽救了中华民族，将亿万劳苦大众从深渊中解救出来。然后又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新中国，吃苦在前，冲锋在前，以血肉之躯铸成中华民族的脊梁，使之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虽然他们没有尊孔读经的形式，但在精神实质上弘扬着自强不息、仁民爱物的精神。在他们的前赴后继、艰苦奋斗的基础上，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踏上“大学之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有了可能。
其次，之所以说共产党人是“大学之道”的真正实现者，还因为共产党人解决了闻道君子掌权的问题，这是儒学2500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无人负责，历代皇朝均没有考虑怎样才能“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而是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来经营。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所做的按语中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史记》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鹿者，禄也;人们拼命争当皇帝的目的不过是为自己置一份家业。这样的执政目标长期地盘踞在历代执政者的头脑里，从春秋战国到中华民国，持续了2500余年。包括唐宗宋祖等受到尊崇的明君也仍然把天下国家作为私产来经营，只不过是多少懂得一些“载舟覆舟”的道理而已。
不仅皇帝未尝为天下计，他所领导的庞大管理队伍也是同样不为天下计。在实际上，这个管理层自身就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们坚持的是“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对下欺压百姓，对上则欺骗皇帝，只图自己过好日子。这一大批人都要过花天酒地的日子，就成了社会承载不起的大包袱。虽然也有那么几位立志于修齐治平的清官，但他们书生气太足，在这个队伍里很另类，日子并不好过。老百姓被逼无奈，揭竿而起，推翻了前朝统治之后，所建立的新政权依然承袭前朝皇帝和那一帮官僚的价值体系，社会衰败机制又重新运行起来，所以中华民族的历史便一直陷在周而复始的治乱循环之中。
这种悲惨的情况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出现了转机，一是共产党本身就是闻道君子的组织，其奋斗的目标是夺取政权、改造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理想与儒家的大同理想是一致的，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在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奋斗的过程中，形成了与这个目标相配套的个体人生目标——为人民服务，从而使这个目标具有了实现的可能;二是共产党人具有敢于奋斗、敢于胜利的精神，有能力战胜一切邪恶敌对势力，所以他们就无须再去依附权贵，直接把执政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敌对势力夺不去，骗不走;三是共产党有一个强大的组织，有坚强的组织纪律，改变了以往的儒家君子孤芳自赏、无力抗衡邪恶腐败倾向的局面，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使儒学理想的实现真正成为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四是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推进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与时俱进，不断深入认识社会运行规律，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正确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推动社会政治过程进入自由王国。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说共产党人是“大学之道”的真正实现者。“大学之道”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闻道君子接力奋斗，在这个队伍中，共产党人是后来者，同时也是“大学之道”的真正实现者。以往的儒家君子在“大学之道”上最多只能走到“修身齐家”的层面，他们解决不了“闻道君子掌权”的任务，所以就达不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儒学一向热衷于政治，这不是因为儒家学者喜欢当官，而是因为“大学之道”的实现本来就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它的实现必须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孔夫子等儒家圣人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出生时间，因而就只能适应当时的政治制度，游说当时的领导接受其政治理想。儒学的长处在于它的入世精神，不管是在什么制度下，也不管现实多么令人绝望，他们都不放弃努力，都力图在贴近现实政治过程的同时改进政治过程。然而现实政治过程却无法容纳儒学，儒家君子空怀“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而无法实现。
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华民族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过“站起来”“富起来”等发展阶段，进入“强起来”的发展阶段，才能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基本方略，中华民族才能集体地走上“大学之道”，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才有可能实现。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⑦]现在我们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的进一步实现，同时也是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承担起来的历史使命。
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亲眼目睹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最为宏大而又独特的实践创新，在这个宏大的舞台上，我们就可以站得高，看得远，全面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的成果，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孔夫子的学说，都要继承下来，并把它们在我们这里融为一体。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深入阐发和坚守“大学之道”，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定自己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总而言之，我们要确立科学理性的文化自信，就必须在价值体系上摆脱低水平价值体系的束缚，所以就必须走上“大学之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修之于身”。我们在“大学之道”上攀登得越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坚持得越好，我们就越是具有文化自信。
Confucian "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Yue Dechang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s actually the problem about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To establish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we should first get rid of the
control of "dogmatism".We should reflect on and rebuild our value system, so we should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Confucian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is the road
to adulthoodof human spirit .People who reject "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 cannot
correctly evaluate "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Communists are the true implementers of "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creat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us to practice "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In the practice of "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 the better we do, the more culturally confident we are.
Keywords:Value system，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Culturally confidence
姓 名
岳德常
职称
教授
职务
副院长
单位名称
黄河科技学院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研究院
邮编
450063
通讯地址
郑州市紫荆山南路666号
传真
0371-68784554
电子信箱
手机
18039116182
论文题目
儒家“大学之道”与文化自信
[①]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201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从儒家‘大学之道’的诠释入手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研究”(项目批准号：2019-ZZJH-68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②] 岳德常(1952——)，黄河科技学院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
[③][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张乐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20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72页。
[⑤][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张乐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202页。
[⑥][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3页。
[⑦]《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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