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认为，毛主席在哲学上达到了比马克思更高的新高度。要想说明这个观点，我们就要有一个参照系，以判断马克思在哲学上所达到的高度，然后再来考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为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提到第一章已经介绍的哲学发展经历了四个范式的观点。
范式是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Kuhn)在其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关键概念。构成一种范式的是某一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们所采纳的一般性理论假定和定律，以及应用这些假定和定律的技术。为便于理解，我们可以换个说法。马克思说：“只有正确地提出问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根据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范式就是人们提出问题的方式，“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于是我们就可以在哲学史上找到依次出现的四种提出问题的方式：
在第一阶段，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我们称之为“本原论范式”。在这种范式的主导下，人们力图透过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运用抽象思维，找到人的固定不变的本质属性，于是就产生了“人性”这个词。但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微妙、复杂，人们找不到固定不变的本质属性。柏拉图说人是两腿而无毛的动物，于是就有人提着一只拔光了毛的鸡说，“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人”。还有其他各种关于人的定义，但它们都不准确。
尤其重要的是，人性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之中，运用本原论的思维范式难以认识进化中的人性，就像难以用一幅静止的照片来反映物体的运动过程一样。采用人性的概念，研究者只能在现有的人性发展水平上认识人，于是就会不由自主地把现有人性视为天经地义，从而按照这个假设来设定人性，这样的研究成果如果形成了社会共识，便会压抑人性的向上成长。人性的进化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压制了向上成长的倾向，便会趋向于堕落，进而把整个社会都引向堕落。
在第二阶段，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是“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我们称之为“善恶论范式”。为了引导人性币成长，人类就要形成关于善恶的认识，在道德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这个范式以引导人性向善为核心价值。老子、孔子、墨子等圣贤都教导人类向善去恶。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则有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基督和穆罕默德等人向民众宣传他们发现的真理，其目标也同样是为了引导人类向善。
雅斯贝斯把这种对人性向善的需求萌发的时期称为轴心期，在地球的几个不同地域里，都开始有人“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2]人类的社会结合本来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但由于人类自身的缺陷，反而导致矛盾对立与灾难，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这就迫使那些特别敏感的人们把追寻世界本原的目光收回来，关注自身的命运。“一切高级宗教、高级哲学，对人的行动都进过同样的切合实际的良言，都指出人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克制自己，不能为满足贪欲而企图统治宇宙;并指明克制自己的目的就在于为超越自己的某种东西而献身。”[3]这些学说为人性的提升开拓了空间，但它们没有认识到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人”就是“社会”，“社会”也即是“人”，因而要想提升人性，那就要把整个社会一块加以提升。由于这些学说忽略了这个有机联系，所以也就解决不了人性的成长问题。
在第三阶段，哲学家们研究认识过程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我们称之为“认识论范式”。在这个阶段，首先出场的笛卡尔，他开启了哲学思考的新方向。笛卡尔对知觉的结果持怀疑态度，对每个看似真理的东西，笛卡尔都坚持要通过思考来重新验证。他要找到那种不证自明的第一判断，即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然后再根据理性，一步一步地重新建立起自认为可靠的体系来。为了限制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时所随身带来的非理性的情欲物欲，宗教曾经进行了艰难的努力，却没有完成任务，反而导致了中世纪的各种悲剧，总结教训之后，人们干脆放弃这种努力。历史的钟摆又摆向了另一个方向，在经历了漫长的压抑的中世纪之后，人们又重新开始关注现世的幸福。
沉溺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哲学思辨不仅没有推进人性的进化，反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这个问题上引开，把这个真正重要的问题遮蔽起来。要引导人性提升，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要让人性堕落下去，则只须把那个向上进化的方向遮蔽起来，于是人们便可放纵情欲物欲，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谓的“唯物主义”给人们放纵情欲物欲提供了理论依据，它们是人的不言而喻的本能、天性，但以它的过度放纵反过来又危害了人的生存，在召唤出巨大的生产力、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与灾难。
哲学因而就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把笛卡尔的怀疑进一步扩展开来，从认识过程深入到实践过程，在实践过程中也要找到那个不证自明的第一判断，打破价值体系的独断论，也即打破人们对私有制价值体系的迷信，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以保证人们的认识与实践的合理性。进一步深入认识人性理论的任务落在了马克思的身上。
在第四阶段，哲学家们研究人类实践中的价值体系的优劣问题，简称为知行论范式。这个范式要求人类理性进一步深入认识自身，发现那个一直隐藏在无意识深处控制着人类行为的价值体系问题。并进而建设一个完善的价值体系，以保证人类行为的合理性。这是我们现在所要建立的新范式，它对应于人类从私有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需要、驾驭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的需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
