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就必须突破旧的话语体系，首先要突破认识论范式的束缚，然后还必须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要突破这两个束缚，中华民族具有独到的优势，一是我们有一个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那就是对“闻道”的追求，二是在追求大道的过程中，发展出一门独特的学问，那就是“心性之学”，其核心的内容就是 “大学之道”，它为人类突破认识论范式和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提供了方向与路径。“大学之道”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道，也即文化建设之道、人类解放之道。要构建一个超越了以往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新体系，构建者自身就必须率先走上“大学之道”。在构建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两个问题，一要为人类提供科学合理的信仰，二要找到一个新的“第一原理”，推导出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这两个问题都可以在对“大学之道”的深入阐发和坚守中找到解答。
关 键 词：话语体系 哲学范式 大学之道
在当今世界流行的话语体系中，中国是备受指责的丑小鸭，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各项成就一直被妖魔化，不仅受到国际敌对势力的怀疑、攻击，还受到国内“公知”的无端指责，无论这个体制的表现如何优越，他们都不会满意。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而是因为西方社会和国内“公知”的话语体系狭隘片面，它既不能指导人类合理行动以应对各种挑战，也容不下我们共产党人的社会治理实践，与其在他们的话语体系内辩解，不如构建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就像蝴蝶要想飞翔就必须突破蛹壳的限制一样，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也必须突破旧的话语体系的限制。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突破呢？程恩富老师所说的“国学为根，综合创新”开拓了我们的思路，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就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突破“两个束缚”
为什么要构建新的话语体系，这是因为现有的话语体系狭隘片面，不能容纳也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更不能指导人类合理行动，制造了大量的灾难，使人类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哀鸿遍野。要保障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突破这个话语体系的狭隘片面。但我们看到，旧的话语体系是一个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的存在物，蒙蔽了人们的眼睛和头脑，受蒙蔽者并不认为自己被蒙蔽了，他们坚信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和所看到的现实就是真理，俨然就像上帝进行末日审判一样地断言，站在他们一边，就是站在“人”这一边，否则就不是人，这种武断与自信，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独断论。见不贤而内自省，我们要进行话语体系建设，首先要突破这种独断论。考察人们受蒙蔽的原因，要想突破旧的话语体系，有两个障碍需要突破，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突破“两个束缚”。
（一） 突破第三级哲学范式的束缚。
要想构建新的话语体系，首先要找到一个稳妥可靠的大前提。马克思当年也是这样做的，他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在改造旧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不断深挖旧世界的地基，发现了价值体系问题，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方略，它不仅是我们构建话语体系的大前提，而且也是必须达到的目的地，代表了哲学发展的新高度。所以我们就可以立足于这个新高度，回首人类哲学发展的历程，重新梳理哲学发展史，把它概括为四个哲学范式，它们依次出现，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1、本原论范式研究世界的本原是什么；
2、善恶论范式研究人性的善恶问题；
3、认识论范式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4、知行论范式研究人们所坚持的价值体系的优劣问题，要求人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有了这个哲学发展路线图，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下话语体系建设的任务是什么了，那就是突破认识论范式，进入知行论范式。认识论范式之所以需要突破，这是因为它关注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恩格斯称之为“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很重大，但如果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就会忽略更为重大的“哲学根本问题”，那就是人所践行的价值体系的优劣问题，于是就导致了两个缺陷。
首先是把一个完整的过程分析为彼此对立的各个要素，在其中作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例如唯物与唯心、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自由与必然、民主与专制、英雄与人民、个人与集体，如此等等。在这种对立中，不管在其中选择哪一个，人们都摆脱不了片面性。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人们就不能合理行动。
比如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我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其根源就在于第三级范式的这种缺陷，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本来就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这个观点把这个整体分裂成彼此对立的两极，只要其中的一极而否定另一极，结果就使两者都无法实现。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有人用“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来否定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战胜疫情的伟大胜利，其根源也在于这种哲学范式的缺陷。
再比如民主与专制的对立问题，也是第三级范式制造出来的问题，在这种两极对立中，人们预设了民主的正确性，只要是一人一票，那就天然正确。虽然西方民主模式已经百孔千疮，但如果人们中跳不出两极对立的思维范式，就仍然找不到正确的解答。
其次是遮蔽了哲学根本的问题——价值体系问题。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物，他必然有一个价值体系，而且还必须在价值体系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地成长为人；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说，人必须闻道，也就是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狭隘片面，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才能合理行动。但处于第三级范式中的人们一方面坚决地否认价值体系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本能地坚持着那种低水平的价值体系，这个东西潜藏在他们的无意识的深处，由于他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就更深地处在它的控制之下而不自知。这种潜伏在无意识深处的价值体系往往就是那种最糟糕的价值体系，虽然有的人也标榜某种道德法则，但那只是挂在嘴上，在实际上主导其行动的仍然是隐藏在其无意识深处的那种价值体系。它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以丛林法则为行为法则，马克思称之为“拜物教”，坚持这种价值体系的结果是使人类社会真的成了一个动物世界。
