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之学”与无神论
岳德常[①]
摘 要：中华民族具有无神论的文化传统，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心性之学”。它产生于我们对人的“天命”的追求;要想实现人的“天命”，人们就必须走上“大学之道”;对“天命”的追求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我们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则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所以就应当继续坚持儒学所开辟的正确方向，深入认识并实现人的“天命”。
关键词：心性之学;天命;大学之道;无神论
我们中华民族具有无神论的文化传统，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伟大的学说，那就是“心性之学”，有时也被称为“心学”，它为人们提出了一个目标──实现自己的“天命”，并给人们指出了实现“天命”的路径──“大学之道”。关于这门学说，元代大儒吴澄有一个概括：“以心为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颜、曾、思、孟，以逮邵、周、张、程诸子，盖莫不然。”(吴澄《仙城本心楼记》)不同时代的人们，使用不同的术语来认识和践行这个学说，诸如“道”“天命”“中庸”“诚”“天理”“良知”等等，不断地深化对“天命”和“大学之道”的理解，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道统”的伟大传统。我们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则是这一伟大传统的延续，是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站在这个伟大传统的基础上，我们便可深入审视无神论问题。
一、中华民族的无神论传统产生于对人的“天命”的追求
人类是从动物界进化过来的，虽然具有了人的外形，但要进化成真正的人，还要有一个精神上的成长过程。与动物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同样的生活道路不同，人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他的价值体系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自然似乎没有把他铸成就将其放到世界中;自然没有做出关于他的最后决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成为不确定的东西。因此，人必须独自地完善他自己……必须试图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他那专属他自己的问题。”[②]
人类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本来就蕴含在人的本质之中，用《中庸》的话来说，它是人的“天命”，但人能否把它发展出来，则要取决于人对它的认识理解程度。因而与动物的成长过程不同，人类的成长过程还伴随着一个自我认识过程;于是乎，人类就需要有一个超越性目标来引导人性。比如西方人就用一个虚幻的上帝来引导人性，他们认为，人的德性是上帝赋予的，人只有向上帝忏悔、赎罪，热爱和信仰上帝，才能具有德性;这就把追求道德完善的正确合理目标与虚幻的上帝捆绑在一起，人们为了坚守和推进这个合理目标，就要处心积虑地证明上帝的存在。但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上帝是鬼神迷信时代的产物，自然科学的进步否定了上帝的存在，结果就使得人们连带着也放弃了推进人性进化的目标，把婴儿与洗澡水一块倒掉了，人们于是就肆意地放纵自己的动物本能。没有了引导人性向上的力量，人们就无法实现自己的“天命”，不管人们在民主法制的设计上怎样绞尽脑汁，也不管科学技术发展到多高的水平，都无法保持社会稳定运行。由于这个原因，当今世界所以就一片混乱，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世界疯狂地奔向自我毁灭。
与西方人不同，我们中国的圣贤很早就摆脱了对鬼神的迷信。对鬼神的迷信是人类幼年时代的普遍现象，中国人也不例外。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们对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神秘而恐惧，认为都有神灵主宰，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这些神灵既哺育了人类成长，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人类感激这些神灵，同时也对它们产生了畏惧，因而对这众多的神灵顶礼膜拜，求其降福免灾。儒家礼仪的主要内容就是祭祀鬼神的仪式，但是从孔夫子开始，就对这样的礼制采取一种实用理性的态度，一方面默认了鬼神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无法证实鬼神之真伪，所以就在形式上维护周礼的同时，把关注点转移到现实社会政治和人性的教育提升上。“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无法确证的事情，就存而不论，但由于祭祀的需要，又必须假定鬼神的存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其目的是养成慎终追远的风气。樊迟请教什么是知，孔夫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季路问怎样侍奉鬼神，孔夫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孔夫子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推行大道上，其目标是培养君子人格，实现人的“天命”。由于他的努力，中华文明逐渐摆脱了有神论的纠缠，走上了一条理性的发展道路。
这个摆脱有神论纠缠的过程，可以从儒学对“天命”一词的内涵的演变过程中观察出来。在上古中国人的心中，“天”有时是“自然”的代表，有时又是一个人格化的神，主管人间的吉凶祸福。祭天是最隆重、最庄严的祭祀仪式，通常由“天子”主持。在儒家经典中，“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词，诸如：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尚书·盘庚》)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天命”在这些句子里可以理解为“上天的意志”，也可以理解为“上天主宰之下的人们的命运”;其神圣地位不容置疑，最高统治者通常会用“天命”来论证自己统治权的合法性，自称“受命于天”，谓之“天命”，例如：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
但是，关于“天命”的上述含义后来在《中庸》中发生了一个转换，《中庸》开宗明义地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在这句话里，“天命”的含义由“上天的意志”“上天主宰之下的人们的命运”转换为“人的本性”“人所应当实现的目标”。这样一个由外而内的转换的意义十分重大，有了这个转换，人们就无须再去仰望苍天、揣摩上天的神秘意旨，而是返观自己的内心，找到自己应当达到的目标。就像一粒树种的“天命”就是长成一棵大树一样，人的“天命”就是成长为“至诚”君子。正是《中庸》对“天命”的深入解读，为人性的进化提出了新的目标，唤醒了人们自身的发展潜能，引导人们突破那种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消极默认，从被动地服从外在的“天命”转变为自作主宰，从有神论转换为无神论，为人性的提升拓展了新的空间，其意义极其巨大。