这个新范式在西方以马克思为起点，针对笛卡尔以来的哲学陷入空疏思辨的弊端，他发现了“实践”在哲学中的中心意义，他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4]针对宗教在单个人身上寻找人的本质的弊端，他发现了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这个论断进一步开辟了人性理论成长的新方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然就会发现这个“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有一个发展过程，所以，马克思后来明确地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达到了这个认识，马克思自然就要强调人对这个改变过程的积极作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此后马克思便投身于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之中，现实的紧迫任务占据了他的注意力，没有继续深入研究人的本性问题。
前三个范式都推动了人类对自身行为合理性问题的认识，本原论引导人们深入认识客观世界;善恶论引导人们驾驭内心的欲望;认识论突破善恶论的束缚，释放出强大的物质生产力;在做了这些工作以后，人类依然还面临自我毁灭的威胁，这是什么原因呢?所以人类就还要进一步寻找答案，由此而进入第四个范式，认识到自身价值体系的发育不充分的问题。人类以前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它依然存在并支配着人的行为;在这种非理性的价值体系的控制下，人们既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现实，也不能合理行动。所以人类就必须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升级，从而为人类行为的合理性问题提供终极的解答。
于是乎，人类就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新目标的提出代表了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它抓住时代的主题，回答了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作为“最晚出的、最年轻的、最新近的哲学就是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哲学”，是“整个历史的一面镜子”;只有借助于这个概念，人类才能把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汇合起来，突破私有制的禁锢，人类精神才能结束漫长的飘泊，找到安居的家园。
经过共产主义运动的漫长发展过程，现在我们中国人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开创新的哲学范式的理论创新。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第四级范式的任务落在了中国人肩上，由中国人在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目标的过程中来完成。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图来概括上面的讨论：
在这个图上，横坐标表示公元纪年，纵坐标表示哲学发展水平的高度，然后我们把东西方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分别根据其年代和哲学高度的坐标，放在相应的位置上，由下往上依次为：
赫拉克利特：约前530-前470，本原论;
耶稣：公元元年，善恶论;
安瑟尔谟(又译安瑟伦)：约1033~1109，善恶论;
托马斯·阿奎纳：约1225年-1274年，善恶论;
笛卡尔：1639-1640年写作《第一哲学沉思集》，认识论范式的起点;
黑格尔：1770-1831，认识论;
马克思：1844年写下了《经济学哲学手稿》，知行论范式的起点;
毛主席：1937年发表《实践论》《矛盾论》，知行论范式;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2006年，知行论范式。
从中国哲学演变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也研究本原论问题、善恶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但我们在一开始就关注了价值体系问题，处于知行论范式的高度，研究的是如何遵道而行的问题：
孔子：前551，知行论范式;
孟子：约前372，知行论范式;
董仲舒：前179年，知行论范式;
慧能：638年，知行论;
朱熹：1130，知行论范式;
王阳明：龙场悟道，1508年，知行论范式。
于是我们便得到了下面这个图：
中国哲学是早熟的哲学，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第四级范式，高位运行，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一个对“道”的认识的不断深入的发展过程，从老子孔子所说的“道”，演变到《中庸》所说的“天命”，再演变到程朱理学所说的“天理”，再演变到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就像铁块经过反复锻打而去除杂质一样，最后演变到我们现在所说的价值体系。正是因为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所以毛主席才能超越认识论范式，进一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
从这个图上可以直观地看到，毛主席正处于东西方文明发展轨迹的交汇点上，同时也站在哲学的生长点和主旋律的位置上，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克服了两者的不足，又保留了两者的长处，把它们的长处融汇为一体。
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毛主席沿着马克思的方向继续推进，在《实践论》中重申了实践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在此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他进一步发现了人类实践中的价值观问题。马克思突破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提出了人的实践问题，但他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体系问题，因而这种新范式在马克思那里还没有完全形成。正如卡西尔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理想和一个社会纲领，开始时总是处在比较模糊的、潜在的状态，后来通过发展才变得明确起来。”[7]
毛主席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进一步推进这个新范式的形成的任务就落在他的肩上。在领导中国人们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奋斗中，毛主席发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行为逻辑，那就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8]于是毛主席就要思考了，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他们的行为逻辑呢?那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很狭隘，很片面，很愚蠢。所以他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但要想改变帝国主义分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则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比如说，现在的安倍、奥巴马，要想让他们执政为民，和我们共同建设和谐世界，那就根本不可能。对他们就只能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9]把坏人变成好人，必须遵循一套科学合理的程序。先把他们管制起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坏蛋、笨蛋，然后才能帮助他们改造世界观。