在这种低水平价值体系主导下，人们舍本逐末，无法正确应对现实问题。比如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中国在武汉“封城”的做法是“侵犯人权”“反应过度”“这种做法在美国是违宪的”，这就把西方话语体系的狭隘片面彻底暴露了出来，让人们看到了究竟哪一种政治体制才是有效的体制。从各国抗疫的情况来看，西方世界所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在病毒面前不堪一击，他们政客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撒谎、瞒报、欺骗民众、转移矛盾、炒股发国难财上，在中国已经把疫情控制住的时候，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确诊人数的曲线一路向上。
如果人们没有能力反思自己潜意识深处的价值体系问题，也就无法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的束缚，也就不能合理行动，既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不可能代表社会利益。美国人在国际事务中的双重标准，中国贪官的“两面人”现象，还有顽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诸多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人品格上的缺陷，其根源都在于价值体系的狭隘片面。这些人虽然来自不同的种族和国度，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顽固地坚持低水平价值体系，把它视为“普世价值”，却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要坚持它。正是由于这种对低水平价值体系的非理性信仰，使他们不能合理行动。我们要解决历史虚无主义，要根除党内腐败现象，就必须摧毁“公知”和党内腐败分子对这种价值体系的迷信；我们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要揭露国外敌对势力所坚持的价值体系的狭隘片面。理解便是克服，价值体系的转变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根本转变。
（二）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
要构建新的话语体系，首先要摆脱第三级范式的束缚，认识到价值体系问题的存在，并接受新的价值体系。但这还不能算是完成任务，还有一个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跳出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就像红军长征要突破蒋介石布置的层层封锁线一样，这个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就是第二道封锁线，它隐藏得更深，因而更难突破。
处于第三级范式的控制之下，人们虽然意识不到价值体系的存在，但仍然在实际上坚持着某种价值体系，就像鱼生活在水中却没有意识到水的存在一样。而在这种无意识状态下所坚持的价值体系往往是那种低水平的价值体系，同时也正是这种在无意识状态下的坚持才是最顽强的坚持。考察这种低水平价值体系对人的控制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个体价值体系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有一个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超循环”过程。就像核酸(RNA和DNA)与蛋白质的关系一样，这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互为因果的闭合圈。人们的价值观的狭隘片面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在这种狭隘片面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人们就认为这种狭隘片面是正常的，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行动又进一步强化环境的狭隘片面，于是就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互相强化的“超循环”。
价值体系“超循环”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却是一个很坚固的东西，正是这个“超循环”把个体与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个“超循环”的存在，个体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并非仅仅发生于个体身体上，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它在社会价值体系的大环境中形成，受其制约。社会价值体系形成于无数个体的价值体系的相互作用，并在它们之上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反过来又控制着个体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如果低水平价值体系形成了“超循环”，就会控制每个人的头脑，把社会运行锁定在低水平轨道上。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处于这种“超循环”过程之中，人们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行为颠倒混乱，例如美国人可以拿出几万亿美元去国外发动战争，却没有钱搞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再比如说那些贪官，费尽心机地以权谋钱，藏在家中不敢花，成天提心吊胆，其唯一的用处就是为法院提供给自己量刑的依据。
知道了价值体系超循环的存在，我们也就抓住了文化的本质，揭示各种文化现象下面最基本的规律。所谓文化，也就是价值体系超循环过程，它的形成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各种目标与规则在人类有意识行为的互相作用中形成，最后形成的结果却不受人类自觉意识的控制，因而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好像地球引力一样，人们通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在人们想要起飞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像一面巨网，笼罩着所有的人，谁也无法摆脱它的控制。当人们对现有价值体系“超循环”适应良好、如鱼得水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当人们对现实不满意并想换一种活法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各种宗教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所团团围绕并力图解决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问题，但由于它们没有明确地提出价值体系超循环问题，所以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如古代的隐士和佛教徒，在不改变这个“超循环”的前提下，为了追求心灵的解脱而躲进深山老林，最后都会发现，这种解脱是一种幻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
马克思还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时代精神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了价值体系超循环，也知道它有一个进化过程，就可以发现，时代精神也即是价值体系超循环在进化过程中所达到的高度。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超循环之中，谁也不能跳出这个超循环，因而每个人都是价值体系超循环也即时代精神的产物，因而葛兰西就可以断言：“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虽然有很多人并不像专业哲学家那样知道许多哲学术语，但他们确实都处于价值体系进化也即哲学发展的某个阶段上。理解便是克服，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对自己头脑的束缚，克服那种认为自己是站在价值体系演变进程之外的独断论，用儒家“大学之道”的术语来说就是“格物致知”，就是“闻道”，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批判自己的世界观，就是使它具有一致性和一贯性，把它提到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界已经达到的那个高度。”