儒学不仅为人们指出了生命的目标，而且还找到了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这就是《大学》所说的“大学之道”。在《大学》中，开宗明义地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三纲领”;然后《大学》又将其细分为“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介绍了“大学之道”从起点到最终目标所经历的各个环节。为了形象地表示这个“大学之道”，我们可以画一个“大学之道图”：
其中横坐标表示人的年龄;纵坐标分为两部分，从原点向上的表示人们沿着“大学之道”向上成长的高度，从原点向下的部分表示人们向下堕落的程度。人们出生以后，便开始了一个成长的过程，首先有一个生理上的成长过程，到了一定阶段后停滞下来，然后逐步进入精神成长阶段。要进入精神成长阶段，首先要突破“格物致知”的环节，通过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反思，达到对大道的认识，然后还要突破“诚意正心”环节，排除外部环境的影响，把大道真正地确立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进而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程序，自觉承担起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在实现个人自由天性的充分发挥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促进了社会整体的进步事业。我们用两条平行线来表示这条生命轨迹，它就是“大学之道”。沿着这条“大学之道”一直向上走，人们就可以实现生命的最大价值，也就是实现了人的“天命”。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分为“光明区”“混沌区”和“黑暗区”等三个区。如果人们能够突破“格物致知”的环节，认识到“大学之道”的存在，便可以自觉主动地走上“大学之道”，充分地全面地发展自己，与社会和自然保持和谐，把自己保持在“光明区”里，圆满地走过生命的各个阶段;但如果人们突不破“格物致知”的环节，就会在自身欲望与社会潮流的主导下，构建一个畸形的不合理的价值体系，所以就只能继续待在“混沌区”里，甚至会误入歧途，堕入“黑暗区”，违反人的天性，戕害人的天性，于是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正如古人已看到的，知识和德行的可能性也包含着错误和罪恶的可能性。人可能把自己提升为一种值得敬慕的、令人惊奇的事物，但‘腐败了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最坏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人也可能利用他自我形成的能力而‘变得比任何野兽更野蛮’。”[③]由于存在这种变得更野蛮的危险性，所以人们就需要有外在的权威来对其进行约束，需要有上帝来安抚、麻醉其在生存竞争中伤痕累累的心灵。生活在“混沌区”和“黑暗区”的人们不能自作主宰，所期待的目标与现实可能性分离，所以就仰望苍天，祈求神灵，所以他们就需要有神灵，以便他们在遇到困难时仍然能够怀有期待、继续坚持下去。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些信神的人在遇到灾难时便不停地祷告上帝，中国也有一些贪官，害怕其恶行败露，也非常虔诚地烧香拜佛，乞求菩萨保佑。
人们之所以需要崇拜上帝等神灵，那是因为他们还生活在“混沌区” 和“黑暗区”。一旦人们“格物致知”、进入“光明区”，走上了“大学之道”，其良知成长起来，便可自作主宰，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在。达到了这种人生境界，人们自然也就不再需要有上帝等外在的权威了。诚如王阳明所说的那样：“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儒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引导人们走上“大学之道”，进入“光明区”，认识自己的“天命”，实现这一“天命”。张载所说的“为生民立命”，其含义应当就是引导民众进入“光明区”，认识自己的“天命”。它既是儒学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人生的永恒主题，任何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迟早都要接触到这个题目，所以儒学就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同时也正是由于儒学很早就追求这一目标，使得中华民族具有了无神论的文化传统。
二、对“天命”的追求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
推进人性的提升完善，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人负有这一使命，西方人同样也负有这一使命，所以，雅斯贝斯发现了一个被他称为“轴心期”的时代，即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④]
为什么人类历史上需要有一个轴心期呢?这是因为，与动物不同，人必须认识和实现自己的“天命”。与动物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同样的生活道路不同，人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他的需要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天命”。小朋友不具有成年人的需要，但那些需要仍然潜在地蕴含在其身体内，这就像一粒树种潜在地包含着长成一棵大树的可能性一样;人的这种成长为完善的人的可能性，就是《中庸》所说的“天命”。
尽管人的“天命”本来就蕴含在人自身，但人能否实现它，则要取决于人对它的认识理解程度。有相当数量的人不知人的“天命”，所以他们便误入歧途。与动物和植物的成长过程不同，人类需要有一个超越性目标来引导人性的成长过程，轴心期的圣贤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超越性目标。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的儒学与西方的基督教的差别。儒学为人们树立的超越性目标是实现人的“天命”，基督教也要引导人性，他们用以引导人性的是上帝，《圣经》中为信徒们所规定的最高义务，“就是说，我们不但应该爱上帝，并且还应该认识上帝”，这与儒学要求人们遵道而行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儒学所说的“天命”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可以被我们自己所认识，而西方的上帝则是一位人格化的神，于是就出现了“认识上帝的可能性的问题”，“敬虔的谦逊，把对于上帝的认识当作不可能”[⑤]。
