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中国一锅粥”系列之二：
信仰危机与身份焦虑
前些时候在波恩参加一个国际学生的联谊会，会方建议大家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表演一些文艺节目。当然这是交流与展示民族与地区文化的良好机会，那些能歌善舞的拉美、非洲朋友从头到尾跃跃欲试，组织得很好，民族服装、民族歌舞，很有热情，很有感染力。而且尽管分属不同国家，特别是来自非洲大陆的朋友有着不同的母语、分属不同民族，但是它们总能找到某种共同的旋律、舞蹈，一起展示作为整体的非洲或拉丁美洲的特色。但是在我们拥有十多个人的中国组这里，问题就来了。首先，“为什么要展示”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大家一开始就没有参与的热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来只是自愿展示嘛，我们不展示中国文化又怎的？中国文化展不展示跟我有何相干？大家各顾各，不以为然，看看别人的节目捧捧场就行了！费时费力去排练，何必呢！最后幸亏还是一个极富“爱国”情怀的女生，苦口婆心地劝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再怎么也露个脸吧！这才勉强准备集体“应付”一下，必须坦诚，我自己当时的心态也是这种“应付”一下的态度，并且大家在排练的过程中也一直懒懒散散。
但是接下来更困惑的问题来了：展示什么？如何展示？如果说是一个人表演节目，那么找个能手，唱首“茉莉花”、拉个二胡之类的还可以，可是这么多人一起，表演什么好呢？什么集体舞蹈有中国特色呢？集体唱个什么歌能表达中国风貌呢？再说我们这些中国人出门，也从来不像非洲兄弟姐妹那样，随身还带着手鼓、特色服装什么的，因为即使想带我们又能带什么样典型的乐器、服装呢？除了流行歌曲以及舶来的种种娱乐方式，我们的大众文艺还有什么特色形式呢？意见实在无法统一，最后只能冷清清地集体合唱了丰子恺填词的那首《送别》，尽管也有人爆料说，其实这首歌的曲调本身也是取自某首美国歌曲。也许可以指责我们这群人的文艺能力不行，可是整个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不得不令人深思。特别是当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朋友们，用印尼国乐器“昂格隆”的完美演出博得满堂喝彩时，我们这些在场的中国朋友，心中隐隐，感慨万千。
于是真正切实体会到了，一百多年来国人时常感叹的那种“一盘散沙”！为什么面对国家荣誉、民族认同这些主题时，今天我们重新又如此地“事不关己”呢？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事总有一种“应付”的心态呢？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的专业文艺如此繁荣，高调组合“中国元素”，而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日常文艺如此枯萎呢？仅仅从一件小事，便折射出我们群体的无力，折射出我们今天在自我认同问题上的焦虑与迷失。当然自由主义者们会屡屡跳出来说，国家与民族意识的消解与淡化，其实正是我们时代的“进步”！然而不需要在哲学上过多争论什么是“进步”，只要稍有常识，便明白当前的世界还远远没到高唱“世界大同”的境界，照料与保障个体福利的仍然是民族国家的力量。何况“中国！中国！”，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字眼，特别是身在海外，人家看待你的第一直觉“这是中国人”、“中国人如何如何”，而并非如自由主义抽象理论满世界吹嘘的那样，首先把你当成“普遍的人”来看待。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改了国籍、变了语言和信仰也无法逃避这种先天判断，除非是被彻底“转了基因”，转成了高鼻子、蓝眼睛。也许这也可以再一次解释为什么当我们身在异域时，“中国”容易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话题。
然而很不幸，正是上文指出的那种普遍的“怨恨情绪”，一方面障碍了我们对当下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好感与认同，另一方面也怂恿了我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西方文化过分美好的想像，在时下便共同推高着再度沉渣泛起的种种“汉奸”言论。共和国前三十年郁郁不得志的人们，与后三十年为权贵与资本所压榨的人们，还有感染怨气的看客们，交织在一起，怨恨的矛头指向那在前后三十年都自称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于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革命的必要性，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首当其冲，在好事者那里便被支解了、骂臭了。继而追溯起来，与“五四”的以来的“激进派”传统接上了气，据说中华文化说到底也是一无是处，是劣等文明，“欲练神功，挥刀自宫”、“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何其哀哉！甚至枉顾事实与历史，“逢中必返”、“逢共必反”成为某些人的时尚。而与此同时，认同毛泽东时代的，认同改革开放的，认同儒家的，认同美式“民主、自由”的，凡此种种，莫衷一是。社会与思想如此纷乱，但有一点一以贯之，那就是无论是弱势或强势的小民，无耻或有耻的文人，还是形形色色的君子大人，真格是人人心中不畅快、个个嘴里骂咧咧！其结果便是“认同”的瓦解，便是依旧“一盘散沙”，便是即使洋人枪炮进京赶跑了“老佛爷”，小民也觉得与己无关。敢情折腾了一个世纪，我们又回到了满清啊！
精神的分裂与思想的混乱助长了我们对“宏大叙事”的蔑视与对“感性”的依赖。与其说不明、道不清，听台上的各色君子“头头是道”，与其心中不畅快，斗也斗不过、喊也喊不应，不如“同其尘、和其光”，接受“丛林法则”，参与强盗游戏，沉浸于对物质与感性的膜拜。你整我、我坑你，拒绝崇高；搞金钱、搞女人，都是禽兽。官僚、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全都沉沦了。什么公理、天理，什么国家、人民，什么主义、正义，都没有银子、位子、房子、车子来得真实可靠。而这一切却正中了“资本”的下怀，因为资本原则的扩展正是要借助两方面的诡计：一方面消解你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鼓励你放纵欲望。