在革命队伍内部，毛主席也提倡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造世界观。但有些人们不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只想改造别人的世界观，针对这种误区，毛主席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主张，“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10]，“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11]。这些新论断深化了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研究的是人类实践中的价值体系的优劣问题，价值体系的升级换代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把东西方哲学的精华熔铸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特别重要的是，他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执政权力掌握在闻道者的手中，从而把“大学之道”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为以后的中央领导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打下了基础。
此后的历届领导人都高度重视世界观的改造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2]江泽民同志指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干部和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问题。”[13]胡锦涛同志说：“对于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保持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说到底就是牢固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14]有了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这个伟大传统，不仅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问题，而且还高度重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弘扬，为东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的进一步融会贯通指引了方向。
有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我们就可以重新审视哲学根本问题，提出新的哲学问题，那就是人们所要培育和践行的是哪一种价值体系的问题，哲学发展的第四个范式也就终于成型了。对于人的实践来说，必然存在价值体系问题，所以我们就要认识价值体系问题，并在优劣不等的价值体系之间，自觉地选择完善的价值体系，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就是要在大道与邪径之间进行选择，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则是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丛林法则之间进行选择。认识这两种价值体系的区别，并自觉地践行“大道”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正是哲学变革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
达到了这个认识，再回头来看马克思对哲学所作的创新，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只是这个创新的起点而不是它的完成。他提出了“实践”，并强调了“革命的实践”，也感觉到了实践中的价值体系问题，但他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价值体系转变问题。在对价值体系的认识上，马克思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15]尽管他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6]，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人类只能以物质财富的追逐为核心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尖锐地批判了“拜物教”。这是因为他下意识地本能地坚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由于他没有明确地提出价值体系问题，也没有有意识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以就为人们以“唯物主义”的名义歪曲他的理论提供了可乘之机，以至于他无奈地说：“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对价值体系的认识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深入，这个实践还必须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因为这个实践是以彻底改造旧制度的实践，只有在这个实践过程中，人类才能深入认识人类本性与社会制度的有机联系，产生出自觉推进价值体系进化的需要。从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既经历了辉煌壮丽的高歌猛进，也遇到了艰难曲折的低潮。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它不仅是现实的政治目标，同时也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完善，把哲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站在这个新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发现，毛主席在哲学上发现了实践中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世界观的转变问题;为我们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提供了思想准备，所以我们说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03页.
[2][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
[3]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34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5]同上，56.
[6]同上，57.
[7][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29.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6.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7.
[1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3.
[11]同上，271.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7.
[13]江泽民：《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素质》(1995年1月23日)
[14]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02年12月6日)
[1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6.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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