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前途
有人说，左派只会攻击现行制度，而无实质性的建议和见解。也有许多人指责我只会发牢骚，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怀念前三十年，是由于无法在现实中立足的缘故。本对之置之不理，大道朝天，各走一边，你创你的业，我甘为堕落。但总还会有人向我诉苦，“你说的对啊，我们怎么办啊？”“我们的前途没有了，死路一条了”等等。曾经也不乏许多批判我的人，现实是最好的老师，他们在现实中遭遇不公和失败。而我也乘机煽风点火，将其策反，将他们转变为新左。如果仅仅这样，我的罪责就大了，对他也没有任何好处，甚至会将他带入歧途。他们要在社会中生存，也想成功，他们跟我探讨的最多问题也是事业问题。因此，尽我本人能力，论述当前形势下我们的前途在哪里，以及在当今时代下，我们的使命又是什么。
一 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两种不同的结局
改革一开始，他们就说，一心为公是错误的，为己为私才是王道。于是乎一夜间，那些为共和国贡献出青春的人们就无法理解和立足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与时代的主题格格不入，虽然他们中许多人成功实施了转变，但伴随之一生的思考从未停止过（到底是为己还是为公，在目前现实看来还需要很久的时间予以回答）。而那些本来就私心自始至终不变的人们，则趁机抓住机遇，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和工具，对国家资源进行掠夺。伴随30年始终的控诉运动，也是一些人谋取权力和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三十年风光云变化，我们进入了后改革时代，对毛主席的污蔑和对前三十年的控诉已经不可能再为一些人提供方便之路。对三十年的评价好像也定了性，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文化也存世很少，取代之是西方所谓先进的经验和理念。好像再去倡导大公无私也与时代不符，也不太有可能，但我们终究要立足社会，要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我们将以何种姿态出现，并最终走向何方。
当今的80、90后，自认为是接受了最先进的西方思想，但却是西方社会早已过时的二三流思想，诸多则更是西方人自己也不耻的思想。三十年的西化教育，造就了一批人的自我意识。当今的诸多人，他们大脑里所想，已经不再是我能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出点什么，而是国家和民族能给我什么，我从这里能得到多少。得到的越多，那么就是好社会，否则，我就骂娘。中国的今天还能再给你们什么，恐怕小平同志活着也不好回答这一问题。中国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经济问题，已经不能再为占国家大多数人提供所谓成功的便利条件。
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钱学森，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等一批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英雄人物出现，也由于一批批的热血青年，将自己的命运和前途紧紧的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连结在一起，他们走向祖国的边疆，走向农村，为国家的经济和发展义无反顾的做贡献，正是由于他们的出现和努力，才使得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步入世界强国之列。表面上看来，他们并没有从国家中得到多少利益。然而，当我们看待现实，在为高房价、高医疗、高住房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也为一些社会问题所付出血的代价时，也为持之不断的天灾人祸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时，人们才或许有所醒悟。前三年的中国，虽然没有一个人从国家手里多拿一分钱，但国家所给予每个人以及子孙后代的财富却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和衡量。
而对现实中的一切，没有必要再说明下去。现实中的一切，是一个个很好的例证。每个人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去感受幸福和尊严。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产生了两种不同的青年，也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局。或许这一切还来的太早，才刚刚开始。
二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成功之道。