认识了这个价值体系“超循环”，我们也就抓住了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根本，一通百通，纲举目张，很好地解释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比如说，为什么是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而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却没有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如果用经济基础决定论来解释，就很难自圆其说，所以就有人辩解说历史规律也会有例外。如果发现了价值体系“超循环”的作用，这些现象就很容易解释了，这是因为在那些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里，人民群众的生存难以为继，支撑旧制度的价值体系难无法继续控制民众的头脑，先进价值体系就有可能乘虚而入，夺取政权，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形成了“超循环”，牢固地掌控着社会运行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无隙可乘，无法撼动和取代其地位。
再比如说，为什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在生产力水平很高的情况下，反而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因为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不能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没有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稳定的“超循环”，而是率先垂范地倡导低水平价值体系，使之形成了“超循环”，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政权就是沙上之塔，注定要崩塌。同样的危险也存在于我们身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铁腕反腐，打老虎拍苍蝇，做了大量工作，为什么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其原因就在于低水平价值体系在官场形成了“超循环”，形成了孳生腐败分子的温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着干部的头脑与行动，如果没有强大的定力，他们就难于抗拒这个环境的控制力。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这是根除腐败现象，扭转被动局面的治本之策。要做好这件事情，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就必须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之形成稳定的“超循环”。
再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例，我们这些年来高度重视，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为什么不见成效，甚至形成种种“顽瘴痼疾”呢？这是因为，这些年来的高校乃至整个教育事业舍本逐末，偏离或背离了党的教育方针，忽略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心学追逐升学率，高校追逐的是规模与排名，盲目照搬西方教育模式，鼓吹所谓的“校长治校”、“专家治校”、“教授治校”，在各种借口与幌子之下，抵制党的领导，放纵了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扩张，使学术圈也变成了名利圈，“专家”“教授”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有的甚至甘愿充当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和进攻的传声筒，这样的人招摇过市，使利己主义价值体系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超循环，控制了高校的运行过程，所以便会出现种种“顽瘴痼疾”。在这种“超循环”越来越强化的过程中，那些承担思想政治教育职责者的价值体系就存在问题，又怎么可能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呢？如果我们不能控制和改变这个“超循环”，要想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那就只能是缘木求鱼，投入越多，问题越大。
再以互联网为例，在这个信息自由传播的虚拟世界中，高雅严肃的内容步履维艰，粗俗下流的内容无孔不入，这是因为后者诉诸人的低层次欲望，能够吸引“眼球”，带来“流量”，然后又进一步强化人的低层次欲望，人们沉溺在各种短视频、游戏和娱乐节目，看到的都是各种荒唐和妄想，于是在信息源与受众之间就形成了低水平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越来越发达，人的心智却越来越退化。
知道了这个价值体系“超循环”的存在，我们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今世界一片混乱，那是因为低水平价值体系越来越强化，形成了稳定的“超循环”，控制着人们的行为。它毫不怜惜地碾压人的生命，不仅束缚人的眼睛与心灵，使人们狭隘片面、颠倒迷乱，而且践踏人的尊严，使人们焦虑孤独，深陷虚无主义的迷茫之中，并以无数个体的痛苦生命来强化自身，维护自身的统治，即使人们发现了危险，也无法挣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时代潮流的裹胁下走向毁灭。
个性的充分发展必须借助于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托举，因而人们只有在自觉推进社会价值体系“超循环”进化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才能最终进入自由王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突破了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的精神控制，自然也就知道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所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个神秘的力量——价值体系“超循环”，那种自发形成的价值体系“超循环”总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人类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驾驭这个价值体系“超循环”，所以就必须发展出一种新的能够驾驭这个“超循环”的政治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驾驭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自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之形成“超循环”，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所在。知道了社会主义的这个优越性，人们自然就会发现自己所应承担的一个重大任务：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投身到共产党人改造旧世界的伟大事业奋斗中去，自觉推动那个能够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体系“超循环”的形成。只有当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超循环”稳定地运行起来之后，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最终稳定下来，个体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二、儒家“大学之道”是突破“两个束缚”之道