东西方文化为人们设定的超越性目标是不一样的，儒学所设定的超越性目标是内在于人自身的“天命”，西方人所设定的超越性目标是外在于人的上帝，由于这种不同，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根据“蝴蝶效应”的理论，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带动整个系统产生一系列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对其未来状态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东西方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走上了极为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人建立了庞大的哲学体系，但它与人是分离的，神圣与世俗是分离的，最理想的人格是具有神性、作为圣子的耶稣，真善美完美地统一在上帝身上，世俗社会是丑恶的，世俗中的人们罪孽深重，要想得救就只能指望在死后进入天堂。自然科学的发展虽然能够证明上帝的不存在，却无法解决人性的提升问题，无法改变人们需要上帝的社会现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就必然流于虚妄。在西方人自己看来，“如今上帝既然被置于我们的知识之外，跳出了我们人事的范围，我们便可以放任我们的幻想，肆意浪游。”[⑥]处于“混沌区”的人需要外在的监督，或者是上帝的监督，或者是三权分立、互相制约，总之是离不开外在的监督。在这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中，被监督的一方总是力图找到漏洞、规避监督，古代的西方人甚至利用上帝的名义来为非作歹，教会本身也会出现腐败，如今“上帝死了”， 现代的西方人便更加没有了约束，在空洞虚妄的“自由民主”的旗号的掩盖下放纵动物式的本能，把人类创造出来的强大能力用于动物式的目标，胡作非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自我毁灭。如果没有人性的提升，就无法扭转这种趋势。
要解决当今人类的人性提升问题，使人们真正地成为自己的主宰，那就要靠中国的儒学，真正走上“大学之道”。中国哲学是早熟的，很早就力图摆脱人格神的纠缠，不再以乞求的眼光仰望上苍，而是以冷静的理性来思索宇宙与人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儒学认为“良知”是人的与生俱来的天性，邪恶堕落则是由于不良习俗使然，是良知泯灭的产物。“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⑦]只要去除了遮蔽，走上“大学之道”，人们的良知便可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主宰自己的生命过程，进而推进天地万物的进化过程，“辅万物之自然”“赞天地之化育”。人类要想真正获得解放，就只有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坚持下去。
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西方人认为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它不能解决人性的引导塑造问题，所以就仍然还需要有宗教，“上帝”对生活于“混沌区”的人们遇到的一些深奥而又令人苦恼的问题提供了一个似乎言之有理的方案，于是在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中，真与善是分离的，至今没有能够把两者统一起来。陈鼓应先生曾说：“当我进入西方庞大的抽象性理论系统里，我发觉失去自我的主体性。从我大学接受西方哲学教育开始，就产生了两个很深刻的印象：第一，西方哲学体系的建构，其理论预设最后总要抬出上帝。第二，在西方哲学缺乏人文思想的学术空气中，总觉得生命找不到立足点，也无从建立个我的主体性。”[⑧]与西方人不同，我们中国人认为哲学根本问题是能否闻道并实现人的“天命”，这既包含了认识论问题，也包含了善恶论问题，通过遵道而行，中国人就可以把西方人无法统一起来的对真的追求与对善的追求统一起来。张岱年先生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道兼赅真善：道是宇宙之基本大法，而亦是人生之至善准则。求道是求真，同时亦是求善。真善是不可分的。”[⑨]这便是中华文化的优势之所在。
西方人用上帝来引导人性，约束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本能，但科学的发展抽掉了上帝所赖以存在的依据，同时也解除了对人性中的动物式本能的约束，所以便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人们从中世纪的节欲苦行的极端中走出来，走上了放纵情欲物欲的另一个极端，称之为“自由、民主、人权”，美其名曰“普世价值”。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文明，因而西方文明命中注定地趋向于混乱与衰败。
与西方人用对上帝的信仰来约束人性相比，中国哲学的优势就在于为人性的进化指明了一条现实的道路──“大学之道”，为引导和提升人性找到了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儒家“心性之学”的核心也就是“志于道”，把自己的生命轨迹与“大学之道”吻合起来，实现自己的“天命”，此即“天人合一”的真义。认识人的“天命”，并实现这一“天命”，达到“天人合一”，这是人的根本利益。儒学引导人们认识和实现自己的“天命”，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有了这个信仰，儒家君子就无须远慕天国，遥祈来生，而是以实现自己的“天命”为最终目的，在他们看来，在今世成为圣贤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可能的。这个“心性之学”不仅为个体提供了真正的终极关怀，同时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正是由于对“天命”的追求，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心性之学”的伟大传统，不管世道如何混乱，都仍然会有人认识自己的“天命”，引导人们超越动物式的存在状态，培养出完美的人格，堂堂巍巍，壁立千仞;我们不再期盼上帝的安慰与拯救，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而使得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即使是大坏极弊，也仍然有能力凤凰涅槃，从而使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不断进步。我们现在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对这一伟大传统的传承发展。而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使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村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的命运越来越密切相连，儒学所开创的对“天命”的追求不仅要引领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且势必也将承担起引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的重任，维系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这个原因，要想挽救人类命运，就要依靠两千多年来一直坚持“大学之道”的中华民族，在我们身上寄托着整个人类进一步进化的希望，承载着人类的未来。