前些天，朋友给我讲述包产到户的故事。他说，那时候，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包产到户，在一些劳动力充足，人口比较多的家庭，他们是强烈主张包产到户的。而那些老弱病残占多数，劳动力不足的家庭则是强烈反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他接着指出，有没有人对小岗村的十八罗汉进行调查，看他们是不是当初劳动力比较充裕的家庭。（在延安和一个曾经政府工作过的老人交谈，他指出包产到户当时是上面强烈要求，而农民大多都反对。农民是支持公社化运动的。许多人的回忆录也说明这一点）。狭隘的小农经济，让他们丧失了长远谋划，放弃了长远利益。在那些劳动力充足的家庭看来，我条件好，劳动力多，一定比其他人更容易富裕起来。改革的实践也证明了，他们确实是富裕起来了，确实比那些劳动条件差的家庭更富足了。但好景不长，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不得以背井离乡，走出农村步入城市，沦为城市中最廉价、最值得赋予同情的群体。今天中的他们，如果再让他们重新作出抉择，十八罗汉的场景估计不会多许多。我们中的多数人也这样，这样的惨痛代价并没有让他们有所醒悟，他们仍然抱着这种态度。“我是高才生，我发奋努力，条件比他们好，一定可以成功”。今天有许多人放弃了所谓的成功，加入到“极左”的队伍，他们又看到了什么？
小岗村的十八罗汉们，相对于同村的那些孤寡家庭，他们是强者。但他们相对于精英群体却是弱者，他们只看到眼前，却忽视了长远。那些精英们，他们相对于农民来讲，是强者，他们主张将农民分化，各个击破。但精英们相对于帝国主义却是弱者。三十年来，他们虽然极尽屈膝媚俗之能事，仍然没有得到帝国主义的丝毫尊重和认可。这是不需要过分去说明的，看看我们今天民族的底气，看看我们的一些官员在国际舞台中的表现，看一看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中的地位如何，这需要造谣吗？前些天我外交官在美受辱说明了什么？虽然今天的精英，纷纷获得美国绿卡，将家人和财产转移出去，这又能使得他们在美国大地上普遍受到尊重和认可吗？几百年的黑人运动就是很好的例证。
合则强，分则败。我们没有必要去批判农民什么。农民是弱者，我们无需过多批判，同情弱者，不畏强权，这样的英雄事迹在中华民族历史中比比皆是。一个英明伟大的领导者，也不会对弱势群体过多保证什么，也不会尽表演和愚弄之能事。他们懂得民族的弱点，他们善于引导群体以长远利益和民族利益出发。毛主席那么多的文章，有批判梁漱溟反动文人的，有批判官僚主义的，有向帝国主义叫板的，却从来没有一篇批判人民的，更没有说过“我是人民的儿子”之类煽情的话。但人民爱戴他，尊重他，信任他，他们懂得毛主席是对爱着人民的，向着人民的。从而团结起来，敢于和自己的不良缺点和社会的不良风气作斗争，也敢于和强大的帝国主义叫板，不怕牺牲，并最终战胜它。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创造出无数个奇迹，但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合则强，分则败。
大鱼吃小鱼的成功之道，这是动物界的本质，作为高等动物，拥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却将其作为治国之道，立身之本。这并不能算作进步，那些还对这个信条抱有幻想的人们，就让他们去试试，去碰碰运气，即使他们能够暂时成功，到头来还要被强者吞噬掉。这方面的例子少吗？就让他们碰碰运气吧。精英们作为强者，推行大鱼吃小鱼的成功之道，强调适者生存的原则，是基于他们的利益出发。而作为占社会大多数的人民来说，他们却是弱者。作为发展中的中国，相对于帝国主义也是弱者。以茅于轼、袁腾飞为代表的精英们，即使在今天，仍然不忘记要对前三十年的群众路线，对毛主席大加污蔑，而对外却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不是他们甘愿为孙子，而是他们懂得，一个团结整齐的民族面前，他们是没有任何好果子吃的。今天的人们，是否还要将这样的原则定位成功之道并加以实行。在目前看来，许多人是想这样走下去的。而早在半个世纪前，毛主席就已经对这种结局做出了深刻的点评，并告诫过中国人民。毛泽东1958年在井冈山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cd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cd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孔庆东说：五十年过去了，什么是伟人，我刚刚看清这一点。孔老师的话是很有深度的，也是很有针对性的。
三 生产力的发展，宣告了私有制度的破产
人类社会几千年，从公有制到私有制。金属工具的广泛应用，拖死了大公无私的原始社会，标志着奴隶社会的到来，也表明了社会的进步和飞跃。人类社会姗姗而来，生产力水平逐步有所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蒸汽机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三次工业革命，表面上看来，私有制度代替了公有制是符合了上帝的原则，也体现了真主的意志。资本主义的体制和内部的管理也日趋完善，体制更加合理。但人类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是必然趋势，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能够体现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力的发展催熟了资本主义制度，但也为它的灭亡埋下了火种。