就像红军长征要突破蒋介石布置的层层封锁线一样，我们要建设新的话语体系，首先要突破第三级范式的束缚，然后还要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的“超循环”的控制。怎样突破这两道封锁线呢？只有这样来提出问题，我们才能发现儒家君子文化的重要价值。我们中华民族具有历史悠久的优秀文化传统，还有一个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那就是对君子人格的追求，也即是对“闻道”的追求。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中国人发展出了一门叫做“心性之学”的大学问，其中最核心的精髓就是“大学之道”，它为人类突破认识论范式和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提供了方向与路径，这是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独到优势。
（一） 闻道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要突破第三级范式的束缚，单个人就可以独自完成，比如说马克思这样的伟大思想家就可以完成这个突破并创建一个新的话语体系。但要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则无法由单个人独自完成，这个突破过程是一个社会集体过程，必须以民族和国家为单位来完成。哪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做好这件事情呢？环顾全球，也只有中国能够担当这项责任，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手中有两件珍宝，一是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二是有老祖宗留下来的“大学之道”。
前面介绍过哲学发展的四个范式，我们中国哲学是早熟的，很早就进入了第四级范式。与西方哲学发展道路不同，中国哲学一直在知行论范式的高位运行，中国人也研究本原论问题、善恶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但中国哲学的主旋律是知行论问题，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孔子说“君子遵道而行”，所研究的都是价值体系问题，人们常说中国文化早熟，其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方略，其原因也在于历代圣贤对大道的漫长追寻过程所留下的深厚的文化积淀。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说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纵观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国人对道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从老子孔子所说的“道”，演变到《中庸》所说的“天命”，再演变到程朱理学所说的“天理”，再演变到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就像蝴蝶的成长必须经历一系列形态变化一样，最后演变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过程。我们现在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遵道而行。我们可以把这个从道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演变过程概括为“道即价值体系论”。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梳理出中华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于是就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圣贤所说的“道”就是中国哲学的根，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这个根上长出来的新芽。知道了这个传承关系，我们也就可以深入理解十九大报告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我们现在的“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自觉传承与发展。
我们还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就在于它与中华民族的这个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内在契合，他们都力图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束缚。正是由于这种内在的深刻契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共产党人的伟大实践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为一体，融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飘荡在空中的“幽灵”，无法进入社会运行过程。由此也可看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优势。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则是进一步推动这个闻道过程，不仅是个体的闻道，而且是中华民族的集体闻道。
（二）儒家“大学之道”即是低水价值体系超循环的突破之道。
正是由于中国人长期追求大道，所以就能够发展出一门独特的学问，那就是“心性之学”，其核心的内容就是儒家“大学之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漫长发展过程，也就是对道的深入理解过程。君子的生命历程，就是体道、悟道、得道的过程。这个体道悟道、遵道而行的过程，也就是沿着“大学之道”向上走的过程。
《大学》第一章对“大学之道”进行了概述。关于这一章的内容，古人有很好的概括，那就是“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想构建一个理想社会，那就必须培育完美的个体，而这个培育工作首先要从个体的觉悟开始，在“三纲领”中就是“明明德”，在“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然后才能“诚意正心”，进而“修身齐家”，由近及远，由家而国，直至达到“止于至善”和“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在这一系列环节中，“修身”是“本”，“治国平天下”是“末”，如果在“修身”这个环节没有做好，要想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结果，那就根本不可能。
“大学之道”的道理并不复杂，人们所长期争论不休的是关于“格物”的理解，要理清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篇幅，这里只能简要地做个解释。古人用词文约义丰，考察古代典籍中关于“物”的含义，有大量的例证表明，它本来就包含了“道”或者说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含义，如《易经》中的“厚德载物”“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楚简《民之父母》中的“物之所至者，志亦至焉”，这几个例证中的“物”都可以解释为价值体系。还有庄子的《齐物论》，实际上就是一部深入研究价值体系问题的专著。因而《大学》所说的“格物”，即是对自己的价值体系进行辨析或反思，进而对与之相联系的整个社会价值体系“超循环”过程的反思，所谓“致知”，也就是“闻道”，认识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然后就可以进一步地把它确立为自己的信仰，“诚意正心”，沿着“八条目”的顺序一路走下去，达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这样来解释，不论在儒学义理上，还是在文本上，都可以融会贯通了。
“大学之道”的道理并不复杂，为了更直观地表示它，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坐标图（图l）。其中的横坐标标示人的年龄，纵坐标标示人在自我实现上达到的高度，原点以上分别是“生理成长”“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原点以下标示的是人们堕落的程度，分别是“危害自身”“危害社会”。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分为三个区，“光明区”“混沌区”和“黑暗区”，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上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光明区”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混沌区”里的人都戴着一顶无形的大草帽，他们看不见上面的区域，只看见自己眼前与脚下的区域，以为那就是人生的全
图 1：“大学之道”图