钱穆先生在其最后一篇文章中对东西方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比较，他说道：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现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个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与“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⑩]
钱先生的这些论述是他毕生研究儒学义理的最后感悟，非常深刻精到，应当得到大家的重视。他所说的“天人合一”并非是通常所理解的“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而是把自己的“人生”与“天命”合而为一，也就是要实现人的“天命”，在这里浓缩了他对儒家“心性之学”的深刻理解。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我们应当深入思考“天人合一”问题，在当今人类进化的紧要关头，把老祖宗的智慧发扬光大，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沿着儒学开辟的正确方向深入认识并实现人的“天命”
在大自然的漫长进化过程之上，还存在着一个人类的精神进化过程，进化出具有和谐精神和整体意识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生活在“混沌区”与“黑暗区”的人需要有神的引导和监督，一旦走上“大学之道”、进入“光明区”，知道了人的“天命”，也就不需要神的引导和监督了。对儒家君子来说，他不仅是自己人生目标的制定者，同时也是自己行为的最严厉的监督者。由于这个原因，要从有神论进到无神论，就必须走上“大学之道”，这个过程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当今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仍然有大量的人信仰宗教，相信神的存在。其原因就在于，大量的人们仍然生活在“混沌区” 与“黑暗区”。要达到真正的无神论，不能依靠通过运用科学技术来证明上帝不存在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引导人类走上“大学之道”、认识并实现人的“天命”来实现。
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1]换作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的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而已。就像一粒种子要经历生根、发芽、成长、开花和结果的发展过程一样，人类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有次序的进程，在此过程中它经历了一系列的环节，也就是人类历史的一系列发展阶段;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都必须有一个价值处于这个时代的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围绕着这个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诸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也都经历了一系列成长过程。沿着这个过程发展下去，最终必然要在价值体系上成长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阶段，它就是人的“天命”;与之相应地还要建立一个保证这一“天命”得以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只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能自觉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人的“天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把自己提升到“光明区”，人们才能摆脱低水平价值体系的纠缠，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过上一种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生活，并且推进社会整体运行过程不断完善，从而在“大学之道”的攀登上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境界，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赞天地之化育”了。
这也就是说，人的“天命”的实现过程是一个社会集体过程，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的这个精神进化过程非常艰难，“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2]那种低水平的价值体系非常顽固，人们虽然知道自己的行为规则有问题，却又无法改变。比如那些被查处的腐败官员也知道腐败是有罪的，是要被查处的，但他们仍然摆脱不了腐败现象的纠缠。在美国，也有人认识到美国走在错误道路上，但他们也无法改变这种错误。由于人们不知人的“天命”，也不知“大学之道”，所以就陷在“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逻辑中无法解脱，这就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不管是世界上的战乱，还是生态环境的恶化，还是经济生活中的两极分化，政治领域里的腐败现象，其根源都产生于这里。整个人类的各种灾难，其根源都在这里。人类之所以面临自我毁灭的前景，其原因也在这里。不解决这个问题，在其他领域不管想出什么新办法，都不过是折腾。
由于上述原因，认识并实现人的“天命”，这不是单个人所能单独完成的任务，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精神的成长过程，它包含着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整体上的变革过程。因而马克思就有一句名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葛兰西也说：“把道德上的‘完善’设想为一种纯粹个人的事──这是妄想与谬误。”[13]由于这个原因，人们要想实现自己的“天命”，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二是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天命”，并真正地走上“大学之道”。由于这个原因，很多古人能够认识到人的“天命”并走上“大学之道”，但他们没有赶上社会主义时代，所以就仍然无法成为自己的主宰，无法摆脱神灵的纠缠。同样还是由于上述原因，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人的“天命”并走上“大学之道”，即使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也仍然无法实现自己的“天命”。与之相应的，如果人们既没有认识到人的“天命”并走上“大学之道”，也没有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那就只能是在“混沌区”里继续折腾下去了。