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加剧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现存的资源无法满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但把爷爷的田卖完了，而且把孙子的那份也给吃完了。现存的资源无法满足资本家的享欲，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也无法再资本主义制度下得以解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需要充足能源予以支撑。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开始玩金融衍生品了，并说明这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现，既然生产力发展了，就需要相应的生产关系出现，并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单单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他们的环境问题并不严重，但我们不要忘记，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生命线。他们一方面通过战争手段掠夺第三世界的能源，另一方面借助金融全球化，通过金融战争，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能源。将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国内更和谐，更完美，但第三世界国家战争不断。他们通过战争和金融战争透支着他们的生命，战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而我们自己却说，和平和发展是主题，这也给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经济殖民打开了方面之门。
社会化大生产趋势不可阻挡。用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化来讲，一方面社会需求决定，由社会在一定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提出对各种产品及其数量的要求，并决定总劳动成果在各生产部门间的分配；另一方面由社会总生产条件来决定社会总劳动量在各部门的分配，一个部门的生产条件，生产效率，劳动力水平，决定在该生产部门投入多少社会劳动。他们提出了规模效应，强调对现有的资源的合理使用。这也就避免了张家一个拖拉机，李家一个拖拉机，各自在自家炕头大的土地上生产的现象。这不能算作是进步，叫浪费，叫倒退。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强调规模效应绝对不是要和无产阶级平分劳动成果和社会资源，而是如何尽大限度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他们垄断了社会资源，占有了社会财富。留给广大人民的却是无尽的灾难和痛苦。这也导致了资本精英和广大人民的对立，加剧了二者矛盾。为后来无产阶级的大变革提供了准备和必要，为生产社会化的实施提供了准备和基础。后来的革命者在打倒资本精英后，是指责人民“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你们只在淮海战场上推了几辆小车，凭啥要求我和你们平起平坐”，从而继续建立一个精英集团，还是和人民同甘共苦，主导社会正义和公平，强调社会化大生产和大协作？答案肯定是后者。社会化的大生产，需要建立在全名生产的公有制基础上，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实现的。资本精英所倡导的社会大生产也仅仅是在其利益集团范围内。这就说明，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需要一个会骂娘会操蛋的暴力者，也不需要一个为自己利益革命从而再让后来人去革命的革命者，而是从根本上需要一个能将自己利益和民族利益结合在一起，能够时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中来的“平庸者”。
社会化大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一个大同的世界也不再是幻想，所以胡主席关于和谐世界的构想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他是依据现阶段世界局势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提出，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够实现，在现在精英集团和人民大众对立、资本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并不能说我们的世界已经和谐了，从而放弃努力和斗争。就好比羊对狼说：世界和谐了，我们和平了，你以后可以和我一起吃草了，可能吗？
四 是人才就能成功？