部内容，所以便处于独断主义的迷雾之中。他们深陷在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旋涡之中，晕头转向，其之所以对私有制价值体系抱有绝对的信仰，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思考过它，这个信仰潜藏于其潜意识深处。所有的庸人，无论是美国的政客，还是中国的贪官，他们都处于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控制之下，都没有经历过“格物致知”环节，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对自己的价值体系高度自信。还有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者，网上所谓的“恨国党”“带路党”，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缺少自信，但在坚持私有制价值体系时却高度自信，认为它是普世价值，不容置疑，这就是康德所说的独断主义。
如果打不破这种独断论，他们就只能是井底之蛙，一直在“混沌区”里折腾下去。
人们要想跳出“混沌区”，那就必须走上“大学之道”，它为人类跳出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提供了向上攀登的“梯子”。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唯有人们内心深处的价值体系的转换提升，才能给个性成长与社会运行带来新东西。中国古代圣贤所说的“闻道”，也即是突破“格物致知线”，通过反思自己的价值体系，认识到自己在无意识状态下从环境中接受过来的价值体系是有缺陷的，进而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的精神控制，为自己找到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所有的人都必须走上“大学之道”，才能跳出“混沌区”，这是唯一的解脱之道。人们通常把生活在“混沌区”与“黑暗区”的人称为“经济人”或者“庸人”，为了与这种人有所区别，我们可以把生活在“光明区”的人称为“光明人”。人们一旦走上“大学之道”，完成了从“经济人”到“光明人”人格提升，其文化自信才有了可靠依据。
（三）“光明人”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联系
“大学之道”即是突破第三级范式之道，同时也是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之道，因而我们说“大学之道”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道，也即文化建设之道、人类解放之道。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在以往的时代，人类有些特别优秀的个体完全有可能特立独行，独自突破“格物致知线”，进入“光明区”，也有可能突破“诚意正心线”“修身齐家线”，却不可能独自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达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要想完成这个任务，闻道君子必须联合起来，建立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于是我们便可发现，“大学之道”中所说“治国平天下”，其终极目标也就是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经过漫长的酝酿发展过程，必须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才能最终把这个任务提上社会政治日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必须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方略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老祖宗留下“大学之道”的重要价值，才能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站在人类文明进化的最前列，抓住了最根本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问题。当它形成稳定的“超循环”之后，主导了社会运行过程，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可以进入“无为而治”的高级阶段，最终稳定下来了。
因而我们必须珍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如果要想知道珍惜，我们就必须对这个历史传承过程有一个全面了解，就必须实际地进入“光明区”，在精神上成长到应有的高度。德国科学家海克尔提出了一个名为重演律的学说，它认为个体发育就是系统发育的短暂而又迅速的重演，按照同样的逻辑，人类精神进化过程同样要在个体精神成长过程中“重演”一遍，我们要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必须把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过程“重演”一遍。踏上这条人类精神向上成长之路，我们就必须从“格物致知”做起，沿着“大学之道”向上攀登，认识人的“天命”，认识“天理”与“良知”，然后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最终到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由这个成长过程，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个体成长的意义，那就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实现自身的“天命”。我们之所以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无非是要实现自己的“天命”。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大学之道”即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道，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大学之道”即是民族复兴之道；对于个体来说，“大学之道”即是实现“天命”之道，以往的人们必须走上“大学之道”，才能成为君子；对于新时代的人们来说，同样也必须走上“大学之道”，才能从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下脱颖而出，这样的人自然就是君子，同时也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当我们走上“大学之道”，就可以进一步发现，“光明人”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机的联系。列宁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建不成共产主义，套用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在一个充斥着“混沌人”的国家也建不成共产主义。以往的政治学对人性成长与社会制度进步之间的有机联系视而不见，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所说的话也完全适用于这种庸俗政治学：“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联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通过揭示这种有机联系，我们也就可以找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那就是引导人们走上“大学之道”，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由“混沌人”成长为“光明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样的人越多，就越是能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稳定运行的“超循环”。人们一旦走上“大学之道”，进入了“光明区”，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认同是在最深层的人格上的认同。对于“光明人”来说，不管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多少缺陷，他都对其寄予厚望，就像父母之于幼儿，不管幼儿学步时走得多么歪歪扭扭，他们都不会放弃期待。