由于人的“天命”的实现过程是一个社会集体过程，中华民族虽然很早就认识到人的“天命”，并且找到了实现人的“天命”的“大学之道”，但我们却不可以认为作为中国人就可以天然地理解它。如果人们认识不到人的“天命”并走上“大学之道”，即使他是中国人，仍然要在“混沌区”里折腾。事实上，现在有很多中国人仍然坚决地反对儒学，顽强地抗拒人的“天命”和“大学之道”，仅仅通过给儒学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他们就认为是把它批倒了。而在那些坚持儒学的人中间，真正能够认识人的“天命”并踏上“大学之道”的人也不怎么多，相当数量的人不过是人云亦云。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当下更为严重。
由于人的“天命”的实现过程是一个社会集体过程，一位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人，必然要致力于社会整体的变革。中国的圣贤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管世道多么糟糕，距理想社会有多么遙远，不管面对多少非议、打击，他们都不放弃努力，仍然不遗余力地为人类进化奉献自己的一切。正如《国际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不管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人们一旦闻道了，自然就会走到一起，携手走上“大学之道”。
现在，继续沿着儒学开辟的方向深入认识并实现人的“天命”的任务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视察曲阜的时候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其中之一就是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他所说的“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什么呢?那就是对人的“天命”的追求。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无非是要在现代科学的认识水平上继续坚持这个伟大传统，是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领导高度重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发展，所以我们就有条件真正走上“大学之道”，最终使人的“天命”得到真正实现。在闻道者的队伍中，共产党人是后来者，也是其理论的集大成者和共同奋斗目标的完成者。
在前面所提到的“大学之道图”上，由于所处区域的不同，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也不一样：处于“混沌区”的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可有可无;处于“黑暗区”的人们则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那些走上“大学之道”、进入“光明区”的人，才能够自觉地认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不管这种制度现在还存在多少问题，他们都热爱它，并且努力完善它，因为这种制度中寄托着他们实现自己的“天命”的希望。由于这个原因，只有在引导全体人民共同走上“大学之道”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在执政能力建设上进入自由王国，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把社会运行过程稳定在社会主义轨道上。
参考文献
1.[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张乐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2.[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4.[明]王阳明：《传习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5.《张岱年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7.[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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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岳德常(1952——)，男，河南商城人，黄河科技学院中华文化传统传承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基金项目：(1)河南省教育厅201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批准号2019-ZZJH-681)，项目名称：从儒家“大学之道”的诠释入手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髓研究;(2)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17SJGLX127)。
[②][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张乐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02页。
[③][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张乐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03页。
[④][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页。
[⑤][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3页。
[⑥]同上。
[⑦][明]王阳明：《传习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5页。
[⑧]《国学访谈：道家之“中西问题”》，《光明日报》2008年1月28日(12)。
[⑨]《张岱年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页。
[⑩]钱穆：《天人合一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http://www.doc88.com/p-9963368854110.html。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2页。
[12]同上，第585页。
[13][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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