许多人跟我聊天，我是博士生，我将来美着呢，前途好着呢，看不起那些穷人，认为穷人的穷是努力不够，果真如此吗？看来只有让他们去碰了，不碰个头破血流不回头。他们说他们是人才，是尖端人才。现在看来，精英推行的教育路线是成功的，达到了目的。精英对人民大众进行分化后也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堵死了人民的发展，甚至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看来许多人是真的不知道，将来自己是怎么个成功法。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当今的教育知识技能的教育，而并非英才教育，精英们要把他们训练成一个只会生产，而不懂得思考的机器。精英给他们贴了个标签，这个标签很有效，忘记了自己是人民中的一员，忘记了使自己和人民团结联合的必要性。比较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日子不好过了，高呼，起来革命吧。日子好过了，高喊着外行不能领到内行，再把人民一脚踢开。他们是很少将人民的利益看做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从而和人民结合在一起。那么和我探讨成功的人，你们是否属于这一范畴？
既然是探讨成功，探讨事业，那么不妨在文章的最后简单的论述，也不免让你们失望。前面论述了团结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那么就回到事业初创的细则中来。去团结所有人，甚至要和资本家打成一片，联合起来求和谐，估计很少人有这样的胆略和战略，那么对于渺小的我们，想成功，怎么办？首先是发现和你有相同立场的人，有相同理想的人。并尽可能联合并壮大起来，将有限的条件集合起来，就成为大的团体。将群体的利益看做是自己的利益，将全局长远的利益看做自己的长远。部分服从整体，整体的目的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实现了，而其无论从取得的收益还是风险性要远远小于独立操作。而且集众所长，弥补已过，用毛主席的话讲，1+1不等于2，要远远大于2。这是决定成功的先决条件，有了基础，我们就要谈其次。对于集合起来的资金和人才要做到合理的利用，使其发挥最大潜力和价值。依据不同的人才，委任其合理的工作，而这其中最困难的就是对人才的识别和划分。三国时期的刘邵，对人才划分有着独特的划分标准。
依据人的才能情性的实质，将人材划分为兼德、兼材和偏材。兼德的人具有完美的品质，是对圣人的最高评价；兼材的人以某一品德见称，以某一技能立世；偏财属于猜的有所偏的素质。依据人才的类别将其职业分为十二种：道德行为高尚，仪容举止值得效法的人为清节家；建立法治，强国富民的人为法家；思虑通达，大道真义，策谋奇妙不凡的人为术家；德法术兼备，德行足以整肃风俗，法治足以匡扶天下，权术制定国策，这类人是国家的体面；德行为乡表率，法治匡正乡里，权术能权衡事理，这类人为有器量之才；不能宽弘容忍，但喜欢讥议查问，分辨是非，为藏否一类；不能开创死路，深谋远虑，而能任某一专职，专心致意运用技巧，为伎俩一类；不能创立制度，重示法则，而能遇事机变，善用权术，权谋智虑有余，公正不足为智慧一类；能著述立说，称作文章家；能传授圣人事业，而不能实干施政，称为儒学；辩论未必符合道理，但应对自如，为口辩；胆力超群，才略过人，称为骁雄。（刘邵.人物志）
以上是刘邵对人才大体划分，庸人和蠢材不属于其中，而庸人与至高无上的圣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不加以细心辨别无法区分。显然黄光裕、邓贵大等人不属于人才的范畴，但他们却在我们的时代是成功者，是佼佼者，这批人在当今的中国并非偶然和个案，中华历史几千年，也不乏这样的人物出现，但始终被人民和历史所唾弃。这说明，中华民族对正义和公平的追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即使在几千年年的封建私有制度下，先贤们仍然将对社会的公德看做是一个人至高无上的品质，对人才的划分也是以品德为出发点，而不是刻意强调其能力或者职称。对此毛主席也有着另外一番论述：如果立场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毛主席一生强调群众路线并贯彻始终，从而新中国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黄继光、杨根思、雷锋、焦裕禄、邢燕子等等，这样的英雄史诗般的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涌现。虽然今天的主流精英批判他们是傻子，是庸人，在一些人眼中也确实无法理解，究其原因，他们的私心，他们的贪恋成性，他们的腐朽堕落，确实是无法理解、更无法想象大公无私的品质的。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事业会如何？我们中多数人或许无法达到大公无私圣人的品质，但我们80后要成功，要立世，将以何种姿态登上时代的舞台，并以何种面貌展示给后人。我们已经让我们的父辈们蒙羞，世界大同的局面看来短期内也无法实现，但我们的孙子们，将来在翻开家谱的时候，可以自豪的说：看，这是我爷爷，他在那个时候就这么有理想，这么高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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