有了上述认识，我们也就找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哲学反思的不到位，缺少了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反思，结果就跳不出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在两种价值体系“超循环”的竞争中，不能自觉地有意识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命为“公知”而不能“自知”，所以就只能认同西方的那一套浅薄狭隘的价值体系，难以认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样的人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不能合理行动，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都是问题人物，他们本身就是异化现象的根源，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制造出对立、冲突、两极分化与动乱、灾难。在“大学之道图”上，他们没有进入“光明区”，深陷在“混沌区”或“黑暗区”里。这种人之所以不知珍惜社会主义制度，其原因也在于没有踏上“大学之道”，缺少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反思，缺少了遵循中华精神成长过程的复演，缺少了对“天理”“良知”的体认，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思想成长的歧途，在“混沌区”里折腾，所能认同的只能是西方的那一套浅薄狭隘的价值体系，难以认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不足，自信地认为自己所知道的就是绝对真理，自己的价值体系就是“普世价值”，狂热地要用自己的那个狭隘片面的价值体系来改造社会。由于价值体系的狭隘片面，他们就把西方社会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他们就身在中国心在西。以应对新冠病毒为例，美国政客不管怎样折腾与失败，他们都认同拥护，中国的抗疫无论做得多么好，他们都不会满意。
有了上述认识，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说“所有的人都要改造”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此后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现在看来，他说得很对，为了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所有的人都需要有一个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都应当走上“大学之道”，进入“光明区”。只有在“光明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才会越来越稳定。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就可以说，“大学之道”即是社会主义稳定发展之道，也即是摆脱历史虚无主义之道。
基于同样原因，我们也还可以说，共产党人是“大学之道”的最终实现者。儒学即是人学，“大学之道”即是价值体系成长之道。人类为什么需要共产主义，那是因为它是与人的健全天性最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共产党人致力于建设这一社会制度，因而就是“大学之道”的真正实现者。共产党人现在已经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方略，要想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就必须率先走上“大学之道”，才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修之于身”，才能从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泥坑中脱颖而出，才能拥有值得坚持的价值体系。“大学之道”即是共产党人自我革命之道，党性锻炼之道。当人们实际地走上“大学之道”以后，就可以发现，真正的共产党人必然是真正的君子，他们都生活在“光明区”，两者在这里融为一体，他们都是“光明人”。在这样的人格基础上，人们自然也就实现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融合。假如有人自称为君子而不认同共产党人，或者反过来自称共产党人而不认同君子人格，那就说明他的价值体系都还没有成长到能够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起来的高度，所以就仍然处于片面性之中，仍然重复着“盲人摸象”的故事。
三、坚守“大学之道”，构建新的话语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也就找到了构建新的话语体系的思路，那就是“国学为根，综合创新”。所谓国学为根，也就是说，要构建一个超越了以往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新体系，构建者自身就必须率先走上“大学之道”。当我们沿着“大学之道”进入“光明区”之后，一个“光明人”也就诞生了。庄子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按照同样的逻辑，有了这样的“光明人”，自然也就有了新的话语体系。一旦人们走上“大学之道”，就可以在价值体系上成长起来，突破了第三级范式和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新的话语体系不过就是这个精神成长过程的副产品罢了。在这条路上攀登得越高，人们的眼界就越宽广，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就越全面，越深刻。
个体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是一个整体，“光明人”要实现自己的“天命”，就必须关注人类解放事业，推进人类“天命”的实现，所以就必须对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解答，就必须研究其他文明话语体系，研究他们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拿出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哲学，一个兼收并蓄同时又超越了以往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话语体系，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也要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开辟理论发展新境界，此即所谓综合创新。
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虽然我们有“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思路，但从儒学传承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仍然存在许多误入歧途的风险。为避免这种风险，我们在构建新的话语体系时，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为人们提供科学合理的信仰，二是要注意构建方法。
（一）新的话语体系要为人们提供科学合理的信仰。
任何一个话语体系，都必须包含有关于生命意义的解答。我们所构建的话语体系，要想改变“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局面，就必须针对生命意义问题提出一个对所有的人都有说服力的答案，一个任何国家与民族都可以接受的答案。否则的话，我们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就无法进入人们的生命过程，这样的话语体系就是一个飘荡在虚空中的“幽灵”，没有生命力。
西方人喜欢批评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因此而在中国人面前产生出一种文化优越感。有些中国人也对这个问题迷惑不解，对于这种迷惑，我们必须澄清，所有的人都有信仰，宗教信仰只是种种信仰中的一种，而且是狭隘片面的信仰。费尔巴哈早已发现：“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现在我们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宗教信仰问题，就会发现，所谓信仰，也无非是人们的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其中都有核心价值，因而所有的人都有信仰，因为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其中都有一个被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核心价值，区别就在于它能否引导人们超越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束缚，能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能否引导人们实现自己的天命，能否保证人们行为的合理性。正如拉兹洛所说的那样：“人类的进化已经不是生物的而是社会文化的进化。成功的准则不是简单的再生产，而是合乎理性地思维与行动。”