说来有趣，自由竟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在其相互争夺的过程中，天然地就趋向于借助语言、人种与文化的认同而抱成集团，所以像西欧这样最后都走向了“民族国家”的形态。但是在它向你输入资本时，却是要尽量消解你的民族主义诉求的，否则你们也抱成了团，组织动员起来维护自身利益，它还怎么扩展原料产地与市场呢。所以，最好你们别再谈什么民族英雄、毛泽东思想，最好你们天天喊着“普世价值”、“与世界接轨”！在此我们可以顺便想想，2008年春青年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时，那些打压、谩骂爱国运动的所谓“理性”精英，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意识形态与利益诉求？不要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只能是伪自由主义！
至于鼓励我们放纵欲望，就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我们都清心寡欲，资本凭什么能调动我们兹兹为利、劳碌不辍，甘愿为它打工做奴隶，做房奴、卡奴呢?自然经济可以止息于自给自足，但资本原则主导的经济必然是要不断鼓励民众放纵欲望的，哪怕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的情况下。“市场营销学”里专门有几章就是教导如何变着花样激起消费者形形色色的欲望，并使潜在的欲望转变为实际的需求。譬如怂恿我们衣服要不断地换花样，手机要不断地更新换代。借助于大众传媒，传播某种所谓“理念”，它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灌输着某些甚至是“虚假的需要”，我们据此理解着我们的需求，也把生活仅仅理解为不断地去争取商品的过程，并且商品的种类（例如汽车还是自行车）与性质（例如“吉利”还是“宝马”）似乎成为我们辩认自己的方式，商品是我们，我们也是商品。激起欲望、满足欲望、再激起新的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痛苦，欲望满足了就空虚，于是人生就是在痛苦与空虚之间摇摆。”心灵永远没有止息，我们终日操劳奔命，却陷在痛苦、满足与空虚的圈子中往复与沉沦。在号称最讲“人性”的时代，其实人本身根本就不是目的，只不过成了资本增值的工具与手段。这就是现代性的奴役方式，温水煮青蛙！
媒体与资本的合谋，不仅体现在为其宣传、代言，毋宁说媒体本身便是资本运作的一个领域。上面提到，在权贵与资本的联合绞杀下，现在一切能够变现为资本的东西都想方设法要变现为资本，即能卖的都要卖，不仅“国企”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不过即使出卖色相，也不断翻新花样，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芙蓉姐姐”与“凤姐”的走红，显然出卖的已不是“漂亮”，而是“丑陋”。其实谁管呢，只要能吸引眼球，只要能激起群氓的好奇，甚至愤怒，哪怕是“无耻”，又有何妨。你愤怒了，你们为它争论了、群殴了，很好很好，这一炒作的阴谋成功了。哲人尼采惊呼：“这是戏子的黄金时代！”以放松和娱乐为主旨的大众文化，哪管得上那么多的宏大叙事，只要能不断地刺激眼球、挑逗欲望，以及制造话题、鼓动情绪，让我们一直围着它转，集体“意淫”，哪怕隐晦地鼓励男盗女娼、鼓励暴力与金钱崇拜，只要能带来广告收益与利润，都将是我们时代成功的楷模！惊诧吗？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无耻的时候了么？凡此种种，不仅彻底冲击了我们的审美趣味，也最终会颠覆我们对人生整体的根本信仰，道德无足轻重了，意义若有若无了，“活着”本身仅仅成了一个很荒谬的物质现象！
我们都患上了“郁闷”之疾
于是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迫中，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重重张力中，在信仰危机、身份焦虑、道德堕落的层层结构中，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旧中国”的青年会陷入苦闷了。《潜伏》中的“晚秋”，家庭不幸、时代不幸，“爱情”成为她唯一的寄托，而当爱情也遭遇挫折时，最终绝望地走上自杀之路。今天，在思想混乱、信仰倒塌的时代，“爱情”似乎再次成为唯一令所有青年两眼放光的东西，但是当爱情也变得物质和虚无，像这时代的其他一切那样沦为买卖关系时，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追求的东西能让人打起精神。被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被种种失望所打跨的年轻人还在少数吗？在断断续续写下这些文字的日子里，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就从“八连跳”发展到“十三连跳”了，一出出不幸的时代悲剧，在我们的继续沉默中逐渐带上了些许黑色喜剧的味道，苦涩地讽刺和控诉着资本的张狂。只是，自杀，也不过是为媒体多增加了一条吸引眼球、稍纵即逝的新闻标题而已。我终于体会到，为什么当初鲁迅感到面对巨大的铁屋子，要绝望地呐喊与彷徨了。我们的确都患上了“郁闷”之疾。这郁闷来自于对乱象的观感，来自于普遍的怨恨，既而是普遍的堕落。模模糊糊地，网络上与街头巷尾，偶尔看到有些人竟在期待着“2012”的末世预言，期待一场荡涤一切污浊的暴风骤雨，而我们为何又到了这样一个绝望的边缘呢？我们现在不是已经“3G”时代了吗？不是发达、先进得一踏糊涂了吗？
中医讲“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治病先治人，治人先治国。所有的心理问题、精神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源自社会问题。“天下有道，庶人不议！”面对“怨声载道”、危机四伏的国家情势，我们所需要的勿宁是一声万马奔腾般的呐喊，全身性地正本清源、扩充正气，让天理昭昭、重新支起老百姓安身立命的道德信念，才能治愈公众社会心理层面的郁闷之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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