所有的人都有信仰，但信仰有优劣。如果用能否引导人类合理行动作为信仰的标准，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不仅有信仰，而且还是真正科学合理的信仰，那就是“大学之道”。
首先，“大学之道”为人类提供了科学合理的人生目标。“大学之道”摆脱了人格神的纠缠，这是中华文化的优势之所在。中国人之所以不需要“神”，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神”。在我们看来，在每个人的生命之中，本来就有一个令人敬畏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天命”，一个可以在现世中实现的目标。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扭曲、遮蔽，许多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天命”，追逐那些狭隘片面的目标，所以就需要有“大学之道”来引导人们走出这种困境。其他各种宗教也想承担这一职能，但它们不是诉诸人的理性，不是引导人们实现自己的“天命”，而是借助于虚构的上帝，用死后的天国与地狱来引导和恫吓人们，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宗教活动仪式上，引导人们节欲苦行，逃避社会责任，这就把人类引入了歧途，无益于社会与人生，等而下之的则把宗教变成敛财工具，变成了祸害。
其次，“大学之道”为人们提供了实现“天命”的路径。其他各种宗教也都想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不管是“佛”还是“上帝”，也要给人提供一个超越性目标，佛教讲“开悟”，基督教讲“因信称义”，都在追求精神上的解放，但它们没有为人们提供精神解脱之道，自称获得解脱的人们也无法把自己的体验传达给其他人，所以就依靠一些神秘主义的话术来忽悠信徒，谁要按照他们提供的修行办法，都不可能实现人的“天命”，最终都要归于幻灭。“大学之道”与那些宗教信仰不同，它要求人们格物致知，通过反思自己的价值体系而认识大道，通过坚持遵道而行而正确履行各项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人们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天命”，这是一条由“混沌区”进入“光明区”的唯一通道，因而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所以我们说它是科学合理的信仰。
其三，“大学之道”具有与时俱进的潜能。在私有制刚问世的时候，与之相对立的价值体系如影随形地产生了，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这是历史发展的目标，当然也是各种哲学宗教学说所应当达到的目标。但由于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各种哲学宗教理论由于各自的不同特征，就产生了一个能否与时俱进、坚持到底的问题。以基督教为例，它把解脱的希望寄托在末日审判上，寄托在死后进入的天堂，在现世生活中，人与天堂永远无缘，所以它就不能指导人们合理行动，为了说服信徒，耗费大量的精力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后来就越错越远，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深入反思价值体系，不能与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不仅无法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反而被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背离初心，必然走向末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家“大学之道”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解答现实问题，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成长，因而就具有强大的包容能力，能够吸纳和融会贯通各种哲学宗教理论的优秀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形成那种“集大成”的科学信仰。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说“大学之道”是科学合理的信仰，两千多年来，它为中国人指出了一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人的“天命”的安身立命之道，它相信“途之人可以为禹”，因而是任何天性健全的人都可以接受的人生目标；它就在人们自身之内，无需寻求外在的证明，只要人们静下心来，聆听内心深处的呼声，就可以发现它的存在。其他一切都可以虚无，都可以娱乐，但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却无法虚无，也不能用来娱乐。为了实现人的“天命”，人类就需要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束缚，所以就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就需要经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奋斗过程。只要我们把这里的道理阐发出来，我们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有的人都会拥护党的领导，都会自觉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个事业自然也就具有内在的成长动力，蓬勃发展、高歌猛进。在此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话语体系就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感召力、影响力，就可以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各国各民族就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在构建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方法。
儒家君子开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明确新的生活目标，制定新的行为法则，并诚意正心地付诸实践。但在表达上却相当随意，他们喜欢用一种语录体来表达思想，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后来的王阳明，都是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随机地做出解答，用尽量浅显的表达来阐发精深的道理，循循善诱地进行引导学生的觉悟。佛教里的禅宗甚至有一个明确的主张叫做“不立文字”，就是不凭借语言文字来解释、传授教义，其中最玄乎的是采用“棒喝”方法来启发初学者开悟，这就更加无法见诸文字。于是西方哲学家就误以为这里面缺少深刻的思辨，比如《论语》就被黑格尔很是嘲笑了一番，他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但在实际上，孔子对道的深入体悟是西方哲学所难以企及的，这种安身立命的哲学恰好正是那种最深刻的哲学。大道至简，我们要构建一个能够推广到全世界的话语体系，扭转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状况，一方面要传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用最简洁的话语传达那种最深刻的人生智慧；另一方面也要借鉴西方哲学家的方法，遵守推理规则，构建一个严谨的没有内部矛盾、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一个可以检验的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
理论需要形成体系，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要避免这种困境，我们就要像笛卡尔曾经做过的那样，“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通过普遍怀疑，清除心灵中一切传统的偏见和一切可疑的知识后，然后得出一条无法怀疑的“第一原理”，然后再按照推理的规则，一步步地推理，建立起一个新的话语体系。
如果与“大学之道”对比一下，我们便可发现，笛卡尔的这个普遍怀疑其实也就是“大学之道”中的格物致知。格物即是对价值体系进行辨析，包括反思自己潜意识深处的价值体系，也包括反思社会环境中的价值体系，这也是一个普遍怀疑的过程，必须打破那种把现在的价值体系视为天经地义的独断论，人们才能致知，认识到大道的存在，这在笛卡尔那里则是找到“第一原理”。在这两个话语体系的起点上，哲学家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笛卡尔虽然有正确方法，他所找到的“第一原理”却有问题。他的“第一原理”是“我思故我在”，其问题就在于它的贫乏，把人的生命过程抽象为一个思考着的大脑，支撑着这个大脑活动的人的生命过程被抽象掉了，支撑着人的生命过程的社会进步过程也被抽象掉了。前提决定结论，由于其“第一原理”的贫乏，所以笛卡尔的理论体系是贫乏的。相比较于笛卡尔的贫乏，“大学之道”的“格物致知”则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这里的“致知”所“致”的是什么“知”呢，那就是大道，后来的哲学家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深入阐发，依次演变出天命、天理、良知，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则演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现在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要做的工作仍然是“格物致知”，也就是反思自己头脑中的价值体系，把原有的价值体系清理出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迎接进来，然后还要“诚意正心”地付诸实践，修齐治平，一直沿着“大学之道”向上走，由新的价值体系带来新的实践，由个体的新的实践，带动社会的新的实践，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超循环”，当这个“超循环”稳定地运行起来之后，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最终稳定下来了。
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相比较，“大学之道”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视野，不仅可以解释个体的生命过程与整个社会历史过程，而且精确而简洁，逻辑自洽；它不仅能够为个体提供生命意义的科学合理的解答，而且能够为各种社会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为各种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彻底的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它不仅是人生的说明书，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路线图，走在这条路上，我们才能越来越像一个人，实现人的“天命”；在每个人都沿着“大学之道”向上的过程中，社会集体才能不断进步。它所概括的上述基本原理不仅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巨大潜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中庸》）。这个“第一原理”堂堂正正，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在它的面前，所有虚假狭隘的话语体系都相形见绌，无地自容，以它为“第一原理”，按照推理的规则，推导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不仅可以抓住中华文化精髓，而且可以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一个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起来的话语体系。显而易见的是，要做好这件事情，理论上的推理是必要的，逻辑规则也是必须坚守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忽悠人的理论，专门把推理的大前提隐藏起来，用一套天花乱坠的话语把它包装起来塞给人们。要识别他们的骗术，那就要找到它的“第一原理”，看它是否科学合理。但必须强调的是，话语体系不仅应当逻辑自洽，而且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它必须能够引导人们合理行动，实现人的天命。理论自洽标准与行为合理标准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最终要统一于人们坚守“大学之道”的实践，新的话语体系的建设过程实际上是人们沿着“大学之道”向上攀登的过程。一个生活在“混沌区”的庸人，从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写出来的东西永远俗不可耐，指望这样的人在哲学社会科学上进行创新，无异于缘木求鱼。
新的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其实也就是新的价值体系“超循环”的形成过程，不仅理论家要坚守“大学之道”，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乃至全体社会成员都应当坚守“大学之道”。构建新的话语体系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所能独自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个社会集体的进步过程，所有的人都要参与。如果只有少数领导与专家攀登“大学之道”，而没有社会大众参与，少数领导与专家就只能是孤芳自赏，所构建出来的话语体系就没有生命力。英雄与人民、领导与民众的区别就在于人们在“大学之道”的攀登上所达到的高度的不同，所有的人都应当走上“大学之道”，这既是深藏在人性深处的内在冲动，也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也就是《大学》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就需要运用执政权力来做好人民群众的引导教育，执政权就是教育权，只有在大多数中国人走上“大学之道”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形成稳定运行的“超循环”，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地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的话语体系才能成长起来。这样形成的话语体系，就可以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形成一种“势”，具有影响世界的力量。
现在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运用执政权力来驾驭价值体系“超循环”，还有老祖宗留下的“大学之道”，可以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因而我们现在正处于构建新的话语体系的最有利时机。历史机遇稍纵即逝。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不是那种机械的自然必然性，这是因为价值体系“超循环”的运行轨迹并不遵循那种机械的自然必然性，它的自然本性永远是堕落下滑，人类要避开自我毁灭的悲剧命运，就必须把它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所以我们就应当抓住机遇，下决心摆脱研究思维与存在关系哲学范式的羁绊，勇敢地突破低水平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控制，立时代潮头，通古今之变，对旧的话语体系来一次彻底的清理，进而以“大学之道”为第一原理，融会贯通，把“中西马”都包括在内，发展出一个完善的话语体系。所谓“国学为根，综合创新”，其中的“根”只能是中华文明成长过程的内在逻辑，必须发展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它才把那最重要的价值体系问题呈现出来，于是我们才能发现儒家“大学之道”的重要价值。由于“大学之道”本来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以它为“第一原理”所构建的话语体系，自然也就具有了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此即《论语》中所说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3.[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4.[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5.[美]E.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闵家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基金项目]
2020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以儒家君子文化涵育新时代大学生道德人格研究，批准号2020BKS015。
[简介]
岳德常,黄河科技学院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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